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個抱怨而膽怯的病孩一樣帶走
我用神經質的手臂抱緊你輕輕的身體
你會看到我會保護和醫治
我的手臂生來是為了保護你。
還有：
我喜歡你柔弱和平靜地待在我懷裡像在溫暖的搖籃裡你會得到休息。
在一切愛中—性愛和母愛—同時有吝嗇和慷慨、想佔有對方和給予對方一切的渴望；母親和女同性戀者都自戀，並在孩子和情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延續或映像，在這點上兩者十分相似。
然而自戀也並不總是導致同性戀，瑪麗·巴什基爾採娃的例子就證明了這一點；在她的敘述中找不到對女人愛戀的任何痕跡；她寧可說是理智的，而不是愛肉慾的，她虛榮心極強，她從童年起便夢想受到男人青睞，什麼都不令她感興趣，除非能有助於提高她的聲望。一個只膜拜自己、嚮往空中樓閣似的成功的女人，不可能對其他女人熱烈相依；她在她們身上只看到競爭者和敵人。
事實上，任何因素都不是決定性的；選擇基於自由的前提，在複雜的整體中進行；任何性的命運都主宰不了個體生活，相反，其性慾表現了對生存的總體態度。
然而，處境在這種選擇中也有重要影響。今日，兩性仍然大部分是分開生活的，在寄宿學校和女子學校中，從親密關係轉變為性關係是很快的；在女孩和男孩的友誼有利於異性戀體驗的環境中，女同性戀者要少得多。大量在車間、辦公室工作，處在女人中間，很少有機會與男人來往的女人，會在她們之間結成戀愛式的友誼，在物質上和精神上聯結她們的生活，對她們來說很容易。異性戀關係的缺乏或失敗，使她們註定成為同性戀者。很難在忍讓和偏愛之間劃出界限，一個女人可以委身於女人，因為男人令她失望，但有時，他令她失望是因為她在他身上追求的是一個女人。出於所有這些理由，要在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設立根本的區分是錯誤的。正常的男性過了青少年不明確的時期，便不再允許自己犯同性戀的過失；而正常的女人時常重尋她青年時期曾迷戀過的愛情—不管是不是柏拉圖式的。男人令她失望，她會在女人的懷抱裡尋找那個背叛了她的情人；柯萊特在《流浪女伶》中指出了這種撫慰的作用，那是在女人的生活中受到譴責的情慾經常起的作用，有時，有些女人一生都在相互安慰。甚至得到男性擁抱滿足的女人，也不會輕視更平靜的情慾。如果她是被動的和愛肉慾的，一個女友的撫摸就不會使她討厭，因為她只需要任人擺佈，讓自己得到滿足。如果她是主動的和熱烈的，她便顯得像「兩性畸形人」，並非由於荷爾蒙的神秘綜合作用，而僅僅是由於人們將攻擊性的佔有慾看做男性的品質；愛上勒諾的克羅蒂娜仍然覬覦雷齊的魅力；她完全是個女人，卻同樣也希望佔有和撫摸。當然，在「體面的女人」身上，這些「淫亂的」慾望被小心翼翼地壓抑著，不過它們以純粹友誼、卻更熱烈的形式表現出來，或者掩蓋在母愛的溫情之下；有時，它們在精神病發病或絕經時猛烈地爆發出來。
更何況，企圖將女同性戀者分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型別也是枉然的。由於社會的虛情假意和她們的真正關係疊加在一起，她們又樂於模仿雌雄同體的一對，自己提出分成「男性的」和「女性的」。一個穿上嚴肅的衣服，另一個穿上輕柔的連衣裙，這不應令人產生錯覺。仔細地觀察，可以發現—除少數例外—她們的性慾是模稜兩可的。由於拒絕男性支配而成為女同性戀者的女人，常常品味在另外一個女人身上發現的同樣驕傲的巾幗丈夫的快樂；以前，塞夫爾的女大學生遠離男人一起生活，在她們當中，盛行有罪的愛情；她們對屬於女子精英感到自豪，想成為自主的主體；這種把她們結合在一起，反對特權等級的複雜感情，使她們每個人都在女友身上讚賞這種不可思議的品質，而她們也珍視這種在自己身上同樣存在著的品質；她們互相擁抱，每個人同時是男人和女人，迷戀於雌雄同體的品質。反過來，一個願意在女人懷抱裡享受自己女性氣質的女人，也能感到不服從任何主人的驕傲。蕾內·維維安狂熱地喜歡女性美，希望自己漂亮；她打扮自己，對自己的長髮很自豪；但感到自己自由和完整無缺也使她高興；她在詩歌中表達了對那些願意通過婚姻成為男人奴僕的女人的蔑視。她愛好烈酒，有時講下流話，表現了她要有男性氣質的願望。事實上，在絕大多數同性戀情侶中，撫摸是相互的。由此得出，角色的分配是不確定的，最孩子氣的女人面對有威望的如保護人般的婦人，會扮演一個少年，或者倚在情人手臂上的情婦。她們能夠平等地相愛。由於性夥伴是對等的，一切結合、換位、交換、演戲都是可能的。根據每一方的心理傾向和整體處境，她們的關係得到平衡。如果其中一個幫助和供養另一個，她就承擔男性的職能：專制的保護人、被利用的冤大頭、受尊敬的君主，或者有時甚至是靠妓女生活的人；精神方面、社會方面、智力方面的優勢，常常給她權威；但被愛的一方能享受愛的一方的熱戀使之具有的特權。像一男一女的結合那樣，兩個女人的結合具有大量不同的形式；它建立在感情、利益或者習慣之上；它是夫婦式的或者浪漫的；它也可以讓位於虐待狂、受虐狂、寬容、忠誠、獻身、任性、自私、背叛；在女同性戀者中，有妓女，也有忠貞的戀人。
然而有些情境給予這些關係一些特殊性。它們不是由制度或者習俗所提供的，也不是慣例所制定的，它們更真誠地依存於這個事實。男人和女人—哪怕是夫妻—多少是在演戲，尤其男人總是對女人有某種要求：堪稱表率的貞潔、有魅力、愛打扮、孩子氣或者樸素；面對丈夫和情人，她從來不感到自己是本來面目；在女友身邊，她不賣弄自己，不需要裝假，她們太相像了，以致不得不袒露自己。這種相似產生了親密無間。性慾在這種結合中時常只佔有很小的部分；情慾不像男女之間那樣具有強烈的、令人昏眩的性質，它也不會產生動人心絃的變化；當情侶分開他們的肉體時，他們又變得格格不入；甚至女人也覺得男人的身體令人厭惡；男人有時在女伴的身體面前感到一種乏味；在女人之間，肉體的溫存更相等，更持續；她們不會沉迷於狂熱的迷醉狀態，她們從來不重新陷入敵對的冷漠中；相互觀看，相互觸控，這是一種平靜的快感，悄悄地延續床上的快感。薩拉·龐森比和她的女意中人結合，持續了將近五十年，沒有出現一絲烏雲，看來她們善於給自己在世界之外創造一個平靜的伊甸園。但是真誠也要付出代價。因為她們袒露自己，不考慮隱瞞，也不考慮約束自己，兩個女人之間也會引發少見的激烈行動。男人和女人由於互不相同，彼此懼怕：他面對她感到憐憫和不安；他竭力對她殷勤、寬容和節制；她尊敬他，有點害怕他，面對他竭力控制自己；每個人都處心積慮寬待神秘的他者，衡量不出對方的情感和反應。女人之間是無情的；她們互相拆臺，互相挑釁，互相追逐，互相挑逗，互相拖向卑劣的深淵。男性的平靜—不論是出於冷漠還是自我剋制—是一道堤壩，女性的爭吵要在上面碰得粉碎，但在兩個女友之間，會淚流滿面，大吵大鬧，她們反覆責備和解釋，沒完沒了。要求、指責、嫉妒、專橫跋扈，所有這些夫妻生活的禍害，以更劇烈的方式釋放出來。這樣的愛情常常是狂風暴雨式的，這是因為它們通常比異性戀愛情更受威脅。它們受到社會的譴責，難以成功地融合到社會中。承擔男性角色的女人—由於她的性格、處境、激情的力量—會悔恨不能給女伴正常體面的生活，不能娶她，把她引入歧途，這正是拉德克利夫·霍爾在《孤寂深淵》中賦予她的女主人公的感情；這些悔恨通過病態的焦慮，特別是通過折磨人的嫉妒表現出來。更被動或者愛得不那麼深的那個女友，則確實會因社會的譴責而痛苦；她會認為自己是墮落的、淫邪的、受挫的，她會怨恨那個把這命運強加給她的女人。其中一個女人可能希望有個孩子；或者她只能悲哀地忍受不育，或者兩個人收養一個孩子，或者想做母親的女人求助於一個男人；有時孩子是個紐帶，有時也是新衝突的根源。
賦予同性戀女人以男性特徵的，是由於她們不要男人而不得不承擔的一整套責任，而並不是她們的性生活，相反，那把她們禁閉在女性世界裡。她們的處境與妓女的處境相反，妓女有時由於生活在男人中間而具有男性氣質—例如尼農·德·朗克洛—但仍然要依靠男人。籠罩在女同性戀者周圍的特殊氣氛，來自她們私生活中的閨房氛圍和她們公開生存的男性獨立之間的對比。她們的行為像沒有男人的世界中的男人。只有女人總是顯得有點奇特；男人並不真正尊重女人，他們通過女人—妻子、情人、「受供養的」女人—互相尊重；當男性的保護不再擴充套件到她時，女人面對咄咄逼人的、嘲笑的或敵對的高等階層，就被解除了武裝。女同性戀作為「性反常」，會使人嗤之以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它引起蔑視或憤慨。在女同性戀者的態度中，之所以有很多挑戰和做作，是因為她們沒有任何方法自然地體驗她們的處境，自然意味著不考慮自身，行動時不去考慮自己的行為，但他人的行為不斷地引導女同性戀者意識到她自己。唯獨當她有相當的年紀，或者享有巨大的社會聲譽，她才能夠滿不在乎地走自己的路。
例如，很難斷定她是出於興趣，還是出於自衛的反應才常常穿男裝。這裡無疑大半是出於自發的選擇。沒有什麼比穿女裝更不b自然/b的了；男裝無疑也不自然，但更方便，也更簡單，它的製作是為了方便行動而不是阻止行動；喬治·桑、伊莎貝爾·埃布拉特穿男裝；蒂德·莫尼埃在她的最後一本書中說到她偏愛穿長褲；凡是主動的女人都喜歡平跟鞋和耐用的衣料。女性打扮的含義是很明顯的，這是「裝飾」自己，而裝飾自己是獻出自己；異性戀的女性主義者以前在這一點上也像女同性戀者一樣不妥協，她們拒絕把自己變成一件商品陳列出去，她們穿套裝，戴氈帽；有裝飾的、袒胸露肩的連衣裙在她們看來是她們所反對的社會秩序的象徵。今日，她們已經成功地抓住了現實，在她們看來，象徵不那麼重要了。對女同性戀者來說，象徵保留著重要性，由於她感到自己仍然要提出要求。也有時候—如果她的身體特點導致她這樣愛好的話—嚴肅的衣服對她更合適。必須補充的是，裝飾所起的作用之一是滿足女人觸控的感受，但女同性戀者輕視天鵝絨和絲綢的舒適感，像桑多爾一樣，她喜歡她的女友把它們穿在身上，或者她的女友的身體本身可以代替它們。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女同性戀者常常喜歡喝不摻水的酒，抽很衝的菸草，說粗話，強迫自己做劇烈的運動，但在性慾上，她天生有女性的溫柔；相比而言，她喜歡不平淡的環境。由此可能導致她喜歡待在男人的圈子中。但這裡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她和他們保持往往是模糊的關係。一個對自己的男性氣質十分自信的女人，只願意男人做自己的朋友和夥伴，這種自信只在這樣的女人身上遇到：她和男人有共同的興趣—在商業上，在行動中或者在藝術上—她像他們當中的一個那樣工作和獲得成功。格特魯德·斯泰因接待朋友時，只同男人交談，讓艾麗絲·托克拉斯去招待他們的女友。十分男性化的女同性戀者對女人會有一種矛盾的態度，她蔑視她們，但在她們面前既作為女人又作為男人有自卑情結；她擔心她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缺陷的女人，又是一個不健全的男人，這導致她要麼裝出高人一等，要麼對她們表現出—像施特克爾敘述的女扮男裝的例子—虐待狂的攻擊性。但這種情況很罕見。我們已經看到，大部分女同性戀者遲疑地拒絕男人，在她們身上，就像在性慾冷淡的女人身上一樣，有著厭惡、怨恨、膽怯、驕傲；她們感到自己確實不像他們；除了對女性的怨恨，還有對男性的自卑情結；他們是武裝得更好的競爭對手，可以誘惑、佔有和保留他們的獵物；她們憎恨他們對女人的能耐，憎恨他們使女人忍受「玷汙」。她們也氣憤地看到他們擁有社會特權，並感到他們比她們更強有力，不能同一個對手匹敵，知道他能夠一拳把你擊倒，是十分丟臉的事。這種複雜的敵意是導致她們中的某些人炫示同性戀的原因之一；她們只與女同性戀者來往；她們組成各種俱樂部，表示她們在社會方面和性方面不需要男人。由此，很容易變為一無用處的自吹自擂和各種裝模作樣的非本真性。女同性戀者首先扮演一個男人；然後成為女同性戀者本身也變成一個遊戲；男式服裝從偽裝變成制服；藉口擺脫男性壓迫的女人，變成了她的角色的奴隸；她本不想封閉在女人的處境中，如今她卻關在女同性戀者的處境中。沒有什麼比這夥獲得自由的女人給人更壞的心胸狹窄和殘缺不全的印象了。必須補充一點，許多女人只是出於謀求私利才聲稱自己是同性戀者，她們懷著清醒的意識，採取曖昧的舉止，還希望誘惑喜歡「壞女人」的男人。這些虛張聲勢的狂熱分子—顯然是最受人注意的—助長了輿論，使這些被看做惡習和裝腔作勢的東西更加聲譽掃地。
事實上，同性戀既不是一種蓄意的反常，也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詛咒。這是一種b在處境中選擇的/b態度，就是說，既是被激起的，又是自願採納的。主體通過這個選擇所承擔的任何因素—生理條件、心理史、社會環境—都不是決定性的，雖然各種因素都有助於解釋它。對女人來說，這是解決她的一般狀況，特別是她的性處境所提出的問題的方法之一。正如一切人類行為一樣，同性戀會導致做戲、失衡、失敗、謊言，或者相反，它將是豐富體驗的源泉，這取決於它被體驗的方式—是自欺、怠惰、非本真或者清醒、慷慨和自由。
女異性戀者很容易對某些男同性戀者產生友誼，因為她在這種無性慾的關係中感到安全和有趣。但總體而言，她對這些男人感到敵意，他們在自己身上或者在他人身上把佔支配地位的男性貶低到被動的物的地位。—原注
johanntserclaesgrafvontilly（1559—1632），巴伐利亞將領，與華倫斯坦一起成為神聖同盟最重要的將領。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法律懲罰男子的同性戀，而不把女人的同性戀看成是有罪的。—原注
alfredernestjones（1879—1958），英國醫生、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在英國的第一個門徒，著有《弗洛伊德的生平和作品》等。
angelolouismariehesnard（1886—1969），法國精神病科醫生，在法國傳播弗洛伊德的理論，實施「開放的精神分析」，與雷吉斯合作著有《神經官能症和精神病的精神分析》。
denisderougemont（1906—1985），瑞士作家，用法文寫作，1940至1947年在美國居住，1950年在日內瓦建立歐洲文化中心，著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失業日記》、《魔鬼的份額》等。
見《在回憶看來》。—原注
見《精神分析方法和弗洛伊德的學說》。—原注
benjaminconstant（1767—1830），法國小說家、政論家，作品《阿道爾夫》塑造了一個世紀病的典型。
就像多蘿西·帕克的小說《三人一夥》，不過這部小說寫得非常膚淺。—原注
見《這些快樂……》。—原注
見《誘惑力》。—原注
見《合掌時分》。—原注
radclyfehall（1880—1943），英國女小說家、詩人。
見《自我》。—原注
gertrudestein（1874—1946），美國女作家，倡導意識流，著有帶同性戀傾向的《情況如此》，以及《三個女人》、《美國人的形成》、《艾麗絲·芭·托克拉斯自傳》、《我所經歷的戰爭》等。
如果一個異性戀者認為—或者想說服自己—她通過自己的價值超越了性別差異，也會有同樣的態度：德·斯達爾夫人就是這樣。—原注
《孤寂深淵》塑造了一個由於心理和生理上的必然性而變得不健全的女主人公。儘管這部小說獲得了較高聲譽，但它的資料價值微乎其微。—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