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我們沉思繁盛。
現在，那些著名的存在主義者和現象學家都已遠去，而自年輕的艾麗絲·默多克在1945年讀到薩特，並驚呼「這種興奮——從不記得我有這麼興奮過」以來，幾代人也已長大。最初的那種激動，已經越來越難以再現。雖然我們仍能從一些黑白照片中——比如，在桌旁抽著菸斗的薩特，戴著頭巾的波伏娃，衣領豎起、神情憂思的加繆——找到懷舊的浪漫，但他們永遠再不會像當初看起來那樣質樸與危險。
但話說回來，存在主義的觀念和態度，已經深深地融入了現代文化之中，我們幾乎都不再把它們視為存在主義的東西。人們（至少在那些相對繁榮、沒什麼更迫切需求干擾的國家中）會談論焦慮、不誠實和對承諾的恐懼。他們會擔心處在自欺之中，雖然他們不用這個詞。他們會因過多的消費選擇感覺到應接不暇，但同時也感覺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比以往更少了。對一種活得更「真實」的模糊渴望，讓許多人——比如——去報了週末靜修班，允許自己的智慧手機像兒童的玩具一樣被人帶走，然後花兩天時間在鄉間美景中散步，重新找回彼此和被遺忘的自己。
此處這種未命名的渴望物件是真實性。就像20世紀50年代一樣，這個主題也同樣困擾著現代的娛樂業。在電影中，比如雷德利·斯科特的《銀翼殺手》、沃卓斯基姐妹的《駭客帝國》、彼得·威爾的《楚門的世界》、米歇爾·貢德里的《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和亞歷克斯·加蘭的《機械姬》，存在焦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與技術焦慮糾纏到了一起。而在薩姆·門德斯的《美國麗人》、科恩兄弟的《嚴肅的男人》、史蒂文·奈特的《洛克》和數量眾多的伍迪·艾倫電影，包括標題取自威廉·巴雷特同名書的《非理性的人》中，更為傳統的那些與意義和決定做鬥爭的存在主義英雄成了主角。在大衛·拉塞爾（davido．russell）2004年那部《我愛哈克比》中，兩位互為死對頭的存在主義偵探，則在陰鬱生活觀與積極生活觀之間的差異中互相較量著。在森林的另一邊，我們找到了泰倫斯·馬利克很多迷狂的海德格爾式電影，他在研究生階段曾研究過海德格爾，在轉向電影製作之前，還翻譯了他的一些作品。所有這些風格迥異的影片，圍繞的問題都是人的身份、目的和自由。
而在所有這些主題中，自由或許會成為21世紀早期的最大謎團。出生在20世紀的我，曾在成長過程中天真地認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中，我會看到這種朦朧的東西，無論是在個人選擇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都出現恆常、穩定的增長。在某些方面，這的確實現了。但在另一些方面，任何人都沒能預見的是，在自由的基本概念上，出現了各種極端、激進的指責和爭論，我們現在的自由是什麼，我們需要自由來做什麼，多少自由可以被容許，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能被解釋為冒犯或越界的權利，以及為了換取舒適和幸福，我們又準備把多少自由拱手送給高高在上的企業實體這類問題上，已經無法達成一致。我們已經無法再把自由視作理所當然。
我們對自由的許多不確定感，其實是我們對自身根本存在的不確定感。科學書籍和雜誌用訊息轟炸著我們，說我們是失控的：所謂有意識、有掌控能力的頭腦，不過是一個假象，下面掩蓋的是一堆不合理但在統計上可預測的反應，而我們就是這些反應的總和。他們說，當我們決定坐下，或伸手拿一杯水，或去投票，或選擇在「電車難題」中救誰時，不是在真正地選擇，而是在對傾向和聯想做出反應，但這兩者都不是理性和意志可以控制的。
讀到這樣的報道，你會覺得好像我們很享受這種想法，喜歡把自己視作一群失控的機械傀儡，只受自身生理習性和環境的影響。雖然口頭上會說這讓人不安，但實際上我們卻可能從中獲得一種確證——因為這樣的想法替我們省了事兒，讓我們不必再有那種伴隨著認為我們是自由之人，要為自己所做之事負責而來的存在焦慮。薩特把這稱作自欺。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那些被鼓動認為自己不自由的人，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事，而這又進一步表明，我們會把這種想法當作藉口。
那麼，我們真的想要這樣，就彷彿我們既沒有真正的自由，而我們的存在也沒有真正的人類基礎一樣，來理解我們的人生和管理我們的未來嗎？也許，我們比自己想象的更需要存在主義者。
***
把自己辯論到這個點上之後，我必須要立即補充的是，我並不認為存在主義者為現代世界提供了某種簡單、神奇的解決方案。作為個人和哲學家，他們無可救藥地有著缺陷。每個人的思想都有一些主要方面可能會讓我們不舒服。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是複雜的存在，有著自己的困擾，就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而且，還因為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根植於一個充滿了道德妥協的黑暗世紀中。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動亂和狂野概念是他們的印記，正如我們身上也將留下21世紀之動盪的印記。
但這也正是要重讀存在主義者的一個原因。他們提醒我們，人類存在困難重重，人們經常會做出駭人之事，但他們也展示了我們的潛力有多大。他們不斷地反覆提出那些我們不斷試圖忘記的自由與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在不把存在主義者當作榜樣人物，甚至是榜樣思想家的情況下，探索他們指示的方向。而且，他們是非常有趣的思想家，我覺得，憑這一點，他們就更值得我們去費心瞭解。
三十年前時，我第一次發現他們很有趣，而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但原因不同。回顧他們是一次令人眩暈和振奮的體驗，就像在哈哈鏡裡看到熟悉的面孔。一些我以前幾乎沒注意到的特徵現在變得愈加顯眼，而其他一些以前看起來很漂亮的，卻獲得了一種怪誕的色調。寫作本書的過程，一直給我帶來各種驚喜，尤其是故事中的兩位巨人海德格爾和薩特。
我二十出頭第一次讀海德格爾時，就倒在了梅斯基爾希魔法師的咒語之下。我看待世界的整個方式，都受到了他的影響，比如那種原始的驚歎——那兒有什麼，而不是什麼都沒有，比如他觀察景觀和建築物的方式，比如人類作為「林中空地」的這個概念——在其中，存在進入了光以及更多東西中。
再次閱讀海德格爾，我感覺到同樣的引力。但當我不知不覺陷入他那個林中路縱橫交錯和鐘聲此起彼伏的昏暗世界裡時，我卻發現自己在掙扎著想要逃出來，原因與他的納粹主義無關——但也相關。在這個滿是植物的世界中有一些如墳墓般的東西。我現在想，還是給我雅斯貝爾斯那遼闊的大海，或是馬塞爾的旅行者經常光顧的高速公路吧，因為那裡充滿了人與人的相遇和談話。海德格爾曾經寫道：「思考就是把自己侷限於單一的思想中。」但我現在感覺，這與思想的本質恰恰相反。思考應該慷慨大度，並且要有個好胃口。在如今的我看來，生命太過寶貴，不該將它的種種排除在外，而只選擇去深入挖掘——並且如漢娜·阿倫特描述的海德格爾式研究方法那樣，一直留在那兒。
我還發現自己想到了阿倫特和薩特對海德格爾「個性」離奇缺位的評價。他的生活和研究中缺失了什麼東西。艾麗絲·默多克認為這東西是良善，因此，他的哲學缺乏一個倫理中心或心臟。事實上，你永遠不能像梅洛-龐蒂說薩特那樣，說海德格爾「是個好人」。你可以把這個缺失的元素稱為「人性」，這可以從多個角度去理解：海德格爾反對人道主義哲學；他自己的行為很少是人性化的；他不看重任何人生活的個人特徵和細節，尤其不看重他自己的。毫不意外的是，海德格爾是本書所有的哲學家裡，唯一拒絕認為傳記有意義的人。他在早期針對亞里士多德做一個系列講座時，開場是：「他出生在一個這樣的時候，他工作，他死了」——說得好像對一個人的一生而言，只需要知道這些就夠了。他還堅持說，自己的生活也很無趣：如果真是這樣，那這個觀點對他來說倒是很便利。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儘管海德格爾有對家的迷思，但他的哲學卻給人一種不適宜棲居的感覺——再次借用默多克「棲居」思想的概念。海德格爾的研究令人興奮，但說到底，在他的哲學中，我找不到棲居之所。
***
這個領域中的另一位巨人——薩特——也令我驚訝，但方式不同。我知道這位最初用《噁心》誘惑我走進哲學的作家，會在我的故事中成為一個強大的存在，但令人驚訝的是，我竟然對他越來越尊重，甚至變得喜歡起來。
當然，他是可怕的人。自我放縱、苛刻、脾氣壞。他是個不享受性愛的性癮者，是個一邊說著毫無遺憾，一邊與人絕交的人。他放縱地讓自己痴迷於黏滯性和黏稠性，以及痴迷於其他人正在看他和評判他的感覺；他似乎從來不擔心一些讀者會不認同這些癖性。他曾維護過一些可惡的政權，並製造了一種暴力崇拜。他堅持認為，文學本身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奢侈品，作家必須參與到世界之中，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則是浪費時間——所有這些我都不同意。事實上，我在很多方面都與薩特存在分歧。
但是又有那個「個性」問題——薩特是個充滿個性的人。他帶著能量、特殊性、慷慨和交際性，從各方各面爆發出來。德國曆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fest）講過的一件趣事，就很好地囊括了所有這些。20世紀40年代末，他在柏林的一個聚會上認識了薩特，據他描述，三十多個人聚集在薩特周圍，纏著他講講他的哲學；而他的回應，卻是東拉西扯地聊爵士樂、電影和約翰·多斯·帕索斯的小說。當時在場的一個人後來說，薩特的樣子，讓他聯想到了一個正在現象的熱帶叢林中揮著刀斧開道的南美農民，驚起了一隻只色彩斑斕的鸚鵡，拍著翅膀朝各個方向飛去。費斯特說：「他說的一切，在我聽來都頗有見地，但也雜亂無章，有一部分還很混沌，不過，又總是能觸及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感覺。每個人都很欽佩他。如果要總結我的反應，那應該是，我通過薩特瞭解到，一定程度上的頭腦混沌也可以非常有趣。」
這也是薩特身上吸引我的地方。海德格爾從來都是在家的周圍繞來繞去，而薩特卻一直在勇往直前，總是在對事物做出新的（通常是奇特的）反應，或者想辦法用新見解來調和舊觀念。海德格爾緩緩地說著人必須要思考，但薩特卻是真的在思考。海德格爾有他的大kehre——他的「轉向」——但薩特卻是轉向、轉向、再轉向。正如他曾經說過的那樣，他一直在「與自己針鋒相對」地思考，並且遵循著胡塞爾的現象學指令，當下那一刻最艱難的議題是什麼，他就去探索什麼。
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寫作中，他都踐行著這一切。他為自己選擇的事業不知疲倦地付出著，甚至不惜自身的安全。他認真地對待著他的「約定」——他投身的事業，有些不明智，而且還帶來了破壞，但相應地，也有很值得的事業，如他反對政府在阿爾及利亞胡作非為的抗爭。無論薩特如何努力，他都沒能在任何事情上完全服從政黨的路線。或許他在1968年說過的一句話，能最好地概括他的政治觀點：「如果有人重新讀一遍我所有的書，那他會意識到，我並沒有徹底地改變，我一直都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是無政府主義者，是因為他永遠都不會停止使用他的大腦。此外，再次引用梅洛-龐蒂的話，他是個好人——或者說，他至少想要做些好事。他在竭盡全力去這樣做。
我還對他那種激進的無神論越發感到敬佩，因為他的不信神，和海德格爾的有著迥然之別，海德格爾放棄自己的信仰，只是為了追求更強大的神秘主義，而薩特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是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他甚至比尼采更甚，勇敢而認真地秉承著沒有來生的信念，堅信不管什麼樣的神聖補償，都永遠不可能比得上這個地球上的任何事物。對他來說，我們擁有的，只有此世這份人生，因而我們必須物盡其用。
在他和波伏娃眾多被謄寫出來的對話中，他曾在其中一份裡對她說：「在我看來，一個偉大的無神論者、真正的無神論哲學，正是哲學所缺乏的東西。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努力朝這個方向去研究。」波伏娃回答說：「簡單來說就是，你想要做一種人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