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我們見見革命者、局外人和尋求真實性的人。
如果很多利益不相容的人都聲稱權利在他們那邊，你如何在他們之間做決定？在《共產主義者與和平》最後一部分的一段話中，薩特勾勒出了一個大膽的解決方案：為什麼不通過詢問那些「處境最困難的人」或者「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人」怎麼看，來決定每一種情況？你只需要找出該情況中最受壓迫和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把他們對事件的看法採納為正確的那一個。他們的觀點可以被認為是真理本身的標準，是確證「人與社會真實面目」的方式。如果某件事情在處境最困難的人眼中不是真的，薩特說，那它就不是真的。
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簡單得有些驚人，輕輕一下子便抹去了強勢群體肆意用來逃避責任的那種偽善言辭——也就是所有那些省事的藉口，比如說窮人就「配」窮人的命，或者富人就是有權得到積累在他們身上的那些比例驚人的財富，或人們應該將不平等和苦難視為生活不可避免的部分。在薩特看來，如果窮人和弱勢群體不相信這樣的論點，那它們就是錯誤的論點。這有點兒類似於「熱內原則」：弱者總是正確的。從這時起，薩特也像讓·熱內一樣，開始高興地讓自己服從於那些被異化的、被壓迫的、被阻撓的和被排斥的人。他試圖用局外人的目光，來審視特權階級——就算特權階級也包括了他自己。
沒人可以說這很容易就能做到，原因不僅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樣）借用別人的視角會對心理造成壓力，還因為任何試圖這麼做的人，都遇到了大量的邏輯和概念難題。分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誰在任何時候都是處境最困難的人？每次弱者變成強者後，一切都得重新計算，所以必須要對角色的轉換進行持續不斷的監控——但是要由誰來監控呢？
正如梅洛-龐蒂在他的《薩特與極端布林什維克主義》中指出的那樣，薩特本人並不堅持他自己的原則。面對在蘇聯監獄中那些處境困難之人的凝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重視他們指責的目光，還給出了為什麼他們可以被無視的理由。不過，或許「凝視」這個概念本來也不是為了始終都能說得通。就像列維納斯或薇依的倫理哲學一樣——理論上講，他者的凝視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在程度上是無限的——一個理想並不會因為不可能堅持，就變得不那麼鼓舞人心。
薩特這個「在處境最困難之人的眼中」的觀念，與列維納斯「面向他者的倫理學」一樣激進。在一些人看來，將道德交給眾多的人類目光和個人視角來審視，會引發混亂，失去進行真正革命的可能性。薩特忽視了這種路線，表明了他自己還是從前那個獨行其是之人。他再努力，也不可能成為合格的共產主義者。
他的這條新路徑，更多地吸引了那些不願加入任何黨派，但卻積極參與新式解放運動的活動家，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社會排斥、貧窮和殖民主義的抗議活動。薩特全力支援這些鬥爭，並竭力提供了幫助——主要是用他最喜歡的武器：筆。為年輕作家的論戰著作撰寫前言，給了他可以介入的新主題，並讓他感到他的哲學真的做到了一些事情，這種感覺已經很久沒有了。
早在1948年時，他就曾寫過一篇題為《黑皮膚的俄耳甫斯》（blackorpheus）的文章。這篇文章最初是作為桑戈爾（léopoldsenghor）的《新黑人與馬達加斯加詩歌》（anthologyofnewblackandmalagasypoetry）的序言發表的，在文中，薩特描述了由黑人和後殖民時代的作家創作的詩歌，如何經常翻轉了他們的壓迫者那種固定、評判的「凝視」。從現在開始，他說，歐洲白人不能再厚顏無恥地評估和執掌這個世界了。相反，「這些黑人正在看著我們，我們的目光回到了我們自己的眼睛中；反過來，黑色的火炬點亮了世界，我們的這些白色頭顱只不過是在風中搖擺的中國燈籠。」（那段時間的薩特，仍然在打磨他的比喻。）
1957年，他為阿爾伯特·梅米的兩本書《殖民者的肖像》（portraitducolonisé）和《被殖民者的肖像》（portraitducolonisateur）撰寫了序言——被放在一起翻譯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這兩本書以波伏娃在《第二性》裡分析女性迷思的方式，對殖民主義的「迷思」進行了同樣的分析。在此之後，薩特又為一部劃時代的反殖民主義著作，弗朗茨·法農出版於1961年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wretchedoftheearth），寫了一篇更有影響力的前言。
法農是一個有著雄心壯志的思想家和知識分子，本身就受到了存在主義的影響，在自己短暫的一生中，一直致力於種族、獨立和革命暴力的問題。出生在馬提尼克、有著非洲和歐洲血統的法農，曾在里昂跟隨梅洛-龐蒂等人學習過哲學，但是他並不是很喜歡梅洛-龐蒂那種冷靜的風格。1952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黑皮膚，白麵具》（blackskin，whitemasks），探索了在白人主宰的世界中，黑人的「生活經驗」被投射到了他者的角色上。這本書充滿了激情，一點兒都不冷靜，但也具有高度的現象學特徵。
接下來，法農搬到阿爾及利亞，並積極參與到了獨立運動當中，但也因此在1956年被驅逐出境，去了突尼西亞生活。在那兒被確診為患有白血病後，他去蘇聯接受了治療，病情暫時得到了緩解，但在1961年，當他開始寫《全世界受苦的人》時，病情再次加重。之後，他拖著發燒和虛弱的病體去了羅馬，並在那裡經朗茲曼的引見，認識了波伏娃和薩特。
薩特當時就為法農傾倒了，並且高興地為《全世界受苦的人》撰寫了序言。他本來就喜歡法農的作品，見面後，更是喜歡法農本人。朗茲曼後來評論說，他還從沒見過薩特像在那次會面時那樣被一個男人深深迷住。他們四個人邊吃午餐邊交談，然後又聊了一下午、一晚上，最後，到第二天凌晨2點時，波伏娃不得不堅決要求薩特需要回去睡覺。法農受到了冒犯：「我不喜歡那些霸佔資源的人。」他和朗茲曼繼續聊到了早上8點。
這時候，法農已經只剩下幾個月的壽命。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中，他被送到了美國去接受最好的治療，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安排這次行程的人、他的朋友奧利·伊瑟林（ollieiselin），竟然還是一位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不過，一切都已於事無補，1961年12月6日，法農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去世，年僅三十六歲。不久之後，由薩特作序的《全世界受苦的人》面世了。
波伏娃回憶道，法農在羅馬時曾說過，「我們對你們有要求權」——他們就喜歡聽這樣的話。這種燃燒的激情，以及在必要時提出要求和分配罪責的意願，正是朗茲曼身上吸引波伏娃的地方。現在，這也讓薩特激動不已。或許它把他們帶回了曾經的戰爭歲月：那個一切都很重要的年代。薩特欣然接受了法農鬥志昂揚的論點，在這本書中包括了以下觀念：反帝國主義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不僅是因為暴力是有效的（雖然這是一個原因），還因為它幫助被殖民者擺脫了壓迫帶來的麻痺，構築了一個新的共同身份。法農並非在美化暴力，而是認為這對政治變革至關重要；他對甘地關於將非暴力抵抗作為權力來源的想法不大認同。在他的文章中，薩特對法農的觀點給予了熱情的支援，以至於超越了法農的原始觀點，把重點轉移到了讚美暴力本身。薩特似乎把被壓迫者的暴力，視為了尼采哲學中的自我創造行為。像法農一樣，他也將其與殖民主義隱蔽的暴行進行了對照。而且，就像在《黑皮膚的俄耳甫斯》中那樣，他也邀請讀者（應該是指白人）想象一下被壓迫者反對他們的目光，剝掉他們資產階級的虛偽，露出他們作為貪婪和利己的怪物的真面目。
薩特為《全世界受苦的人》撰寫的序言提供了一幀快照，讓我們看到了他在激進歲月裡所具有的那些最令人憎惡，也最令人欽佩的東西。他對暴力的迷戀著實令人震驚，但他願意以這種激進的方式介入被邊緣化者和被壓迫者的窘境之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讓人欽佩。事實上，薩特已經太習慣採取激進的立場，以至於幾乎不知道該怎麼走溫和路線了。正如他的朋友奧利維爾·陶德所說的，薩特的信念變了，但他的極端主義從來沒變。薩特表示同意。1975年，在被問及他最糟糕的失敗時，他回答說，「在我的人生程式中，我自然犯過很多錯誤，或大或小，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我每次犯錯誤，都是因為我還不夠激進。」
激進意味著讓人們感到不舒服，而這些人中還可能包括其他激進者。弗朗茨·法農的遺孀約茜·法農（josiefanon）就是反對薩特的人之一：她痛恨他在這個時期還支援猶太復國主義，認為這讓他成了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的敵人。薩特這種同時參與兩種事業的能力，表明了他慷慨的意圖，但是也顯示了他的「處境最困難」原則中的另一個悖論。不止一個群體可以被認為在歷史上處境最困難，那麼，如果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會發生什麼？薩特對暴力的讚美還有一個更糟糕的悖論：無論其動機或背景如何，誰的處境能比任何一種暴行的受害者更「困難」呢？
薩特意識到，他對暴力的興趣，其基礎是怪異的個人衝動。他將這類衝動追溯到了他童年遭受霸凌的經歷，以及他將欺凌者的侵犯接受為自身一部分的決定。1974年，他與波伏娃談起這件事時，曾說他從來沒有忘記在拉羅謝爾的學校經歷的暴力，甚至認為這讓他有了一種將友誼視為隨時可能失去之物的傾向：「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和朋友有過溫和的關係。」你不得不懷疑，這或許也助長了他對極端主義的渴望。
在反殖民的暴力活動或針對白人的暴力上，薩特的同胞無疑處於遭受暴力的一方，但他反倒對此讚賞有加。扭轉視角、想象他自己站在他人憤怒的正義風暴中，給他帶來了一種滿足感。同樣，波伏娃也慶祝了世界各地反法殖民起義的訊息，對20世紀50年代印度支那的反殖民抗爭感到歡欣鼓舞。當然，這是一個政治承諾的問題，但她的反應似乎要比知識分子更發自內心。對於一個自己的祖國曾在十年前被佔領和壓迫過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複雜的情緒。事實上，1954年，當阿爾及利亞戰爭開始時，她發現，在公共場合看到法國的軍隊制服，就如同當年看到德國制服的時候一樣讓她感到不安——不同的是，她自己現在也要承擔一部分罪責。「我是法國人。」她會對自己說，感覺好像是在承認某種道德缺陷。
從1954年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爭取民族自決權的這幾年，帶來了巨大的痛苦，造成了深重的災難。而且，流血事件還蔓延到巴黎，導致一些支援獨立的示威者在城市中心被殺害。法國針對阿爾及利亞平民的酷刑和處決，引起了廣泛的恐懼。加繆雖忠誠於他的母親，但也反對當局的暴行。薩特和波伏娃在支援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方面則更加一心一意，積極地開展活動，並且為講述遭受酷刑的阿爾及利亞人的書（以及由他們寫的書）撰寫了雄辯動人的文章。薩特在為亨利·阿萊格（henrialleg）的《問題》（thequestion）所作的序言中寫道：「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現自己既是受害者，也是劊子手。」這影射的是加繆的早期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劊子手》。如果說薩特和波伏娃之前沒有跟加繆鬧翻的話，現在可能也會因為阿爾及利亞的局勢而鬧翻了。
我們可以譴責說，薩特和波伏娃是站在安全的邊線上為暴力歡呼，但其實，他們這次所處的位置根本不安全。正如1947年時薩特曾收到過死亡威脅一樣，1960年10月，一萬名法國退伍軍人在參加反對獨立的示威遊行時，其中喊出的一句口號就是：「槍斃薩特！」而當他簽署了一項非法請願，敦促法國士兵不要服從他們不贊同的命令後，更是面臨著被起訴和監禁的危險，不過後來，據說戴高樂總統用「誰會把伏爾泰抓起來」這句話排除了這種可能。但最終，在1962年1月7日，有人把這些謀殺煽動當真了。在波拿巴大街42號，也就是薩特和母親一起居住的地方，有人在他們樓上的公寓裡放置了一枚炸彈。爆炸破壞了兩層樓，炸碎了公寓的門；萬幸的是，沒有人受傷。加繆曾為他身在阿爾及利亞的母親擔心，但現在面臨危險的卻是薩特的母親。隨後，他搬到了拉斯拜爾大道222號的新公寓，並在附近為他母親單獨租了一間。薩特現在住得離波伏娃比較近，遠離了他以前在聖日耳曼德佩大街上常去而且人盡皆知的老地方。這下，別人找起他來就沒那麼容易了。
不過，薩特沒有讓這次襲擊中斷他的活動：他和波伏娃繼續在示威遊行上發表講話，撰寫文章，併為那些被控恐怖主義活動的人提供證據，以示支援。根據朗茲曼的說法，他們會在半夜起床，拼命地打電話，為即將被處決的阿爾及利亞人爭取緩刑。1964年，薩特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說他不想放棄他的獨立性，並強烈譴責委員會只傾向於把獎項頒給西方作家或反對共產主義的僑民，而不頒給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革命作家。
實際上，被授予諾貝爾獎時，薩特在心中請教過「處境最困難的人」，就像海德格爾在1934年得到柏林的工作時，曾向托特瑙山的農民尋求智慧一樣。在海德格爾的故事中，他的鄰居默默地搖了搖頭。在薩特心中，處境最困難的人同樣給了他一個命令式的搖頭：不。不過，海德格爾的拒絕，是要遠離和放棄世俗的複雜性，而薩特則是針對遭遇不公正對待之人的要求做出的一種回應——而這就把他與他人的生命比以往更緊密地綁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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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薩特之前，就有人寫過關於「凝視」在種族主義中的作用。1903年，杜布瓦（w．e．b．dubois）在《黑人的靈魂》（thesoulsofblackfolk）中，曾反思了黑人的「雙重意識，也就是那種總在通過他人的眼睛來審視自己，把這個帶著蔑視與憐憫，喜滋滋在一邊旁觀的世界當成了尺子，來丈量自己靈魂的感覺」。後來的黑人美國作家也探索了黑格爾所謂的爭奪視角控制權的鬥爭。1953年，詹姆斯·鮑德溫曾描述說，他去一個瑞士小村莊參觀時，發現那裡的人以前從來沒見過黑人，所以見到他之後，驚得目瞪口呆。他反思道，在理論上，他的感覺應該和早期白人探險家在非洲村莊時一樣，將他們的注視當作是在讚頌他的神奇。而且和探險家一樣，他也比當地人去過更多地方，見過更多世面。但是，他沒法有那種感覺；相反，他感到羞愧不安。
作為一個黑人同性戀者，鮑德溫在美國遭受過多年的雙重邊緣化，因為在當時的美國，種族隔離是制度化的，而同性戀是非法的。（1962年，伊利諾伊才成為第一個將同性戀非罪化的州。）他曾在法國定居多年——並在巴黎結識了早已定居在那裡的小說家同胞理查德·賴特。
自從20世紀40年代發現了存在主義，並且認識了存在主義者之後，賴特越來越崇拜法國，也越來越信仰存在主義。1952年，他完成了他的存在主義小說《局外人》（theoutsider），講述了一個麻煩不斷、名叫克勞斯·達蒙（crossdamon）的人，在和一位死於地鐵撞車事故中的人被搞混之後，選擇了逃跑，準備開始新的生活。後來，他搞大了一個未成年少女的肚子，攤上了官司，但是，白人當局無法分辨清楚一個黑人和另一個黑人，於是他利用他們的錯誤，逃過了訴訟。接著，他又惹上了更大的麻煩，為隱瞞自己的身份而殺人害命。通過自我改造，達蒙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自由，但也發現，決定自己的人生意義，是一種會讓人茫然不知所措的責任。故事的結局很慘，達蒙因為他的罪行而遭到追捕，並最終被殺；在他垂死的時刻，他說，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由，並弄清楚他的價值所在。「我們不同於我們看起來的樣子……也許更糟，也許更好，但肯定不同——我們都是自己的陌生人。」
賴特將薩特和加繆的哲學應用在了美國黑人的經歷上後，帶來了一本有趣的書。不過，這部作品也有一些不足之處，而且如果好好編輯一下的話，書中的思想本可以更有力地傳遞出來，但是賴特的編輯和代理人，更傾向於削弱這本書的思想性，就像波伏娃的《第二性》被翻譯成英語時那樣。出版界覺得，賴特這樣的作家就該寫些簡單、質樸的東西，而不是再造一本類似《噁心》和加繆的《局外人》的思想性作品。賴特很不情願地修改了他的著作，削減了其中的哲學性內容。就在他進行這項痛苦的工作時，一本新小說寄到了他的郵箱中：拉爾夫·埃裡森（ralphellison）的《隱形人》（invisibleman）。這本書也講述了一個感覺異化的黑人從默默無聞到獲得真實性的過程，但是風格比賴特的小說輕鬆，也沒有包含法國哲學，所以賣得更好，並且獲得了國家圖書獎。
賴特大方地寫信給埃裡森，對他的著作讚不絕口，還邀請他來巴黎——但埃裡森粗魯地說：「我已經受夠了美國黑鬼跑到國外去待幾個星期，回來後就宣稱那裡是天堂了。」他認為，賴特移居國外，其實傷害了他自己：他在追求現實生活中的自由時，毀掉了他寫作的自由。賴特收到過很多這類評論：他的編輯愛德華·阿斯韋爾（edwardaswell）就認為，他獲得了個人的安寧，但也失去了文學創作的動力。就連詹姆斯·鮑德溫也曾寫道：「終於，理查德在巴黎過上了那種如果他是白人的話，本可以在美國擁有的生活。這看起來值得擁有，但我很好奇，是否真的如此。」
我倒是好奇另一個問題：為什麼賴特在巴黎的生活會引來這樣的譴責？鮑德溫本人曾在法國生活過，拉爾夫·埃裡森在《隱形人》大獲成功之後，用羅馬獎金大賽（prixderome）的獎金去義大利生活了兩年——不過他的確想念美國，所以後來又回去了。白人作家經常移居國外，可好像沒有人會對他們說，如果這麼做，他們會失去寫作的能力。賴特相信，他的自由對他來說至關重要，是為了獲取新的視角：「如果我要讓自己的思想開闊起來，就必須自由地去生活。」這種說法似乎挺合理吧。我猜測，他們真正反對的不是理查德·賴特搬去了法國，而是他在創作中寫到了法國的思想。
確實，這之後，賴特沒有再創作小說（埃裡森也是），不過倒是寫了一些旅行和報告文學方面的書，其中最著名的是《彩色窗簾》（thecolorcurtain），講的是1955年4月由發展中國家舉辦的偉大的萬隆會議；以及創作於1957年的《白人，聽著！》（whiteman，listen！），講述了亞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島那些已經被西化的個人——這些「孤獨的局外人，戰戰兢兢地生存在多重文化的懸崖邊緣」。他對那些在生活上與周圍格格不入的人所抱有的同情，從未減弱，只是現在轉移到了非虛構作品上。
1956年9月19日，賴特在索邦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國際黑人作家和藝術家大會上發表了演講。而在所有發言者中，只有他提請人們留意一下與會者中幾乎沒有女性這個事實。他指出，大會的關鍵議題，非常接近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探討的主題：權力鬥爭、異化的凝視、自我意識以及壓迫性迷思的結構。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運動者，同樣認同存在主義者那種對行動的堅持，那種「敢作敢為」（cando）的信念：可以從思想上去理解現狀，但不應該在生活中接受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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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第二性》對世界各地的女性產生了更強大的影響。1989年，紀錄片《波伏娃家的女兒們》（daughtersofdebeauvoir）及同名圖書的創作者，曾蒐集了一些女性的故事，講述了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讀過波伏娃的著作後，她們的人生所發生的變化。比如其中的安吉·佩格（angiepegg），她是生活在埃塞克斯鎮的一位家庭主婦，某天在書店隨手拿起《第二性》後，一直讀到了凌晨4點。她首先讀了關於家務如何將女人與世界隔絕的一章，然後又返回去讀完了剩下的內容。在那之前，佩格一直以為，只有她會因為自己每天的生活方式而感到與生命脫節，但波伏娃讓她意識到，她不是——並且還讓她知道了她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就像薩特或列維納斯讀到胡塞爾時一樣，這也是一個人生因為發現了一本書而被改變的故事。到第二天早上時，佩格已經決定了生活要改變的方向：她丟下拖把和撣子，去了大學讀哲學。
除了《第二性》外，許多女性還從波伏娃始於1958年的《端方淑女》、止於1972年的《歸根到底》（allsaidanddone）的四卷自傳中得到了鼓舞。在澳大利亞長大的瑪格麗特·沃爾特斯（margaretwalters），就對書中自信的語調和內容感到激動萬分。這套自傳講述的是一個史詩般的故事：一個女人尋找自由，並且找到了自由。生活在傳統婚姻中的女性，尤其對波伏娃在書中描述的她跟薩特以及其他戀人間的開放式關係感到好奇。後來自己也成了一名傑出女權主義者的凱特·米利特（katemillett），記得她當時曾想：「她在巴黎，過著這種生活。她是個勇敢、獨立的人，就是我想在這個無名小鎮變成的那種人。」她還十分欽佩波伏娃和薩特共同的政治承諾。「他們兩個所代表的是一種冒險，試著過上一種有道德的人生，試著依據一種激進的倫理政治觀念去生活，這可不僅僅是左翼的《聖經》——你必須要時時刻刻去創造境遇中的道德。這就是一場冒險。」
那幾十年中，西蒙娜·德·波伏娃引領著女性在生活中做出了非常巨大的改變，以至於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感覺她們好像放棄了太多。比如其中一名受訪者喬伊絲·古德費洛（joycegoodfellow）就說，她放棄了自己的婚姻，還辭去了一份雖然乏味但卻很穩定的工作。最終，她成了一個徹底自由的女人——但同時也成了一位單身母親，在貧困和孤獨中苦苦掙扎了好多年。「你的閱讀真的會影響你的生活。」她苦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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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閱讀會影響你的生活：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存在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傳播情況，比任何其他現代哲學都更能證明這一點。通過為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階級壁壘的瓦解、反種族主義和反殖民鬥爭提供理論支援，存在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今天的生存基礎。與此同時，許多人還受到鼓勵，開始尋求更加私人化的解放形式。薩特曾呼籲建立的新存在主義精神分析法，到20世紀50年代時，已被確立起來，治療師不再把病人當作一組症狀來治療，而是將他們視為在意義和選擇問題上掙扎的個體。瑞士精神病醫生梅達特·鮑斯（medardboss）和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binswanger）基於海德格爾的思想，開創了「此在分析法」（daseinanalysis）；而薩特的思想後來在美國和英國擁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羅洛·梅（rollomay）和歐文·亞隆（irvinyalom）的工作框架，明顯是以存在主義為基礎，而類似的觀念也指導了萊因（r．d．laing）等「反精神病學家」，以及「意義治療師」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frankl）的工作——弗蘭克爾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讓他認識到：人類對意義的需求，幾乎與對食物或睡眠的需求一樣至關重要。
這些運動從年輕人（尤其是美國年輕人）對意義和自我實現所具有的更普遍渴望中汲取了能量。戰後，許多人都儘可能過上了一種平靜的生活，認可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和一所位於郊區，有著綠樹綠草、新鮮空氣的房子的價值。一些退伍軍人發現很難適應，但許多人只想享受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們的孩子享受著這種好處慢慢長大，但隨後，他們進入了青春期，開始好奇生活是不是還有割草坪和向鄰居揮揮手以外更多的東西。他們反感冷戰時期的美國那種混雜著舒適和恐慌的狹隘政治秩序。1951年，讀到塞林格的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後，他們決定，如同書中的主角霍爾頓·考菲爾德一樣，他們也不想做一個虛偽的人。
隨後的十幾年時間，文學、戲劇和電影充斥著所謂的「真實性戲劇」，範圍從反覆書寫躁動不安或成癮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到對代際衝突不滿的電影，如《無因的反叛》（rebelwithoutacause，1955），而在法國，則有讓-盧克·戈達爾的《筋疲力盡》（Àboutdesoufflé，1960）。存在主義有時會體現其中，不過只是為了諷刺。馬塞爾·卡奈（marcelcarné）拍攝於1958年的電影《弄虛作假的人》（lestricheurs，英文被翻譯為youthfulsinners），是一部寓言，講述了兩個年輕的左岸虛無主義者，既嬉皮又濫情，以至於都沒注意到他們愛上了對方，真應該選擇資產階級的婚姻。在《甜姐兒》（funnyface，1957）中，奧黛麗·赫本扮演的角色走進巴黎的一家夜總會尋找一位著名哲學家，被那裡的音樂吸引後，跳了一支狂野的存在主義舞蹈。但她也妥妥地嫁人了——嫁給了一把年紀的弗雷德·阿斯泰爾。
其他一些電影和小說更加鋒芒畢露，拒絕屈從於舊俗。這一型別中的一部小杰作是斯隆·威爾遜（sloanwilson）出版於1955年的小說《穿灰色法蘭絨西裝的男人》（themaninthegrayflannelsuit）。小說的主角是一個退伍軍人，掙扎著想要適應郊區的環境，以及一份需要他每天工作很久，但內容卻毫無意義的企業工作。最後，他選擇了逃離，拒絕了安穩，轉而去尋找一種更真實的生活方式。這本書被改編成電影，並由格利高裡·派克出演男主角之後，書名後來還變成了一句流行語。據斯隆·威爾遜回憶，企業的高管們隨後開始穿（完全相同的）運動服去上班，不再穿灰色西裝——目的是要證明他們不同於其他的順從者，他們是自由和真實的個人。
喬治·奧威爾出版於1949年的小說《1984》，則在順從者文化和技術控制之間建立了一種關鍵聯絡；現在，其他一些作家注意到了這個主題。戴維·卡普（davidkarp）那部少有人知的小說《一個人》（one，1953），就設定在一個強制執行心理一致性的社會中。主角身上被檢測到了個人主義的跡象，雖然十分微弱，連他自己都沒注意到，但是國家還是逮捕了他，並溫和但強制地對他進行了再教育——沒有暴力對峙，而是一種舒緩的醫療過程，不過，也才顯得更加可怕。
其他影片也將技術恐懼和對人類可能會被變成像螞蟻一樣毫無力量或價值的生物的恐懼聯絡到了一起。在前面海德格爾那一章中，我提到了一部我最喜歡的電影《不可思議的收縮人》（1957）——這是一部關於技術恐怖的電影，也是一部存在主義電影。在故事的開場，主角在海上接觸到了一團放射性塵埃，回到家後，他便開始收縮，身高和尊嚴不斷變小，直到他成了一顆塵埃大小的微粒。他無法阻止這一切發生，儘管為了生存下去，他用盡了所有能用的工具和裝置，但最終卻成了草地上的一個微小身影，只能仰望著浩瀚的宇宙。其他20世紀50年代的電影，同樣充斥著對喪失真實性和離奇技術的海德格爾式恐懼，比如其中的《天外魔花》（theinvasionofthebodysnatchers，1956），不過這部影片更多被簡單地認為是在表達冷戰時期的反蘇情緒。而在《哥斯拉》（godzilla，1954）和《x放射線》（them！，1954）這類電影中，魷魚、水蛭、蠍子、螃蟹、放射性螞蟻和其他噩夢般的生物，則從一個已被徹底破壞和蹂躪的地球上一湧而出，準備進行報復。海德格爾在他《關於技術的問題》的演講中，討論了人身上的「怪物性」和「可怕性」，以及對地球的侵犯和對資源的掠奪，而這篇演講的文字稿的出版時間，正好是《哥斯拉》上映那年，想想還挺有趣的。
在這些虛構作品出現的同時，另一種新的非虛構作品出現了，而它們的創作者也是一種新類別：作為存在主義叛逆者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哲學家。1950年，大衛·里斯曼（davidriesman）用他對現代異化性的研究《孤獨的人群》（thelonelycrowd）首開先河。1956年，又湧現出了大量作品，包括歐文·戈夫曼（irvinggo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presentationofselfineverydaylife），威廉·懷特（williamwhyte）的《組織人》（organizationman）和保羅·古德曼（paulgoodman）的《荒謬地長大》（growingupabsurd）。不久之後，存在主義非虛構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也橫空出世了，而作者正是保守派中的一員：漢娜·阿倫特。1963年，她在《紐約客》上發表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injerusalem）一文，後又將其豐富成為一本書。這篇文章主要講的是猶太大屠殺的組織者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的事件。在旁聽了審判，並觀察到了他那種茫然的怪異反應後，阿倫特將他解釋為一個終極版的穿灰色西裝的人。在她看來，他是一個毫無頭腦的官僚，受制於海德格爾所謂的那種「常人」，完全失去了人類的全部個性和責任。她將這種現象形容為「惡之平庸」。她的解讀，以及書的啟發內容，都引發了爭議，但也讓當時正處於道德恐慌中的讀者十分著迷。不過，他們恐慌的不是極端信仰，而是其對立面：面目模糊、毫無頭腦的順從性。在一定程度上為了驗證阿倫特的著作，斯坦利·米爾格倫（stanley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lipzimbardo）等研究人員完善了實驗，進一步探索了人們在遵守命令方面可以走多遠。結果令人震驚：看起來，如果有一個足夠權威的人物命令的話，似乎每個人都願意給別人施加酷刑。
不過，並不是所有反對不真實性的爭論，都經過了這樣的深思熟慮。小說家諾曼·梅勒——唯一明確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的重要美國作家——在1957年的文章《白種黑鬼》（whitenegro）中塑造了一個人物形象，並且將其讚譽為：
美國的存在主義者——嬉皮士，這個人知道我們的共同現狀到底是遭遇核戰爭之下的瞬間死亡，遭遇國家這個宇宙集中營造成的相對快速的死亡，還是在每一個創意和叛逆的本能被壓抑後，由順從性導致的慢性死亡……如果20世紀的人類命運，就是從青春期到未老先衰時，都要與死亡為伴，那麼為什麼唯一能讓人活下去的答案，卻是接受死亡的條件，忍受死亡是一種近在咫尺的危險，讓自己脫離社會，毫無根基地存在著，踏上那段探尋叛逆的自我必要性的未知旅途。簡而言之，無論生命是否罪惡，決定都是要鼓勵自己心中的那個精神變態。
梅勒顯然決定把這一理念付諸實踐。1960年，他本來已經宣佈了要以「存在主義者」的候選人身份競選紐約市市長的計劃，但在正式宣佈參選的晚宴上，他醉醺醺地捅傷了妻子阿黛爾，最終不得不放棄競選。1969年，他又一次參加了市長競選，不過不是以存在主義者的身份。他對存在主義哲學理論的理解，似乎從來都只是浮於表面。英國作家科林·威爾遜曾問過他，存在主義對他意味著什麼，但據稱，他揮了揮手，說：「哦，某種即興發揮的東西。」他的傳記作家瑪麗·達爾伯恩（maryv．dearborn）也暗示說，他對存在主義的瞭解，不是像他裝出來的那樣，來自尚未翻譯的《存在與虛無》，而是一部以《禁閉》為基礎改編的百老匯劇目，以及對《非理性的人》（irrationalman）的倉促閱讀——這是1950年出版的很流行的指南讀物，作者是先前曾在《黨派評論》中介紹過薩特的哲學教授威廉·巴雷特。
威廉·巴雷特的這本書很好，也很有影響；之後的1956年，沃爾特·考夫曼編輯出版了另一本暢銷書《存在主義：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薩特》（existentialismfromdostoevskytosartre）。這本書節選了克爾凱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薩特和加繆的著作內容，以及卡夫卡的「寓言」。在導讀中，編者將存在主義定義為由一群具有「強烈個人主義傾向」的作家們發起的一系列「針對傳統哲學的反抗」。考夫曼和巴雷特的作品都很暢銷，引發了人們對原版書籍的好奇心，而現在，譯本終於來了。1953年，波伏娃的《第二性》英譯本出版。繼先前已翻譯過來的小說之後，1955年，加繆的《西西弗神話》出版。1956年，又來了一部重磅作品《存在與虛無》，由黑茲爾·巴恩斯翻譯，展現了處於最佳狀態時的薩特。在這本書之後，巴恩斯寫了幾本比較存在主義與其他思想傳統的書，包括禪宗——那個時代的另一種風尚。1961年，她還主持了一檔電視欄目《遇見自我：存在主義的研究》（self-encounter：astudyinexistentialism），藉助從存在主義戲劇中節選的一些表演片段，來解釋哲學思想。這是一個好主意——不過，巴恩斯在她的回憶錄中說，該系列節目中還發生了一件悲劇性事件。在某場戲中，有個演員扮演了一個反思死亡問題的醫生。拍攝完後的第二天，這位演員看到一隻困在電話線杆上的小貓，便爬上去救它，結果觸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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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存在主義已經在美國風靡，但在大西洋另一邊，英國就謹慎許多了。長久以來，這兩個國家的專業哲學家，因為邏輯實證主義者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carnap）的緣故，對存在主義並不關注，這位僑居美國的德國人，曾在1932年寫過一篇文章，嘲笑這種海德格爾式的表達是「無無著」（thenothingnothings/dasnichtsnichtet）。他的抨擊在「英美」和「大陸」哲學之間劃下了一道至今仍存在的界線。非專業讀者不關心這一點，並且認為存在主義令人興奮——但在英國，他們還有其他文化障礙要克服。正如艾麗絲·默多克——該國家第一位存在主義普及者——所指出的那樣，英國人所習慣的那些觀念，來自一個「人們玩板球、做蛋糕、做簡單決定、記得他們的童年和去馬戲團」的世界，但存在主義者卻來自一個人們犯下大罪、陷入愛情和加入政黨的世界。不過，隨著20世紀50年代向前發展，英國年輕人逐漸發現，罪惡和政治確實可以比蛋糕更有趣。
艾麗絲·默多克鼓勵了他們。她自己第一次接觸到薩特後，便激動不已。1945年，她在布魯塞爾為難民組織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工作時，曾去城市裡聽了他的講座，還請他為她買的《存在與虛無》簽了名，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太興奮了——自從小時候發現濟慈、雪萊和柯勒律治以來，還不記得我有這麼興奮過。」雖然後來她基本上拋棄了存在主義，不過眼下，她卻做了很多事情來宣傳它。她發表過相關演講，在1953年寫了第一本關於薩特的書，把存在主義的辭藻用在了她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網之下》（underthenet）中，甚至還親自做表率，以雙性戀者的身份縱情地沉浸在自由性愛中。
不過，艾麗絲·默多克在牛津的學術生涯以及上流社會的語調（她總是在談論「phlossofeh」[哲學]和「litch-cha」[文學]）限制了她的吸引力，因為在當時，傳統的英國社會結構正自下而上地受到那些態度冒失莽撞和說話帶地方口音的憤怒年輕人的動搖。自命不凡的巴黎人很難競爭。但隨後，在存在主義奇蹟之年的1956年，一位非常與眾不同的英國存在主義者橫空出世了。
他叫科林·威爾遜，來自英格蘭中部的萊斯特，沒有上過大學。他的書被取名為《局外人》——向加繆致敬——帶著讀者踏上一場狂野之旅，領略了現代文學中異化的陌生人或「局外人」型別，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威爾斯、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和不安的舞蹈家尼金斯基（vaslavnijinsky）的感情爆發，到薩特的羅岡丹和加繆的默爾索，不一而足。其來源相容幷蓄，語氣大膽，思想宏大，清楚無誤地挑戰了傳統學術界。英國圖書業大為震動。
而且，威爾遜本人也是每個圖書營銷人員夢寐以求的那種作者。當時還不到二十五歲的他，看上去英俊帥氣，濃密的頭髮遮在一條眉毛上，長著堅毅的下巴，厚厚的嘴唇，穿著厚實的存在主義高領毛衣。他的背景真實艱辛，很早就已離開萊斯特，與50年代倫敦的詩人和「垮掉的一代」混在一起。1954年的整個夏天，身無分文、只有一個小帳篷和兩個睡袋的威爾遜，晚上睡在漢普特斯西斯公園裡，白天則騎腳踏車去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把他的野營背包扔在衣帽間，然後在圓形的閱覽室裡寫小說。那年冬天，他在新十字車站租了一個房間，讀著加繆的《局外人》過了一個孤獨的聖誕節。默爾索那種「吸菸、做愛和慵懶地躺在陽光下」的生活，讓他印象深刻，於是，他決定寫一本書，講講現代生活中的「局外人」——所有那些在哲學和藝術的邊緣憂思著尋找意義，或者就在荒謬中找到意義的年輕人。博物館重新開放後，威爾遜借了一堆書，在湧動的靈感中完成了手稿。他得到了出版商維克多·格蘭茨（victorgollancz）的認可，雙方談妥後，格蘭茨帶威爾遜去吃午飯慶祝，並說（據威爾遜回憶）：「我認為你可能是一個天才。」威爾遜聽了很高興：「這個結論我在多年前就已經得出了，不過聽到它能被證實，還是很讓人高興。」
出版方聽到漢普特斯西斯公園的故事後，更加高興，也很樂於去宣傳一個如此誘人的概念：某個年輕帥氣的流浪者晚上睡在樹下，白天去博物館莊嚴的穹頂下寫作。所以，當記者們誤以為威爾遜是在露宿街頭的情況下寫出這本書時，沒有人去糾正他們——事實上，他現在其實住在諾丁山的一間公寓裡。首印的5000本幾個小時內迅速賣光。評論家們讚不絕口。《笨拙》週刊登了一篇幽默文章，展現了藉著「從我們讀過的書和一些還沒寫出來的書中頻繁引用的語錄」，路易斯·卡羅爾的艾麗絲如何鑽入鏡中世界，從局外人變成了局內人。她這麼做之後，「存在主義變成了不存在主義，用斯瓦米先生的話說便是，多數人變成了更多數人」。
接著，反對和抵制來了。一位記者寫信給《泰晤士文學增刊》，指出了威爾遜的眾多引語中存在著86個重大錯誤和203個小錯誤。而《每日郵報》則搞到了他的部分私人日記，其中有一句話是：「我是我們這個世紀最重要的文學天才。」英國公眾或許偶爾會敞開雙臂，擁抱一個知識分子，但他們也期待對方能以優雅的自嘲作為回報。接下來的情景甚是令人難堪，一個局外人被嚴厲地提醒了他的局外性。正統的批評家喝著倒彩把威爾遜趕回曠野中，逼著他躲到了鄉下一個安靜的地方。
《局外人》當然是一本古怪的書，暴露了對原始內容倉促和片面的解讀。然而，它卻有著獨特的風格和堅定的信念，深刻地影響了很多讀者——特別是那些像威爾遜本人一樣，未能有幸接受正規教育，但聰明而自信，渴望去探索文化觀念和質疑世界的人。這是一本為局外人寫的關於局外人的書。我父親便是這樣的一位讀者，他當時也是一個英格蘭中部的男孩，而且和威爾遜出生在同一年，與他有著同樣的好奇心和樂觀精神。父親告訴我，在戰後英國的灰暗時期裡，《局外人》是為數不多的光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