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的幫助並不包括日常生活的中立幫助行為，如果一種行為是日常生活或者業務行為中的慣常現象，即便對犯罪行為會起到客觀促進效果，但只要這種行為屬於社會中的通常行為，就不應以犯罪論處。例如，五金店銷售刀具給戴著大金鍊的文身男，店家售刀前預感顧客可能犯罪，即便顧客最終實施犯罪，店家的行為也不構成犯罪。
刑法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不能強人所難，更不能用聖人的標準要求被告。很多時候，我們要代入被告的情境，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自己是被告，是否也會去實施類似的行為。刑法中有「期待可能性」的理論，其基本精神就是法律要為軟弱的人性提供庇護，體恤民眾的常情常感。
德國癖馬案
經典的案件是19世紀德國帝國法院的癖馬案。被告是一位被僱的馬伕，因馬有以尾繞韁的惡癖，非常危險，故要求僱主換掉該馬，僱主不允，反以解僱相威脅。後被告駕駛馬車在行駛過程中，馬之惡癖發作，被告無法控制，致馬狂奔，將一鐵匠撞傷。檢察官以過失傷害罪提起公訴，但原審法院宣告被告無罪，德國帝國法院也維持原判，駁回抗訴。其理由是：違反義務的過失責任，不僅在於被告是否認識到危險的存在，而且在於能否期待被告排除這種危險。被告因生計所逼，很難期待其放棄職業拒絕駕馭該馬，故被告不負過失傷害罪的刑事責任。
我曾在一個司法機關組織的案件論證會上講過癖馬案，當時論證的案件是一個窩藏案。被告是一位黑車司機，一日兩名客人打車去外省，通過乘客的對話，司機知道他們涉案在逃，但司機依然開車前往目的地，在路上被警察攔截，檢察機關擬以窩藏罪對司機提起公訴。
司機只有三個選項：一是勇敢型，義正詞嚴地對乘客說，鑑於你們是犯罪分子，我拒絕為你們提供服務，請立即下車；二是機智型，乘人不備，將車開到派出所；三是軟弱型，雖然知道在幫助犯罪分子逃跑，但由於懦弱，只能選擇繼續開車。
如果你是司機，你會做何選擇呢？三種選項的人都會有，司法機關最終還是以窩藏罪對司機定罪量刑。
人們習慣於在自己看重的事情上附上不著邊際的價值，司法機關往往過分看重打擊犯罪的價值，而忽視了其他職業的穩定性。魏徵在彌留之際，用顫抖的手向太宗皇帝做最後的勸諫：「天下之事，有善有惡……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
愛憎之間，所宜詳慎。這個世界存在大量互相沖突的價值，衝突並不意味著善惡對立，很多時候是善與善的衝突，是「好人與好人之間的對抗」。司法機關不宜誇大自己打擊犯罪的目標，也應該尊重其他職業的價值。如果為了打擊犯罪，而無視其他職業的正常發展，那麼整個社會也會動盪不安。
想一想
如果你是黑車司機，懷疑乘客是罪犯，你會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