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很習慣與西蒙娜·德·波伏娃那種親密的寫作合作關係，但現在，波伏娃卻首先站出來，認為萊維對薩特施加了過多影響。雷蒙·阿隆也說，《現在的希望》中的那些思想，合理到了連他都可以認同的地步——他是在暗示，這個跡象可以確鑿無疑地表明，它們不是薩特真正的想法。
薩特生活的最後階段，至今仍然謎團重重。他表達的似乎都是一些明智和動人的觀點，不是讚美和睦的關係，就是在頌揚非暴力——然而，這個普通的新薩特身上，似乎缺了些什麼。《現在的希望》可以被解讀為某種提醒，讓我們想起他早期作品中那些令人振奮（和令人震驚）的東西——錯誤、徹底的漠然、好鬥的態度、書寫狂及其他一切。不過，也許我正在做的恰恰就是他和波伏娃對加繆做的事：哀悼舊版本的他，而把更新版的他貶斥為了錯誤。或許，他是意識到了自己的衰微，所以才開始用更溫和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認為，人類的生活就是一齣有關自由和偶然性的戲劇，無法言明、模稜兩可。如果說有什麼可以證明她這種看法中所蘊含的真理，那就是薩特的晚年。我們回溯他的衰弱過程，可以看到一個感情熾熱、喋喋不休的人是如何慢慢變成了他昔日的影子，他的全部視力和一些聽力、他的菸斗、他的寫作、他對世界的參與，全被剝奪了——到最後，如沃爾海姆所說，連他的現象學也被剝奪了。所有這一切都由不得他掌控。然而，他從來沒有把自己固化為一尊雕像：他一直在改變著他的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1980年3月19日晚上，有好幾個小時，他都獨自一個人待著——這種情況很少發生——結果在這期間，他開始呼吸困難，最終昏了過去。被送往醫院後，他在那裡又挺了將近一個月。不過，即使在他彌留之際，記者和攝影師也不放過他，有的記者還冒充護士，進入了他的房間，有的攝影師跑到對樓的屋頂上，用變焦鏡頭隔著窗戶拍到了他。4月14日晚，他因腎臟衰竭和壞疽陷入昏迷後，於第二天最終逝世。
波伏娃痛不欲生，但她思想上的正直，禁止她改變自己的終身信念：死亡就是結束，是入侵的和可憎的事物，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沒有任何超越的可能。她寫道：「他的死亡確實把我們分開了。我的死不會讓我們再相逢。事情就是這樣。我們能夠和諧地一起生活這麼久，本身就已經美好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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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薩特在離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前，和阿隆約定，後死的那個人要在學校的校友雜誌上為先死的那個人寫一篇訃告。阿隆比薩特活得更久，但他沒有寫那篇訃告，而是在《快報》（l'express）發表了一篇有關薩特的文章，解釋了他為什麼選擇不再遵守他們的約定：時間已經過去太久，他認為，承諾已經失效了。後來在一次採訪中，他又評論道，儘管在加繆和梅洛-龐蒂去世的時候，薩特都為他們寫了「感人的文章」，但他很懷疑，如果他要是比薩特早死，薩特會為他寫訃告。他為什麼這麼想，我們無從得知。確實，由於迥異的政治觀點，二人的關係比其他那些都惡化得更厲害。但我想，不管怎樣，薩特一向不吝辭章，他總應該能找到些好話，在訃告中表達一下對阿隆的讚賞。
事實上，阿隆差一點兒就比薩特早死了：1977年時，他曾發作過一次心臟病。雖然逃過一劫，但此後他都一直感覺身體再未完全康復。1983年10月17日，他的心臟病第二次發作了。當時，他剛為朋友伯特朗·德·茹弗內爾（bertranddejouvenel）在法庭上做完證——茹弗內爾被一名記者指控在戰爭期間包庇納粹同情者。阿隆上庭為他做證，主張指控不僅不實，而且罔顧歷史，未將法國人的生活在被佔領期間的道德複雜性考慮在內——從法院大樓走出來後，他突然倒在地上，當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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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去世後，西蒙娜·德·波伏娃活了整整六年，幾乎一小時都不差。
在這些年間，她繼續擔任著《摩登時代》編輯委員會的領導，開會地點就在她的家裡。她不但繼續閱讀手稿、書寫信件，還幫助了很多年輕作家，尤其是很多女權主義者。其中之一是美國人凱特·米利特（katemillett），她每年都會去波伏娃的巴黎公寓拜訪，根據她的描述，這間公寓裡，擺滿了書和朋友們的照片（「薩特、熱內、加繆和其他人」），以及「一些模樣可笑的沙發，50年代的那種風格，上面擺著天鵝絨的墊子，在她買來和裝飾的那一年，這些很可能是爆款吧」。米利特評論道，波伏娃的卓越之處，在於她不折不扣的正直，在於她「有一種令人難以想象的特質，一種道德威信」。
和薩特領養阿萊特·埃凱姆-薩特一樣，波伏娃也收養了她的伴侶和繼承人、與克勞德·朗茲曼和其他朋友一起照顧她的西爾葳·勒龐·波伏娃（sylvielebonbeauvoir）。波伏娃飽受肝硬化的折磨，這與多年的重度飲酒不無關係。1986年3月20日，她因相關的併發症住進了醫院，但在術後的恢復過程中，肺部又出現了瘀血，經過幾個星期的抗爭，她最後陷入昏迷，於1986年4月14日離開了這個世界。
她被葬在了蒙帕納斯墓地的薩特旁邊。而且和薩特一樣，為方便日後的火化，她的遺體也被安放在了大棺材裡的小棺材中。成千上萬的人湧上街頭，注視著她的靈車駛過，而一如當初薩特的靈車那樣，上面也高高地堆滿了花束。這場葬禮或許不如薩特的盛大，但仍有大量的哀悼者聚集在公墓入口處，造成了交通堵塞。守衛擔心太多人擠進來，不得不關上了大門，但一些人還是從柵欄和圍牆上翻了過去。在墓邊，朗茲曼朗讀了她自傳的第三卷《時勢的力量》（forceofcircumstance）中一段反思死亡、生命和失去的文字。她是這樣寫的：
我悲傷地想到了所有我讀過的書，所有我看過的地方，所有我積累的知識，而以後都不會再有了。所有的音樂，所有的繪畫，所有的文化，那麼多的地方：突然間便煙消雲散了。這些東西，它們不能釀出蜂蜜來，也不能給任何人提供營養。如果我的書還有人讀，讀者頂多會想：她見識過的還真不少啊！但是，這些事物的獨特總和，我的人生經歷及其全部的有序與無序——京劇、韋爾瓦競技場、巴伊亞的坎東伯雷舞、瓦德的沙丘、瓦班西亞大道、普羅旺斯的黎明、梯林斯、卡斯特羅對著五十萬古巴人講話、雲海上硫磺色的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寧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鐘聲、比雷埃夫斯港上空的橙月亮、沙漠裡升起的紅太陽、託切羅島、羅馬、我談過的所有事情、我還沒說的那些事情——再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它們重生了。
寫這個總結那會兒——書最終完稿於1963年3月——她仍然有23年的活頭。但波伏娃老容易過早地去思慮這些告別之詞。這類思考構成了她寫於1970年的研究性作品《老年》（oldage），以及1972年那部果真成了最後一卷的自傳《歸根到底》。
然而，這些書雖然有著更濃重的憂鬱色彩，但也展示了她在「對生活驚奇」方面具有的卓越天分。在《老年》中，她寫到了一張攝於1929年的老照片，看著照片中那個站在香榭麗舍大街上，「戴著鐘形帽、穿著翻領上衣」的自己，她驚訝地感到，曾經一些似乎自然而然的東西，現在再看時卻是那樣陌生。在《歸根到底》中，她描述了午睡醒來後，感到一種「孩童般的驚訝——為什麼我是我自己？」每個人的每一個細節都似乎難以置信——為什麼那個特定的精子遇上了那顆特定的卵子？為什麼她生來就是女性？有太多的事情本可以大相徑庭：「我本有可能沒遇到薩特；什麼事情都本可能發生。」
她又繼續說，一個人的真實人生中，有盤根錯節的關係，有難以歷數的經歷，與這種豐富多彩的混亂相比，傳記作者在研究這個人時發掘出的任何一條資訊，都只是九牛一毛。此外，取決於視角的不同，這些要素中的每一條都可能有不同的意涵：一句簡單的陳述，比如「我出生在巴黎」，就對每個巴黎人有著不同的意義，而這完全取決於他或她的背景和確切的處境。在這個複雜的視角網路中，一種共享的現實被編織了出來。但永遠不會有人理解這種神秘，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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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主要出場人物中，最長壽的是伊曼努爾·列維納斯，他去世於1995年12月25日，距離他的90歲生日還有不到三個星期。從1928年第一次發現胡塞爾，到他自己的職業生涯晚期，列維納斯在一生中基本上見證了現代現象學的大部分故事。不過，他在晚期時把哲學帶入了一片異常晦澀的領地，在繼續研究倫理學和與他者之間關係的同時，對傳統的猶太學術研究和《聖經》的文本釋義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搞得連他的擁護者也覺得他十分費解。
列維納斯的思想對班尼·萊維有所影響，所以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現在的希望》中有很多思想聽起來有列維納斯的味道。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這可以算是列維納斯和薩特之間又一次有趣的間接接觸了。他們幾乎不認識對方，想法也常常有著雲泥之別，但他們的人生軌跡卻在一些重要節點上交會過。差不多半個世紀以前，在煤氣燈酒吧聊完杏子雞尾酒後，薩特在巴黎買了一本列維納斯的書。隨後，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們曾就噁心和存在寫下過極其相似的著述。現在——或許在他們誰都不曾承認或反思過這個事實的情況下——通過萊維，他們的思想又再次被拉近了，而且近得甚至有些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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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新存在主義者」科林·威爾遜，一直活到了2013年12月5日，也一直憤怒到了最後，但在世界各地，他依然擁有許多忠實的讀者，被他的書激勵或啟迪著。一個人能留給世界這樣的遺產，已經很不錯了。
另外兩位偉大的傳播者比他先去世：翻譯過薩特的黑茲爾·巴恩斯（2008年3月18日去世），以及最先讓英語讀者品嚐了存在主義的艾麗絲·默多克。
默多克去世於1999年2月8日。在此之前的幾年中，她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症，而她的最後一部小說《傑克遜的困境》（jackson'sdilemma），就展示了這種疾病出現的端倪。在寫作這部小說時，她決定放棄一本已耗費六年心血的哲學著作《海德格爾：對存在的追求》（heidegger：thepursuitofbeing）。遺留下來的打字稿和手稿版本，基本上是一堆毫無關聯的章節，在她死後，只有一部分最終被出版。
對很多人來說，海德格爾似乎是一個謎，對她來說，也是如此。毫無疑問，海德格爾這個人讓她很感興趣，比如在她的小說中，很多主角就都是那種魅力四射、時而還很危險的大師型人物。不過更重要的是，她對薩特失去興趣很久之後，她的注意力還一直被他的哲學吸引著。海德格爾將心靈比作林中空地的意象尤其讓她著迷，她覺得這很美（我也是）。
在《傑克遜的困境》中，她筆下的角色貝內特（benet）也在寫一本關於海德格爾的書，而且和默多克一樣，他進行得也很吃力。他猜測，這種艱難是不是源於他無法確定自己對海德格爾的真實看法。他的有些方面很吸引他，但另一些方面又讓他厭惡：比如納粹主義，對荷爾德林的盜用，以及無情地「將哲學詩意化，丟棄了真理、善良、自由、愛、個人，而這一切，恰恰是哲學家應該去解釋和捍衛的」。他懷疑，是不是海德格爾身上危險的某一面吸引了他，而他貝內特的靈魂中事實上也深深地掩藏著這一面，所以他才無法審視甚或除掉它。當他思考海德格爾時，他是在思考什麼？後來，他再次翻閱了他的海德格爾筆記，並說道：「我很渺小，我無法理解。」
作為一輩子的默多克迷，我曾故意選擇不去讀《傑克遜的困境》，因為我覺得書中流露出的疾病徵兆，會讓我很難過。但現在讀來，我卻驚訝地在其中發現了這樣一段熟悉到離奇的描寫，這說的不正是我自己對海德格爾的感受嗎？確實，我發現整本書都很動人，也發人深省。在這最後一部小說中，默多克讓我們窺見了一個正在失去其一致性和聯結性的心靈（或此在），卻依然擁有——竭盡人力之所能——去將它的經驗轉化為文字的能力和這麼做的強烈渴望。這是薩特、波伏娃、梅洛-龐蒂及本書中的每個人，甚至包括海德格爾，都共有的現象學渴望。
在《傑克遜的困境》的最後一幕中，書名中的角色，也就是貝內特的僕人傑克遜，坐在橋邊河岸的草地上，看著一隻蜘蛛在草葉之間結網。他彷彿與貝內特融為了一體，也突然產生了那種一切都在悄然溜走的感覺。他說，有時候他會感覺到某種轉變，或者是呼吸和記憶的喪失。難道他只是誤解了正在發生的事？這是一個夢？「對於什麼是必要的，我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個已無路可走的地方。」
他站了起來，但起身時，他感覺到了什麼：是那隻蜘蛛在他的手上爬。他把蜘蛛放回到它的網上，向河走去，然後過了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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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bn，568。「從別處」：beauvoir，averyeasydeath，91–2。人不能與死亡發生關係，oldage，492。
「它把現象學從我們身上奪走了」：richardwollheim，thethreadoflife（cambridge，ma：yaleuniversitypress，1999），269。加繆的車禍和手稿：lottman，albertcamus，5。
波伏娃和加繆之死：foc，496–7。薩特和加繆之死：sartre，‘albertcamus’，出自situations[iv]，107–12。最初刊於france-observateur（1960年1月7日）。加繆是一個倫理思想家：‘simonedebeauvoirtellsstudsterkelhowshebecameanintellectualandfeminist’（1960），音訊採訪，線上：http：/2014/11/simone-de-beauvoir-talks-with-studs-terkel-。賴特的死和懷疑：rowley，richardwright，524–5。鉍鹽：504。賴特的俳句：有一部分包括在ellenwright和michelfabre編輯的richardwrightreader（newyork：harper＆row，1978），251–4。其他的線上：http：u/english/haiku。梅洛-龐蒂之死：ronaldbonan，apprendreàphilosopheravecmerleau-ponty（paris：ellipses，2010），12；gandillac，lesiècletraversé，372；emmanuellegarcia，‘mauricemerleau-ponty：vieetœuvre’，出自merleau-ponty，Œuvres，27–99，這在93頁。
薩特關於梅洛-龐蒂之死的說法：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這在320頁。最初以「merleau-pontyvivant」為題發表，出自lestempsmodernes，17eannée，184–5（1961年10月），304–76。雅斯貝爾斯和英年早逝的警告：gens，karljaspers，50（格特魯德寫給阿倫特，1966年1月10日）。海德格爾和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的電報：ibid．，206（海德格爾寫給格特魯德，1969年3月2日；格特魯德寫給海德格爾，1969年3月2日）。
雅斯貝爾斯論諾德奈島：jaspers，‘self-portrait’，3。阿倫特幫助海德格爾夫婦：woessner，heideggerinamerica，109–11。
阿倫特論海德格爾：arendt，‘martinheideggerateighty’，出自murray編輯的heideggerandmodernphilosophy，293–303，這在301頁。最初刊於newyorkreviewofbooks（1971年10月）。海德格爾明白大家在期待什麼：petzet，encountersanddialogues，91。書店的櫥窗：gerhartbaumann，erinnerungenanpaulcelan（frankfurtammain：suhrkamp，1992），58–82，這在66頁；jamesk．lyon，paulcelanandmartinheidegger：anunresolvedconversation，1951–1970（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6），168。
詩：paulcelan，‘todtnauberg’，出自poemsofpaulcelan，michaelhamburger譯（london：anvilpress，1988），292–5（德文、英文版）。「沙漠般」：heidegger，sojourns，37。「不看到希臘」：safranski，martinheidegger，401（海德格爾寫給凱斯特納，1960年2月21日）。「酒店」和「釋放」：heidegger，sojourns，12，19。雅典：ibid．，36，39–42。
「單一姿態」和「知道如何在這個世界」：ibid．，43–4。相機：ibid．，54。埃克塞基亞斯的杯子：ibid．，57，和70n20。它在慕尼黑文物博物館。
「哪裡寫著？」和「根據」：heidegger，‘「onlyagodcansaveus」：derspiegel'sinterviewwithmartinheidegger’，出自wolin，theheideggercontroversy，91–116，這在106頁。這次採訪在他去世後刊於derspiegel（19976年5月31日）。由mariap．alter和johnd．caputo翻譯的文本，最初刊於philosophytodayxx（4/4）（1976），267–85。與魏爾特的對話：safranski，martinheidegger，432，引自welte，‘erinnerunganeinspätesgespräch’，251。關於海德格爾和返回家園這個主題，亦參見robertmugerauer，heideggerandhomecoming：theleitmotifinthelaterwritings（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2008），和brendano'donoghue，apoeticsofhomecoming：heidegger，homelessnessandthehomecomingventure（newcastleupontyne：cambridgescholars，2011）。弗裡茨·海德格爾和「愚人周」的演說：raymondgeuss，‘heideggerandhisbrother’，出自politicsandimagination（princeton＆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142–50，這在142–3頁。籠統地關於弗裡茨·海德格爾，參見zimmermann，martinundfritzheidegger；safranski，martinheidegger，8–9，引自andreasmüller，derscheinwerfer：anekdotenundgeschichtenumfritzheidegger（messkirch：armingmeiner，1989），9–11；和（尤其是‘此-此-此在’和‘月亮上的超市’）luziabraun，‘da-da-dasein．fritzheidegger：holzwegezursprache’，出自diezeit（1989年9月22日）。
「它從人身上收回了」：heidegger，parmenides，85，引自polt，heidegger，174。提出修正建議：safranski，martinheidegger，8；raymondgeuss，‘heideggerandhisbrother’，出自politicsandimagination（princeton＆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142–50，這在149頁。「好些年以來」：sartre，‘j'écrispourdirequejen'écrispas’（未註明日期的筆記），出自lesmots，1,266–7。
《薩特自述》，拍攝於1972年2——3月，1976年5月27日在戛納首映。關於在一起看：beauvoir‘afarewelltosartre’，adieux，85。關於看電視（儘管幾乎失明）：todd，unlsrebelle，20。拒絕傷心：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這在4頁。中風、記憶障礙、牙齒問題：hayman，writingagainst，416–17。「虛無」：beauvoir，‘afarewelltosartre’，adieux，65。「薩特，小夥伴」：todd，unlsrebelle，30。反猶主義著作，暴力：sartre和lévy，hopenow，63–4，92，100–103。這些訪談最初刊於lenouvelobservateur（1980年3月10日、17日、24日）。
更不壞些，「思想被創造」：ibid．，73。波伏娃的看法：ronaldaronson，‘introduction’，ibid．，3–40，這在7頁。阿隆的看法：ibid．，8，引自aron，‘sartreà「apostrophes」’，liberation/sartre（1980），49。其他人都表達了關切；edwardsaid寫下了1979年和薩特、波伏娃在巴黎的會面，令人震驚的是，萊維在午餐時代表薩特發言。當said要求聽薩特自己的發言之時，萊維猶豫了一下，說他會在第二天這麼做。他這麼做了，但依據一份準備好的文本，而said懷疑是由萊維所寫。edwardsaid，‘diary：anencounterwithsartre’，londonreviewofbooks（2000年6月1日）。關於這次採訪和薩特與萊維的合作的更廣闊背景，參見j．-p．boulé，sartremédiatique（paris：minard，1992），205–15。
攝影師：hayman，writingagainst，437，尤其指的是在《比賽》中用長焦鏡頭拍攝的一張清晰照片。「他的死亡確實把我們分開了」：beauvoir，‘afarewelltosartre’，出自adieux，127。阿隆和薩特的約定：aron，memoirs，450。「感人的文章」：aron，thecommittedobserver，146。
阿隆之死：stanleyhoman的文章「raymondaron（1905–1983）」，引自newyorkreviewofbooks（1983年12月8日）。波伏娃最後幾年的工作：bair，simonedebeauvoir，611–12；asad，69。「一些模樣可笑……」和「令人難以想象的特質」：forster和sutton編輯的daughtersofdebeauvoir，19，17（katemillett採訪）。肝硬化：bair，simonedebeauvoir，612–13。死亡、葬禮和閱讀：ibid．，615–16。
「我悲傷地想到……」：foc，674。「戴著鐘形帽」：beauvoir，oldage，406。「孩童般的驚訝」：asad，9。
「我出生在巴黎」：asad，10。
《海德格爾：對存在的追求》：默多克的海德格爾手稿（列印版，手寫訂正）在金斯頓大學的默多克檔案中，kuas6/5/1/4；一個文稿版本在艾奧瓦大學（universityofiowa）。部分已經基於justinbroackes編輯的兩個文本出版：murdoch，‘seinundzeit：pursuitofbeing’，出自broackes編輯的irismurdoch，philosopher，93–114。林中空地：murdoch，‘seinundzeit：pursuitofbeing’，出自broackes編輯的irismurdoch，philosopher，97。貝內特的困惑：murdoch，jackson'sdilemma，13–14。「我很渺小」：ibid．，47。
傑克遜最後的想法：ibid．，2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