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鼓勵他的讀者從個人角度去理解他的寫作。他把自己的思想稱為「新存在主義」，併為它賦予了一種積極向上甚至欣喜若狂的傾向。在他的自傳中，少年時代，他有一次曾差點兒自殺，但最終決定不能這樣。在選擇活下去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一種強烈到令人不知所措的體驗：「我瞥見了現實那種奇妙和巨大的豐盈，延伸到了遙遠的地平線。」他試圖在他的書中傳達生命這種純粹的價值性，認為以前的存在主義者犯了一個錯誤，不該把生命看得那麼陰鬱。在後來的書中，這種人類可能性的視野引領他走向了一系列主題，如謀殺、神秘、性，而這些主題的共同點就是它們全都缺乏思想上的體面性。這一切雖然對他的聲譽沒有幫助，但確實給他帶來了讀者。他還寫過驚悚小說和科幻小說，不過，他最吸引人的小說，仍然是自傳性質的《在蘇荷區漂泊》（adriftinsoho，1961），講述的是一個單純的青年結交了倫敦一群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他們帶著他去他們的派對時，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可沒空告訴你每個人的名字。見男的就叫夥計，見女人就叫寶貝吧。」
威爾遜很長壽，也很多產，即便在出版商也加入評論家的行列，不再青睞他的時候，他也未曾放棄寫作。後來，他成了一個憤怒的老男人，會衝著任何懷疑他的人大喊大叫——漢弗萊·卡彭特（humphreycarpenter）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寫一本關於「憤怒的年輕人」的書時採訪過威爾遜。對此，在接受對他有所同情的記者布拉德·司布真（bradspurgeon）採訪時，威爾遜聲稱，那是因為他在談論現象學時，卡彭特卻在沙發上睡著了。這似乎不可能；討論現象學的時候，怎麼會有人睡著啊？
科林·威爾遜的故事是一個前車之鑑。如果把年輕人的虛榮心和差勁的社交能力從故事中去掉，那麼剩下的便只有潛在的窘境了：一個人對思想的熱情，導致他在書寫他所熱愛的東西時興奮得過了頭。不過，憑藉著他的膽大妄為、克爾凱郭爾式的窘迫和「強烈的個人主義」，科林·威爾遜或許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那種存在主義反抗的精神。
《局外人》出岔子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威爾遜的評論家為數不多，艾麗絲·默多克算是其中一個。當然，她也認為他是一頭蠢驢，但是在《曼徹斯特衛報》發表的文章中，她寫道，相對於資深哲學家那種學究式的「枯燥」，她更喜歡威爾遜的「魯莽」。而且，她自己也經常在詞語和觀念多到往外溢的情況下寫作。1961年，她寫了一篇類似宣言的東西，題為《反對枯燥》（againstdryness），敦促作家拋棄一直以來流行的那種精緻寫作方式中的「小迷思、玩意、水晶」，重新回到作家真正的任務上，也就是去探索我們怎樣才能在一個複雜的世界中、在生命的「稠密」中活得自由和表現良好。
雖然存在主義者會走得太遠，寫得太多，修改得太少，提出不切實際的主張，或使自己丟臉，但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他們一直都沒有與生活的稠密失去聯絡，而且他們問出了那些重要的問題。要我的話，我也寧願選擇這些，把那些雅緻的微型複製品留在壁爐架上吧。
***
到20世紀60年代時，大學裡的老師們意識到了一種變化。在科羅拉多學院教哲學的海德格爾主義者格倫·格雷，在1965年5月為《哈珀斯雜誌》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校園裡的救贖：為什麼存在主義會俘獲學生》（salvationonthecampus：whyexistentialismiscapturingthestudents）。他注意到，近來的學生們似乎比以往更著迷於代表反叛和真實性的哲學家，比如為了思想自由而犧牲的蘇格拉底。他們特別喜歡存在主義者，尤其是薩特的自欺概念。有一天，一個學生慨嘆道：「我受夠了我的虛偽。」而且，他們中最優秀的那些，往往也最有可能輟學，會從學校消失，去尋找一條更有意義的道路。這讓格雷很擔心，比如有個聰明的年輕人在申請讀研時拒絕所有幫助，後來乾脆離開了學校，最後聽到他的訊息是，他正在全國四處漂泊，以做臨時工為生。
格雷非常理解對自由和「真實」的渴望：早在戰爭期間的義大利鄉下，他就預言過，舊的哲學為戰後的世界提供不了什麼，一切都必須被重新改造。然而，近三十年之後，當人們開始按照這個想法來行動時，他的慶祝衝動卻被對他們未來的擔憂壓倒了。
格雷是最早一批註意到存在主義的通俗標籤如何影響了日益壯大的反文化運動的人之一。存在主義把它的術語和變革能量注入到了後來接踵而至的巨大社會變化中，激進的學生、流浪的嬉皮士、拒服越戰兵役的人，以及那些沉溺於致幻藥物和完全開放的性試驗精神中的人越來越多。而這類生活方式中，滲透的是一種廣闊和充滿希望的理想主義：這些人不「枯燥」，默多克可能會這麼說。無論他們有沒有把加繆、波伏娃或薩特的書塞進口袋，他們都採納了薩特對個人自由和政治活動的雙重承諾：1968年5月，當佔領索邦大學的學生抗議者朝薩特歡呼時（當然，肯定也夾雜著些無禮的噓聲），他們在致意的就是這個。
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遊行、罷工、佔領、友愛大聚會和靜坐集會，構成了一個加長的歷史性時刻，人們可能會指著它說，存在主義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解放已經到來，存在主義可以退休了。確實，新的哲學家已經登場，他們反對的是存在主義個性化的思想風格。新小說家也來了，他們要反對它的文學審美：1964年，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在他的宣言《為新小說辯護》（pourunnouveauroman）中，駁斥了薩特和加繆的「人味」太重了。1966年，米歇爾·福柯預言，作為一個相對晚近的發明，「人」可能很快被「抹去，就像在海邊沙灘上畫的臉」——這個意象讓人想到了李維-史陀那個用研究「把人消解掉」的呼籲。後來，在20與21世紀之交，後現代主義者讓·鮑德里亞（jeanbaudrillard）則將薩特哲學貶斥為一種屬於歷史的好奇心，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那些經典電影，其老式的心理劇和清晰的人物刻畫，「非常好地表達了——已經陳腐的——主體性的後浪漫主義垂死掙扎」。沒有人需要這種「存在主義的裝束」了，鮑德里亞寫道，「今天還有誰在乎自由、自欺和真實性啊？」
***
哈，但是這些事情，確實有人在關心，在那些自由和真實性受到威脅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他們。其中一個這樣的地方是1968年及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當巴黎學生將薩特看作一個珍貴的老古董時，年輕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正在閱讀他，就好像他的作品剛剛從出版社發行。當時正值「布拉格之春」，杜布切克（alexanderdubček）政府正試圖變得更自由和開放。但正如十二年前的匈牙利，這場實驗被蘇聯的軍隊阻止了。而這也最終讓薩特和波伏娃不再支援蘇聯。
但即使在這之後，薩特兩部最具煽動性的戲劇也仍然繼續在布拉格上演：《髒手》和《蒼蠅》，兩者都是反專制主題。布拉格版的《蒼蠅》是對薩特這部自由和行動主義寓言令人驚訝的最新再創造。1943年時，這個故事講的是戰時的法國，1948年時，他在德國找到了新觀眾，而現在，它似乎看起來又與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息息相關。
「他過時了嗎？」1968年時，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這樣談到薩特，「我在法國聽人這麼說。」他繼續說，在布拉格，羅伯-格里耶這類作家的文學和思想只是遊戲，與他們相比，薩特能提供更多的東西。另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則認為，作家的言辭在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具有分量和價值：它們在人們的生命中被衡量著，而在西方，它們卻沒有實質內容，太輕而易舉了。菲利普·羅斯（philiproth）後來訪問布拉格時也注意到，在西方，「一切都可以，所以沒有什麼是重要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什麼都不可以，所以一切都重要」。薩特的存在主義恰恰是一種關於重要事物的哲學：他呼籲讀者做出決定，就彷彿人類的整個未來取決於他們做了什麼。
而且，不光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具有這種道德重量；對於一些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來說，現象學也一樣。捷克的現象學傳統可以追溯到該國第一位現代總統、布倫塔諾的學生和他的檔案保護人托馬斯·馬薩里克。胡塞爾自己就來自摩拉維亞，他的幾個同事也與捷克這片土地有著聯絡。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現象學的引人注目，則主要歸功於胡塞爾主義者中的一位：揚·帕託什卡。
與許多其他人一樣，1929年，帕託什卡聽到這位偉大的人在巴黎演講之後，首次發現了胡塞爾的哲學。1933年，像薩特去柏林一樣，他也轉學到弗萊堡，併成為胡塞爾圈子中最受歡迎的人之一，而且還跟著海德格爾學習過。胡塞爾甚至給了帕託什卡一個馬薩里克最初送給他的誦經臺，帕託什卡寫道，這使他感到被指定為這一傳統的繼承人。回到布拉格後，他竭盡全力使大學成為現象學研究的中心。
但從1948年開始，帕託什卡越來越受到當局的騷擾。1972年，被迫中止了大學的教學工作，他開始在家裡舉辦私人研討會，詳盡無遺地推敲文本。他的學生常常花一整晚研讀幾句《存在與時間》。他還去布拉格劇院給演員和作家講課——瓦茨拉夫·哈維爾就在他們之列。哈維爾回憶說，帕託什卡能讓文字在大家面前變得鮮活起來，並鼓勵他們尋求「事物的意義」和點亮「一個人的自我，以及他世界之中的境況」。他談到了自己的「被震動者的團結」觀念，這是一種可以把每個生活被某些歷史鉅變從無須思考的「日常性」中震出來的人團結在一起的紐帶。這種團結可以成為反抗行動的基礎。帕託什卡的現象學很有政治傾向。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帕託什卡只是揭示了一直潛伏在現象學之中的顛覆性傾向。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的呼籲，就是要求人們忽視意識形態，是在召喚人們把所有的教條放在「懸擱判斷」中，回到關鍵性的自力更生上。我們甚至可以將這種反教條的精神，追溯到年輕的弗朗茲·布倫塔諾身上，他拒絕接受教皇無謬誤這一點，結果受到了剝奪教職的懲罰。布倫塔諾把懷疑的拒斥精神傳給了胡塞爾；胡塞爾把它傳遞給帕託什卡，帕託什卡現在把它傳遞給哈維爾和其他許多人。
更直接的是，帕託什卡自己就成了一個活動家。1976年，雖然他年近七十、身體虛弱，但還是跟哈維爾和其他人一起，簽署了《七七憲章》這份著名政治反對宣告。這幾乎可以被稱為哲學家的憲章：在接下來十三年裡，其主要代表將近三分之一（38人中有12人）都是哲學家或學習過哲學的學生，許多人跟隨帕託什卡學習過。
捷克政府立即開始抓捕憲章的簽署人。1977年1月至3月期間，他們把帕託什卡帶到盧津監獄進行定期訊問。對他的審訊並不是暴力性質的，但更折磨人，因為審訊通常會持續一整天，目的是故意使他疲憊不堪，毫不體諒他的虛弱身體。哈維爾曾在囚犯等候室裡看見過他一次。在審訊開始前，他們要在這裡坐著等，目的在於加重他們的焦慮，但帕託什卡似乎不為所動，仍然和他暢談哲學。
在同一天，審訊之後，哈維爾被關押起來。帕託什卡雖然被釋放了，但在隨後的幾個月裡卻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這個時期快結束時，他寫了一份「政治遺囑」，在其中說道：「我們需要的是人們在任何時候都有尊嚴地行動，不要讓自己受到驚嚇和恐嚇，並說真話。」這聽起來是那麼簡單：又一次關於如其所是、純粹地去談論事物的號召。
3月初的一天，帕託什卡受到了尤其漫長的審訊，持續了11個小時。原因是他最近拜訪了荷蘭外交大臣馬克斯·範·德爾·斯圖爾，尋求他對《七七憲章》的支援，這讓政府非常憤怒。受審後的第二天，帕託什卡倒下了。被送往醫院後，他於1977年3月13日病逝在那裡。
他的葬禮在布拉格的布萊諾夫（brevnov）墓地舉行時，有數千人參加。當局沒有阻止葬禮的進行，但他們想辦法擾亂了整個過程。當時在場的伊凡·克里瑪回憶說，當局派摩托車騎手在附近的路上狂轉發動機，還有直升機在頭頂盤旋，導致墓邊的演講根本無法被聽清。現場的警察背對著墳墓。其他人則招搖地拍攝著人群中的面孔。
葬禮之後，緊接著發生了另一次在現象學歷史上頗具傳奇色彩且佔有重要地位的檔案偷運活動。一群帕託什卡之前的學生和同事，在克勞斯·內倫（klausnellen）、伊凡·赫瓦季克（ivanchvatík）與波蘭哲學家剋日什托夫·米哈爾斯基（krzysztofmichałski）的領導下，安排西方學者和外交官把他的論文影印件輪番帶出國，每次往返布拉格時就帶一些出來，就這樣，複製的檔案一點點地在維也納的人類科學研究所重新組合到了一起，而原件則仍然藏在布拉格。帕託什卡的記憶今天仍然保留在這兩個城市的研究所中。與維也納那家研究所有工作聯絡的學者保羅·利科（paulricœur）這樣總結他的遺產：「對這個人的無情迫害證明，倘若發生人民身陷絕境的情況，在哲學上呼喚主體性，就成了公民對抗專制者的唯一依靠。」
這個觀念也是哈維爾1978年向帕託什卡致敬的著名文章《無權者的權力》（thepowerofthepowerless）的中心思想。哈維爾寫道，在專制國家，人們會不知不覺中被收編。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蔬果零售商從公司的總部領到一塊印著標準資訊的告示牌，按要求，他要把它放在視窗，而他也這樣做了，雖然他根本不在乎其資訊，但他知道，如果他不這麼做，接下來就可能會發生各種不便。看到這條佈告的客人，並不會有意識地去注意它，反正在他自己的辦公室也有一個同樣的牌子。但這是否意味著佈告牌是無意義的和無害的？不，哈維爾說。每塊佈告牌都促成了一個讓思想和個人責任的獨立性被悄悄吞噬的世界。實際上，這些佈告牌來自海德格爾的「常人」，而他們也在幫助將其維持下去。在全國各地，即使在最高層人物的辦公室裡，人們既受到體制之害，又在延續著它，同時告訴自己，這一切都不重要。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欺、平庸的巨型結構。每個人都「參與並被奴役著」。
在哈維爾看來，反抗者必須從此處介入，來打破這一模式。哈維爾說，反抗者要求回到「此時此地」——回到胡塞爾所說的事物本身。他實行了一次「懸擱判斷」，言不由衷的話被放到了一邊，每個人看到的就是他或她眼前的事物。最終，結果將是一場「存在主義革命」：人們與「人類秩序」的關係被徹底翻修，他們可以回到對事物的真實經驗中去了。
1989年，一場革命確實到來了；哈維爾成為這個國家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他所處的這個角色，不會讓每一個人都高興，而這場革命，也沒有像他本來希望的那樣具有現象學或存在主義的特徵。無論如何，幾乎沒有人會這麼去看待它了。但徹底的翻修確實有。比起薩特較為明顯的激進主義，現象學提出的直接去經歷現實的觀念，必然在這裡有更持久的影響。也許，現象學才是真正激進的思想學派，甚至超過了存在主義。布倫塔諾這位最初的現象學反叛者，應該可以名正言順地為自己的長期影響感到自豪了。
————————————————————
「人與社會的真實面目」：sartre，thecommunistsandpeace，180，第三部分。最初刊於lestempsmodernes，101（1954年4月）。關於這一點，參見bernasconi，howtoreadsartre，79，用了「gazeoftheleastfavored」（在處境最困難的人眼中）這個譯法。
薩特忽略了蘇聯監獄：merleau-ponty，‘sartreandultrabolshevism’，出自adventuresofthedialectic，95–201，這在154頁。薩特作為異見分子：見bernasconi，howtoreadsartre，79。
「這些黑人」：sartre，‘blackorpheus’，j．maccombie譯（修訂版），出自bernasconi編輯的race，115–42，這在115頁。最初是為léopoldsenghor編輯的anthologiedelanouvellepoésienègreetmalgache（paris：puf，1948）寫的序言，ix–xliv。梅米：albertmemmi，thecolonizerandthecolonized，howardgreenfeld譯，序言由sartre所作，由lawrencehoey譯（newyork：orionpress，1965）。譯自portraitducoloniséprécédéduportraitducolonisateur（1957）。法農和梅洛-龐蒂：foc，607。《黑皮膚，白麵具》：fanon，blackskin，whitemasks，尤其是‘thelivedexperienceoftheblackman’，89–119。關於薩特和法農，參見robertbernasconi，‘racismisasystem：howexistentialismbecamedialecticalinfanonandsartre’，出自crowell編輯的thecambridgecompaniontoexistentialism，342–60。
「我不喜歡……之人」和這次會面的記述：foc，605–11；亦參見lanzmann，thepatagonianhare，347–8。奧利·伊瑟林：macey，frantzfanon，485。「我們對你們有要求權」：foc，610。被壓迫者反對他們的目光：sartre，prefacetofanon，thewretchedoftheearth，7–26，這在18–21頁。關於薩特和暴力，參見ronalde．santoni，sartreonviolence：curiouslyambivalent（universitypark，pa：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2003）。
薩特的信念變了，但他的極端主義從來沒變：todd，unlsrebelle，17。「在我的人生程式中」：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這在65頁。約茜·法農：macey，frantzfanon，462–3，引用了josiefanon，‘Àproposdefrantzfanon，sartre，leracismetlesarabes’，elmoudjahid（1967年6月10日），6。「我就再沒有和朋友有過溫和的關係」：beauvoir，adieux，148。
波伏娃也慶祝了：foc，315。「我是法國人」：foc，397。另見381–2。「任何人，任何時候」：sartre為henrialleg寫的序言，laquestion（1958），johncalder譯為thequestion（london：calder，1958），11–28，這在12頁。波伏娃寫了酷刑的受害者djamilaboupacha，最初刊於lemonde（1960年6月3日），之後刊於與boupacha的律師gisèlehalimi合寫的書上：djamilaboupacha（1962），petergreen譯為djamilaboupacha：thestoryofatortureofayoungalgeriangirl（london：andrédeutsch＆weidenfeld＆nicolson，1962）。死亡威脅：foc，381；626–8；daviddetmer，sartreexplained：frombadfaithtoauthenticity（chicago：opencourt，2008），5（槍殺薩特），11（戴高樂）。
爆炸：cohen-solal，sartre，451。打電話：lanzmann，thepatagonianhare，4。拒絕諾貝爾獎：asad，52–4，cohen-solal，sartre，447–8。「雙重意識」：w．e．b．dubois，thesoulsofblackfolk（newyork：penguin，1996），5。參見ernestallenjr．，‘onthereadingofriddles：rethinkingduboisian「doubleconsciousness」’，出自gordon編輯的existenceinblack，49–68，這在51頁。
鮑德溫在瑞士村莊：baldwin，‘strangerinthevillage’，出自thepriceoftheticket，79–90，這在81–3頁。最初刊於1953年的harper'smagazine。責任，和「我們不同於……」：wright，theoutsider，114–15，585。
他修改了書：修訂版，附有編輯歷史的註釋：ibid．，尤其是588–92頁。註釋由arnoldrampersad所做。「我已經受夠了」：rowley，richardwright，407（引自埃裡森給賴特的信，1953年1月21日）；關於埃裡森認為賴特如何損害他自己，亦見於409（引用埃裡森在1963年與a．geller的訪談，出自graham和singh編輯的conversationswithralphellison，84）。關於賴特、埃裡森和存在主義，參見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61–83。
阿斯韋爾：rowley，richardwright，472（引自阿斯韋爾寫給賴特的信，1956年1月24日）。「終於，理查德」：jamesbaldwin，‘alas，poorrichard’，出自nobodyknowsmyname：morenotesofanativeson（london：penguin，1991），149–76，這在174頁。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1961年。「我必須自由地生活」：rowley，richardwright，352，引自wright的一句話，出自anaïsnin的thediaryofanaïsnin，iv，212–14。「孤獨的局外人」：richardwright，whiteman，listen！（newyork：doubleday，1957），獻辭頁。關於這些著作，參見rowley，richardwright，440–91。第一屆國際大會：rowley，richardwright，477–80，尤其是479頁。關於賴特對《第二性》的興趣：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69；m．fabre，theunfinishedquestofrichardwright，2nded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3），320–21。關於波伏娃如何受到賴特影響，亦見於margareta．simons，‘richardwright，simonedebeauvoir，andthesecondsex’，出自beauvoirandthesecondsex，167–84。
安吉·佩格：forster和sutton編輯的daughtersofdebeauvoir，54–9。瑪格麗特·沃爾特斯：ibid．，45；亦參見與jennyturner的訪談，她也受到自傳的影響，33-4。凱特·米利特：ibid．，28–9。喬伊絲·古德費洛：ibid．，103。
弗蘭克爾：關於更多他的生平和思想，參見viktorfrankl，man'ssearchformeaning（london：rider，2004；初版於1946），和其他著作。
斯隆·威爾遜，themaninthegreyflannelsuit的後記（london：penguin，2005），278。
魷魚、水蛭等等：參見spencerr．weart，theriseofnuclearfear（cambridge，ma＆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2），106。
艾希曼：arendt，eichmanninjerusalem（最初連載於1963年2——3月的《紐約客》，之後以書的形式出版於1963年）。關於圍繞這本書的爭議，亦參見bettinastangneth，eichmannbeforejerusalem：theunexaminedlifeofamassmurderer，r．martin譯（london：bodleyhead，2014）；richardwolin，‘thebanalityofevil：thedemiseofalegend’，jewishreviewofbooks（2014年秋）；和seylabenhabib，‘who'sontrial：eichmannorarendt？’，newyorktimes：thestoneblog（2014年9月21日）。關於實驗，參見stanleymilgram，‘behavioralstudyofobedience’，journalofabnormalandsocialpsychology，67（4）（1963年12月），371–8，和obediencetoauthority：anexperimentalview（newyork：harper，1974）；c．haney，w．c．banks和p．g．zimbardo，‘studyofprisonersandguardsinasimulatedprison’，navalresearchreviews，9（1973），1–17；phillipzimbardo，thelucifereffect（newyork：randomhouse，1971）。「美國存在主義者」：normanmailer，‘thewhitenegro’，出自advertisementsformyself，337–58。初版於dissent（1957）。關於梅勒和存在主義的更多內容，參見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84–209。
「哦，某種即興發揮的東西」：wilson，dreamingtosomepurpose，244。梅勒的思想來源：marydearborn，mailer（boston：houghtonmifflin，1999），58–9。參考了barrett，irrationalman。參見cotkin，existentialamerica，185–6。幾次反抗，和「強烈個人主義傾向」：都來自kaufmann，existentialism，11。黑茲爾·巴恩斯：sartre，beingandnothingness，hazelbarnes譯，初版於1956年。在寫作的時候，另一本書的翻譯由sarahrichmond來準備。禪：參見barnes，anexistentialistethics，211–77。《遇見自我》：barnes，thestoryitellmyself，166–8。這場戲劇改編自m．unamuno的故事themadnessofdoctormontarco。電視節目self-encounter：astudyinexistentialism（1961）曾一度遺失了，但是jeffreywardlarsen和eriksween在國會圖書館找到一份複製；另一份複製現在在科羅拉多大學檔案館。參見http：/2010/11/03/documentaries-worth-watching/。
卡爾納普：rudolfcarnap，‘theovercomingofmetaphysicsroughlogicalanalysisoflanguage’（初版於1932年），出自murray編輯的heideggerandmodernphilosophy，23–34。卡爾納普特別挑選了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是什麼？》中的短語「無無著」（thenothingnothings）。「人們玩板球」：murdoch，sartre，78–9。關於存在主義在英國，參見martinwoessner，‘angstacrossthechannel：existentialisminbritain’，出自judaken和bernasconi編輯的situatingexistentialism，145–79。「這種興奮」：conradi，irismurdoch，216（默多克寫給哈爾·利特戴爾，1945年11月6日）。她的相遇：她的筆記‘notesonalecturebyjean-paulsartre’（布魯塞爾，1945年10月）在金斯頓大學（universityofkingston）的默多克檔案中，iml682。她的演講：參見conradi，irismurdoch，270。她原本打算1947年在劍橋大學攻讀研究胡塞爾的博士學位，但後來轉而研究維特根斯坦：參見她的海德格爾文稿，在金斯頓大學的默多克檔案中（kuas6/5/1/4），83，和conradi，irismurdoch，254（引用自默多克與richardwollheim的訪談，1991年）。
「吸菸、做愛」：wilson，dreamingtosomepurpose，113。《局外人》的出版：carpenter，theangryyoungmen，107。「我認為你可能……」和「這是……的結論」：wilson，dreamingtosomepurpose，129。不糾正他們：spurgeon，colinwilson，66–7。印刷量：carpenter，theangryyoungmen，112。艾麗絲：georeygorer，‘theinsider，byc*l*nw*ls*n’，punch（1956年7月11日），33–4。參見carpenter，theangryyoungmen，168。《泰晤士文學增刊》的信：carpenter，theangryyoungmen，109，引自《泰晤士文學增刊》（1956年12月14日）。「我是……最重要的文學天才」：ibid．，169–70。
「我瞥見了」：wilson，dreamingtosomepurpose，3–4。「我用不著」：colinwilson，adriftinsoho（london：pan，1964），114。
睡著了：spurgeon，colinwilson，36，更多用書評或簡介激怒了他的其他作家：37–8，47。lynnbarber為《觀察家報》（observer，2004年5月30日）寫的簡介讀起來很有趣。「魯莽」：irismurdoch在manchesterguardian的評論（1957年10月25日）。她在1962年寫給brigidbrophy的一封信裡稱他為蠢驢：見murdoch、a．horner和a．rowe編輯的livingonpaper：lettersfromirismurdoch1934–1995（london：chatto＆windus，2015），222。「小迷思、玩意」：murdoch，‘againstdryness，’出自existentialistsandmystics：writingsonphilosophyandliterature，p．conradi編（london：penguin，1999），287–95，這在292–3頁。《校園裡的救贖》：j．glenngray，‘salvationonthecampus：whyexistentialismiscapturingthestudents’，harper'smagazine（1965年5月），53–60。關於gray，參見woessner，heideggerinamerica，132–59。
羅伯-格里耶：alainrobbe-grillet，foranewnovel，richardhoward譯（ny：grove，1965），64。
「抹去」：michelfoucault，theorderofthings（london：tavistock，1970），387。「消解人」：claudelevi-strauss，thesavagemind（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6），247。「表達」和「還有誰在乎自由？」：jeanbaudrillard，impossibleexchange，c．turner譯（london：verso，2001），73。參見jackreynolds和ashleywoodward，‘existentialismandpoststructuralism：someunfashionableobservations’，出自felicityjoseph、jackreynolds和ashleywoodward編輯的thecontinuumcompaniontoexistentialism（london：continuum，2011），260–81。布拉格的戲劇：asad，358。《髒手》在1968年9月上演，《蒼蠅》在同年12月上演。參見contat和rybalka編輯的thewritingsofjean-paulsartre，i，89。「他過時了嗎？」：antoninliehm，thepoliticsofculture（newyork：grovepress，1973），146（與milankundera的採訪，p．kussi譯；初版於1968年）。
言辭有分量：havel，letterstoolga，306（1982年4月10日）。「一切都可以」：philiproth，出自georgeplimpton編輯的writersatwork：theparisreviewinterviews，7thseries（newyork：penguin，1988），267–98，這在296頁。hermionelee採訪，初版於parisreview（1983年夏——1984年冬）。變成繼承人：kohák，janpatocka，xi，譯自patocka，‘erinnerungenanhusserl’，出自walterbiemel編輯的dieweltdesmenschen–dieweltderphilosophie（thehague：martinusnijho，1976），vii–xix，這在xv頁；帕託什卡也形容胡塞爾不願意與海德格共享他：x。花一整晚研讀幾句：shore，‘outofthedesert’，14–15。帕託什卡的討論會：paulwilson，introductiontohavel，letterstoolga，18，引自václavhavel，‘thelastconversation’（1977），出自václavhavelolidskouidentitu（václavhavelonhumanidentity），vilémpriccem和alexandertomský編（london：rozmluvy，1984），198–9。
「被震動者的團結」：patocka，hereticalessaysinthephilosophyofhistory，134–5。
七七憲章：‘charter77manifesto’，telos，31（1977），148–50。亦參見janpatocka，‘politicaltestament’，telos，31（1977），151–2。關於此，另見kohák，janpatocka，340–47。哲學家：aviezertucker，thephilosophyandpoliticsofczechdissidencefrompatockatohavel（pitts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00），2–3。例行審訊：michaelzantovsky，havel（london：atlanticbooks，2014），182。哈維爾最後一次與帕託什卡見面：paulwilson，introductiontohavel，letterstoolga，18，引自václavhavel，‘thelastconversation’（1977），出自václavhavelolidskouidentitu（václavhavelonhumanidentity），vilémprecan和alexandertomský編（london：rozmluvy，1984），198–9。「需要的是……」：patocka，‘politicaltestament’，telos，31（1977），151–2，這在151。帕託什卡之死：kohák，janpatocka，3；zantovsky，havel，183–4。帕託什卡的葬禮：klíma，mycrazycentury，350–51。
帕託什卡的檔案：shore，‘outofthedesert’，14–15；chvatík，‘geschichteundvorgeschichte’。「無情迫害」：paulricœur，‘patocka，philosopherandresister’，davidj．parent譯，telos，31（1977），152–5，這在155頁。初版於lemonde（1977年3月19日）。蔬果零售商：havel，‘thepowerofthepowerless’，41–55。「此時此地」：ibid．，99。
「存在主義革命」：ibid．，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