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式民主的一個主要成分，就是把追求幸福當作有意識的政治目標——也就是政府的責任。雖然《獨立宣言》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份明文規定這個目標的政治文獻，但任何社會體制若是擺明了不幫助人民爭取幸福，恐怕都維持不久。當然，有不少壓迫性的文化，人民仍願意容忍暴君的統治；建造金字塔的奴隸之所以不造反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出路，而為專制的法老工作，前途還算是樂觀的。
文化相對論
最近幾代社會科學家已漸漸不再願意對各種文化進行價值評判。凡不完全基於事實的比較，都有失之公允的危險；而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的措施、信念或制度優於他種文化，也顯有不妥。19世紀的工業文明，自以為在各方面都比科技較落後的文化優越，處處表現得盛氣凌人，20世紀初的人類學家對此種民族優越感進行反思，於是提出了這套「文化相對論」。
然而，西方民族的優越自信已成為過去。如果一名阿拉伯青年駕駛一輛滿載炸藥的卡車，撞向一所大使館，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我們可能無法苟同他的做法，但是我們不會再自命道德上比他優越，對於他相信天國會為奮不顧身的戰士保留特別席位的信念，不再嗤之以鼻。我們逐漸認清，我們的道德觀只適用於自己的文化。在此信念下，不能用一套價值標準去評判另一套價值標準。由於任何跨文化的價值評判，都必然迫使所評判的文化暴露於另一套全然陌生的價值標準之下，因此根本無從比較。
如果我們肯定最優體驗是每個人的最終目標，每個社會體系都可以對精神熵加以評估；衡量失序現象時，憑藉的不是其他信念體系的理想秩序，而是根據社會成員自行確定的目標。首先，我們可以說，一個社會比另一個社會「好」，因為有較多的社會成員能擁有與他們的目標相契合的體驗；其次，則強調這些體驗應該儘可能幫助更多人培養更復雜的技巧，使他們實現自我的成長。
各種文化追求的幸福內涵可能不一，這似乎顯而易見；若干社會的生活品質遠超過其他社會。18世紀末，英國人的生活遠比過去困難，直到100年後才有起色。證據顯示，工業革命不但縮短了人類的壽命，也使人類變得更兇惡殘暴。很難想象當時的紡織工人年紀輕輕就死在「惡魔工廠」裡，他們每週得工作70個小時，直到精疲力竭而死，無論他們擁有什麼樣的共同價值觀或信念，都不可能從這樣的生活中找到幸福。
原始部落的文化差異
再舉一個例子，人類學家裡歐·福瓊記述了多布島民的文化傳統，他們對巫術懷有強烈的恐懼，又非常記仇，連親人也不敢相信。這些人上廁所都成問題，因為他們認為獨自在林中會被黑魔法所害，而解手又非得到樹叢中不可。多布人自己似乎也不喜歡這種惱人的生活，但他們找不到變通之路。他們陷入長時間演變而成的信念與措施的糾葛中，難以達到精神的和諧。
很多民族誌的記載都指出，史前文化中便已包含精神熵的因素，顯然與「高貴的野蠻人」這一說法不符。烏干達的伊克族人面臨環境劇變帶來的糧荒，把超乎資本主義想象的自私行徑變成了制度的一部分。委內瑞拉的亞諾馬密族人，跟其他以戰士為主的部落一樣，比現代的軍事超級強權更崇拜暴力，而且把到鄰村燒殺擄掠視為最大的樂趣。而勞拉·博安南的研究中，一個受巫術和陰謀所害的奈及利亞部落，幾乎沒有人知道歡笑是怎麼回事。
沒有證據證明這些部落刻意選擇了自私、暴力、令人恐懼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行為並沒有使他們變得比較快樂，相反他們活得很痛苦。這種妨礙幸福的措施與信念，既非不可避免，也非必要；它們乃是意外造成的，是應付意外情況所產生的隨機反應。一旦它們成為文化規範的一部分，人們就以為事情本該如此，再也沒有別的選擇。
幸虧還有很多文化靠著運氣或遠見，成功創造了容易達到心流的環境。舉個例子，科林·特恩布林描寫的伊圖裡森林中的矮人族，彼此或與環境之間都處得非常和諧，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極為有用而具挑戰性。當他們不忙於打獵或整修村落時，就唱歌、跳舞、奏樂或講故事。這個矮人族社會跟很多所謂的原始文化一樣，每個成年人都必須不時扮演演員、歌手、畫家、歷史學者或嫻熟技藝的工人。如果單從物質成就來看，他們的文化可能不太高明，但若以提供最優體驗為著眼點，他們的生活方式似乎極為成功。
重建新意義
另一個說明文化如何將心流融入生活方式的好例子，來自加拿大的民族誌學家庫爾對英屬哥倫比亞印第安部落的描述：
舒什瓦普地區在印第安人心中是片富庶之地，盛產鮭魚及獵物，還有大量可食用的塊莖及根莖植物。該地區的人民在此建造永久性的村落，從環境中開發所需要的資源。他們有一套複雜的技術，能有效地運用資源，生活因而滿足豐富。但眾長老說，當週遭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時，生活就沒有了挑戰；沒有挑戰，生命就沒有意義了。
因此，這些睿智的長老決定全村每25~30年遷徙一次。全村都搬到舒什瓦普的另一個地區，並在此迎接新的挑戰。他們必須熟悉新的溪流、新的打獵小徑，找到盛產鳳仙花的新地區。現在生命又有了意義，值得用心投入。每個人都覺得返老還童，並且更加健康。同時，這也讓經過多年開墾的土地，有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
日本京都的伊勢神宮與此恰成一個有趣的類比。大約1500年前，伊勢神宮建立於兩塊毗鄰土地之中的其中一塊上，每隔20年左右，僧侶就把神宮全部拆除，改建到另一塊空地上。1973年是它第60次重建（14世紀時因王權分裂，發生內戰，改建暫時被迫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