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詐勒索罪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或者要挾的方法，強行索取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行為。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巨大、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3至10年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根據《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本罪不再是單純的數額犯。有兩種情況可以構成本罪，一種是敲詐勒索，數額較大，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其標準是2000到5000元以上。另一種是多次敲詐勒索，多次是指2年內敲詐3次以上。
讓人產生恐懼
敲詐勒索罪中的「威脅」，一般是以施加殺害、傷害等暴力相威脅使對方產生恐懼而交付財物。不過與搶劫罪不同的是，這裡的威脅內容如果是暴力的話，它不具有當場的可實施性。
「要挾」是指以揭發隱私、告發犯罪、毀壞名譽等非暴力方法使對方產生恐懼而交付財物。被害人交付財物可以在威脅或要挾的當場交付，也可在事後交付。
例如，張三將裸女和某領導ps在一起，並給領導寄去，告知領導若不支付5000元，就要把照片交給紀委。領導一看，記不清了，遂給張三如數付款，這就構成敲詐勒索罪（和詐騙罪的想象競合）。
敲詐政府
政府能否成為敲詐的物件？有不少上訪戶以越級上訪相要挾，向地方政府索要經濟補償。這類案件如何處理，各地法院判決不一，有罪判決和無罪判決並存。無罪判決有的認為以上訪進行「威脅或者要挾」，不足以使政府因恐懼而被迫交出財物，檢方指控訪民犯敲詐勒索罪的證據不足或不充分。更有判決明確指出，「政府不能成為被要挾、被勒索財物的物件」。
需要說明的是，這類案件一般又可分為兩類，一是針對官員個人，一是針對地方政府。對於前者，可以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官員也是公民，他也有自己的合法權利。如果上訪戶對某鄉長說，不給錢就去上訪，抹黑鄉長。官員無奈，自掏腰包花錢買平安。這當然構成敲詐勒索罪。
但是對於第二種情況，行為人所針對的是地方政府。所要「敲詐勒索」的是集體而非個人。如果成立敲詐勒索罪，那麼政府就將成為「被害人」，這會導致整個法秩序的錯亂。
公共權力是法律所賦予的，凡是法律沒有授權的，公共權力就不得妄為。公權力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如果上訪者的要求合法合理，就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滿足，如果不合理，就應當按照法律法規予以拒絕——如果超越法律規定，礙於上訪壓力予以同意，那這種行權方式本身就是濫用職權，涉嫌瀆職犯罪。
而如果政府也能「被要挾」，公權力也能拿出來「做交易」，那麼公權和私權的界限就不復存在了。試想行為人向政府索要補償，不是直接依法處理，而是先「私了」，如果談不攏，則行為人可構成敲詐勒索的未遂；如果談攏了，而政府又覺得受到了要挾，那麼行為人構成敲詐勒索的既遂，政府相關主管人員則構成濫用職權罪，總之結局不是抓人就是被抓。
可見，政府不能成為敲詐勒索罪的物件，否則公權淪為私權，私權不復存在。公私不明，國之大忌。
正當維權不應淪為犯罪，刑法應當考慮倫理道德的需要。願這句法治的啟蒙信條依然能夠為所有的法律人所牢記：對公權力而言，凡是沒有允許的，都是不可為的；對私權力而言，凡是沒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
撿到東西的感謝費
張三在地上撿了一個錢包，錢包裡有李四的身份證和駕照。張三打電話給李四，讓他給3000元才還身份證。張三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嗎？
這裡關鍵問題還是，張三有無權利向李四主張報酬。從法律上來看，沒有這種權利，拾得他人遺失物應當歸還原主。但在道德上呢？撿到他人的東西，要點錢合理嗎？
張三的主張在道德生活中雖說不值得鼓勵，但至少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張三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孔子有兩個學生，子路和子貢。子貢特別有錢，子路以前「混黑社會」的。有一次，子貢對孔子說了一件事，當時魯國跟齊國屬於交戰狀態，很多魯國人被齊國抓去做了奴隸。魯國就出臺了一個政策，只要有人從齊國贖出奴隸，國家會給補償和獎勵。結果，子貢到齊國出差，贖了好幾個人，他不差錢，沒拿國家的獎勵。孔子訓斥子貢虛偽，因為國家如果因此取消了獎賞制度，以後大家可能就不想做好事了。
子路也跟老師說了一件事情，他救了一個落水的人，那個人用一頭牛來答謝他，子路接受了。孔子說：「魯人以後都會勇於搭救落水者了。」孔子認為子路要錢很合適。
法律的一個重要目的，不是強迫人行善，而是鼓勵人行善，私人之間的協商和自治，法律沒有必要過多幹涉，相反對於公權力，卻始終要保持警惕與限制。
我非常欣賞英國作家切斯特頓的一句話：「一個開放的社會像一張張開的嘴，在合下來的時候，一定要咬住某種堅實的東西。」一個社會一定要有核心價值，天變地變，道義不變。人類不是財富的聚集體，人類是精神的聚集體，能夠把人聚合在一起的永遠是精神。
想一想
你撿到別人的東西，會怎麼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