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罪刑法定原則：對權力的嚴格約束
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是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刑法原則。
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任何人的任何行為或不行為，在其發生時依國家法或國際法均不構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為犯有刑事罪。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適用的法律規定。」歷經不斷的進化和試錯，罪刑法定原則逐漸發展壯大，並席捲至整個文明世界。
罪刑法定的本質
罪刑法定原則的本質是限制國家的刑罰權，重要的理論來源是權力分立學說。
權力分立學說來源於西方政治哲學對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人性中那些天然的良善和道德，時刻面臨著各種嚴酷的試探和特權的侵蝕，並且事實無數次證明，我們的人性最終無法抵制這些致命的誘惑。英國前首相威廉·皮特說：「不被限制的權力傾向於腐化那些擁有它之人的靈魂」。這也印證了阿克頓勳爵的至理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往往導致絕對腐敗。」
孟德斯鳩認為自由只存在於權力不被濫用的國家中。限制權力的最好辦法，就是用權力制約權力。國家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這三種權力應當分立以制衡。當立法權與行政權集中在一個人或機構手中，自由就不存在了，因為這個人或機構可能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離，自由也會不存在：如果立法權同司法權合而為一，法官就是立法者，他就會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施專斷的權力，而如果司法權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就掌握了壓迫的力量。如果三權集中，那一切都完了。sup/sup
根據權力分立學說，只有立法者才能制定法律，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沒有造法權；司法者只能根據法律去判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不能超出刑法規範類推定罪。
法家與中國古代法律
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中國古代是否有罪刑法定思想？
對此問題，向來不乏爭論。在肯定說中，有學者以法家作為罪刑法定原則的集大成者，如法家《慎子》所言的「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法家是罪刑法定的代表嗎？
這必須從罪刑法定的精神說起。罪刑法定反對罪刑擅斷，使公民免受任意刑殺的恐懼，它必須體現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基本精神。而法家，無一不是絕對君權論者，主張專制君主擁有立法、司法、行政等一切權力。既然君主權力不受任何限制，又怎能說是罪刑法定呢？sup/sup
當然，如果撇開中國古代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環境，語詞上的「罪刑法定」的確是存在的，如韓非所說的「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唐律》規定的「諸決罰不如法者，笞三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然而，語詞中的「罪刑法定」並非真正的罪刑法定。罪刑法定所肩負的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自由的基本精神在中國古代絲毫沒有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