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立場
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廢除尋釁滋事罪，將其適當地分解到其他犯罪中。有學者指出，尋釁滋事罪欠缺必要性和正當性，其構成要件不具有獨特性，司法適用也缺乏可操作性。要消除這些矛盾須從立法上廢止尋釁滋事罪。sup/sup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該保留尋釁滋事罪，這也是學界的多數見解。有學者指出，刑法中尋釁滋事的規定具有明顯的補充性質，其所補充的不是某一個罪，而是相關的多個罪。沒有必要過分注重尋釁滋事罪與其他犯罪的區別，而應善於運用想象競合犯的原理，從一重罪處理即可。sup/sup
在這兩種觀點之間，還有一種保留但限制的折中立場。這種立場主要是從歷史解釋的角度，希望用流氓動機來限制尋釁滋事罪的適用，認為構成此罪必須事出無因，出於「精神空虛、內心無聊、好惡鬥勇」的動機實施尋釁滋事行為。這種立場在客觀上部分限制了尋釁滋事罪的擴張適用。
一點思考
尋釁滋事罪作為補充性罪名，可以最大效率地實現刑法的懲罰功能，但是由於其模糊性與罪刑法定原則存在衝突，需要避免在司法實踐中被濫用。
口袋罪很容易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主要是因為它與法治所追求的對公權力的約束有衝突。對民眾而言，「法無禁止即自由」；對公權力來說，「法無授權即禁止」。如果法律規定模糊不清，那麼公權力就會成為脫韁的野馬。
人們很容易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加不著邊際的價值，將自己幻化為正義的代表。但正如尼采所說：與惡龍纏鬥過久，自身亦成為惡龍；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將回以凝視。所以法治從不對權力抱有良善的假設，因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傾向於絕對腐敗。相比於犯罪，不受約束的公權力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危害。
想一想
張三到西湖旅遊，在景區刻有「杭州西湖」四個字的石碑上刻字留念，是否構成尋釁滋事罪？
徐漢亭：《關於流氓罪定性的幾個問題》，《西北政法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
王良順：《尋釁滋事罪廢止論》，《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張明楷：《尋釁滋事罪探究》，《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