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直從1952年持續到了第二年年初。1953年1月15日，薩特親臨法蘭西學院，聆聽了履職哲學系主任的梅洛-龐蒂所做的就職演講。除了其他話題之外，梅洛-龐蒂還在演講中提醒哲學家要對公共事務保持警惕，對模糊性保持警覺。但演講結束之後，薩特並沒有像一般人那樣向他表示熱烈的祝賀。根據梅洛-龐蒂的說法，薩特「口氣冷淡」地說，演講「挺有趣兒」，並且揮手指了指法蘭西學院，意思是指學院的權威架勢，說道：「我希望你會稍微顛覆一下所有這些東西。」薩特自己一直都拒絕接受此類授予他的榮譽，此後也一直如此——甚至在十年之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時，他都沒去領。他總覺得，梅洛-龐蒂太願意做一個愜意的局內人了。
梅洛-龐蒂接受法蘭西學院的任命時毫無疑慮，現在雖被薩特的態度搞得很受傷，但也沒有再追究。不過，那年夏天，薩特在暑熱難當的羅馬度假時，兩人的分歧還是在信裡爆發了。事後，薩特意識到，自己可能是被熱浪衝昏了頭，而且可能還因為，和往常一樣，他當時工作得實在太努力，太糾結於人類的未來了。
開始時，薩特寫信告訴梅洛-龐蒂，一個不再「參與」政治的人，不應該去批評那些正參與其中的人。你是對的，梅洛-龐蒂回覆道。事實上，他現在已經下定決心，以後不會再對任何正在發生的事做出草率回應了。朝鮮戰爭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們需要從一個更長遠的視角去理解歷史。他再也不希望「事事都要參與，就好像是某種道德考驗一樣」——他把這種傾向描述為了自欺。這話很有挑釁意味，尤其還是說給薩特聽的。此外，梅洛-龐蒂還耿耿於懷地抱怨了演講之後薩特對他的冷漠態度。
7月29日，薩特回信說：「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用你這種完全歪曲事實和情緒化的方式來理解我的語調或面部表情。」至於語氣問題，他現在可憐巴巴又振振有詞地說：「如果我看起來冷冰冰的，那是因為我在祝賀別人的事情上，從來都有點兒膽怯。我不知道該怎麼祝賀，我也知道自己這個毛病。這無疑是一種性格特點，我可以向你這麼承認。」
這些話應該平息了梅洛-龐蒂的一些怒氣，但薩特的口氣仍然讓人很不舒服，而且二人的分歧也確實根深蒂固。收到薩特的回信後，梅洛-龐蒂像往常一樣，再次一笑了之，結果把薩特搞得更惱火了。正如薩特自己承認的那樣，他喜歡把一個問題爭論到底，直到他說服別人，或者他被人說服才行。可梅洛-龐蒂卻傾向於「從多樣化的視角中找到他的安全感，覺得透過它們看到了存在的不同面向」。好氣哦！
但其實，這次爭吵讓梅洛-龐蒂很是困擾。他的女兒瑪麗安回憶說，她曾聽到父母一連好幾個小時都在討論薩特。此外，梅洛-龐蒂還不得不決定怎麼處理《摩登時代》那邊的事情。很長一段時間裡，大量的實際工作都是由他承擔，比如撰寫未署名的社論，確保每期能按時出版等等。但薩特是掛名領導，誰想在《摩登時代》工作，都得先和雜誌這位大明星搞好關係。據薩特回憶，開編輯會議時，梅洛-龐蒂到得越來越晚，到了之後也不公開參與討論，而是在一旁交頭接耳。薩特質問道，他心裡想什麼就說出來；但梅洛-龐蒂不想說。
到1953年年底時，《摩登時代》已經處在爆炸的邊緣——接著，火花出現了。他們收到一篇強烈支援蘇聯的稿件後，梅洛-龐蒂為其撰寫了一篇編者按，指出文章表達的觀點不代表《摩登時代》的立場。薩特在刊印前看到之後，刪掉了這段話，但沒有知會梅洛-龐蒂。
梅洛-龐蒂意識到之後，在電話裡和薩特進行了一次漫長而焦灼的通話。薩特後來回憶過這件事；瑪麗安·梅洛-龐蒂也記得自己在無意中聽到過。聊了兩個小時後，她的父親掛了電話，轉身對她母親說：「alors，c'estfini」——哎，一切都結束了。他的意思可能是他在《摩登時代》的工作結束了，但同樣可以被理解為是指他們的友誼結束了。從那以後，雖然兩個人偶爾還會交談，梅洛-龐蒂也會禮貌地說「回頭給你電話」，但是，薩特說，他從來沒打過。
與薩特之間的這場危機，恰好同梅洛-龐蒂人生中一次更大的不幸撞了車：1953年12月，他母親去世了。梅洛-龐蒂從小在失怙的環境中長大，還要被迫保護母親，不讓她受流言蜚語的侵擾，所以兩人的關係異常親密。薩特後來也意識到，梅洛-龐蒂的快樂童年對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影響，而他母親正是這種快樂的源泉；她的死意味著他失去了連線他與那個黃金時期的紐帶。薩特回憶說，他母親死後不久，梅洛-龐蒂和波伏娃見過一面，他「強顏歡笑，掩飾住他情感最真摯的時刻，漫不經心地」對她說：「但是我已經是多半死，少半生了。」同薩特的決裂，在意義上和痛失親人相比，有些相形見絀，但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很糟糕，也奪走了《摩登時代》給梅洛-龐蒂的生活帶來的那種規律感和使命感。
同樣，對於這場決裂，薩特的內心可能也比他表面上流露出來的要沮喪。因為他的反應有些過激，聲稱梅洛-龐蒂在《摩登時代》工作期間十分陰險狡詐。他認為他的合作編輯故意保持低調，沒有把他的名字放在刊頭，是因為不想為任何明確的觀點負責。薩特抱怨道，梅洛-龐蒂和他一樣都是領導，但始終「優哉遊哉得跟空氣一樣」。如果他不喜歡某事，就可以迴避。總的來說，梅洛-龐蒂解決衝突的方式，不是直截了當地行使權力，而是「見風使舵」。這些抱怨聽起來似乎有些奇怪，不過對於梅洛-龐蒂來說，其實挺典型的，畢竟他是那麼彬彬有禮，那麼讓人難以捉摸。
1955年，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歷險》（adventuresofthedialectic）中，最終明確地陳述了他不再支援蘇聯的理由。他在書中批評了喬治·盧卡奇等人，並且用很長的一章《薩特與極端布林什維克主義》，嚴厲批評了薩特近期的政治文章不但前後矛盾，還缺乏實用性。波伏娃介入進來，撰文抨擊梅洛-龐蒂，認為他誤解了薩特思想的某些方面。這下，她與他的舊日交情徹底煙消雲散了。不過，薩特和波伏娃的憤恨加起來，都比不上一些法國共產黨人在看到這本書後對梅洛-龐蒂產生的深仇大恨。1955年11月29日，他們組織了一次會議，集中批評了梅洛-龐蒂的言論。與會者包括很多學生，而列斐伏爾和其他人則在會議上進行了公開譴責。1956年，這些內容結集出版，書名則套用了梅洛-龐蒂那本：《反馬克思主義的不幸歷險：梅洛-龐蒂的不幸》（mésaventuresdel'anti-marxisme：lesmalheursdem.merleau-ponty）。
不久之後，梅洛-龐蒂和薩特再次碰面，一起參加了歐洲文化協會在威尼斯組織的作家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薩特告訴斯彭德，他可以為了拯救蘇聯而忍受不公正的監禁。會議讓鐵幕兩邊的作家共聚一堂，探討了蘇聯的近況——在赫魯曉夫的領導下，蘇聯進入了「解凍」期——以及作家要承擔政治義務的問題。梅洛-龐蒂和薩特之所以鬧翻，恰恰就是因為後面這個問題。主辦方以為他們見到對方應該會很高興，便安排他們並排坐在了講臺上。薩特看到他身旁的名牌後，臉一下子就白了，不過也還好：「有人正在講話呢，他躡手躡腳地走到我身後，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轉過身後，他衝我笑了笑。」會議期間，他們還有過其他相處輕鬆的時刻：薩特回憶說，聽一位英國代表講話時——很可能是斯彭德，因為他經常會對「介入文學」發表一些無禮的評論——他們還逗趣地看了看對方。不過，僅憑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並不能救活一段友誼。
1945年和1946年時，兩位哲學家在把手弄髒和對他人性命做出「艱難」決定的必要性上，持有過類似的觀點，但現在，他們都已經遠離了各自曾採取的立場。他們有過交集，但後來便分道揚鑣了——又一個x。薩特經歷了一段懷疑的時光，從中掙脫後，思想發生了徹底轉變，並準備好了為理想的國家冒生命危險。梅洛-龐蒂則放棄了原來的思想，認為人類生活不能被迫去適應某種理想的輪廓。按照他的說法便是，他醒了。擺脫這種理想的「鄉愁」後，他說，「一個人拋棄了幻想，所有一切重新變得有趣和新鮮起來。」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中，他同樣談到了哲學家就是那些在別人睡覺時醒著的人。
當然，薩特認為，他自己才是那個醒著的人。後來總結他們的分歧時，他說道：「我認為，我在忠於他1945年的思想時，他卻拋棄了它。而他則認為，他只是在忠於自我，而我卻背叛了他。」
這段話非常公允地描述了兩人之間的分裂根源，而且，與更早時那場完全不同的分裂如出一轍。20世紀20年代後期，埃德蒙德·胡塞爾和馬丁·海德格爾也是如此，都認為各自正在駛向更令人興奮的新領域中，把迷失方向、誤入歧途或陷於停頓的對方甩在了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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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戲劇性事件發生時，波伏娃用她一貫不知疲倦的觀察和反思精神，記下了許多筆記，並在1954年將這些筆記變成了《名士風流》（themandarins）。這部史詩般的小說，從戰爭結束開始，回溯了從對原子彈的恐懼，到對蘇聯勞改營和審判的討論，再到政治承諾的利弊，以及諸多的風流韻事和爭吵，記錄下了這些事件及其帶來的不同情緒。她對細節做了一些調整，因此有時會讓她的朋友看起來更聰明、更有先見之明，不過，總體來說，小說對於當時的時代和環境進行了非常有力的描寫，而且也有著驚人的可讀性。後來，小說贏得了龔古爾獎。隨著銷量的增長，波伏娃用版稅在蒙帕納斯公墓附近的維克多·舍爾薛大街買了一套公寓。雖然這意味著她現在住得離薩特遠了很多，因為薩特還和他母親住在拿破崙酒吧樓上，不過，在大部分日子裡，她都會散著步走到聖日耳曼德佩地區——可能是喜歡盧森堡公園裡滿是落葉的林蔭路——去見朋友們，和像以前一樣與薩特肩並肩工作。
她的新情人克勞德·朗茲曼，搬進了蒙帕納斯的公寓和她一起生活。他之所以能贏得她的芳心，是因為他有著狂熱的信念和強烈的自我意識：她寫道，定義他自己時，「他說：首先，我是一個猶太人」。薩特曾經批評說，這種堅定的身份表態是一種自欺，因為這意味著一個人將他自己呈現為了一個固定不變的自我，而不是一種自由意識。但實際上，她和薩特一直都很偏愛這類對於自己的身份和態度毫不妥協的人。波伏娃欽佩地寫道，朗茲曼對於猶太人遭受的苦難，長期保持著一種憤怒狀態。他曾經告訴她：「我每時每刻都想殺人。」而且像她一樣，他的內心感受還會通過身體表現出來，比如，他會因為純粹的憤怒而哭泣或者嘔吐。與正處於名望巔峰的薩特那種高大形象相比，這必定會使人耳目一新，當然，也與她曾經的朋友梅洛-龐蒂形成了鮮明對比——他似乎壓力越大，反倒越愛苦笑，越愛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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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重讀了一些以前的日記後，薩特在筆記本中平靜地列出了最近發生的爭吵和分裂：與庫斯勒、阿隆和其他幾個人，完全決裂；與加繆，只是簡單聊幾句，「避免本質性的話題」；與梅洛-龐蒂，分道揚鑣。（他還補充了一張圖表，展示了他們幾個相互鬧翻的情況。）他以前曾說過，友誼的破裂並不讓他覺得困擾：「一個東西死了——僅此而已」。但幾年後，他卻為加繆和梅洛-龐蒂撰寫了寬宏大量的訃告。回想起加繆時，他傷感地寫道了他們以前一起哈哈大笑時的情景：「他的性格中有一點點阿爾及利亞硬漢的味道，非常無賴，非常有趣。」然後又補充說：「他可能是我最後一個真正的好朋友。」
但對於雷蒙·阿隆，或許是因為兩人在上學時曾非常親近，但後來卻在政治上出現了那樣巨大的分歧，所以薩特恨得要更長久一些。1955年，阿隆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theopiumoftheintellectuals）一書，直接向薩特和他的盟友發起了攻擊，指責他們「對民主政體的缺陷毫不留情，但卻準備容忍那些以正當的主義之名犯下的嚴重罪行」。薩特在1968年5月報了仇，指責反對學生抗議運動的阿隆不適合教書。
20世紀70年代末，年事都已經很高的薩特和阿隆，曾在一場援助越南難民的活動上見過面，還握了手——攝影記者們在一旁狂按快門，興奮地認為他們抓拍到了一次重大的和解。然而，這時的薩特已經身染重病、精神恍惚，視力和大部分聽力也已喪失。或者是因為這個，也或者是要刻意怠慢，當阿隆用過去親暱的稱呼向他打招呼，問他「你好啊，我的小同志」時，薩特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只是說了句「你好」。
有句名言後來同阿隆和薩特聯絡到了一起，不過，他們兩個其實都沒說過。1976年，在接受貝爾納-亨利·萊維（bernard-henrilévy）採訪時，阿隆曾指出，左翼知識分子憎恨他，不是因為他放棄了他們的信念，而是因為他當初就沒有真正認同過他們的信念。萊維問道：「那你是怎麼想的？在這種情況下，做薩特好還是阿隆好？錯誤但勝利的薩特，還是失敗但正確的阿隆？」阿隆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這個問題被人記住了，後來就成了那句簡單而感傷的格言：寧可與薩特一起犯錯，也不和阿隆一起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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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時，薩特下決心要把時間和精力獻給任何他認為需要他的事業，因而曾超負荷地工作，狀況十分令人擔憂，並且也導致了他人生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時刻。比如1954年5月時，他曾應某個作家組織的邀請前往蘇聯，隨後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暗示說，例如，蘇聯公民不去旅行，是因為他們忙著建設國家，根本沒有意願這樣做。但後來，他卻聲稱，因為回家後非常疲憊，所以他把寫作的任務委派給秘書讓·考。
考確實記得，這個時期的薩特，因為擔心創作量低，經常被逼到精神發狂。「沒有時間了！」他會這麼大喊。他一個接一個地放棄了他最大的樂趣：電影院、劇院、小說。他想做的只有寫、寫、寫。正是在這一時期，他說服自己相信了文學上的質量控制是資產階級的自我放縱；只有投身的事業才最重要，修改甚至重讀都是一種罪惡。他在一頁又一頁的紙上瘋狂地寫，而費盡心思修訂自己稿件的波伏娃，則只能在一旁緊張地注視著。薩特炮製出了大量的文章、談話、哲學著作——偶爾有考的幫助，但大多數都是獨自完成。他的書目編輯者米歇爾·龔達和米歇爾·雷巴卡（michelrybalka）算了一下，他在一生中平均每天要寫二十頁，而且這還只包括成稿，沒算草稿。（不過到這一階段，其實已經不存在草稿了。）在愛爾蘭時也一樣，約翰·休斯頓每天早上吃早餐時，都會驚訝地發現薩特早已起床好幾個小時，並且寫出了二十五頁左右的弗洛伊德劇本。薩特的傳記作家安妮·科恩-蘇萊（anniecohen-solal）用機艙和渦輪來比喻他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開始的寫作情況，而奧利維爾·威克斯（olivierwickers）則寫道，他把睡眠當作了某種軍事需要：一個臨時的野營地，或者是中途的維修站，是為了保證機器正常運轉而必須要做的事。
同時，他仍然在過量服用科利德藍。這種藥的推薦攝入量是每天一兩粒，但薩特卻會吃一整管。而且他在吃藥的同時，還會大量飲酒，甚至很享受這種組合擾亂他大腦的方式：「我很喜歡腦子裡冒出一些令人雜亂無章、模模糊糊然後又分崩離析的想法。」而到一天結束時，他又常常會服用鎮靜劑來助眠。不過，在創作「文學性」作品的時候，他會少服用一些科利德藍，因為他明白，這會導致過度的「才能」——他自己的形容。比如他發現，在為《自由之路》系列小說寫一個新的場景時，主人公馬蒂厄走過的每一條街道，都可以產生大量的新比喻。1974年，在某次接受採訪時，他曾向波伏娃提到了這一點，她打了個哆嗦（感覺應該會），然後回答說：「我記得啊，嚇死人了。」這種後果嚴重的「才能」，其實早在1951年他於義大利所做的筆記中就已十分明顯，他在採訪中告訴波伏娃，那個筆記本里大約有二十頁內容，都是「關於貢多拉船弄出的水花聲」。當然，也可能只是勤奮的現象學觀察。
不過，他在那段時期的過度寫作，很少是出於寫作者的虛榮或是缺錢——為了支付賬單而接受弗洛伊德劇本的工作，是個例外——主要還是因為他對獻身的熱愛，以及他想幫助朋友們，為他們的寫作或者社會運動做宣傳。對於薩特，我們很容易忘記他身上這種目的的慷慨性。他期望自己每時每刻都在做一些事情：要積極介入、主動參與到事物中，就算沒時間去仔細思考它們也沒關係。性格更謹慎些的人會停下來思考，但薩特認為，那也是資產階級的奢侈品。
梅洛-龐蒂曾在接受採訪時說過，關於薩特這個人，有個簡單的事實，基本上沒多少人知道，在他的書裡也很難發現，那就是：「ilestbon」。他是個好人。不過，他的這種「好」，恰恰也是他的致命弱點，導致了他的過度勞累，而且更重要的是，導致了他一開始就堅信他必須要用蘇聯的意識形態來協調他的存在主義。這是一個不太可能也頗具破壞性的任務，因為兩者本來就很難協調。但薩特卻認為，世界上的受壓迫階級需要他這麼做。
許多年後，在薩特去世前不久的一次採訪中，他的年輕助手班尼·萊維咄咄逼人地追問他，當薩特心中支援蘇聯的一面最終消失之時，究竟是誰消失了？誰死了？「某個壞蛋，某個傻瓜，某個蠢貨，還是一個本質上還算好的人？」
薩特沒精打采地回答：「我會說，是一個不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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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20世紀50年代初支援蘇聯有什麼好，到1956年10月和11月時，這種好已經很難再被看到。
當時，在有關蘇聯政策「解凍」討論的鼓勵下，匈牙利政府中的改革派展示出了一些對個人和政治自由進行改革的跡象。但在示威者走上街頭，要求更多後，作為回應，蘇聯派出了軍隊，布達佩斯附近爆發了戰鬥；示威者控制了城市的廣播電臺，呼籲匈牙利人起來反抗。隨後，停火令正式生效，但只維持了一段時間，11月1日，蘇聯軍隊從烏克蘭越過邊境，再次進入布達佩斯，拆毀了有人躲藏其中的建築物，還向火車站和公共廣場開火，並威脅要摧毀城市的議會大廈。11月4日星期日中午，控制著廣播電臺的示威者在最後一次廣播中宣佈投降：「我們現在馬上要停止廣播了。歐洲萬歲！匈牙利萬歲！」反抗最終失敗。
對於那些西方的親蘇人士，蘇聯的武力干預，讓他們大為震驚。許多人撕毀了手中的黨員證，而那些仍然支援蘇聯的人，則焦慮地揉搓著自己的手，想知道該如何把這一新發展納入到他們的願景中去。薩特和波伏娃便在這些最困惑的人之列。1957年1月，他們出版了一期《摩登時代》特刊來譴責這場行動，並且給許多匈牙利作家留出了版面，讓他們來寫相關事件——但私底下，兩個人仍然有些不安，而且也很厭惡右翼揪住這次事件來宣傳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
匈牙利十月事件後不久，薩特開始寫一本新的皇皇鉅著：《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ofdialecticalreason）。這部作品試圖按照《存在與虛無》的規模來創作，不過，圍繞的卻是他的新社會思想和政治承諾的理想。他不再強調意識、虛無和自由，而是把一切都帶回到了世界上的具體境遇和一致行動原則中。波伏娃認為，《辯證理性批判》是薩特對1956年那場事件的最終回應。正如薩特自己在1975年所寫的那樣，「這是一本針對蘇聯而寫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可以被看作一部為反對舊的、非政治化的存在主義而寫的存在主義著作。
這本書要圓滿完成實在不易。1960年，薩特出版了第一卷《關於實踐集合體的理論》（theoryofpracticalensembles），但單本就達到近四十萬字。第二卷——你猜猜！——則從未完成：他做了大量筆記，但沒有整理成書。直到他去世後，這些筆記才在1985年最終出版。
在放棄第二卷時，薩特的注意力已經從蘇聯身上移開，轉而對中國產生了興趣。而且，他也開始把自己看作一個思想的先驅，不過這個思想不是指蘇聯的政治模式，而是一種與存在主義生活方式更為契合，也更為激進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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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偶然性」：merleau-ponty，‘manandadversity’，出自signs，224–43，這在239頁（1951年9月10日在日內瓦做的一次演講）。薩特論廣島：‘theendofthewar’，出自theaftermathofwar（situationsiii），65–75，這在71–2頁。加繆論廣島：camus，‘[onthebombingofhiroshima]’，出自betweenhellandreason，110–11；這篇沒有標題的文章最初刊於combat（1945年8月8日）。
連鎖反應：foc，103–4。放射性手提箱：foc，119；sartre，nekrassov，出自threeplays：kean，nekrassov，thetrojanwomen，sylvia和georgèleeson譯（london：penguin，[n．d．]），131–282，這在211–12。「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camus，‘[onthebombingofhiroshima]’，出自betweenhellandreason，110–11，這在111頁。
克拉夫琴科的案子：garykern，thekravchenkocase（newyork：enigma，2007），452；foc，183；beevor和cooper，parisaftertheliberation，338。魯塞的案子：tonyjudt，postwar：ahistoryofeuropesince1945（london：vintage，2010），214–15。薩特論羅森堡夫婦：sartre，‘lesanimauxmaladesdelarage’（‘madbeasts’），最初刊於libération（1953年6月22日），重印見於catherinevarlin和renéguyonnet編輯的lechantinter-rompu：histoiredesrosenberg（paris：gallimard，1955），224–8。參見contat和rybalka編輯的thewritingsofjean-paulsartre，i，285–編者評論，「他的怒火引出了他寫過的最有力量的東西。」亦見於hayman，writingagainst，285。「一種無法想象的愚蠢」：arendt和jaspers，hannaharendt/karljasperscorrespondence，220（雅斯貝爾斯寫給阿倫特，1953年5月22日）。
嬰兒與人性：fyodordostoevsky，thebrotherskaramazov，c．garnett譯（london：dent；newyork：dutton，1927），ii，251。「我永遠不會」：camus，‘neithervictimsnorexecutioners’，41。《正義者》：camus，thejust，henryjones譯，出自camus，caligula，163–227。「現在人們正在……放炸彈」：camus，‘thenobelprizepressconferenceincident，december14–17，1957’，出自algerianchronicles，213–16，這在216頁尾註。關於此事另見zaretsky，alifeworthliving，84–5。
「政府首腦的視角」：merleau-ponty，‘thephilosophyofexistence’，出自textsanddialogues，129–39，1959年11月17日的電視談話中，allens．weiss譯。「可在我看來」和「針對個人的不公正」：spender，newselectedjournals，220（1956年3月30日）。
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員：koestler，‘theyogiandthecommissar’，出自theyogiandthecommissar，andotheressays（london：hutchinson，1965），15–25，這在15–16頁。亦參見關於他的一章‘arthurkoestler’，出自richardcrossman編輯的thegodthatfailed：sixstudiesincommunism（london：hamishhamilton，1950），25–82。瑜伽信徒和無產階級：merleau-ponty，‘theyogiandtheproletarian’，出自humanismandterror，149–77，這在176頁。梅洛-龐蒂的動機也是因為個人不喜歡庫斯勒，部分原因是他覺得庫斯勒對索尼婭·布朗奈爾不好。參見梅洛-龐蒂寫給索尼婭·布朗奈爾的信（1947年10月14日），出自orwellpapers，universitycollegelondon（s．109）。在維昂家聚會上的爭吵：foc，120；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53頁；亦參見beauvoir，adieux，267。
「不可能」和「是有可能的」等：foc，118–19。「他是我的朋友啊！」，以及爭吵的記述：foc，149–50。「如果人們的觀點……」：foc，151。「庫斯勒，你知道」：spender，newselectedjournals，79–80（1950年4月14日）。
在倫敦的法國作家：索尼婭·布朗奈爾寫給梅洛-龐蒂的信（「星期天」，未標明日期，但可能在1948年初，在他們一起度過的聖誕節之後），出自orwellpapers，universitycollegelondon（s．109）。在廣播辯論中的阿隆和薩特：aron，memoirs，218–19；hayman，writingagainst，244–5。關於他們的友誼，參見jean-françoissirinelli，deuxintellectuelsdanslesiècle：sartreetaron（paris：fayard，1995）。恐嚇信和軍官：beauvoir，belovedchicagoman，97（波伏娃寫給阿爾格倫，1947年11月5日），和90–91（波伏娃寫給阿爾格倫，1947年10月25日，緊隨10月23號那封之後）。
「一種沉悶、無力的混合物」，和「一個……的人」：henrilefebvre，選取自他的l'existentialisme（1946），譯自他的keywritings、s．elden、e．lebas和e．kofman編（newyork＆london：continuum，2003），9–11。lefebvre後來調低了自己的觀點，變得更加同情存在主義。《髒手》：sartre，dirtyhands，lionelabel譯，出自noexitandthreeotherplays，125–241。當反蘇人士把這部戲劇當作宣傳工具在美國上演時，薩特感到沮喪，並在1952年宣佈，他只會在接受它的國家支援其演出。ompson，sartre，78。「一支握著鋼筆的鬣狗」：cohen-solal，sartre，337。這條評論在1948年的一次和平會議上做出。「腐朽不堪、道德墮落」：klíma，mycrazycentury，69。
阿爾格倫和波伏娃的困難：foc，137。幻覺和「矮樹森林」：foc，143。對戰爭的擔憂：foc，242；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85頁。
「那你必須離開」：foc，243。「怎麼離開」：beauvoir，belovedchicagoman，406（波伏娃寫給阿爾格倫，1950年12月31日）。去美國：ibid．，410（波伏娃寫給阿爾格倫，1951年1月14日）。他們沒有人想要逃：foc，244。「那種小男孩般的神氣」：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79頁。
「既然野蠻的力量」：ibid．，274。梅洛-龐蒂被朝鮮半島事件震驚了：ibid．，275。杜克洛和鴿子陰謀：jacquesduclos，mémoiresiv：1945–1952：desdébutsdelaiverépubliqueau‘complot’despigeons（paris：fayard，1971），339–492，尤其是屍體解剖：404。專家們：400–401。阿拉貢的詩對此事的再現：435–6。亦見於jacquesduclos，Écritsdelaprison（paris：Éditionssociales，1952）。
「經過十年」和「用教會的語言」：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87頁；另見sartrebyhimself，72，和foc，245（關於波伏娃論這如何改變了他）。「要麼寫作，要麼憋死」：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87–8頁。sartre，thecommunistsandpeace。最初分成幾部分發表於lestempsmodernes，81（1952年7月）；84–5（1952年10——11月）；101（1954年4月）。
反抗：camus，therebel，178，253。「到此為止，但不會再進一步」：ibid．，19。瓊松的評論：francisjeanson，‘albertcamus，orthesoulinrevolt’，出自sprintzen和vandenhoven編輯的sartreandcamus：ahistoricconfrontation，79–105，這在101頁。最初刊於lestempsmodernes，79（1952年5月）。「我都開始……」：camus，‘alettertotheeditoroflestempsmodernes’，出自sprintzen和vandenhoven編輯的sartreandcamus，107–29，這在126頁。最初刊於lestempsmodernes，82（1952年8月）。薩特的回覆：sartre，‘replytoalbertcamus’，出自sprintzen和vandenhoven編輯的sartreandcamus，131–61，這在131–2頁。最初刊於lestempsmodernes，82（1952年8月），緊隨加繆的信。也重印在sartre，situations[iv]，69–105。
加繆起草了回覆：camus，‘indefenceoftherebel’，出自sprintzen和vandenhoven編輯的sartreandcamus，205–21。寫於1952年11月，但在去世後才以「défensedel'hommerévolté」為題出版，出自camus，essais，1,702–15。波伏娃：therebel是背叛：foc，272。
「我越是指責自己」：camus，thefall，103。有關小說，另見foc，362。「我們覺得自己會被」：sartre，saintgenet，598。波伏娃論被評判：asad，49。「巨大優越感」：e．p．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london：gollancz，1980），14。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但很少在其適當的語境中，這似乎是相關的：「我正從後代的巨大優越性中去尋求拯救可憐的儲存者，盧德派莊稼人，‘過時的’手工織布者，‘烏托邦’工匠，甚至joannasouthcott的被騙的追隨者。他們的工藝和傳統可能已經死了。他們對新的工業主義的敵視可能是後知後覺的。他們的理想可能是愚蠢的。但他們生活在那些有著嚴重社會紛擾的時代，而我們不是。」「這完全正確」：kierkegaard，notebookiva164；1843（d），出自akierkegaardreader，編者為rogerpoole和henrikstangerup（london：fourthestate，1989），18；sartre，saintgenet，599。
沒有給梅洛-龐蒂看那篇文章：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89頁。梅洛-龐蒂的演講：merleau-ponty，inpraiseofphilosophy，4–5，63。「口氣冷淡」和「我希望」：stewart編輯的thedebatebetweensartreandmerleau-ponty，343（梅洛-龐蒂寫給薩特，7月8日[1953]）。stewart的收集包括了（327–54）全部回應的譯文，一開始發表於lemagazinelittéraire（1994年4月2日），幷包含於‘sartreandmp：leslettresd'unerupture’，出自parcoursdeux，1951–1961，129–69，和merleau-ponty，Œuvres，627–51。熱浪：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197頁。不再「參與」：stewart編輯的thedebatebetweensartreandmerleau-ponty，327–54，這在334頁（薩特寫給梅洛-龐蒂，未標明日期，但在梅洛-龐蒂1953年7月8日的回覆之前）。
「事事都要參與」：ibid．，338–9（薩特寫給梅洛-龐蒂，7月8日[1953]）。「看在上帝的分上」和「如果我看起來」：ibid．，351（薩特寫給梅洛-龐蒂，1953年7月29日）。梅洛-龐蒂的笑：foc，332。「找到他的安全感」：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32頁。花幾個小時來討論薩特：瑪麗安·梅洛-龐蒂，私人交流。編輯會議和交頭接耳：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92頁。
「alors，c'estni」：瑪麗安·梅洛-龐蒂，私人交流；亦參見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98頁。從來沒有打電話：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301頁。「強顏歡笑」：ibid．，301–302。他的女兒也記得一段黑暗的時期。「跟空氣一樣」和「見風使舵」：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300頁。
「薩特與極端布林什維克主義」：merleau-ponty，‘sartreandultrabolshevism’，出自adventuresofthedialectic，95–201，尤其是95–6頁。波伏娃的攻擊：beauvoir，‘merleau-pontyandpseudo-sartreanism’，出自politicalwritings，195–258。（最初刊於lestempsmodernes，1955。）反梅洛-龐蒂的會議：rogergaraudyetal．，mésaventuresdel'anti-marxisme：lesmalheursdem．merleau-ponty．avecunelettredeg．lukács（paris：Éditionssociales，1956）。這次會議於1955年11月29日舉行。參見emmanuellegarcia，‘mauricemerleau-ponty：vieetœuvre’，出自merleau-ponty，Œuvres，27–99，這在81頁。「有人正在講話」：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318–19頁。瑪麗安·梅洛-龐蒂也記得他們的問候很冷淡。逗趣地看了看：ibid．，318。關於斯彭德的視角，參見spender，newselectedjournals，215（1956年3月26日）。關於梅洛-龐蒂對這次會議的貢獻，參見merleau-ponty，‘east–westencounter（1956）’，jeffreygaines譯，出自merleau-ponty，textsanddialogues，26–58。
「一個人拋棄了幻想」：引用自paulricœur，‘homagetomerleau-ponty’，出自bernardflynn，waynej．froman和robertvallier編輯的merleau-pontyandthepossibilitiesofphilosophy：transformingthetradition（newyork：sunypress，2009），17–24，這在21頁。哲學家是醒著的：merleau-ponty，inpraiseofphilosophy，63。「我認為，我在忠於……」：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293頁。《名士風流》：見foc，311；lanzmann，thepatagonianhare，235。兩人都認同是朗茲曼建議取這個標題。
「他說，首先」和「我想殺人」等：foc，294–6。關於爭吵的列表和圖表：sartre，‘relectureducarneti’，（筆記本，約1954年），出自lesmots，937–53，這在950–51頁。「一個東西死了」：beauvoir，adieux，275。「他有一點」和「他可能是」：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這在64頁。
「對民主政體的缺陷毫不留情」：aron，theopiumoftheintellectuals，ix。不適合教書：aron，memoirs，329。「你好」：todd，unlsrebelle，267–8；亦見於aron，memoirs，447–9，和hayman，writingagainst，435。「你是怎麼想的？」：aron，memoirs，457。這次與貝爾納-亨利·萊維的訪談發表於lenouvelobservateur（1976年3月15日）。蘇聯之行和文章：cohen-solal，sartre，348–9，引用了發表於《解放報》（1954年7月15——20日）的文章。亦見於foc，316–23。寫作委派給考：beauvoir，adieux，366。
「沒有時間了！」和放棄樂趣：cau，croquisdemémoire，236，248。資產階級的自我放縱：見sartre，‘ontheidiotofthefamily’，109–32，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這在111頁。波伏娃緊張地看著：beauvoir，adieux，174。每天二十頁：hayman，writingagainst，1，引自contat和rybalka的lemonde（1980年4月17日）。早餐：huston，anopenbook，295。渦輪：cohen-solal，sartre，281。加油站：olivierwickers，troisaventuresextraordinairesdejean-paulsartre（paris：gallimard，2000），23。科利德藍：foc，397；另見cohen-solal，sartre，373–4。「我很喜歡腦子裡」：beauvoir，adieux，318。「才能」和「嚇死人了」：ibid．，174。「關於水花聲」：ibid．，181。他在談論他以「lareinealbemarle」為題的筆記本，寫於1951——1952年，基於1951年的義大利之行：sartre，lareinealbemarle，arletteelkaïm-sartre編（paris：gallimard，1991）。參見sartre，lesmots，1,491。
「ilestbon」：梅洛-龐蒂與georgescharbonnier的訪談（1959年5月），出自parcoursdeux，235–40，這在236頁。「某個壞蛋」和「我會說，一個不壞的人」：sartre和lévy，hopenow，63。
「我們現在馬上要停止廣播」：janetflanner，parisjournal，w．shawn編，2卷（newyork：atheneum，1965–71），i，329（1956年11月4日）。關於匈牙利事件，參見victorsebestyén，twelvedays：revolution1956（london：weidenfeld＆nicolson，2006）。《摩登時代》特刊：lestempsmodernes，12eannée，131（1957年1月），‘larévoltedelahongrie’。有關混亂，foc，373。「批判」作為薩特的回應：foc，397。「批判」是一本馬克思主義著作：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這在18頁。
第二卷：sartre，critiqueofdialecticalreasonii；參見ronaldaronson，sartre'ssecondcritiqu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