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的時候，才四十歲，太可惜了。
他死於心臟病，病了很長時間。
家裡人知道他的病不治了，已經為他準備了後事，買了「裝裹」——即壽衣。他有一天叫家裡人給他穿戴起來。都穿齊全了，說：「給我拿個鏡子來。」
他照照鏡子：「唔，就這德行呀！」
有一天，他讓家裡給他請一臺和尚，在他的面前給他放一臺焰口。他跟朋友說：「活著，聽焰口，有誰這麼幹過沒有？——沒有。」
有一天，他很不好了，家裡忙著，怕他今天過不去。他甕聲甕氣地說：「你們別忙。今兒我不走。今兒外面下雨，我沒有傘。」
一個人能夠病危的時候還能保持生氣盎然的幽默感，能夠拿死來「開逗」，真是不容易。
這是一個真正的丑角，一生一世都是丑角。
贊曰：
拿死開逗，滑稽之雄。
雖東方朔，無此優容。
郝壽臣
郝老受聘為北京市戲校校長。就職的那天，對學生講話。他拿著秘書替他寫好的稿子，講了一氣。講到要知道舊社會的苦，才知道新社會的甜。舊社會的梨園行，不養小，不養老。多少藝人，唱了一輩子戲，臨了是倒臥街頭，凍餓而死。說到這裡，郝校長非常激動，一手高舉講稿，一手指著講稿，說：
「同學們！他說得真對呀！」
這件事，大家都當笑話傳。細想一下，這有什麼可笑呢？本來嘛，講稿是秘書捉刀，這是明擺著的事。自己戳穿，有什麼丟人？倒是「他說得真對呀」，才真是本人說出的一句實話。這沒有什麼可笑。這正是前輩的不可及處：老老實實，不裝門面。
許多大幹部作大報告，在臺上手舞足蹈，口若懸河，其實都應該學學郝老，在適當的時候，用手指指秘書所擬講稿，說：
「同志們！他說得真對呀！」
贊曰：
人為立言，己不居功。
老老實實，古道可風。
譚富英
譚富英有時很「逗」，有意見不說，卻用行動表示。他嫌譚小培給他的零花錢太少了，走到父親跟前，摔了個硬搶背。譚小培明白，富英的意思是說：你給我的錢太少，我就摔你的兒子！五爺（譚小培行五，梨園行都稱之為五爺）連忙說：「哎呀兒子！有話你說！有話說！別這樣！」梨園行都說譚小培是個「有福之人」。譚鑫培活著時，他花老爺子的錢；老爺子死了，兒子富英唱紅了，他把富英掙的錢全管起來，每月只給富英有數的零花。富英這一搶背，使他覺得對兒子剋扣得太緊，是得給長長份兒。
有一年，在哈爾濱唱。第二天譚富英要唱的是重頭戲，心裡有負擔，早早就上了床，可老睡不著。同去的有裘盛戎。他第二天的戲是一齣「歇工戲」。盛戎晚上弄了好些人在屋裡吃涮羊肉，猜拳對酒，喊叫喧譁，鬧到半夜。譚富英這個煩呀！他站到當院唱了一句倒板：「聽譙樓打九更……」「打九更」？大夥一愣，盛戎明白，意思是都這會兒了，你們還這麼吵嚷！忙說：「譚團長有意見了，咱們小點兒聲，小點兒聲！」
有一個演員，練功不使勁，譚富英看了搖頭。這個演員說：「我老了，翻不動了！」譚富英說：「對！人生三十古來稀，你是老了！」
譚富英一輩子沒少掙錢，但是生活清簡。一天就是蜷在沙發裡看書，看歷史（據說他能把二十四史看下來，恐不可靠），看困了就打個盹，醒來接茬再看，一天不離開他那張沙發。他愛吃油炸的東西，炸油條、炸油餅、炸卷果，都歡喜（譚富英不說「喜歡」，而說「歡喜」）。愛吃雞蛋，炒雞蛋、煎荷包蛋、煮雞蛋，都行。抗美援朝時，他到過朝鮮，部隊首長問他們生活上有什麼要求，他說想吃一碗蛋炒飯。那時朝鮮沒有雞蛋，部隊派吉普車冒著炮火開到丹東，才弄到幾個雞蛋。為此，有人在「文革」中又提起這事。譚富英跟我小聲說：「我哪兒知道幾個雞蛋要冒這樣的危險呀！知道，我就不吃了！」譚富英有個「三不主義」：不娶小、不收徒、不做官。他的為人，梨園行都知道。他生性平和恬淡，寵辱不驚，那一陣可變得少言寡語，悶悶不樂，很久很久，都沒有緩過來。
譚富英病重住院。他原有心臟病，這回大概還有其他病併發，已經報了「病危」，服藥注射，都不見效。譚富英知道給他開的都是進口藥，很貴，就對醫生說：「這藥留給別人用吧！我用不著了！」終於與世長辭，死得很安靜。
贊曰：
生老病死，全無所謂。
抱恨終生，無端「勸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