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喜歡把女同性戀者想象成頭戴氈帽，留著短髮，繫著領帶；她的男性外貌像是表明荷爾蒙失衡的反常。沒有什麼比將女同性戀者和有男子氣的女人混淆起來更錯誤的了。在古代土耳其皇帝后宮的女奴、妓女、最「女性化」的女人中，有很多同性戀者；相反，大量「男性化」的女人是異性戀者。性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確認從日常觀察得出的觀點：絕大多數「要下地獄的女人」在身體結構上與其他女人完全相同。任何「生理命運」都不決定她們的性慾。
無疑，有些案例說明生理條件產生特殊的境況。兩性之間不存在嚴格的生物學區分；相同的體質被基因型確定了發展方向的荷爾蒙作用力所改變，但有可能在胚胎發育過程中發生偏離；結果出現介於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個體。有些男人具有女性外貌，因為他們的男性器官成熟遲緩，人們偶爾看到一些女孩子—特別是女運動員—變成男孩子。海倫妮·多伊奇敘述過一個少女的故事，她熱烈追求一個已婚女人，想把她劫走，同她生活在一起，有一天，她發現自己實際上是一個男人，能娶自己的意中人，和她生幾個孩子。但不應該由此得出結論，凡是女同性戀者都是在假象下的「隱蔽的男人」。兩性人具有兩種生殖系統的雛形，常常有女性性慾，我見過一個兩性人被納粹逐出維也納，她對自己不能吸引異性戀男人、也不能吸引同性戀女人感到難受，而她只喜歡男人。在雄性荷爾蒙的影響下，「男性化的」女人呈現出男性的第二性徵；在發育不全的女人身上，雌性荷爾蒙欠缺，她們的發育沒有完成。這些特點可能多少直接導致同性戀傾向。一個精力旺盛的、有攻擊性的、充滿活力的女人，期望主動地消耗精力，通常拒絕被動性；一個相貌醜陋、發育不良的女人，可能想以獲得男性氣質來補償她的劣勢；如果她的性敏感尚未形成，她就不願意接受男性的撫摸。但是，身體結構和荷爾蒙只確定一種處境，並沒有設定這一處境被超越的物件。海倫妮·多伊奇還舉出一個外籍軍團的波蘭籍受傷士兵的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她照料過他，事實上這是一個有鮮明男性化特徵的少女；她作為女護士隨軍而行，隨後成功地穿上軍裝；她愛上一個士兵—後來她嫁給了他—這使人把她看做同性戀者。她的男性行為並不違背女性的性慾。男人本身也不一定非要渴求女人；男同性戀者可以擁有男性機體這一事實，意味著一個女人的男子氣概不一定註定她是同性戀。
有時人們企圖在生理完全正常的女人身上區分出「陰蒂的女人」和「陰道的女人」，前者註定是同性戀者，但我們已經看到，在所有女人身上，童年的性慾是陰蒂方面的；不管是固定在這個階段，還是發生改變，都不取決於任何人體結構條件；像常常有人認為的那樣，童年時的手淫解釋了陰蒂系統日後的特殊作用，那也是錯誤的，今日的性學承認，孩子手淫是一個絕對正常的、一般說來相當普遍的現象。女性性慾的形成—我們已經看到—是一個心理發展過程，這其中也包含了生理因素，但這個過程取決於主體對生存的總體態度。馬拉尼翁認為，性慾是「單一方向的」，它在男人身上達到完成的形式，而在女人身上，它仍然處在「半路上」；只有女同性戀者具有與男性一樣豐富的裡比多，因此，她可能是「高階的」女性型別。事實上，女性性慾有一種獨特的結構，要將男女裡比多劃分等級的想法是荒謬的；性物件的選擇絕不取決於女人具有的能量多寡。
精神分析學家的巨大功績，在於從同性戀中看到這是一種心理的而不是機體的現象，然而，在他們看來，同性戀仍然顯得像是由外部環境決定的。而且他們很少研究它。據弗洛伊德看來，女性性慾的成熟要求從陰蒂階段過渡到陰道階段，這與小姑娘先從對母親的愛轉變為對父親的愛的過渡是對稱的，有各種理由可以阻止這種發展；女人忍受不了閹割，她隱藏自己缺乏陰莖的事實，她執著於在母親身上尋求替身。對阿德勒來說，對這種發展的遏止不是一個被動承受的事件，它是主體所希望的，主體出於強烈意志，故意否認自己的殘缺，尋求與男人等同，拒絕他的支配。女同性戀不論是作為童年的固戀，還是作為對男性的抗議，無論如何顯得像發展未完成。事實上，女同性戀者不是一個「發育不健全的」女人，也不是一個「高階的」女人。個體的歷史不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程式，在每一個活動中，過去都被新的選擇重新把握，選擇的「正常」並不給予它任何特殊價值，必須根據它的本真性來評判它。對女人來說，同性戀可能是一種逃避自身處境的方式，或者是承受它的方式。精神分析學家的重大錯誤，在於迎合道德觀念，只把它看成一種非本真的態度。
女人是一個人們要求她成為客體的生存者，作為主體的她具有攻擊性的肉慾，卻不能在男性身上獲得滿足，由此產生她的性慾必須克服的衝突。人們認為這種制度是正常的：它把她作為獵物獻給男人，將一個孩子放到她的懷裡，以此恢復她的權威。但這種「自然狀態」是由多少被明確理解的社會利益所制約的。甚至連異性戀也允許有其他解決辦法。女同性戀是眾多嘗試中的一種，為的是將她的自主性與她肉體的被動性調和起來。如果提出自然，那麼可以說，凡是女人自然而然都是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實際上都以拒絕男性和對女人肉體感興趣為其特點，但任何少女都害怕插入和男性的支配，她對男人身體感到某種厭惡；相反，對她來說，同對男人來說一樣，女人身體是慾望的物件。我已經說過：男人把自己設立為主體，同時把自己分離出來；把他者看成一個要奪取的物，就是衝擊了在他者身上，連帶在自己身上的男性理想；相反，自認為是客體的女人，把自己的同類和自己看成一個獵物。男同性戀者之所以引起男女異性戀者的敵意，是因為異性戀者要求男人是一個支配的主體；相反，兩性都自發地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女同性戀者。馮·蒂利伯爵說：「我承認，這是一種絕不令我生氣的競爭；相反，這令我感到有趣。我不看重道德，對它一笑了之。」柯萊特讓勒諾面對克羅蒂娜與雷齊結成一對錶示同樣開懷的無所謂。男人對一個主動的、獨立的異性戀女人，比對一個沒有攻擊性的同性戀女人更感氣惱；只有前者否認男性的特權；女同性戀遠遠沒有違背性別區分的傳統形式，在大多數情況下，女同性戀是一種對女性身份的假定，而不是對它的拒絕。我們已經看到，女同性戀往往在少女身上表現為一種b替代/b，她還沒有機會或者沒有勇氣去體驗異性戀而已，這是一個階段，一個見習期，以巨大熱情投入其中的少女，明天可能成為最熱烈的妻子、情人、母親。在女同性戀者身上必須解釋的，並非她的選擇的積極方面，而是它的消極方面，它不是以對女人的興趣，而是以這種興趣的排他性為其特徵。
人們常常區分出—在瓊斯和埃納爾之後—兩種型別的女同性戀者：一種是「男性的」，她們「想模仿男人」，另一種是「女性的」，她們「害怕男人」。人們大致在女同性戀現象中看到兩種傾向倒是真的；有些女人拒絕被動性，而另外一些女人選擇女人的懷抱，被動地投入其中；但這些態度相互影響；與被選擇客體的關係，以及與被拒絕客體的關係，可以相互解釋。我們在下文會看到，出於大量原因，上面指出的區分在我們看來相當武斷。
通過想「模仿男人」的意願把女同性戀者定義為「男性的」，這是把她置於非本真。我已經說過，精神分析學家像當今社會所定義的那樣接受男性化和女性化兩類同性戀，會引起誤解。事實上，今日男人代表積極的人和中性的人，也就是說男性和人類，而女人只是消極的人，即女性。每當她作為人去行動時，人們就宣稱，她與男人等同。她在運動、政治、智力方面的活動，她對其他女人的慾望，被解釋為「男性化的抗議」；人們拒絕考慮她要趨向超越的價值，這就明顯導致認為她以主體態度做出非本真的選擇。這種解釋體系所依據的重大誤會，就是承認，對女人來說，把自身當成b女性化/b的女人是b自然的/b，做一個異性戀的人，甚至做一個母親，並不足以實現這個理想；「真正的女人」是文明創造出來的人為產物，正如以前產生閹人一樣；她所謂賣弄風情和溫順的「本能」，是被灌輸的，正如男人對生殖器的驕傲是被灌輸的那樣；男人並不總是接受他的男性使命；女人有充分的理由不那麼溫順地接受給她限定的使命。「自卑情結」、「男性化情結」的概念，使我想起德尼·德·魯日蒙在《魔鬼的份額》中敘述的逸事：一位太太想象，當她在鄉下散步時，鳥兒襲擊她，經過好幾個月的精神分析治療，仍然治不好她的困擾，陪伴她來到診所花園的醫生髮現，b鳥兒的確在攻擊她/b。女人感到自己被貶低，因為事實上對女性的禁令把她貶低了。她自然而然選擇做一個完整的個體、一個主體、一個世界和未來在她面前展開的自由的人，如果這個選擇和男性的選擇相一致，那是因為女性今日意味著殘缺不全。在哈夫洛克·藹理士和施特克爾蒐集的女同性戀者的自白中—第一個病例是精神戀愛，第二個病例是已公開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女性的b規範/b使兩者都感到憤怒。其中一個說：
就我記憶所及，我從來不把自己看成一個女孩，我感到自己處在不斷的困擾中。將近五六歲時，我想，不管別人的看法如何，即使我不是一個男孩，無論如何我不是一個女孩……我把自己的身體構造看成神秘的偶然的結果……我剛剛能走路時，我就對錘子和釘子感興趣，我想騎在馬背上。將近七歲時，我覺得我喜歡的一切對一個女孩都是不好的。我根本不幸福，時常哭泣和發脾氣，聽到關於男孩和女孩的談話我是多麼憤怒啊……每個星期天，我和我兄弟學校裡的男孩子一起出去……將近十一歲時……為懲罰我的表現，家裡把我送進寄宿學校……將近十五歲時，不管我的思緒朝向哪個方向發展，我的看法總是男孩子的看法……我感到自己對女人產生憐憫……我讓自己成為她們的保護人和助手。
至於施特克爾筆下那個女同性戀者，是這樣的：
她直到六歲，不管周圍的人的說法，自認為是一個男孩，穿著像女孩是因為一些她不知道的理由……六歲時，她心想：「我將會成為中尉，如果天主讓我長壽，我會是元帥。」她經常夢想騎上馬，帶領一支軍隊離開城市。她很聰明，但不幸從師範學校轉到一所中學，她害怕變成女性。
這種反抗絕不導致同性戀的命運；大多數小女孩一旦知道她們的身體偶然形成的構造不允許實現她們的興趣和願望，經歷同樣的憤慨和同樣的失望；柯萊特·奧德里在十二歲時憤怒地發現，她永遠不能成為一個水手；未來的女人自然而然對她的性別給她強加的限制感到憤怒。要問她為什麼拒絕這些限制，那是提錯了問題，還不如要了解為什麼她接受下來。她的因循守舊來自她的順從和膽怯，但是，如果社會給予的補償被認為不夠，這種忍讓很容易轉成反抗。在少女認為作為女人自己長得難看的情況下，就會發生這種事，尤其是這樣一來，人體的結構具有重要性；女人長得醜，體態難看，或者以為是這樣，會使她拒絕女性命運，她覺得自己不應有這種命運；但是，要說採取男性態度是為了補償女性的缺失，那會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作為要少女犧牲的男性優越地位的補償，給予她的機會卻顯得太微弱。所有的小女孩都羨慕男孩簡便的衣服；她們在鏡中的映像，她們從中揣測的前程，逐漸使她們感到華麗裝飾的寶貴；如果鏡子乏味地映出一張平常的臉，如果它什麼也不能預示，那麼花邊和絲帶就是令人難堪的、甚至是可笑的服飾，「假小子」仍然執著地要做男孩。
儘管身材苗條，長得俏麗，投身於特殊的計劃或者要求一般意義的自由的女人，會拒絕退讓而利於他人；她在自己的行為中而不是在她內在的在場中認出自己，使她壓縮到身體限制範圍之內的男性慾望，令她不快，正如令年輕小夥子不快一樣；她對她順從的女伴感受到有陽剛氣的男人對被動的男同性戀者一樣的厭惡。部分是為了拋棄與女伴們的一切相似關係，她才採取男性化的態度；她身著男裝，採取男性的姿態，採用男性的語言，她和一個女友結成一對，她在其中扮演男人，這樣演戲實際上是一種「男性化的抗議」；但這是次要現象；出於本能的是，想到要變成肉慾的獵物，作為征服者和支配者的主體感到憤怒。大量的女運動員是同性戀者；她們不把這肌肉強健的、喜愛活動的、有彈力的、有衝力的身體看做被動的肉體；這肉體不會有魔力地召喚撫摸，它有辦法左右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個物，在自為的身體和為他的身體之間存在的鴻溝，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可以看到行動的女人和「有頭腦的」女人的抗拒是相似的，在她們身上，服從，即使是肉體形式的服從，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性別平等具體實現了，在大部分情況下，這種障礙會自動消除，但男人仍然滿腦子優越感，如果女人不能分享這種優越，就會被冒犯。但必須指出，最有意志的、最有支配欲的女人，不憚與男性對峙，所謂「有男子氣的」女人往往是一個坦率的異性戀者。她不願意否定做人的要求，可是她也不想棄絕自己的女性氣質，她選擇進入男性世界，甚至兼併它。她強有力的肉慾不畏懼男性的粗魯；為了在男人身體中找到快樂，她比膽小的處女需要克服較少的抗拒。擁有十分粗魯和野性十足的氣質，就不會感到性交的屈辱；一個精神上無所畏懼的女知識分子會質疑這種屈辱；自信心強、性情好鬥的女人，會愉快地參加到一場她確信必勝的決鬥中去。喬治·桑對年輕男人、「有女性氣質的」男人有偏愛，但德·斯達爾夫人很晚才在她的情人中尋找青春與美，她以自己強有力的精神去支配男人，驕傲地接受他們的讚賞，在他們的懷抱裡不會感到自己是獵物。像俄國的葉卡捷琳娜那樣的女皇，甚至可能允許自己接受受虐的陶醉，她在這種遊戲中仍然是唯一的主人。伊莎貝爾·埃布拉特身穿男裝，騎馬穿越撒哈拉沙漠，當她委身於某個強壯的土著步兵時，絲毫也不認為自己降低了身份。不願意成為男人附庸的女人，遠不是總要回避男人，更確切地說，她試圖讓他成為自己尋樂的工具。在有利的情況下—大部分情況下取決於她的伴侶—競爭的想法本身會自動消失，她會樂於充分體驗女人的狀況，就像男人體驗他的男人的狀況那樣。
但她這種主動的個性和被動的女性角色的協調，無論如何對她比對男人要困難得多；有許多女人寧願放棄嘗試這種協調，也不肯在這種努力中消耗精力。在女藝術家和女作家中，有很多女同性戀者。並非她們的性慾的不同尋常成為創造力的源泉，或者表現出存在這種高階的創造力；寧可說她們沉浸在嚴肅的工作中，不想在扮演女人的角色中，也不想在同男人的搏鬥中浪費時間。她們不承認男性的優越，既不願意假裝承認它，也不願意疲於質疑它；她們在快感中尋找放鬆、平靜、消遣，她們儘量要離開以對手面目出現的性夥伴；她們以此擺脫女性身份帶來的障礙。當然，往往是異性戀的體驗的性質，促使「男性化的」女人去選擇她的性別假定或者放棄她的性別。男性的蔑視證實了醜女人對外貌的不自信，情人的狂妄會傷害驕傲的女人。我們考察過性冷淡的所有原因：怨恨、氣惱、害怕懷孕、流產引起的劇烈精神震動，等等，在這裡匯聚在一起。由於女人帶著更多的懷疑去接近男人，這些原因就具有更大的分量。
然而，對一個有支配欲的女人來說，同性戀並不總是顯得像十全十美的解決辦法；既然她尋求肯定自己，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女效能耐令她不滿；對她來說，異性戀關係同時是一種貶低和一種充實；在拒絕接受她的性別帶來的限制時，又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她以另一種方式限制自己。同性欲冷淡的女人既拒絕快感又期望快感一樣，女同性戀者在不想做一個正常而完整的女人的同時，又時常希望做這樣的女人。這種猶豫在施特克爾研究的女扮男裝的例子中很明顯。
讀者已經看到，她只同男孩子在一起才愉快，不想「女性化」。十六歲時，她同少女建立最初的關係；她對她們深深地蔑視，這馬上給她的性慾一種虐待狂的性質；她熱烈地、卻是柏拉圖式地追求自己所尊敬的一個女同學，對於她能掌握的女孩子，她感到厭惡。她狂熱地投身到高難度的學業中。由於在第一次同性戀中感到失望，她狂熱地投身到純粹肉慾的體驗中，並開始喝酒。十七歲時，她認識了一個年輕男人，嫁給了他，但是，她認為他是她的妻子；她穿男裝，繼續喝酒和學習。她先是有陰道痙攣，性交從來不能引起性慾高潮。她感到她的地位是「屈辱的」；她總是扮演攻擊性的主動角色。她拋棄了她的丈夫，同時又「瘋狂地愛他」，她重續跟女人的關係。她認識了一個藝術家，獻身給他，但同樣沒有性慾高潮。她的生活分成不同的幾個階段；有一段時間她寫作、創造，感到自己完全是男性；她斷斷續續地、虐待狂似的同女人睡覺。隨後，她有一個女性時期。她接受心理分析，因為她希望達到性慾高潮。
女同性戀者會很容易接受喪失女性氣質，如果她由此獲得自豪的男性氣質的話。但是不行。她仍然顯而易見缺乏男性器官；她可以用手或者利用人造陰莖去模仿佔有，讓她的女友失去處女貞操；她仍然是一個被去勢的人。她會為此深感痛苦。作為女人，她沒有達到完成階段，作為男人，她是性無能，她的苦惱有時表現為精神病。有個女病人對達爾比耶說：「如果我有東西能插入，事情就會好多了。」另外一個女病人希望她的胸部是硬挺的。女同性戀者常常試圖通過狂妄和裸露去補償缺乏男性特點，其實表現了一種內心失衡。有時她也成功地與其他女人創造某種型別的關係，這種關係與「女性化的」男人或者尚未定型的少男同女人保持的關係完全一樣。這樣的遭遇最鮮明的例子之一，就是克拉夫特—埃賓提供的「桑多爾」的案例。她通過這種迂迴的方法，達到完美的平衡，而只有社會干預才會摧毀這種平衡。
薩洛塔出生於匈牙利一個以怪癖聞名的貴族家庭。她的父親把她當做男孩子來培養：她騎馬，打獵，等等。這種影響延續到十三歲，家裡才把她送到寄宿學校，當時她愛上了一個英國小女孩，認為自己是個男孩，把她劫走了。她回到母親家，但不久，她身穿男裝，以「桑多爾」的名字與她的父親一起出遊，她投身於男性的體育運動，喝酒和逛妓院。她感到自己特別受到女演員或單身女人的吸引，而且她們大都不是豆蔻年華；她確實喜歡她們是「女性化的」。她說：「我喜歡在詩意麵紗下的女性激情。凡是來自女人的厚顏無恥都使我產生厭惡……我對女人服裝、一般說對凡是女人的東西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厭惡，但僅僅是對我和在我身上的東西而言，因為相反，我對女性懷有熱情。」她和女人有許多聯絡，為她們花費許多錢。她為首都的兩家大報撰稿。她和一個比她大十歲的女人同居了三年，她好不容易才讓她接受分手。她喚起強烈的激情。她愛上一個年輕的小學女教師，通過一次假結婚和她結合；她的未婚妻和她全家把她當做一個男人；她的岳父以為在他未來的女婿身上看到勃起的肢體（可能是陰莖）；她照樣讓人刮鬍子，但女僕曾經在她的內褲上發現月經的血跡，並且偷窺鎖孔發現桑多爾是女人。她被揭發以後，被關進監獄，但獲得釋放。她和自己心愛的女人瑪麗分手感到巨大的悲傷，她在獄中給瑪麗寫了一些熱情洋溢的信。她的身體結構不完全是女性的：骨盆很窄，沒有腰身。乳房發達，生殖器官完全是女性的，但發育不完全。桑多爾直到十七歲才來月經，她對此感到深深的厭惡；和男人發生性關係的想法令她厭惡；她的羞怯感只針對女人，以致她更喜歡同男人共床，而不是同女人共床。當人們把她當做女人對待時，她感到很難受，當她不得不重新穿上女裝時，她苦惱極了。她感到自己「像被磁力吸向二十四歲至三十歲的女人」。只有在撫摸她的女友時，她感到性的滿足，她從來不讓人撫摸。有機會時，她用塞滿廢麻的襪子當做陰莖。她憎惡男人。她對別人的道德評價十分敏感，擁有很高的文學才能，知識廣博，記憶力驚人。
桑多爾沒有進行精神分析治療，但從對事實的簡單陳述中，可以推匯出幾個重點。看來，她沒有「男性化的抗議」，她以最本能的方式，依仗所受的教育和身體構造，始終自認為是一個男人；她的父親與她一起出遊，把她與他的生活結合的方式，明顯有決定性影響；她的男性氣質非常確定，以致她對女人沒有表現出任何情緒矛盾：她像男人一樣愛她們，並不感到受她們牽連而影響名譽，她以純粹支配和主動的方式去愛她們，不接受存在相互性。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憎惡男人」，特別喜歡年齡大的女人。這就暗示桑多爾對她的母親有b男性的/b戀母情結；她延續著幼年時的兒童心理，小姑娘和她的母親結成一對，懷著保護母親和有朝一日支配母親的希望。當孩子被剝奪母愛溫情時，往往對這種溫情的需要會在她成年的生活中纏繞她，桑多爾由父親撫養長大，也許夢想有一個慈愛溫馨的母親，於是她在其他女人身上尋找這個母親；這就解釋了她對其他男人深深的嫉妒，又加上她對年長的單身女人的尊敬和「詩意的」愛，在她看來，她們具有神聖的性質。她的態度正好是盧梭對德·華倫夫人、年輕的邦雅曼·貢斯當對德·沙裡埃爾夫人的態度，「女性化」的、敏感的少男也會轉向有母愛的情人。這種型別的女同性戀者常常會受到指責，她從來不與母親等同—因為她讚賞母親，或者過於憎恨母親—她拒絕成為女人，卻期待在她周圍有女性保護的溫馨；她從溫熱的子宮中，帶著男孩的大膽出現於世界上；她像男子一樣行動，但作為男人，她有脆弱的一面，這種脆弱使她期望得到更年長的情人的愛；這樣的一對重現了傳統異性戀的情人：年長的婦人與少年。
精神分析學家指出了女同性戀者與母親早年保持的關係的重要性。在兩種情況下，少女很難擺脫母親的影響：如果她受到焦慮的母親的熱烈關懷，或者她受到「壞母親」的虐待，母親灌輸給她一種深深的犯罪感，在第一種情況下，她們的關係往往捲進同性戀，她們睡在一起，相互撫摸，或者相互擁吻乳房；少女後來在別人的懷裡尋找這同樣的愉悅。在第二種情況下，她會感到強烈需要一個「好母親」，保護她抗拒第一個母親，迴避她感到落在自己頭上的詛咒。哈夫洛克·藹理士的一個病人敘述自己的故事，她在整個童年時期憎惡她的母親，她這樣描繪十六歲時對一個年長女人的愛：
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孤女，突然尋找到一個母親，我開始感到對成年人不那麼敵對了，對他們產生了尊敬……我對她的愛完全是純潔的，我像想到母親一樣去想她……我喜歡她觸控我，有時她把我抱在懷裡，或者讓我坐在她的膝上……我睡覺時，她過來對我說晚安，吻我的嘴。
如果年長的女人願意的話，少女會愉快地投入更熱烈的擁抱中。她通常擔當被動的角色，因為她願意像一個孩子那樣受到支配、保護、搖晃和撫摸。不管這種關係是柏拉圖式的還是肉慾的，往往有真正的愛情的性質。但由於這在少女的發育過程中顯得像是一個典型階段，所以不足以解釋同性戀的果斷選擇。少女在其中同時追求解放和安全，這是她在男性的懷抱裡也可以找到的。經過熱烈愛情的階段以後，妹妹時常對姐姐感到一種以前對母親有過的矛盾情感；她忍受她的控制，同時期望擺脫她；如果對方堅持要留住她，她會在一段時間裡成為對方的「俘虜」；但經過激烈爭吵，或者經過協商，她以逃走了結；在擺脫了青春期之後，她感到成熟了，可以面對正常女人的生活。要讓她的同性戀愛好確定下來，要麼必須—像桑多爾那樣—讓她拒絕她的女性氣質，要麼讓她的女性氣質在女人的懷裡順利地充分發展。就是說，對母親的固戀不足以解釋同性戀。它可能是出於完全不同的動機。女人可以通過完全的體驗或初步體驗發現或者預感到，在異性戀關係中無法獲得快感，只有另一個女人才能滿足她，特別是對崇拜女性氣質的女人來說，同性戀的擁抱顯然是最大的滿足。
強調這一點十分重要：並非總是拒絕成為客體導致女人走向同性戀，大部分女同性戀者相反尋求佔有她們女性氣質的寶庫。接受變成被動的物，並不是放棄一切主體的要求，女人由此希望在自在的形式下實現自我，但這時，她要力圖在他性中重新把握自己。她在孤獨中不能真正成功地分身；即使她撫摸自己的胸部，她也不知道她的乳房給一隻外人的手的觸感如何，也不知道在外人的手中，它們會有怎樣的體驗；一個男人可以讓她發現她的肉體b自為/b的存在，而並非是b為他/b而存在的。只有當他的手指揉捏她的身體，而她的手指揉捏他的身體時，鏡子的奇蹟才得以完成。在男女之間，愛是一種行動；任何一方脫離自我，然後變成他者，使做愛的女人驚奇的是，她的肉體的被動倦怠反映在男性狂熱的面目下，但在這勃起的性器官中，自戀的女人只是十分模糊地看到自身的誘惑力。在女人之間，愛是靜觀；撫摸的目的不在於把他者據為己有，而更在於通過她慢慢地重新創造自己；分離消除了，既沒有搏鬥，也沒有勝利和失敗；在嚴格的相互性中每一方同時是主體和客體，主子和奴隸；二元性變成合作關係。柯萊特說：「緊密相似甚至保證了快感。女友滿足於撫摸一個她瞭解其秘密的身體，她自己的身體也指明它的偏愛。」蕾內·維維安的詩：
我們的心在我們女人的懷中十分相像
親愛的！我們的身體構造一樣
同樣沉重的命運壓在我們的心靈上
我闡釋在你的臉上的陰影和你的笑容
我的溫柔等同於你深沉的溫柔
甚至有時我們覺得屬於同一種人
在你身上我愛我的孩子、妹妹和女友。
這種分身可以具有母親的面貌。在女兒身上認出自己和異化了的母親，往往對女兒有一種性的依戀，這種保護和搖晃懷裡的柔軟肉體的興趣，與女同性戀者是一樣的。柯萊特在《葡萄卷鬚》中所寫的強調這種相似：
你會給我快感，俯向我，眼睛裡充滿母愛的憂慮，你在你多情的女友身上，尋找你不曾有過的孩子。
蕾內·維維安表達同樣的情感：
來吧，我要把你像個病孩一樣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