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認識錯誤，歷史上早已有之。《晏子春秋》記載：齊景公愛槐樹，下令官吏派人嚴加看護，下達法令，如有犯槐樹者，處刑，如果將槐樹弄傷，罪當處死。有人不知此令，酒醉後在槐樹旁嘔吐，「冒犯」槐樹被抓。宰相晏子為此事勸諫景公，認為此人不知道法令，是無辜的，「刑殺不辜謂之賊」，是國之大忌。景公接受晏子的意見，將此人釋放，並廢除傷槐之法。
不知者有罪還是無罪
傷槐一事涉及刑法上的認識錯誤，行為人在實施某行為，並不知行為構成犯罪，在晏子看來，就不能治罪，這其實也是「不知者無罪」觀念的另一種體現。然而，古羅馬卻有一句古老的法諺「任何人不能以不知法而免責」。
傳統的刑法理論大多采取古羅馬立場，不知法、不免責。其理由在於：首先，公民有知法守法的義務，既然是一種義務，不知法本身就是不對，沒有盡到一個公民應有的責任，豈能豁免其責？其次，如果允許這種免責理由的存在，任何人犯罪，都可能以不知法來狡辯，法盲犯罪層出不窮，會給司法機關認定犯罪帶來極大困難。
上述論證有很強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更直截了當地道出箇中原委的是美國大法官霍姆斯：不知法不免責，是為了維護公共政策，因此可以犧牲個體利益。雖然有些犯罪人的確不知自己觸犯法律，但如果允許這種免責理由，那將鼓勵人們對法律的漠視，而不是對法律的尊重和堅守。sup/sup
這些辯解看似言之鑿鑿，但卻與人們生活經驗相牴觸。如果說公民應當知悉法律，法律一經頒佈，就大功告成，任何人都應無條件服從，那為什麼國家還要大張旗鼓開展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識？這不就是害怕人們會出現「不知法而誤犯」的現象嗎？
不要以為只有今天才有《今日說法》《法制頻道》等普法節目，歷代君主都非常注意法律的宣教。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令》頒佈後，唯恐「小民不能周知」，命令每個郡縣都要頒行律令直解，後來又鑑於「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刑憲」，於是在各地都設了個申明亭，凡是轄區內有人犯罪的，都要把他的過錯，在亭上貼出，以警世人。後來頒行《大明律誥》時，朱元璋甚至給每家免費派送一本，要求臣民熟視為戒。sup/sup
要求公民知法守法，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立場，要求治下小民乖乖聽話，無論是否知道，只要國家頒佈法律，你就有知曉的義務。有觀點甚至認為，通過對在道德上無辜的人定罪，就能夠促使其他人更好地瞭解自己所承擔的法律義務。sup/sup顯然，這和現代刑法所倡導的個人本位立場格格不入，怎能為了所謂的國家、社會利益，就完全犧牲無辜民眾的自由。另外，人們之所以守法，更多是因社會習俗、道德規範的耳濡目染，不殺人、不盜竊、不姦淫，與其說是法律規定，還不如說是一種道德教化。
如果說在法律並不發達的古代社會，要求公民知法守法還有實現的可能性，那麼在現代社會，如此繁雜多樣、不斷變化的法律，要求公民一一知悉，這簡直就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即使是法律專業的學生，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法律條文。比如，法律所規定的珍貴動物、植物的種類，即便專事刑法研究的學者也不能周知。更何況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多，一國公民對另一國法律不太熟悉，也是常有之事。
霍普金斯案與龍先生案
對待法律認識錯誤，英美法系最初基本上遵循古羅馬傳統，但後來有所鬆動。
1949年美國馬里蘭州的霍普金斯案（hopkinsv.state）是不知法不免責的經典案例，該案曾被廣泛引證。當時，馬里蘭州出臺法案，禁止牧師在旅館、車站、碼頭、法院等地張貼主持婚禮的廣告，變相攫取錢財，法律的目的是管束婚姻締結，防止重婚的泛濫。但該法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幾位牧師貼廣告之前，覺得不妥，特地諮詢了當地司法部部長，部長回覆他們說行為並不違法。牧師們於是放心大膽地貼上廣告。後來這幾名牧師因違反該法案被捕，在法庭上，他們以事先諮詢過司法部部長，不知行為違法為由進行辯解，但初審法院和上訴法院都拒絕這種辯解，認為即便諮詢司法部部長對法律的認識錯誤也不能免責。sup/sup
同年，美國特拉華州也發生了一起相似的案件，法官卻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決。當時，特拉華州有位龍先生（longv.state）想和妻子離婚，然後與他人結婚，但特拉華州的離婚程式比較煩瑣，他特意諮詢了當地一位知名的婚姻法律師。律師建議，可以先去其他州離婚，然後再回來結婚。按照這個建議，龍先生迅速趕往阿肯色州辦完離婚手續，又返回到特拉華州準備結婚。為了穩妥，結婚之前，他再次向那位律師詢問是否妥當，得到答案是肯定的。為其主婚的牧師覺得事有不妥，又一次獨自請教那位律師，得到肯定答案後才放心地為龍先生主婚。不幸的是，律師的建議是錯誤的，特拉華州法律不承認其他州的離婚判決，龍先生被訴重婚。此案經三次審理，前兩次龍先生都被認為有罪，理由是「不知法不免責」，但特拉華最高法院卻推翻了前兩次判決，認為龍先生重婚罪不成立。
上述案件促發了人們對於傳統規則的反思，人們開始覺得嚴格遵循「不知法不免責」的做法並不一定恰當，可能對被告太過嚴苛。1962年，美國法學會出臺的《模範刑法典》對傳統規則給出了一些例外，認為有兩種情況可以免責。一種是「官方原因所導致的法律誤解」（officiallyinducederroroflaw），行為人不知道法律，是因為聽信了像司法判決、行政命令或者其他負有解釋、執行法律職責的機關及其官員的意見，霍普金斯案中的司法部部長的意見顯然就屬此類，但龍先生案中的律師意見並非官員原因所導致的誤解；另一種是「法律無從知曉」，如法律尚未公佈或者沒有合理的生效。sup/sup當然，《模範刑法典》只是對法律改革的建議，在美國的很多地方，傳統的觀念仍然佔據主流。
在法律認識錯誤問題方面，大陸法系的德國走得最遠，最為徹底。1975年《德國刑法典》明確表明立場：「行為人行為時沒有認識到其違法性，如該錯誤認識不可避免，則對其行為不負責任。如該錯誤認識可以避免，則可減輕處罰。」sup/sup按照德國法律的規定，無論是霍普金斯案，還是龍先生案，都不構成犯罪，因為行為人對於法律的認識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我很欣賞德國的做法。用可避免原則來處理法律認識錯誤可以最大限度防止情與法的衝突，讓人合理安排行為。人們遵紀守法靠的是日積月累的道德教化，而不是空洞的法律說教，法律的指引功能最終要通過人類的日常行為規範來實現。人們不闖紅燈，不是因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而是因為經過多年的教育和實踐，紅燈停、綠燈走已經成為我們的行為準則，但如從小生長在邊遠山區，從未見過汽車，也沒有見過紅綠燈，很難想象此人初來乍到城市會在紅燈時停下腳步。
一般人的日常行為規則就是認識錯誤「可否避免」的判斷標準。對於正常的城市人，如果亂闖紅燈導致交通事故，然後說自己不知道這個交通規則，這說不過去，因為認識錯誤是可以避免的，但對從未見過紅綠燈的人來說，初犯這種錯誤，可能是無法避免，沒有必要處罰。但是，犯過一次錯誤，經制止再闖紅燈，那就不能原諒。
金門大橋收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