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品質取決於控制意識的能力，這是人類早已知道的簡單事實。古希臘德爾斐神諭警醒世人：「要有自知之明。」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靈魂的道德活動」，曾經由古典禁慾主義哲學家發揚光大，從各方面來看，都可作為本書的綱領。基督教僧侶的苦修使溝通「思想」與「慾望」的方法臻於完美，聖依納爵·羅耀拉教士在他的靈脩中更進一步將之合理化。近年出現的心理分析，目的也是從本能衝動與社會制約下解放意識。弗洛伊德曾指出，「本我」與「超我」是爭奪心靈控制權的兩大暴君，前者是基因的奴隸，後者則與社會沆瀣一氣，兩者都算是「外界」。與它們相對的是「自我」，代表一個人在現實環境中真正的需要。
東方的智慧
東方有很多控制意識的技巧，能使人達到高層次的滿足感。印度瑜伽、中國道教及佛教禪宗，雖然不盡相同，但都以從生物或社會的命定論下解脫意識為宗旨。例如，瑜伽徒訓練心靈，對一般人感覺到的痛苦渾然不覺，同樣他也可以忽視飢餓或別人無法抗拒的性誘惑。不同的方式卻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瑜伽徒的嚴格心理自律，禪宗信徒培養源源不斷的自發性，目的都在於擺脫混沌的威脅和生理衝動的嚴重製約，從而釋放內在的生命。
如果人類真的幾千年來一直懂得得到自由、控制自己生活的方法，為什麼會在這方面毫無進展呢？為什麼我們面臨危及幸福的混沌時，比老祖宗更無助呢？至少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這種挫敗。首先，解放意識的知識或智慧不能累積，不能濃縮成一個秘訣，也不能背誦下來重複使用。就像成熟的政治判斷力或高度的審美觀，它屬於一種複雜的專業形式，每個人必須自行從不斷的嘗試與錯誤中學習。它跟知識一樣，必須投入感情與意志才能得到。只是知道該怎麼做還不夠，還得實際去做才行，就像運動員或音樂家，必須再三鞏固已知的理論，才能精益求精。人類把物理學或基因學的知識應用於物質世界，進步相當神速；但是當知識應用於修正我們的習慣與慾望時，就慢如牛步，令人痛苦不堪了。
其次，控制意識的知識在文化背景改變時，也必須進行相應調整。神秘主義、蘇非教派（sufi）、瑜伽行者或禪宗大師的智慧，在他們所處的時代或許是精妙絕倫的，但是若將那些體系移植到現代，就喪失了大部分原有的力量。各派哲學都有專屬於所創生環境的成分，這些額外的成分若不能從基本要素中剔除，通往自由的路上就不免要長出許多莠草。形式一旦逾越內容，追尋者就只得重回起點。
培養獨立意識
對意識的控制不能予以制度化，一旦成為社會規則與標準的一部分，它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不幸的是，例行公式化的過程進行得非常快。弗洛伊德還在世時，他解放自我的努力已質變為毫無生氣的意識形態和一門管制嚴格的行業。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指出：如果基督在中世紀重回人間，宣揚他那套自由的論調，他一定會被那幫打著他的旗號而在俗世掌權的教會領袖再度送上十字架。
每個新紀元——或者每一時代，在時代更迭頻繁時，甚至每隔幾年，培養獨立意識所需的條件就會改變，必須重新加以考慮與組合。早期的基督教解除了僵化的專制政權以及財勢至上的意識形態；宗教改革對抗的是羅馬天主教會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剝削和壓迫；法國大革命的哲學家與美國憲法起草人反對的則是君王、教皇與貴族的統治。在19世紀的歐洲，工廠的非人待遇是勞工階級掌握個人體驗的最大障礙，因此馬克思主義生逢其時，正好符合那個時代的需要。維也納中產階級面臨較微妙，但同樣急需解決的社會困境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指明瞭一條宣洩的出路。《聖經·福音書》、馬丁·路德、美國開國先驅們、馬克思及弗洛伊德，只代表西方在追求幸福、擴充自由方面所做努力的「冰山一角」，他們的高瞻遠矚儘管在付諸實踐時偶爾會有所偏差，但其價值並不會因此而動搖。不過，話又說回來，他們的貢獻還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既然掌握人生是永遠存在的中心議題，現代知識對此有什麼看法呢？一個人應該如何消除焦慮與恐懼，擺脫對社會獎賞的患得患失之心呢？正如前面所提過的，控制意識才能控制體驗的品質，任何在這方面最起碼的進步都足以提升生活的品質，使生活更快樂、更有意義。在設法改善體驗品質之前，有必要對意識的運作方式以及體驗的真正意義做個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