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說來，社會賦予女人的命運是婚姻。大部分女人今日仍然是已婚的、結過婚的、準備結婚或者因沒有結婚而苦惱。獨身女人的定義由婚姻而來，不論她是受挫折的、反抗過的，甚或對這種制度毫不在乎。因此，我們必須通過對婚姻的分析，繼續進行這項研究。
女性狀況在經濟上的演變，正在動搖婚姻制度，婚姻變成通過兩個自主的個體自由贊同的結合；配偶的締約是個人的，也是相互的；對雙方來說，通姦是對婚姻的違約，離婚可以由雙方在同等條件下達成。女人不再受到生育職能的限制，這種職能失去了大部分自然奴役的性質，它呈現為一種自願承受的負擔；而且它與生產勞動同化了，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懷孕所要求的休息時間裡，國家或僱主必須給母親支付薪金。在蘇聯，有幾年結婚曾被看做建立在夫婦唯一自由基礎上的個體之間的契約；現在它看來是國家強加給他們雙方的義務。在明天的世界中，這種或那種傾向會佔據優勢，這取決於社會的一般結構，但無論如何，男性的監護正在消失。然而，我們生活的時代，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來，仍然是一個過渡時期。只有一部分婦女參加生產，甚至她們也屬於古老的結構、古老的價值依然殘存的社會。現代婚姻只能根據它延續的過去來理解。
婚姻對於男人和女人，向來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兩性彼此必不可少，但這種需要從未曾在他們之間產生相互性；女人從來不構成一個與男性在平等基礎上進行交換和訂立契約的等級。在社會上，男人是一個自主的完整的個體；他首先被看做生產者，他生存的正當性通過他給群體提供的勞動來證實；我們已經看到，女人受制於生育和家務的角色不能給她保證同等的地位的原因。當然，男性需要她；在某些原始民族中，單身男人往往不能獨自保證自己的生計，成為一種賤民；在農業共同體中，一個女合作者對於農民是必不可少的；對於大多數男人來說，將某些苦活推給妻子是有利的；男人希望有穩定的性生活，希望有後代，而且社會也要求他為延續它作出貢獻。男人並非直接向女人提出呼籲，是男人的社會允許它的每一個成員作為丈夫和父親自我實現；女人作為奴隸或者僕從被納入父親和兄弟支配的家庭群體中，通常由一些男人將她婚配給另一些男人。在原始社會，部落和父系氏族擁有她，幾乎把她當做物，她屬於兩個群體彼此同意交換的實物；當婚姻在演變過程中具有契約形式時，她的處境並沒有發生深刻變化；女人擁有嫁妝或拿到遺產時，被看做有公民地位的人；但嫁妝和遺產仍然讓她忍受家庭奴役；在一個很長的時期裡，婚約是在岳父和女婿之間而不是在妻子和丈夫之間簽訂的；只有寡婦才享受到經濟自主。少女的選擇自由一向是十分有限的；而獨身—除了它具有神聖性質的特殊情況—使她降低到寄生者和賤民的地位；結婚是她唯一的謀生手段和使她的生存獲得社會認可的唯一方式。婚姻被以雙重名義強加給她：她應該為共同體生孩子；像在斯巴達和納粹政權下的少數情況—國家直接監護她，只要求她做一個母親—這種情況十分罕見。甚至還不知道父親的生殖作用的文明，也要求她處在丈夫的保護之下；她也有滿足一個男人的性需要和料理家庭的職能。社會強加給她的負擔，被看做對丈夫的b服務/b，他也要給她送禮，或者給她留下遺產，他要保證供養她；正是通過他，共同體履行了對奉獻給它的那個女人的責任。妻子在完成職責時獲得的權利，表現為男性要承擔的義務。他不能隨意破壞婚姻關係；遺棄和離婚只有通過公共權力裁決才能進行，有時丈夫應該做出金錢補償，在波克霍利斯時期的埃及，甚至已變得很流行，正如在今日的美國以alimony的形式出現。一夫多妻制一向多少受到公開的容忍，男人可以讓女奴、姘婦、小妾、情婦、妓女上他的床，但他不得不尊重他的合法妻子的某些特權。如果她感到自己受虐待，或者受傷害，她可以—多少受到保證—回到孃家，從她那方面獲得分居或離婚。因此，對雙方來說，婚姻同時是負擔和利益，但他們的處境並不對稱；對少女來說，結婚是融入群體的唯一辦法，如果她們「仍然是待字閨中」，在社會上她們就是廢物。因此，母親們總是頑強地尋求把她們嫁出去。在上一世紀的資產階級中，人們幾乎不諮詢她們，而是在事先安排的「見面」中，把她們提供給可能的求婚者。左拉在《家常瑣事》中描繪了這種習俗。
「完了，完了，」約瑟朗太太倒在椅子上說道。約瑟朗先生只簡單說了聲：「啊！」
「可是，你不明白，」約瑟朗太太用尖厲的聲音又說，「我告訴你，又一樁婚事泡湯了，這是第四樁失敗的婚事了！」
「你明白，」約瑟朗太太走向她的女兒，繼續說，「你是怎樣又把這樁婚事搞糟的？」
貝爾特明白輪到她受責備了。
「我不知道，媽媽。」她支支吾吾地說。
「一個辦公室副主任，」她的母親又說，「不到三十歲，前途似錦。每個月都把他的薪水交給你，穩穩當當，只有這個最重要……你又像前幾次一樣做了蠢事？」
「我向你保證沒有，媽媽。」
「你同他跳舞時到過小客廳嗎？」
貝爾特侷促不安：「是的，媽媽……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想動手動腳，他這樣抓住我，抱吻我。於是我害怕了，我推了他一把，他撞到傢俱上！」
她的母親打斷了她，被憤怒攫住了：「他被推到傢俱上！啊！真是不知好歹，把他推到傢俱上！」
「可是，媽媽，他摟住了我。」
「然後呢？他摟住了你……真乾的好事！把這些傻瓜送到寄宿學校去吧！他們教給你一些什麼呀，說呀！……在門後接吻！你會把這種事老老實實告訴我們，告訴你的父母嗎？你把人家推到傢俱上，你讓婚事都泡湯了！」
她擺出一副教訓人的神態，繼續說：
「完了，我絕望了，你真蠢，我的女兒……既然你沒有財產，你就要明白，你應該用別的辦法抓住男人。要可愛，眼神要溫柔，忘掉他的手，允許幼稚的舉動，就像沒注意到，最後就能釣到一個丈夫……令我生氣的是，她想做的時候做得並不差。」約瑟朗太太接著說，「得了，擦乾你的眼淚，看著我，就像我是一位先生，正在追求你。你看，你讓你的扇子掉在地上，讓這位先生去撿扇子時碰到你的手指……不要死板，要靈活一些。男人不喜歡板得像塊木頭。尤其是，如果他們走得太遠，你不要愣頭愣腦的。一個走得太遠的男人要輸得精光，我的寶貝。」
客廳的掛鐘敲響兩點，這位母親經過昨夜長時間的激動，強烈地希望馬上締結婚姻，她不知不覺自言自語起來，把她的女兒當做紙糊的娃娃翻來覆去折騰一番。她女兒軟弱無力，百依百順，任人擺佈，但她心裡很難受，恐懼和羞恥束緊她的喉嚨……
少女就是這樣顯得絕對被動，她b出嫁/b，在婚姻中被父母b獻出去/b。男孩子則是b結婚，娶妻/b。他們在婚姻中尋找自己生存的擴大和確認，而不是尋找生存的權利本身，這是他們自由承擔的一項義務。因此，他們能夠權衡利弊，像古希臘和中世紀的諷刺作家所做的那樣；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命運。他們可以選擇獨身的寂寞，有些男人很晚結婚或者不結婚。
女人在結婚時獲得世界的一部分「封地」，法律保證她不受男人任性的支配，但她變成他的僕從。在經濟上，這個共同體的首腦是他，因此，在社會看來，體現這個共同體的是他。她用他的姓；她與他的信仰結合在一起，融合到他的階級、他的圈子；她屬於他的家族，變成他的「一半」。凡是他的工作召喚他的地方，她便跟隨著他前往，基本上是根據他從事職業的地方確定夫婦的住所；她多少斷然地與她的過去決裂，合併到丈夫的天地中；她把自己整個人獻給了他，她把自己的貞操和忠貞不貳給了他。她失去了法律給予獨身女子的部分權利。羅馬法將女人locofiliœ置於丈夫手中；十九世紀初，博納爾宣稱，妻子之於丈夫，正如孩子之於母親；直到一九四二年法國頒佈的法律，仍然要求她服從丈夫；法律和風俗給予丈夫很大的權威，她的自身處境，也暗示了在夫妻中情況也如此。既然他是生產者，是他超越家庭的利益，面向社會利益，在參與建設集體未來的同時，為家庭利益敞開未來，他體現了超越性。女人註定要延續物種和料理家庭，也就是說註定屬於內在性。實際上，一切生存都同時是超越性與內在性；為了自我超越，它要求延續，為了通向未來，它必須融合過去，與他人交往的同時，它要自我確認。這兩個時刻包含在一切生命的活動中，婚姻正是允許b男人/b將這兩者成功地綜合在一起；他在自己的職業和政治生涯中，經歷了變化和進步，感到自己在時間和世界中擴充套件；當他厭倦了這種漫遊時，他便建立一個家庭，固定下來，停泊在世界上；晚上，他在家裡休整，妻子在家中照料家務和孩子，回想她儲存的過去。她沒有別的任務，只是純粹千篇一律在延續生命和撫養子女；她要使物種持久地延續，保證每天一樣的節奏和家庭的持久，把門鎖好；人們不讓她直接控制未來和世界；她只通過丈夫向群體超越。
今日，婚姻保留了大部分的傳統面貌。首先，它更嚴格地強加於少女，而不是年輕男人。女人在大部分社會階層中仍然沒有任何前景；在農民中，獨身女人是賤民；她是她的父親、她的兄弟和她的姐夫、妹夫的女僕；移居到城裡對她來說幾乎不可能；讓她受男人奴役的婚姻，使她變成家庭主婦。在某些資產階級圈子中，仍然讓少女不能謀生；她只能在父親家裡過寄生生活，或者在另一家族中接受低等地位。即使在她獲得更多解放的情況下，男性掌握的經濟特權促使她寧可選擇結婚而不是就業，她會尋找一個地位高於自己的丈夫，或者她希望他能更快地「往上爬」，比她更有發展前途。今日人們仍然像從前一樣，認為從女人方面說，性交是她對男人的一項b服務/b；他b獲得/b快感，他應該用補償來交換。女人的身體是一個出售的物品；對她而言，它代表一筆資本，她被允許利用這筆資本。有時她帶給丈夫一份陪嫁；她往往提供一定的家務勞動：她要持家，撫養孩子。無論如何，她有權受到贍養，甚至傳統道德鼓勵她這樣做。由於女人的職業時常是無報酬或工資微薄，她自然受到這種方便的吸引；結婚比其他許多職業更有利可圖。風俗使獨身女人的性解放更困難；在法國，妻子通姦至今仍然是犯罪，可任何法律都不禁止女人自由戀愛；然而，如果她想找一個情人，首先必須結婚。許多家教嚴格的資產階級年輕女子，至今仍然「為了獲得自由」而結婚。相當多的美國女人獲得了性自由，但是她們的體驗和馬林諾夫斯基描繪的原始部落的年輕女人相似，她們在「獨身者之家」中享受到沒有麻煩的樂趣；人們期待她們結婚，只有在這時人們才充分地把她們看做成年人。在美國更甚於在法國，一個單身女人是一個在社會意義上不完整的人，即使她在謀生；她的手指上必須有一隻結婚戒指，才能獲得一個人的完整尊嚴和充分權利。特別是，懷孕只有在已婚女人身上才受到尊敬；未婚母親仍然是醜聞的物件，孩子對她來說是沉重的障礙。出於各種理由，歐美的許多少女被問到她們的未來計劃時，今日的回答與過去並無區別：「我想結婚。」然而任何年輕男人不把結婚看做他的主要計劃。能給他成年人尊嚴的是經濟上獲得成功，它能帶來婚姻—尤其對農民來說—但它也能排除婚姻。現代生活的狀況—比過去更不穩定，更加變化無常—使得結婚對年輕人來說負擔格外沉重；相反，好處已減少，因為他很容易維持生計，一般可以獲得性滿足。無疑，婚姻包括物質方便—（「在家裡比在餐館裡吃得好。」）—和性交方便—（「像這樣等於家裡有妓院。」）—它讓個體擺脫孤獨，給他一個家和孩子，就把他固定在空間和時間中；這是他的生存的最終實現。儘管如此，在總體上男性的需求低於女性的供應。與其說父親將女兒奉獻出去，不如說他想擺脫她；尋找丈夫的少女不是回應男性的籲求，她挑動這個籲求。
父母安排的婚姻並沒有消失，全部有正統觀念的資產者都在延續這種婚姻。在拿破崙陵墓周圍，在歌劇院，在舞會上，在海灘上，在茶會上，渴望婚姻的女子頭髮剛剛梳得平整，穿上新連衣裙，膽怯地顯示自己肉體的嫵媚和謙遜的談話；她的父母糾纏著她：「為你準備會面已經花費了我不少錢，快拿定主意。下一次就輪到你妹妹了。」不幸的候選人知道，隨著她逐漸超過結婚年齡，她的機會減少了；求婚者不多，她比起用一群羊來交換的貝督因姑娘選擇的自由也多不了多少。正如柯萊特所說的：「一個沒有財產和沒有職業的少女，是她兄弟們的負擔，她只有沉默，接受她的機會和感謝天主！」
上流社會的生活以不那麼露骨的方式允許年輕人在母親的監視下相會。少女更自由一些，經常出門，到學校裡去，從事有機會與男人接觸的職業。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克萊爾·勒普拉太太在比利時的資產者中進行了一項關於擇偶問題的調查。這位作者以訪問的方式進行，我舉出幾例她所提的問題和得到的回答。
問：父母安排的婚姻常見嗎？
答：父母安排的婚姻已經不再有了（51%）。
父母安排的婚姻很少，最多1%（16%）。
1%至3%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28%）。
5%至10%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5%）。
被調查的人指出，父母安排的婚姻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很多，如今已近乎消失。然而，「利害關係、缺乏聯絡、膽小、年齡關係、期待實現美滿結合，是有些父母安排婚姻的原因」。這些婚姻往往由教士促成，有時少女也以通訊方式交友結婚。「她們通過書面形式親自描繪自己的肖像，肖像印在特殊的印刷品上，每頁編上號碼。這份印刷品寄給每一個描繪過自己的少女。比如，它包括兩百個婚姻候選少女，數目幾乎與男候選人相等。他們也描繪自己的肖像。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選擇一個通訊者，他們通過印刷品作為中介給通訊人寫信。」
問：近十年中，在什麼情況下，年輕人能訂上婚？
答：上流社會的聚會（48%）。
在一起學習和做事（22%）。
親密的聚會，小住（30%）。
大家都一致同意這個事實：「青梅竹馬的婚姻很少。愛情是意外產生的。」
問：金錢在婚嫁選擇中起到頭等作用嗎？
答：30%的婚姻只講金錢（48%）。
50%的婚姻只講金錢（35%）。
70%的婚姻只講金錢（17%）。
問：父母非常想嫁女兒嗎？
答：父母非常想嫁女兒（58%）。
父母想嫁女兒（24%）。
父母想把女兒留在家裡（18%）。
問：少女非常想結婚嗎？
答：少女非常想結婚（36%）。
少女想結婚（38%）。
少女與其婚結得不好，還不如不結婚（26%）。
「少女向年輕男子發動進攻。少女為了結婚會嫁給隨便什麼人。她們都希望結婚，她們煞費苦心要達到目的。對一個少女來說，沒有人追求是一種恥辱，為了逃避這種恥辱，她往往同第一個求婚者結婚。少女是為結婚而結婚。少女是為了嫁出去而結婚。少女之所以匆匆忙忙結婚，是因為婚姻會保證她們得到更多的自由。」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的見證都相當一致。
問：少女在追求婚姻中比年輕男子更主動嗎？
答：少女向年輕男子表白感情，要求他們娶自己（43%）。
少女追求婚姻比年輕男子更主動（43%）。
少女態度謹慎（14%）。
這裡意見仍然幾乎一致：通常在婚姻中採取主動的是少女。「少女意識到，她們沒有獲得在生活中擺脫困境的辦法；她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工作獲得生存所需，她們在婚姻中尋找最後的希望。少女表白自己，撲向年輕男子。她們是可怕的！少女千方百計要結婚……是女人尋找男人，等等。」
法國沒有這方面的材料，但是，在法國和比利時，資產階級的狀況是相同的，無疑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父母安排的」婚姻在法國向來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多，著名的「綠滾條俱樂部」的成員在晚會上相聚，為了促成兩性之間接近，至今這個俱樂部還很興盛；徵婚啟事在許多報紙上佔據長長的欄目。
在法國，就像在美國，母親、年長的婦女、婦女週刊，玩世不恭地教少女「抓到」丈夫的藝術，如同捕蠅紙逮住蒼蠅一樣；這是一種「釣魚術」，一種「狩獵術」，要求很多技巧：目標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不要浪漫，而要現實；要將賣弄風情和端莊混合在一起；既不要要求太多，也不要要求太少……年輕人不信任「想出嫁」的女人。一個年輕的比利時人宣稱：「對一個男人來說，沒有什麼比感到自己受到追逐，意識到有個女人要抓住他更令人不快的了。」他們致力於挫敗她們的詭計。少女的選擇往往十分有限。只有當她認為自己有不結婚的自由，才會是真正的自由。在她的決定中，通常有盤算、厭惡、忍讓，而不是熱情。「如果想要她的年輕男人差不多合適（身份地位、健康、職業），她不愛他也會接受他。即令有‘但’字的保留，她還是接受他，保持冷靜的頭腦。」
可是，少女渴望婚姻的同時，常常害怕結婚。婚姻對她比對男人代表更大的利益，因此，她更熱烈地希望結婚，但婚姻也要求她做出更大的犧牲，特別是，它帶來激烈得多的與過去的決裂。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少女一想到離開父親家，便感到焦慮，當婚期臨近時，這種焦慮便加劇了。正是在這時，會出現大量的神經官能症；在年輕男人中也有這類情況，他們害怕要承擔新的責任，不過，在少女身上這種症狀普遍得多，原因我們已經講過，在這一發病時刻，這些原因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我要援引從施特克爾那裡借用來的例子。他曾經治療過一個上等家庭的少女，她呈現好幾種神經官能症的症狀。
在施特克爾認識她的時候，她忍受著嘔吐的痛苦，每天晚上服用嗎啡，經常大發脾氣，拒絕洗澡，在床上吃飯，關在自己房間裡。她訂了婚，自認為熱烈地愛自己的未婚夫。她向施特克爾承認，她已獻身給他……後來，她說，她不曾有過任何快感，她甚至一想到接吻就反感，這是她嘔吐的根源。人們發現，事實上，她為了懲罰母親而獻身，她感到自己沒有得到母親足夠的愛；孩子的時候，夜裡她窺視雙親，因為她擔心他們給她一個弟弟或者一個妹妹；她很愛她的母親。「現在她應該結婚，離開父親家，放棄父母的臥房嗎？這不可能。」她讓自己發胖，抓傷自己的手，變得昏頭昏腦，得了病，企圖用各種方法侮辱她的未婚夫。醫生給她治療，但她哀求母親放棄讓她結婚的想法：「她希望待在家裡，永遠是個孩子。」她的母親堅持讓她結婚。在結婚之前一個星期，人們發現她死在床上，她開槍自殺了。
在其他例子中，少女長期生病；她感到絕望，因為她的身體狀況不允許她嫁給「她熱愛的」男人；實際上，她讓自己得病，為的是不嫁給他，她只在解除婚約的情況下才重新找到平衡。有時，對結婚的恐懼來自少女以前有過性體驗，這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她尤其擔心失去處女貞操會被發現。但往往是對她的父親、母親、妹妹的強烈感情，或者是一般而言對家庭的眷戀，使她不能忍受屈從於一個陌生男人的想法。有許多少女之所以決定結婚，是因為必須結婚，是因為受到壓力，是因為她們知道，這是唯一理智的出路，她們想過妻子和母親的正常生活，但內心深處仍保留著隱秘而執著的抗拒，使她們夫妻生活的開頭變得困難，甚至會阻礙她們從中找到幸福的平衡。
一般說來，婚姻並不是通過愛情決定的。弗洛伊德說過：「可以說丈夫永遠只是一個被愛男人的替身，而不是這個男人本人。」這種分離絕非偶然。它是由婚姻制度的性質本身帶來的。問題是要讓男女的經濟和性的結合朝集體利益發展，而不是保證他們的個體幸福。在父權制下，往往—今日在某些穆斯林中仍是這樣—由父母選擇的未婚夫在結婚之前甚至沒有見過她們的面。從社會角度看，把終身大事建立在感情或性的任性之上，是行不通的。蒙田說：
在這種明智的交易中，慾望不是那麼放縱；它們是不明朗的，更加遲鈍。愛情厭惡人們不是如實地看待它，並卑劣地混雜於以別的名義安排和維持的交往，像結婚就是這樣，婚嫁、財力與魅力、美貌自然同等重要，或者更重要。不管怎麼說，結婚不是為自己；結婚同樣或者更是為了後代和家庭。（第三卷第五章）
由於是男人「娶」女人—尤其有許多女人供挑選時—所以他有更多的選擇可能性。但既然性行為被看做強加給女人的一項b服務/b，人們讓與她的好處就建立在這上面，那麼，不顧她的特殊偏愛也就是符合邏輯的了。婚姻在於保護她去抵制男人的自由，不過，由於在自由之外既沒有愛情也沒有個體性，為了保證她終身受到一個男人保護，她只能放棄特殊個體的愛情。我聽到過一個盡職的母親教導她的幾個女兒說：「愛情是留給男人的粗俗感情，正經女人不瞭解愛情。」這是以樸實的形式重現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第二卷第二十五頁）中的理論：
母親和妻子的關係部分是以屬於快感的自然事物為其特殊性，部分是以僅僅在此關係中凝視自我消失的否定事物為其特殊性；正因如此，某種程度上也使這種特殊性成為某種偶然性的事物，它總是可能被另一種特殊性所代替。在性統治的家庭中，關鍵不在於這個丈夫，而在於一般而言的丈夫，在於一般而言的孩子。女人的這些關係並不是建立在感性上，而是建立在普遍性上。女人與男人的倫理生活的區別，正是在於女人在由特殊性決定的區別中和在她的快感中直接成為普遍性的東西，外在於慾望的特殊性。相反，在男人身上，這兩個方面彼此分開，因為男人作為公民具有意識到自身的力量和普遍性，他這樣給自己購回慾望的權利，同時對這種慾望保持自己的自由。因此，如果特殊性與女人的這種關係混合在一起，其倫理性質是不純的，但由於這種倫理性質是如此這般的，特殊性就是無關緊要的，女人缺乏對自我的認識，就像這自我在他人的身上。
這就是說，對女人而言，絕不是在她們的特殊性中建立同選定丈夫的關係，而是在她們的一般性中證實她的女性職能的正當性；她只應該在特定的而不是個體化的形式下經歷快感；關於她的性的命運，由此得出兩個基本結論：首先，她在婚姻之外沒有權利進行任何性活動；對於一對夫婦來說，性交變成一種制度，慾望和快感趨向社會利益超越；但男人作為勞動者和公民朝一般性超越，在結婚之前和夫妻生活之外可以享受偶然的快感，無論如何，他通過其他途徑能找到性交的辦法；而在女人本質上被定義為在女性的世界中，她必須作為女性才能得到完全的辯護。此外，我們已經看到，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係，從生物學上說，在男性與女性身上是不同的：前者在完成丈夫與生殖者的特殊任務時，肯定得到快感；相反，在女人身上生殖職能與情慾往往會分離。正因此，表面上婚姻力圖給予女人的性生活以倫理尊嚴，事實上卻企圖取消它。
女人這種性挫折被男人經過三思後接受了；我們已經看到，他們依據樂觀的自然哲學，很容易忍受她的苦難，這是她的命運；《聖經》的詛咒讓他們更堅信這種簡便的觀點。懷孕的痛苦—這種強加給女人的沉重代價，換取的是短暫的不確定的快感—甚至成為許多玩笑的話柄。「五分鐘的快感：九個月的苦難……進去容易出來難。」這個對比往往使他們快活。男人接受這種虐待狂的哲學：許多男人對女人的痛苦感到高興，對緩解它的想法很反感。因此，可以理解，男人拒絕給予他們的妻子以性的幸福，對此沒有任何顧忌；他們甚至覺得不給她慾望的誘惑和自主的快感是有利的。
蒙田以一種可愛的犬儒主義這樣表達：
因此，讓受尊敬的和神聖的聯姻沉溺於淫樂，是一種亂倫；亞里士多德說，必須「謹慎和嚴厲地對待妻子，只怕過於淫蕩地觸控她，快感會讓她脫離理性的制約……」我看，沒有比建立在美貌和愛慾之上的婚姻更快地失敗和引起麻煩的了，必須有更紮實和更持久的基礎，還要保持戒備；這種華而不實的快樂毫無用處……如果有好婚姻，它要拒絕愛情的陪伴和條件（第三卷第五章）。
他還說（第一卷第三十章）：
如果沒有節制，他們和妻子結合得到的快感本身就要受到指責；就像在不合法者身上那樣，在放縱和放蕩中支援不住。熱烈的愛情的第一次結合後不能剋制，不僅是不適宜的，而且要損害我們的妻子。她們至少要用另一種方式瞭解什麼是厚顏無恥。她們總是被我們的需要喚醒……婚姻是一種神聖的結合，因此，從中獲得的快感應該是有限制的、嚴肅的、帶有某種莊嚴的快感；這應該是謹慎的和受意識掌握的一種情慾。
事實上，如果丈夫喚醒了女性的肉慾，那是在一般性中喚醒它，因為他不是特別被選中的；他使自己的妻子可以在別人的懷抱裡尋找快感；蒙田還說，過分地撫摸一個女人，就像「在籃子里拉屎，然後扣在自己頭上」。另外，他真誠地同意，男性的謹慎使女人處於非常不愉快的處境。
女人拒絕被引入社會的生活規範根本沒有錯；男人未徵求她們意見就這樣制訂了。在她們和我們之間，自然有詭計和嘲弄。在這方面，我們並不尊重她們，在我們知道了她們超過我們，更能領會更熱烈地追求愛情的效果以後……我們會同她們一起節慾，而且會忍受極度的難受……我們希望她們健康、有活力、豐滿、吃得好、貞潔，就是說，既熱烈又冷淡；因為我們認為要阻止她們在婚姻中熱情奔放，根據我們的習俗，這婚姻只給她們帶來很少的愉悅。
蒲魯東顧忌較少，在他看來，把愛情從婚姻中排除出去符合「正義」：
愛情應當淹沒在正義中……凡是戀愛的對話，即使在未婚夫妻之間，即使在夫婦之間，也是對家庭的尊重、對工作的熱愛和對社會責任的履行不適宜和有損害的……（一旦完成了愛情儀式）我們就應該回避它，就像牧羊人使乳凝結起來以後使之分離出來……
但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觀點有點改變了；它千方百計捍衛和維持婚姻；另外，個人主義的發展使人們不能簡單地壓制女性的要求；聖西門、傅立葉、喬治·桑和所有的浪漫派都激烈地要求愛情的權利。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將迄今為止被心安理得地排除出去的個體情感與婚姻結合起來。正是在這時創造出「夫婦之愛」的模糊概念，這是傳統的門當戶對婚姻結出的神奇果實。巴爾扎克前後不一地表達了保守的資產階級的觀點。他承認，原則上婚姻和愛情沒有什麼一致之處，但是他反對將受到尊重的體制與將女人看做物的普通市場交易相提並論，由此他得到《婚姻生理學》令人困惑的、支離破碎的結論：
婚姻可以在政治上、民事上和倫理上看做是一種法律、一種契約、一種規章制度……因此，婚姻應該受到普遍尊重。社會只能重視這個對它而言是凌駕於夫婦問題之上的最高問題。
大部分人通過他們的婚姻只考慮到生育和孩子的歸屬，但無論生育、財產還是孩子都不構成幸福。cresciteetmultiplicamini並不帶來愛情。以法律、國王和司法的名義要求一個姑娘在能做愛的十五天中做愛十四次，這在大部分人看來是荒謬的事。
這跟黑格爾的理論一樣清晰。但巴爾扎克毫無過渡地繼續說：
愛情是需要和情感兩者的結合，婚姻的幸福來自夫婦之間心靈的完美和諧。由此得出，要得到幸福，一個男人不得不強制自己遵守某些榮譽和禮節的規則。他利用了使需要神聖化的社會法律的好處之後，不得不服從使感情開花結果的神秘的自然法則。如果他要得到被愛的幸福，他就必須真誠地去愛，什麼也不能抵擋真正的愛情。但被愛總是要期望。能不能總是期望得到妻子呢？
—能。
然後，巴爾扎克陳述婚姻這門科學。但他很快發現，對丈夫來說，問題不在於被愛，而在於不受騙，丈夫遲疑不決是否將使人消沉的制度強加於他的妻子，是否拒絕給她文化，讓她變得粗魯，唯一的目的是拯救他的榮譽。這還是愛情嗎？如果想在這些含糊的、不連貫的思想中找到意義，看來是男人有權選擇一個女人，他在她身上能夠滿足一般性的需要，這一般性是她忠實的保證，然後，他要運用某些方法，喚起他妻子的愛情。不過，如果他結婚是為了財產和後代，他確實是在b戀愛/b嗎？如果不是的話，他的激情怎樣才能不可抗拒，引起相互的激情呢？巴爾扎克確實不知道，單方面的愛情遠遠不能不可遏止地吸引對方，相反，令人討厭和反感嗎？在《兩個新嫁娘的回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自欺，這是一部書信體的主題小說。路易絲·德·肖利厄力圖將婚姻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由於過度的激情，她殺死了第一個丈夫；由於她對第二個丈夫感到強烈的嫉妒，她死去了。蕾內·德·萊斯托拉德為了理智而犧牲感情，但做母親的快樂足夠彌補她，她建立了穩定的幸福。讀者首先納悶，是什麼詛咒—如果不是作者本人的決定—禁止多情的路易絲如其所願成為母親呢？愛情絕不妨礙懷孕；另外，讀者會想，為了快樂地接受丈夫的擁抱，蕾內必須表現出司湯達憎惡的「正經女人」身上的那種「虛偽」。巴爾扎克這樣描繪新婚之夜：
根據你的說法，我們把丈夫稱為野獸，這頭野獸消失了，蕾內對她的女友寫信說。在一個我難以述說的溫馨之夜，我看到了一個情人，他的話直達我的心靈，我懷著難以形容的快樂倚在他的臂彎裡……好奇心在我的心裡升起來……要知道，無論是最細膩的愛情所需要的，還是有時候這一刻的榮譽所意料不到的東西，什麼都不缺乏，我們的想象要求他顯出神秘的優雅，作為藉口的衝動，獲得的同意，盼望已久得到的理想快感，這種快感在我們任憑自己回到現實之前便征服了我們的心靈，所有這些誘惑以其迷人的形式匯聚在一起。
這美好的奇蹟並不經常重現，因為在後來的幾封信中，我們看到蕾內淚流滿面：「從前我是一個人，如今我是一個物」；她閱讀博納爾的書，聊以自慰，不再為「夫婦之愛」的那些夜晚感到痛苦。可是，讀者想知道，在女性初試性交最困難的時刻，丈夫是通過什麼方法變成一個迷人的男子的；巴爾扎克在《婚姻生理學》中提供的方法很簡略。「決不要以強制的行為開始婚姻」，或者模稜兩可：「巧妙地抓住快感的微妙之處，加以發展，給以新的式樣，嶄新的表現構成丈夫的才能」。另外他馬上補充說：「在不相愛的兩個人之間，這種才能屬於淫蕩。」然而，蕾內恰好不愛路易，他所描繪的這種「才能」來自何處？事實上，巴爾扎克狡猾地迴避了問題。他不瞭解沒有中性的情感，缺乏愛、強制、無聊，只能產生怨恨、不耐煩、敵意，而不能產生溫柔的愛情。他在《幽谷百合》中表現得更真誠些，不幸的德·莫爾索夫夫人的命運顯得不那麼說教。
將婚姻和愛情協調起來不是易事，沒有神靈干預很難成功，克爾愷郭爾經過複雜的迂迴手法才得出解決方法。他喜歡揭示婚姻的悖論：
婚姻是多麼古怪的創造啊！使它更加古怪的是，它被看做一種自發行為。然而，任何行為都沒有起這樣決定性的作用……像這樣有決定性的行為就必須自發地去做。
困難是這樣的：愛情和愛慕是完全自發的，結婚是一個決定；然而，愛慕應該由結婚或想結婚的決定激發起來的；這意味著，最自發的東西應該同時是最自由的決定，而自發性是這樣不可解釋，以致要歸於神靈，應該同時根據思考和竭盡全力的思考，從中產生決定。此外，一件事不應緊隨著另一件，決定不應躡手躡腳跟隨在後面到達，一切應該同時產生，兩樣東西應該在結局那一刻匯合在一起。
這就是說，愛不是嫁娶，很難理解愛情怎樣才能變成責任。但這個悖論嚇不倒克爾愷郭爾，他所有關於婚姻的隨筆，是為了澄清這個謎而寫成的。他承認，這樣理解是不錯的：
「思考是自發性的毀滅天使……如果思考後不得已而選擇愛慕，也許就永遠沒有婚姻了。」但是，「決定是一種通過思考獲得、以純粹理想的方式感受到的新的自發性，這是恰好與愛慕的自發性相連的自發性。決定是建立在倫理條件之上的嚴謹生活觀念，可以說應該給愛慕開闢道路，保證它抵禦一切內外危險」。因此，「一個丈夫，一個真正的丈夫，自身是一個奇蹟！……當生存在他及意中人身上匯聚了嚴肅的全部力量時，要能夠保持愛情的快樂！」
至於女人，理智不是她的命運，她沒有「思考」，因此，「她從愛情的直接性過渡到宗教的直接性」。這種理論用明晰的語言表達出來，意味著一個戀愛的男人通過對上帝的信仰決定結婚，上帝應該保證他感情和承諾一致；還意味著女人一旦戀愛便希望嫁人。我認識一個信天主教的老婦人，她更天真地相信「神壇前的一見鍾情」；她斷定，一對夫婦在祭壇腳下宣稱決定性的「我願意」時，他們會感到彼此的心十分激動。克爾愷郭爾承認，應該先有「愛慕」，但保證愛慕要持續一生仍然是奇蹟。
但在法國，世紀末的小說家和劇作家不怎麼相信聖事的效力，力圖通過更有人情味的方法保證夫婦幸福；他們比巴爾扎克更加大膽，考慮將肉慾和合法愛情相結合的可能性。波託—裡什在《戀婦》中斷定性愛和家庭生活不可調和，對妻子的熱情感到厭倦的丈夫在一個較溫和的情婦身邊尋找平靜。可是，在保羅·埃爾維厄的挑動下，人們在法律中寫上，「愛情」在夫婦之間是一個責任。馬塞爾·普雷沃向年輕的丈夫宣揚，必須把妻子當做情婦來對待，他用有節制而淫蕩的語言描繪夫婦的情慾。伯恩斯坦是描寫合法愛情的劇作家：丈夫在不講道德的、愛說謊的、淫蕩的、手腳不乾淨的、兇惡的妻子身邊，表現得像一個明智而寬容的人；也可以在他身上看出他是一個強有力的、很有手腕的情人。為對描寫通姦的小說做出反駁，出現了大量為婚姻辯護的小說。甚至柯萊特也對這股道德化的浪潮讓步，在《天真的蕩婦》中，她描寫了一個被笨拙地奪去處女貞操的新嫁娘玩世不恭的體驗，然後決定讓她在丈夫的懷抱裡經歷快感。同樣，馬丁·莫里斯先生在一本引發了點反響的作品中，描寫年輕的妻子短暫地待在一個靈活的情人的床上，然後被引回她丈夫的床上，讓他利用她的經驗。今日的美國人同時尊重夫妻婚姻制和個人主義，出於其他理由，以另外的方式加強將性慾與婚姻相結合的努力。每年都出現大量用於教育兩夫妻彼此適應，特別是教導男人怎樣與女人創造幸福和諧的夫妻生活的入門著作。精神分析學家和醫生起到「婚姻顧問」的作用；女人有權獲得快感，而男人也應該瞭解能夠讓她獲得快感的技巧。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性生活的成功不僅是技術上的事。年輕男人即使背得出二十種指南，諸如《丈夫須知》、《夫婦幸福揭秘》、《放心的愛情》，仍無法確定是否能讓新婚妻子愛他。她面對整個心理處境做出反應。傳統婚姻遠不能創造最有利於喚起女性性慾，並使之充分發展的條件。
從前，在母權制的共同體中，不對新嫁娘提出處女貞操的要求，甚至出於神秘的原因，她一般應該在婚禮前失去處女貞操。在有些法國農村地區，還能觀察到這些古老的許可的殘餘；人們不要求少女婚前守貞操；「失足過」的姑娘和未婚母親甚至有時比其他少女更容易找到丈夫。另外，在接受婦女解放的環境中，人們承認少女和男孩子一樣有性自由。但維護父權的倫理專橫地要求，未婚妻交到丈夫手上時必須是處女；他要確定，她不能懷上他人的種子；他要屬於自己的這個肉體全部和唯一的所有權；處女貞操具有道德的、宗教的和神秘的價值，這種價值今日仍然獲得普遍的承認。在法國，有些地區，丈夫的朋友們待在洞房的門後，又笑又唱，直到新郎得意洋洋地將染有血跡的床單展示給他們看；或者他的父母在早上展示給鄰居看。「新婚之夜」的習俗以不那麼粗俗的形式延續，仍然非常廣泛。它促使色情文學產生，並不偶然，社會性和動物性的分離，必然產生淫邪。人道主義的道德要求一切活生生的體驗都要有人性意義，它要享有自由；在真正道德的性生活中，有著慾望與快感的自由假設，或者至少有在性慾中重新獲得自由的感人鬥爭，但只有在愛情中或慾望中承認他者是b特殊的/b，這才有可能。當性慾不再需要得到個體的拯救，而是天主或社會力圖為它辯護時，兩個性夥伴的關係就只能是一種動物關係。人們理解，有正統思想的主婦厭惡地談起肉體的豔遇，她們貶之為淫穢之事。也因此，人們在婚宴上聽到那麼多的浪笑。將華麗的儀式疊加在粗俗實在的動物功能之上，其中有著淫穢的悖論。婚姻呈現出普遍和抽象的意義，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按照象徵的儀式在眾人的注視下結合在一起，但是，在婚床的秘密中，這是具體的、特殊的個體在對抗，大家的目光見不到他們的擁抱。柯萊特在十三歲時參加過一次農民婚禮，當一個女友帶她去看婚房時，她感到可怕的不安：
新婚夫婦的婚房……在土耳其紅棉布的帳幔下，是窄而高的床，塞滿羽絨、堆放著鵝絨枕頭的床，度過充滿汗味、香氣、牲口呼吸和烹調氣味的一天後到達的床……待會兒年輕的新婚夫婦要來到這裡。我以前沒有想過這種事。他們要沉浸在這深深的羽絨中……他們之間會有這種難以理解的爭鬥，我母親的大膽直言和牲畜的生活告訴我的既太多又太少了。然後呢？我害怕這個房間和這張我沒有想過的床。
小女孩在孩子的不安中，感到在家庭節日的奢華和封閉的大床動物性的神秘之間的鮮明對比。婚姻滑稽和猥褻的一面，不大顯現在不將女人個體化的文明中，在東方、希臘和羅馬，動物功能像社會禮儀一樣普遍地出現，但今日在西方，男女都被把握為個體，婚禮的賓客在浪笑，因為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要在極其特殊的體驗中，完成在禮儀、講話和花朵掩飾之下的行為。當然，在盛大葬禮的豪華和墳墓的腐爛之間，也存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對比。可是把死人埋進土裡以後，死人不會醒過來；而當新嫁娘發現區長的三色綬帶和教堂的管風琴允諾她的b真正/b體驗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時，她會感到極度的驚訝。人們不僅在輕鬆喜劇中看到年輕女人在新婚之夜淚水漣漣地回到孃家，精神病學的著作有大量這樣的敘述；有人直接告訴過我好幾個例子，這是一些家教過好的少女，她們沒有受過任何性教育，突然發現性這件事使她們驚慌失措。在上一世紀，亞當夫人設想，嫁給一個吻過她的男人是她的責任，因為她以為這就是性結合的最終形式。最近，施特克爾敘述一個新嫁娘的經歷：「在蜜月旅行時，她的丈夫破壞了她的處女膜，她把他看做瘋子，卻不敢說出來，生怕與一個瘋子打交道。」甚至有時少女相當天真，嫁給一個女同性戀者，同她的假丈夫長期生活，沒想到不是在跟一個男人打交道。
如果你舉行婚禮那天回到家，夜裡把你的妻子浸到一口井中，她會大吃一驚。她徒勞地產生了朦朧不安……
啊，她心裡想，結婚就是這樣啊。怪不得做起來這樣神秘。我被拖進這種事裡了。
但即便惱火，她仍然一聲不吭。因此你可以長時間和多次把她浸在井裡，而不會在鄰居中引起任何醜聞。
米肖的詩《新婚之夜》的這個片斷，相當準確地描述了這種處境。今日，許多少女更加內行，但她們的贊同仍然是抽象的，她們失去處女貞操，保留了被強暴的性質。哈夫洛克·藹理士說：「在婚姻中肯定比婚姻外犯下更多的強暴。」諾伊格鮑爾在他的著作《產科學月刊》（一八八九年第九卷）中彙集了一百五十多例性交時陰莖插入對女人造成傷害的病例；原因在於粗暴、喝醉酒、位置不當、器官不相稱。哈夫洛克·藹理士的報告說，在英國，有位太太詢問六個聰明的中產階層的已婚女人，她們在新婚之夜的反應，所有人的性交都像打擊一樣突然而至；她們中間有兩位一無所知；其他人以為了解，但心理上仍然受到傷害。阿德勒也強調失去處女貞操對心理影響的重要性。
男人獲得他的所有權利的最初一刻，往往決定整個一生。沒有經驗和過分激動的丈夫，這時會播下女性性冷淡的種子，而且由於他持續的笨拙和粗暴，把她變成持久麻木。
在上一章中，讀者已經看到許多初次性交的不幸例子。以下是施特克爾引用的又一個案例：
h.n.太太被培養得非常害臊，一想到新婚之夜便瑟瑟發抖。她的丈夫幾乎是用暴力把她衣服脫光，不讓她睡覺。他脫掉自己的衣服，要求她看赤身裸體的他，欣賞他的陰莖。她用雙手掩住臉。於是他喊起來：「你幹嗎不待在家裡，蠢貨！」然後，他把她扔到床上，粗暴地讓她失去處女貞操。她自然而然變得永遠性冷淡。
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處女為了完成她的性的命運，必須克服的所有抗拒，她的啟蒙，要求一整套既是生理又是心理的「磨鍊」。企圖在一夜之間來完成是愚蠢和野蠻的，把初次性交如此困難的過程變成一個責任是荒謬的。女人由於她屈從的古怪過程是神聖的，而且社會、宗教、家庭、朋友都莊嚴地把她給予丈夫，就像給予一個主人那樣，她就更感到恐懼；由於這個行動在她看來要約束她整個未來，婚姻就有一種最終的性質。正是在這時，她真正感到自己顯現在絕對之中，她註定與之永遠相連的這個男人，在她看來代表了全部b男人/b；他又以陌生的面目向她顯現，他極為重要，因為他是她一輩子的伴侶。然而，男人本身卻被壓在他身上的規定弄得焦慮；他有自己的困難，自己的情結，使他變得膽小和笨拙，或者相反，變得粗暴；有許多男人由於結婚的莊嚴在新婚之夜變得性無能。雅內在《困擾和精神衰弱症》中寫道：
那些結婚的年輕人對他們的命運感到十分羞愧，他們不能最終完成夫婦間的行為，對此受到羞愧和失望的困擾，有誰不瞭解他們呢？去年我們看到一個十分有意思的悲喜劇場面，當時那個氣憤的岳父把他謙卑而忍讓的女婿拖到薩爾佩特里埃爾醫院，這個岳父要求得到一份病歷證明，讓他能提出離婚。可憐的小夥子解釋說，以前他的效能力沒有問題，結婚後困擾和羞恥感使得他變成完全性無能。
過分狂暴會嚇壞處女，過分尊重又會侮辱她；女人永遠憎恨以她們痛苦為代價自私地得到快感的男人；而她們對蔑視她們的男人也感到永久的怨恨，也往往怨恨在新婚之夜不想使她們失去處女貞操或者是性無能的男人。海倫妮·多伊奇指出，有些丈夫要麼膽小，要麼笨拙，要求醫生通過外科手術讓他們的妻子失去處女貞操，說是妻子的構造有問題，一般說這個動機是不成立的。她認為，女人對不能正常地插入她們體內的丈夫會永遠藐視和怨恨。弗洛伊德的一個觀察表明，丈夫的性無能會在妻子身上造成創傷：
一個女病人習慣從一個房間跑到另一個房間，在這個房間裡有一張桌子。她以某種方式鋪桌布，打鈴叫女僕過來，女僕不得不走近桌子，然後她又把女僕趕走……當她想解釋這種困擾時，她想起這塊桌布有一個汙跡，每一次她都鋪得讓女僕一眼就能看到汙跡……這一切是新婚之夜的再現，丈夫在那一夜表現得性無能。他多少次從自己的房間跑到她的房間，重新嘗試一下。他羞於讓鋪床的女僕知道真相，把紅墨水倒在床單上，讓她相信上面有血。
「新婚之夜」把性體驗變成一次考驗，雙方都焦慮地不知道如何克服這考驗，由於自己的問題而過分不安，以致沒有空閒去慷慨地想到對方；這新婚之夜給她莊嚴感，這莊嚴感使她變得可怕；往往它使女人變得永遠性冷淡，這並不令人奇怪。對丈夫提出的難題在這裡：如果他「過分淫蕩地挑逗妻子」，她可能感到氣憤和侮辱，例如，看來這種擔心就使美國的丈夫們束手無策，據金西的報告指出，尤其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夫婦中更是如此，因為女人更加意識到自身，更深地受到抑制。如果他「尊重」她，他就挑不起她的肉慾。這種左右為難是由於女性態度的模糊性引起的：年輕女人既嚮往又拒絕快感；她想剋制，卻又因此難受。除非極少的僥倖情況，丈夫必然會顯得像浪蕩子，或者顯得笨拙。因此，「夫婦的義務」對女人來說往往只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徭役，這並不奇怪。狄德羅說：
屈從於一個不討她喜歡的主人，對她來說是一種酷刑。我見過一個體面的女人在接近她的丈夫時便恐懼得瑟瑟發抖；我看到她浸在浴缸裡，以為自己永遠也洗不淨服從責任沾上的汙穢。這種厭惡是我們幾乎不瞭解的。我們的器官更加寬容。好些女人一生都未曾感受過極度的情慾。我很容易看做是暫時的癲癇的這種感覺，對她們而言是罕見的，當我們召喚這種感覺時，它是必然會來的。當她們在所愛的男人的懷抱中時，至高無上的幸福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在一個不討我們喜歡的隨和的女人身邊卻能找到這種幸福。她們不如我們能控制自己的感官，補償不那麼迅速，不那麼確定。她們的等待會上百次受到欺騙。
事實上，許多女人沒有經歷過快感，甚至也沒有經歷過騷動，就做了母親和外祖母；她們以醫囑，或者以其他藉口，力圖避免「責任的玷汙」。金西的報告指出，在美國，大量的妻子「宣稱她們性交十分頻繁，希望她們的丈夫不要這樣頻繁地發生關係。很少的女人期望更經常性交」。我們已經看到，女人的效能力幾乎是難以確定的。這種矛盾清楚地表明，企圖規範女性性慾的婚姻，反而戕害了它。
在《苔蕾絲·德斯蓋魯》中，莫里亞克描繪了一個「理智地結婚」的少婦對一般的婚姻，特別是對夫婦責任的反應：
也許她不是想在婚姻中尋找支配、佔有，而是尋找棲身地？使她投向婚姻的難道不是一種驚惶嗎？她在小姑娘時就講實際，在孩子時就要做主婦，她匆匆地獲得自己的地位，找到自己最終的位置；她想放下心來，而不用冒什麼風險。她從來沒像在訂婚期間那樣理智，她蟄居在家庭的圈子中，「她成家了」，她進入社會秩序中。她逃脫了。婚禮那悶人的一天，在狹小的聖克萊爾教堂裡，太太們不合時宜的嘮叨，覆蓋了呼哧呼哧響的風琴聲，她們的香水味壓倒了煙火香，正是在這一天，苔蕾絲感到自己完蛋了。她夢遊似的走進籠子，聽到大門關上的沉重吱嘎聲，可憐的孩子突然清醒過來。什麼也沒有改變，但她有今後不再會一個人迷路的感覺。她要隱藏在一個家的最深處，宛若在樹枝底下隱蔽的燈光……
……在這場半農家半資產階級家庭的婚禮的晚上，姑娘們的連衣裙爭奇鬥豔，人群迫使新婚夫婦的婚車放慢速度，人們向他們歡呼……苔蕾絲想到隨後來臨的夜晚，喃喃地說：「真可怕。」然後振作起來：「不，沒有那麼可怕。」在這次到義大利湖區的旅行中，她感到非常難受嗎？不，不，她在玩這種遊戲：不要出賣自己……苔蕾絲懂得約束自己去裝假，她在其中嚐到苦澀的快樂。這個男人強迫她進入的陌生的感覺世界，她的想象力幫助她去設想，也許對她來說，那裡也會有可能的幸福，但是什麼樣的幸福呢？彷彿面對淹沒在雨中的風景，我們設想陽光下的景色是怎樣的，這樣，苔蕾絲髮現了情慾。貝爾納，這個眼神失焦的小夥子……多麼容易欺騙啊！他封閉在自己的快樂中，彷彿這些可愛的小豬，當它們在食槽前面快樂地嗷嗷叫，透過柵欄看著它們很好玩。「食槽就是我。」苔蕾絲想道……他在哪裡學會把一切有關肉體的東西分門別類，把正直男人的溫存與色鬼的撫摸區別開來呢？從來沒有遲疑……
……可憐的貝爾納，不比別人更壞！但慾望把接近我們的人變成一個同他不相像的魔鬼。「我裝死，好似我稍動一下，這個瘋子，這個麻木的人，就可能扼死我。」
下面是一個更露骨的證明。這是施特克爾蒐集的一個懺悔，我引用的一段關係到夫婦生活。這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女人，她在一個講究的、有文化的環境中長大。
我曾是一個幸福的未婚妻；我終於感到有了歸宿，突然，我成了個受人注意的人。我被寵壞了，我的未婚夫欣賞我，這一切對我來說是新鮮的……接吻（我的未婚夫從來不嘗試別的溫存）使我熱血沸騰，以致我等不到結婚那天……結婚那天早上，我是這樣的激動，我的襯衫馬上被汗水浸溼了。這僅僅是想到我終於要經歷我翹首盼望的那件事。我幼稚地想象，男人要在女人的陰道里小便……在我們的臥房裡，當我的丈夫問我，他是否要離開時，我已經產生一點失望。我請他這樣做，因為我在他面前當真很靦腆。脫衣服的場面在我的想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當我上床時，他非常尷尬地走了回來。後來，他向我承認我的模樣使他害怕：我是容光煥發、引頸盼望的青春化身。他一脫掉衣服，便熄滅了燈。他剛擁抱我，便馬上想佔有我。我非常害怕，請他讓我一個人待著。我希望遠離他。沒有預先溫存，我害怕這樣做。我感到他很粗野，後來經常這樣責備他：這不是粗野，而是極其笨拙，缺乏細膩感。這一夜，他所有的嘗試都是徒勞的。我開始感到很不幸，我對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恥，我以為自己有缺陷，身材不好……最後，我只滿足於他的接吻。十天以後，他終於使我失去處女貞操，性交只持續了幾秒鐘，除了輕微的疼痛，我什麼也沒有感到。我極度失望！隨後，在性交中我感到一點快樂，但很難性交成功，我的丈夫要達到目的還要更艱難……在布拉格，在我丈夫弟弟的單身漢小公寓裡，我得知自己睡在他的床上時，設想他的感受。正是在那裡，我有了第一次性慾高潮，使我非常幸福。我的丈夫在開始幾個星期天天和我做愛。我又達到性慾高潮，但我並不能感到滿足，因為時間很短，我激動得哭泣……生過兩次孩子以後，性交變得越來越不能帶來滿足了。它很少帶來性慾高潮，我的丈夫總是在我之前達到性慾高潮；我不安地注意每一次性交。（它要持續多長時間？）如果他自己滿足了卻讓我半滿足，我便憎恨他。有時，我在性交時設想這是我的表弟，或者是給我助產的醫生。我的丈夫試圖用手指刺激我……我非常激動，但與此同時，我感到這個方法令人羞恥和不正常，得不到任何享受……在我們整個婚姻期間，他從來沒有撫摸過我的任何一處。有一天，他對我說，他不敢對我這樣做……他從來沒有見過我赤身裸體，因為我們穿著睡衣，他只在黑夜裡性交。
這個女人事實上性慾很強，她後來在一個情人的懷裡感到非常幸福。
訂婚正是用來讓少女逐漸入門，但風俗往往要未婚夫婦極其聖潔。在處女「瞭解」她未來丈夫的情況下，這期間她的處境與新嫁娘的處境沒有很大不同；由於她覺得她的婚約已經像結婚一樣最終確定了，所以她作讓步，第一次性交保留考驗的性質；一旦她獻身—即使她沒有懷孕，懷了孕則會完全約束她—她一般不敢食言。
如果愛情或者慾望使兩個性夥伴感到完全滿意，最初幾次體驗的困難就很容易克服；一對情人在他們自由的相互意識中，互相給予快樂並獲得快樂，肉體的愛就會得到力量和尊嚴；於是他們的任何實踐都不是可恥的，因為對任何一方來說，它都不是被迫的，而是慷慨地自願的。但婚姻的原則是淫穢的，因為它把應該建立在自發衝動基礎上的交換變成權利和責任；它讓身體註定在一般性中互相把握的同時，給予身體一種工具的、因而是可恥的性質；丈夫往往想到要完成責任而變得冰冷，而妻子羞於感到自己被獻給一個對她施行權利的人。當然，有可能在夫婦生活的開端這些關係個體化；性入門有時是逐步進行的；從第一夜開始，夫婦之間就可以互相發現肉體的吸引力。結婚有助於女人通過消滅仍然歸於肉體的原罪概念而捨棄自身；有規律的經常同居，產生一種肉體的親密有利於性成熟，在結婚的開頭幾年，有些妻子已得到滿足。值得注意的是，她們對丈夫保持感激，導致她們以後原諒他可能犯的所有錯誤。施特克爾說：「不能擺脫不幸婚姻的女人，總是曾經得到丈夫的滿足。」少女一輩子只同一個她在性方面並不瞭解的男人睡覺，是在冒極大的風險，因為她的性的命運基本上取決於她的性夥伴的個性，萊昂·布魯姆在他的著作《婚姻》中正確地揭示了這個悖論。
認為建立在門當戶對基礎上的結合有很多機會產生愛情，這是虛偽的；要求出於實際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利益而結合的夫婦一輩子都避開情慾，這是荒謬絕倫的。理智婚姻的擁護者指出這一點倒是有理有據的：愛情婚姻並不能保證夫婦幸福。首先，理想的愛情往往是少女經歷的愛情，通常不能給她帶來性愛的體驗；她的柏拉圖式的愛戀，她的夢想，她將孩子的或青春的困擾投入其中的激情，不能經受日常生活的考驗，也不能持久。即使在她和未婚夫之間存在真誠的和強烈的肉慾吸引，這也不是建立終身大事的堅實基礎。柯萊特寫道：
情慾在愛情的無邊荒漠中佔有極小的一塊熾熱之地，它是這樣的熾熱，以致人們首先只看到它。在這個不牢固的家周圍，是未知數，是危險。當我們從短暫的擁抱，甚至從漫長的一夜中重新站起來時，必須開始一起生活，為對方生活。
此外，即使在婚前或者在結婚初期已經存在肉體的愛，它也很少持續漫長的歲月。當然，由於相愛的一對情侶的慾望包容了他們的特殊性，所以忠誠對於性愛是必不可少的；他們不讓這種特殊性受到外來的體驗的質疑，他們希望彼此是不可替代的；但這種忠誠只有是自發的才有意義；肉慾的魔力很快就自發地消失了。不可思議的是，它對每個情人即時地以肉體的在場提供一個存在，這個存在的生存是一個不確定的超越性，b佔有/b這個人也許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一種特殊的、令人心碎的方式觸及這個人。但是由於在個體之間存在敵意、厭惡、冷漠，他們不再希望互相接觸，肉慾的魅力就消失了；它幾乎也肯定在尊重和友誼中消亡；因為在他們的超越性的運動本身中通過世界和他們的共同事業匯合的兩個人，不再需要在肉體上結合；甚至由於這種結合失去了它的意義，他們對此會有反感。蒙田所說的b亂倫/b這個詞，含義深刻。肉慾是對b他者/b的一個行動，這是它的本質；但在一對夫婦中，彼此變成b同一個人/b；他們之間任何交換不再可能，任何贈與和任何征服也不再可能。因此，如果他們仍然是情侶，往往要感到羞恥，他們感到，性行為不再是主體間性的體驗，在這種體驗中，每個人都超越自己，是一種共同的手淫。他們彼此認做滿足自身需要所必需的工具，這是夫婦之間的禮貌掩蓋了的一個事實，而這種禮貌一被拒絕，就會明白無誤地凸顯出來，比如在拉加什醫生的著作《嫉妒的性質和形式》中提出的觀察結果就是這樣；女人把陰莖看做某種屬於她的快感的儲備，她表現得非常吝嗇，就像對待藏在壁櫥裡的罐頭，如果男人把這些罐頭給了女鄰居，對她來說什麼也不再剩下；她仔細檢查他的內褲，看看他是否浪費了寶貴的精液。茹昂多在《丈夫紀事》中指出這種「合法妻子每天進行的檢查，她窺伺你的襯衫和你的睡眠，想抓住醜行的痕跡」。男人則無須徵求她的意見，便可在她身上滿足自己的慾望。
這種對需要的粗暴滿足，並不足以滿足人的性慾。因此，在這種被視為最合法的擁抱中，往往有一種惡習的餘味。女人時常求助於肉慾的幻想。施特克爾舉出一個二十五歲女人的例子，「她同丈夫做愛時，設想一個強壯的、年紀更大的男人不徵求她的同意，讓她無法抵抗，便佔有她，她便感受到輕微性慾高潮」。她設想別人強姦她，打她，她的丈夫不是他本人，而是b另一個人/b。他也抱有同樣的幻想：他在妻子身上擁有在雜耍歌舞劇場見過的一個舞女的大腿，他欣賞過的照片上的半裸體美女的乳房，一個回憶，一個形象；或者他想象自己的妻子被人渴望、佔有、強姦，這是一種恢復他性的方法。施特克爾說：「婚姻創造出滑稽的換位、倒錯、講究的演員、在兩個性夥伴之間演出的喜劇，這喜劇要消除表面與現實之間的一切界限。」在最壞的情況下，會爆發出固定的惡習。丈夫變成窺淫癖者，他需要看他的妻子或者知道妻子跟一個情人睡覺，才重新找到她的一點魅力；或者他像虐待狂那樣，竭力讓她萌生出拒絕，使她的意識和自由最終向他顯示出來，表明他佔有的確實是一個人。反過來，在妻子身上出現受虐狂行為，她力圖讓男人變成主人、暴君，其實他不是；我認識一位太太，她在修道院長大，非常虔誠，白天專橫跋扈，晚上熱烈地懇求丈夫鞭打她，他滿懷恐懼地照做。甚至惡習在婚姻中也具有安排好的、冷漠的、嚴肅的面目，使婚姻變成最愁慘的權宜之計。
事實是，肉體的愛既不會被看做絕對目的，也不會被看做簡單手段；它不會為生存辯護，但是，它不能接受任何外來的辯護。就是說，它應該在整個人生中扮演插曲和自主的角色。就是說，它首先應當是自由的。
因此，資產階級的樂觀主義向新嫁娘應允的不是愛情，人們在她眼前炫耀的理想，是幸福的理想，也就是在內在性和重複之中安然的平衡的理想。在某些太平盛世，這曾是整個資產階級、特別是地主的理想；他們的目標不是征服未來和世界，而是和平地保持過去，statuquo。一種沒有雄心也沒有激情的金光閃閃的平庸，漫無目的、無限地週而復始的日子，緩緩地滑向死亡、不尋思原因的生活，這就是諸如《幸福的十四行詩》的作者所宣揚的；這種小部分來源於伊壁鳩魯和芝諾的偽學問如今已失去信譽，原封不動地儲存和重複世界，看來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男性的天賦是行動；他需要生產、戰鬥、創造、進步、向整個宇宙和未來無限超越；但傳統婚姻並不激勵女人同男人一起超越；它把她禁錮在內在性中。因此她不能提出其他目標，只能建立平衡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延續過去的現在擺脫了明天的威脅，就是說，正是要建立幸福。如果沒有愛情，她會對丈夫感到一種被稱為夫婦之愛的溫柔和敬重的感情；她要將世界封閉在她要負責管理的家庭四壁之內；她要通過未來延續人這一物種。然而，任何生存者都決不會放棄他的超越性，哪怕他執著地要否認它。從前的資產者認為，在儲存既定秩序，通過自身的繁榮表明其德行的同時，他在為天主、他的國家、制度、文明效勞，生活幸福就是履行男人的職能。對女人來說，也必須讓家庭和諧的生活向目的超越，在女人的個體性和世界之間充當代言人的是男人，是他要賦予她的偶然的人為性以人的價值。在妻子身邊汲取做事、行動、鬥爭的力量的同時，是他為她作辯護，她只有將自己的生存交到他手中，他才能賦予這生存以意義。這意味著她那方面要謙卑地放棄權利；但她得到補償，因為她受到男性力量的引導和保護，會擺脫原先的無依無靠；她會變成必然。如同蜂巢中的蜂后，內心平靜地在她的領域裡休憩，但女人被男人這一中介帶往無垠的宇宙和時間，作為妻子、母親、主婦，她在婚姻中同時感到生活的力量和她的生命意義。我們需要看看這個理想怎樣轉為現實。
幸福的理想一向以物質的形式體現在住宅上，不管是茅屋還是城堡；住宅體現了持久和分離。家正是在牆內構成一個孤立的單位，它通過一代代人的過渡，確定自己的身份；以傢俱和祖先肖像的形式儲存下來的往昔，預示著沒有危險的未來；在園子裡，四季在食用的蔬菜上寫下了它們穩定的週而復始；每一年，以同樣的鮮花裝飾的同樣的春天，準備迎接不變的夏天以及與年年相同的果實一起到來的秋天返回，無論時間還是空間都不會向無限逸去，它們規規矩矩地繞著圈子。在一切基於土地所有制的文明中，有大量文學作品歌唱家的詩意和價值；在亨利·波爾多恰好名為《家》的小說中，家概括了資產階級的一切價值：對往昔的忠誠、耐心、節儉、有預見、對家庭和故土的愛，等等；家的頌揚者往往是女人，因為保證家人的幸福是她們的任務；她們的作用就像domina在中庭坐鎮的時代，就是「家庭主婦」。今日，家庭失去了古樸的光輝；對大多數男人來說，它只是一個住地，不再充滿對已故先輩的回憶，也不再容納未來的世紀。但女人仍然竭力給她的「內部」以真正的家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在《罐頭廠街》中，斯坦貝克描繪了一個流浪女，她執著地用地毯和窗簾去裝飾廢棄的舊鍋爐，她和丈夫住在裡面，他徒勞地反對說，沒有窗戶，窗簾也就沒用。
這種關心特別是屬於女人的。一個正常的男人把他周圍的東西看做工具；他根據其用途來安排它們；「井井有條」—女人常常只看到亂七八糟—就是香菸、檔案、工具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特別是，能通過一種材料再創造世界的藝術家—雕塑家和畫家—對他們生活的範圍完全不操心。里爾克在談到羅丹時寫道：
我第一次到羅丹那裡，我明白，他的家只是可憐巴巴的必需品，他是無所謂的：一個禦寒的地方，一個用來睡覺的屋簷下。他對它毫不在意，它對他的孤獨和靜思絕沒有一點壓抑。他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一個家：蔭涼、藏身處和寧靜。它變成他的天空、森林和大河，什麼也阻擋不住它的奔流。
但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一個家，首先必須在作品和行動中實現自我。男人不大關注自己的內心，因為他接觸整個宇宙，而且因為他可以在計劃中自我確認。相反，女人禁閉在夫婦共同體中，對她來說，是要把這所監獄改變成一個王國。她對家的態度受到一般來說確定她的處境的同一辯證法的制約：她通過變成獵物來獲取，她通過退讓解放自己；她放棄了世界的同時，卻想征服一個世界。
她在身後關上家門不是沒有遺憾的；少女時，她把整片大地當做故鄉；森林屬於她。如今，她禁閉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大自然縮小到一隻天竺葵花盆的範圍；牆壁堵住了視野。伍爾夫的一個女主人公喃喃地說：
我不再通過荒原上的野草或歐石南的生長狀況，而是通過玻璃上凝結的水汽或霜來辨別冬天和夏天。我從前在山毛櫸樹林裡漫步，一面欣賞松鴉羽毛落下時呈現的藍色，我會在路上遇到流浪漢和牧人……現在我手裡拿著一根羽毛撣子，在房間裡踱步。
但她即將致力於否認這種侷限。她付出多少有點高昂的代價，將大地的動植物、有異國情調的地方、以往的時代都關閉在牆內；她把丈夫也關進去，對她來說，他概括了人類全體，她還把孩子關進去，孩子以便攜形式給她整個未來。家變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是它唯一的真實；正如巴什拉正確地指出的，這是「一種反宇宙或者一個反對的宇宙」；它作為藏身處、隱居地、巖洞、肚子，為防禦外界的危險而提供躲藏的地方，正是這種模糊的外在性變得不真實。尤其在晚上，當上好門板時，女人感到自己成了女王；正午普照的陽光使她難受；夜晚，她不再被剝奪了，因為她取消了她不佔有的東西；她看到屬於她的燈光和僅僅照亮住所的燈光在燈罩下閃爍，其他東西都不存在。伍爾夫的一段文字給我們指出了聚集在家中的實在，而外界的空間消失了。
現在黑夜被玻璃窗隔在一邊，玻璃窗不但不給出外界準確的視野，反而以古怪的方式使它變形，以致秩序、固定的東西、堅實的土地好似進駐到室內；相反，在外面，只有一種反射，在其中變得流動的事物顫抖和消失了。
多虧她周圍的天鵝絨、絲綢、瓷器，女人可以部分滿足這種攫取的肉慾，那是她的性生活通常不能滿足的；她也會在這個背景中找到她個性的表現；是她選擇、製造、「好不容易覓到」傢俱和小擺設，按照一種審美觀點擺放它們，對對稱的操心一般在這種審美中佔據重要位置；它們向社會表明她的生活水平，也反映了她特殊的形象。因此，她的家對她來說是她的世俗命運，是她的社會價值和最真實自我的表現。因為她b無所事事/b，她便貪婪地在自己b擁有/b的東西中尋找自我。
正是通過家務勞動，女人成功佔有了自己的「巢」；因此，即便她「要人幫忙」，她仍堅持要親自動手幹活；至少，她監督、控制、批評，致力於將僕人們得到的結果據為己有。她從管理家庭中獲得社會的辯護；她的任務也在於注意食物的供給、料理衣物，操心總體上如何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因此，她也作為主動性自我實現。不過，下文可以看到，這種主動性沒有讓她擺脫內在性，也不允許她確定自己的特殊性。
人們高度讚揚家務勞動的詩意。確實，它們讓女人和物質打交道，她和物品實現了一種親密關係，這種親密關係是存在的揭示，因而也豐富了存在。在《追尋瑪麗》中，瑪德萊娜·布林杜克斯描繪了女主人公將清潔劑倒在爐子上得到的快樂，她感到指端的自由和擦亮的生鐵照出她閃光形象的魅力。
當她從地窖上來，她喜歡桶裝滿的重量，到達每一個樓梯平臺，就越發顯得沉重。她向來喜歡普通物質，它們有一種特別的氣味、粗糙或者輪廓。由此她知道怎樣使用它們。瑪麗的雙手毫不猶豫，毫不退縮，伸進熄滅的爐內或者肥皂水裡，去掉鐵鏽，給鐵上油，給地板上蠟，只消來回一下就將蓋滿桌子的殼掃掉。這是一種完美的默契，一種在手掌和她接觸的物品之間的情誼。
大量的女作家深情地談到剛熨燙過的衣物、肥皂水藍幽幽的光輝、白桌布、閃光的銅器。當家庭主婦打掃和擦亮傢俱時，巴什拉說：「受孕的夢想支援著手耐心細緻，通過上蠟給木頭以美。」任務完成後，家庭主婦在欣賞中感到快樂。為了讓寶貴的品質顯現出來：桌子的光滑，燭臺的鋥亮，衣物漿過的上了光的白色，首先必須進行清除的行動；必須排除一切壞的原則。巴什拉寫道，這正是家庭主婦投身的主要夢想所在，這是對主動的清潔的夢想，也就是排除不潔而獲得清潔的夢想。他這樣描繪：
因此，對獲得清潔的鬥爭的想象，看來需要一種挑戰。這種想象應該在狡黠的憤怒中激發起來。她帶著惡狠狠的微笑用液體擦亮銅質水龍頭。她在骯髒油膩的舊抹布上倒上糊狀的矽藻土。在幹活的人心中，充滿苦澀和敵意。為什麼幹這種無謂的活兒？但使用幹抹布的時刻來到了，於是又快樂又有惡意，這是激烈地講個沒完的惡意：水龍頭，你會發光的；大鍋，你會亮閃閃的！最後，銅閃閃發亮，帶著小夥子的粗野笑嘻嘻的，一片寧靜。家庭主婦欣賞著耀眼的勝利。
蓬熱描述過在洗衣桶中汙穢和純淨之間的鬥爭：
誰沒有在冬天和一隻洗衣桶打過交道，誰就不知道這種非常動人的質地和情感。
必須—儘管猶豫—將裝滿汙穢織物的它，一使勁從地上搬起來，放在爐子上，必須用某種方式拖著它，把它正好放在爐子的圓洞上。
必須在它下面撥旺麥秸，逐漸使它沸騰；要常常撫摸它溫熱或發光的內壁；然後聽一聽裡面深沉的響聲，從這時起，要幾次掀起蓋子，看看噴射強度和灑水是否有規律。
最後，必須讓它沸騰，重新把它捧起來，放在地上……
洗衣桶設計成能裝滿一大堆髒衣物，裡面沸騰著，它感受到熾熱的憤怒，沸水湧向桶的上層，又灑落在這堆髒衣物上，它感到噁心—這幾乎是持續不斷—一直到洗淨衣物……
當然，洗衣桶接受衣物時，衣物已經粗粗地清洗過……
但它仍然感到一種桶內臟東西混雜在一起的念頭或感覺，由於沸騰、攪動和使勁，它終於達到目的，使衣物去汙，衣物在清水翻騰的沖洗下，會顯得雪白異常。
這就是奇蹟的發生：
上千面白旗突然展開—不是表示投降，而是表示勝利—也許不僅是當地居民身體潔淨的標誌……
這種辯證法可以給家務勞動一種遊戲的魅力，小女孩願意使銀餐具變得閃亮，擦亮門把手，從而得到樂趣。但要讓女人在其中找到積極的滿足，就必須讓她把工夫花在家裡，對此感到驕傲，否則，她永遠得不到欣賞的樂趣，而唯有這樂趣足以補償她的努力。有個美國記者在美國南方的「貧窮白人」中生活了好幾個月，他描繪了其中一個任勞任怨的女人的悲苦命運，她徒勞地幹活，想讓一所陋屋變得可以居住。她和丈夫、七個孩子一起生活在四壁佈滿油膩、爬滿臭蟲的木板屋裡；她竭力「讓家變得漂亮」；在主要的一個房間裡，煙囪上蓋著一層藍幽幽的灰泥，一張桌子和掛在牆上的幾幅畫令人想起一種祭壇。但陋屋仍然是陋屋，g太太熱淚盈眶地說：「啊！我多麼憎恨這個家！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使它變得漂亮！」多少女人就這樣在一場永遠不會帶來勝利的戰鬥中，忍受無休無止的疲倦，甚至在條件比較優越的情況下，也不能獲得最終勝利。很少任務比家庭主婦的勞動更像西西弗的酷刑了；日復一日，必須洗盤子，給傢俱撣灰，縫補衣物，這些東西第二天又會重新弄髒，滿是灰塵和裂縫了。家庭主婦在原地踏步中變得衰老；她什麼都不做；她僅僅在延續現狀；她沒感到獲得積極的b善/b，而是無休止地與b惡/b作鬥爭。這是一種每天重新開始的鬥爭。大家熟悉這個僕人的故事，他愁苦地不肯擦亮主人的靴子。「何必呢，」他說，「明天又要重新開始。」許多尚未學會逆來順受的少女也是這樣洩氣。我記得一個十六歲的女中學生的作文，差不多是以這幾句話開始的：「今天是大掃除的日子。我聽到媽媽在大廳裡移動吸塵器的聲音。我想逃。我發誓等我長大了在我家永遠不要有大掃除的日子。」孩子把未來看做不確定地向未知的高峰挺進。突然，在母親洗盤子的廚房裡，小女孩明白了，多年以來，每個下午，在同一時刻，這雙手要浸到油膩的水裡，用粗抹布擦瓷器。直到死，她們都要屈從這些儀式。吃飯、睡覺、打掃……歲月不再向天國攀登，它們在一張平展展的桌布上攤開，千篇一律，色調灰暗；每一天模仿前面一天；這是無用的、毫無希望的、永恆的現在。在《灰塵》這個短篇小說中，柯萊特·奧德里巧妙地描繪了令人悲哀的虛榮心如何與時間搏鬥：
正是在第二天，她把長毛掃帚伸到沙發底下，掏出一樣東西，她先是把它當成一團舊棉布或者一大團絨毛。但這只是一團灰塵，就像那些在忘記了打掃的、高高的大櫃上形成的，或者是在傢俱後面，在牆壁和木頭之間形成的。她面對這有趣的東西沉思起來。他們就這樣生活在這些房間裡有八到十星期，儘管朱麗葉很細心，但一團灰塵已經有時間形成了，逐漸增大，蹲在它的陰暗角落裡，猶如她小時候使她害怕的那些灰色的野獸。一點纖塵表明瞭忽略，開始有點隨便，這是呼吸到的空氣、飄浮的衣屑、從開啟的窗戶吹進來的風觸控不到的寄存處，但這點纖塵已經代表灰塵的第二個狀態，這是勝利的灰塵，正在成形增大，由寄存狀態變成殘屑。看起來幾乎是漂亮的，透明，輕飄飄，好似荊棘的羽冠，不過更暗淡。
……灰塵飛快地獲得世上所有吸附的力量。它佔有了世界，吸塵器只是這樣的一件東西，用來表明人類能夠浪費勞動、物質和創造力，以便同不可抵禦的齷齪鬥爭。它是變成工具的廢料。
……他們的共同生活是這一切的原因，他們的簡單飯餐留下皮與殼，到處有兩團灰塵混雜在一起……每個家分泌出這些小小的垃圾，必須加以消滅，使之讓位於新的垃圾……人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啊—要能夠穿上一件吸引行人注目的潔淨的短袖襯衫出門，讓你的丈夫，一個工程師體面地出現在生活中。各種說法掠過瑪格麗特的腦海：注意看管好包裹……看好銅器，運用……她負責看管好兩樣不論什麼東西，直到它們結束存在。
洗、熨燙、打掃、從大櫃底下把絮狀灰塵掃出來，這是阻擋死亡，也是拒絕生命，因為時間以同一動作創造和毀滅；家庭主婦僅僅把握消極方面。她的態度是善惡二元論。善惡二元論的特點不僅是承認有兩個本原，一個是好的，另一個是壞的，而且設定善是通過取消惡，而不是通過積極行動獲得的；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儘管承認魔鬼的存在，卻幾乎不主張善惡二元論，因為人要奉獻給天主，才能最好地與魔鬼作鬥爭，而不是關注魔鬼，以便戰勝它。超越性與自由的任何理論都將惡的敗北從屬於向善的進步。但女人沒有被召喚去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家、房間、髒衣服、地板，是固定的事物，她只能不確定地排除滲入其中的壞的本原；她力求戰勝灰塵、汙點、泥巴、汙垢；她同罪惡作鬥爭，她和撒旦搏鬥。但這是一個可悲的命運，不是轉向積極的目的，而是要不停息地擊退敵人。家庭主婦常常在癲狂狀態中忍受這個命運。對此，巴什拉說出「惡意」這個詞，人們也在精神分析學家的筆下找到這個詞。對他們來說，家庭主婦的嗜好是一種施虐受虐狂的形式；嗜好和惡習的特點，就是促使自由要它不想要的東西；因為有嗜好的家庭主婦憎惡以消極、骯髒、惡為命運，狂熱地同灰塵作鬥爭，要求獲得反叛灰塵的命運。因為一切活生生的擴張都在身後留下廢物，她指責生活本身。一旦有個活的存在進入她的領域，她的眼睛就閃射出惡意的目光。「擦擦你的腳；不要弄亂一切，不要碰這個。」她想阻止她周圍的人呼吸，一絲氣息都是威脅。一切事件都帶來無效工作的威脅，孩子摔個跟頭，是一個要彌補的損傷。她在生活中只看到要出現解體腐爛，要求做出不確定的努力，失去了一切生之歡樂；她的目光嚴厲，表情憂心忡忡，嚴肅，時刻戒備；她以謹慎和吝嗇自衛。她關上窗戶，因為昆蟲、細菌和灰塵會同陽光一起滲透進來；再說，陽光會毀壞絲綢帷幔，舊扶手椅藏在罩子下面，用樟腦丸燻過，陽光會使之泛白。她甚至並不樂於向客人展示這些寶貝，欣賞會弄汙東西。這種不信任會轉成尖酸刻薄，引起對一切有生命的東西的敵意。人們時常談起這些外省的資產階級女子，她們戴上白手套，確保不在傢俱上留下看不見的灰塵，幾年前帕潘姐妹殺死的就是這類女人；她們對骯髒的憎惡，同她們對僕人、世界和自身的憎惡沒有區別。
很少有女人從青年時代起便選擇這樣消沉的惡習。那些寬容地熱愛生活的女人，不會這樣做。柯萊特這樣和我們談到茜多：
這是因為她很靈活好動，但她不是一個勤奮的主婦；她愛乾淨，爽快，挑剔，但她遠不是有嗜好的愛孤獨的人，她不會去數餐巾、糖塊和裝滿的酒瓶。手裡拿著法蘭絨衣服，監視著女僕長時間擦拭玻璃，她同鄰居嬉笑，發出神經質的、急不可待地召喚自由的笑聲，她說：「當我長時間細心地擦拭中國茶杯時，我會感到自己變老。」她忠誠地完成自己的任務。於是，她跨過我們家門口的兩級臺階，來到園子裡。她的陰鬱的激動和怨恨立刻消失了。
性慾冷淡或受挫傷的女人，老姑娘，受騙的妻子，專斷的丈夫使之過著孤獨和空虛生活的女人，會落到這種神經質和怨恨中。例如，我認識一個老婦人，她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察看自己的幾隻大櫃，重新開始整理一番；她在二十歲時是快樂的和愛打扮的；她被關在與別處隔絕的領地內，丈夫怠慢她，她只有一個孩子；她開始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條，就像別的人開始喝酒那樣。在《丈夫紀事》中的艾麗絲身上，料理家務的興趣來自想支配一個世界的過度慾望、過度活躍的精力和沒有物件便空轉的統治意志；這也是對時間、世界、生活、人和一切存在的東西作出的挑戰。
晚飯後，從九點鐘開始，她洗東西。到了午夜。我在打瞌睡，而她的勇氣彷彿無視我的休息，並顯示我的懶惰，這就冒犯了我。
艾麗絲說：「想要乾淨，就不要怕先弄髒自己的手。」
屋子不久就會乾淨得沒人敢住。有的是用來休息的床，但人只能睡旁邊，在地板上休息。墊子太鮮豔了。生怕使它們褪色或者將頭和腳枕在上面使它們黯然失色，每當我踩在地毯上，有一隻手便跟隨著我，用一件工具或一塊布擦去我的痕跡。
晚上：
「做完了。」
從她起床直到她睡下，對她來說，要幹什麼呢？要移動每樣東西和每樣傢俱，觸控家裡的地板、牆壁和天花板的每個角落。
眼下，是她身上的家庭主婦佔據上風。她去掉壁櫥的灰塵以後，給窗臺上的天竺葵撣灰塵。
她的母親說：「艾麗絲向來這樣忙碌，她沒有感到自己的存在。」
料理家務確實讓女人無限地遠離自身。沙多納說得對：
這是一項細心的、凌亂的、沒有阻礙和限制的任務。在家裡，一個保證能取悅他人的女人很快便達到衰退點，達到消閒和使她消失的精神空虛狀態……
在這種逃遁、這種施虐受虐狂中，女人竭力同時與物體和自身搏鬥，它往往正好具有性的性質。維奧萊特·勒杜克說：「料理家務要求身體運動，這是女人可以進入的妓院。」令人注目的是，對乾淨的興趣，在女人較冷淡的荷蘭和在以秩序及純淨反對肉體快樂的清教徒文明中，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如果說地中海沿岸的南方人生活在快樂的骯髒的環境中，這不僅是因為那裡缺乏水，對肉體和動物性的熱愛使人們容忍人體的氣味、汙垢，甚至寄生蟲。
準備飯餐是比打掃更加積極、往往更加快樂的工作。它首先意味著去市場的時刻到來了，這對許多家庭主婦來說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時刻。家庭的孤獨壓在女人身上，如果日常任務不能使她全神貫注的話。在南方城市裡，當她能夠一邊坐在家門口縫補、洗東西、揀菜，一邊閒聊時，她是幸福的；到河邊去打水，對半幽居的穆斯林女人來說，是很大的冒險，我見過在卡比利亞的一個小村莊裡，婦女搶著到蓄水池去打水，這是一個官員讓人在廣場上建造的；每天早上，她們一起下到山腳下的河邊，這是她們唯一的消遣。婦女們去採購，在排隊時、在店鋪裡、在街角交談，肯定她們「主婦的價值」，每個人都從中汲取自己的重要意義；她們感到自己是一個共同體的成員，這個共同體—暫時—對抗男人的群體，就像本質與非本質的對立。尤其購買是一件樂事，是一個發現，近乎一個創造。紀德在他的《日記》中指出，不懂得賭博的穆斯林用發現隱藏的財富來代替賭博；這是商業文明的詩意和冒險。家庭主婦不知道賭博的無根據，但一棵包得很緊的捲心菜，一塊精製的卡門貝乾酪，是商人狡猾地隱藏起來而她必須偷到的財寶；在買賣者之間，建立的是鬥爭和玩弄詭計的關係，對買東西的主婦來說，賭注下在以最少的錢獲得最好的商品上；極其重視最大限度的節儉，不能僅僅由操心難以做到的收支平衡來解釋，而是必須贏得這一局。當家庭主婦懷疑地審察貨攤時，她是女王；世界帶著它的財富和陷阱擺在她的腳下，讓她獲取一個戰利品。當她把購物袋掏空，倒在桌上時，她品嚐著短暫的勝利。她把罐頭、不易腐爛的食品放進壁櫥，這能保證她對付未來；她滿足地欣賞除去包裝的蔬菜和肉，馬上要施展能耐做菜。
煤氣和電扼殺了火的魔力，但在鄉下，許多女人還在體驗從死氣沉沉的木頭中燃起烈焰的樂趣。火生起來以後，女人變成女巫。只消一個動作—當她打勻雞蛋，揉好麵糰時—或者通過火的魔力，她使物質蛻變，原料變成食品。柯萊特也描繪過這些鍊金術的魔力：
一切都是神秘、魔力、巫術，在火上放上燉鍋、金屬水壺、大鍋和裡面的東西，這一刻以及在充滿柔和的不安、快樂的希望，你把冒熱氣的菜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刻之間所完成的一切……
特別是，她得意地描繪在熱灰的奧秘中進行的變形。
炭灰有滋有味地煮熟放進去的東西。放進熱灰中的蘋果和梨取出來時變皺了，變黑了，但皮下是軟的，就像鼴鼠的肚子，這樣「皺巴巴的」蘋果放在廚房的爐子上，它包裹在原來的皮下，充滿美味，但遠遠沒有變成果醬，只滲出—如果你知道怎樣做的話—一點蜜汁……一口三隻腳的大鍋高高架起來，裝著篩過的灰，裡面決然看不到火。大鍋裝滿排列整齊但互相之間留有空隙的土豆，支在黑色的腳架上，直接對著炭火，給我們生產出雪白、滾燙、有鱗片的小塊莖。
女性作家特別讚美果醬的詩意，在銅盆裡將固體的糖和柔軟的果肉混在一起，是一項了不起的事；形成的東西起著泡沫，黏糊糊的，滾燙的，有點危險，家庭主婦馴服和驕傲地傾倒到罐子裡的是沸騰的熔岩。當她給罐子套上羊皮紙，寫上她取得勝利的日期時，她戰勝的也是時間本身，她在糖的陷阱裡獲得時間，她在廣口瓶中放進了生命。廚房進一步推進和顯示物質的內涵。她把它們翻新，重新制作。在揉麵團的活兒中，她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巴什拉說：「手同目光一樣，具有夢想和詩意。」他還談到這種「飽滿的靈活，這種充滿雙手的靈活，而且無盡地將物質反映在手上，又從手上反映到物質中」。廚娘的手在揉麵團時是一隻「幸福的手」，烘烤使麵糰具有新價值。「因此，烘烤是一個重大的物質變化，一個從蒼白到金黃，從麵糰到麵包皮的變化。」女人在做好點心、千層酥中能夠找到特殊的滿足，因為並非誰都做得好，必須有天賦。米什萊寫道：「沒有什麼比做麵食的技巧更復雜的了。沒有什麼做起來更難，學起來更難的了。必須是天生的。一切都要有母親那樣的天賦。」
在這方面，人們明白，小姑娘熱情地喜歡模仿女性長輩，她用白堊和草做代用品來玩；當她用真正的小爐子當玩具，或者她的母親允許她待在廚房裡，允許她在手掌裡揉點心麵糰，或者允許她切熱焦糖，她就欣喜若狂。但是，就像做家務那樣，重複很快就會耗盡樂趣。在主要以玉米餅充飢的印第安人那裡，女人去揉、燒熟、再加熱、重新揉出每家都相同、每個世紀都相同的餅，她們幾乎對爐子的魔力無動於衷了。不能每天把去市場變成覓寶，也不能一直迷醉於水龍頭的閃光。那些抒情地讚美這種勝利的主要是男女作家，他們沒有做過家務，或者很少做家務。這種活兒每天都幹，會變得單調和機械；它充滿了等待：必須等水開，必須烤得火候正好，必須等衣服烤乾；即使把不同的活兒安排好，也要長時間空等和處於被動；在大部分時間裡，活兒是在無聊中完成的；在眼前的生活和明天的生活之間，它們只是一個非本質的中介。如果做這些事的人本身是生產者、創造者，它們就像有機功能一樣融入他的生存之中；因此，每天的徭役如果是男人做的，就似乎遠遠沒有那麼愁悶；對他們來說，它們只是一個消極的、偶然的、他們很快就脫身的時刻。使女人兼女僕的命運令人厭惡的是，勞動分工使她註定要整個兒成為一般和非本質的人；居住和食物對生命是必需的，但並不給它以意義，家庭主婦的直接目的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真正的結果，在其中只反映無特色的計劃。人們明白，為了在工作中注入勇氣，她力圖加入自己的特殊性，使獲得的結果具有絕對的價值；她有自己的儀式、自己的迷信，她堅持自己佈置餐具、安排沙龍、織補、做菜的方法；她說服自己，沒有人能夠烤得這樣好，或者擦得這樣亮；如果丈夫或女兒想幫助她，或者想替她做事，她便從他們手裡奪過針、掃帚。「你縫不了紐扣。」多蘿西·帕克帶著可憐和諷刺的語氣描繪了一個少婦的不安，她深信該給家的裝飾以個人的調子，卻不知道該怎麼辦。
歐尼斯特·韋爾登太太在井井有條的單間公寓裡踱步，一邊為之稍微做一些女性的修飾。她在修飾藝術方面不是特別在行。她想把家裡裝扮得漂亮迷人。在結婚之前，她設想自己在新住所慢慢地踱步，這裡放一株玫瑰，那裡扶直一朵花，這樣把一間屋子改變成一個「家」。甚至是現在，結婚七年以後，她還喜歡想象正在有滋有味地忙乎。但是，雖然每天晚上剛點亮有玫瑰色燈罩的燈，她就認真地嘗試起來，她還是有點兒苦惱地尋思，該怎樣做才能完成在一個家中顯示出大千世界不同的小小奇蹟……給一點女性的修飾，這是妻子的角色。韋爾登太太不是一個迴避自己責任的女人。她帶著可憐兮兮的、無把握的神態，在壁爐上摸索，將日本花瓶提起，站立在那裡，手裡拿著花瓶，以絕望的目光審視房間……然後往後退，觀察她的新安排。這給房間帶來的一點變化真是難以置信。
女人在追求新穎或有特殊性的完美中，浪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正是這給予她的工作一種沙多納所指出的「細心的、凌亂的、沒有阻礙和限制的任務」的性質，它使得家務真正代表的負擔非常難以評價。根據最近的一項調查（由c·埃貝爾署名，一九四七年發表在《戰鬥報》上），已婚女人工作的日子要在家務勞動上花三小時四十五分鐘（家務、採購食品等等），休息的日子要花八小時，每週一共三十小時，這相當於一個女工或一個女職員一週工作時間的四分之三；如果這項任務再加上一門職業的話，那就很沉重；如果女人沒有其他事要做（女工和女職員在交通中要失去不等的時間），那就不沉重。如果孩子很多，那麼照顧孩子會大大加重女人的疲勞，一個貧窮家庭的母親，經過過度勞動的一天，用盡了力氣。相反，有僕人代勞的資產階級女子，幾乎是無所事事。閒暇的代價是百無聊賴。因為她們感到無聊，許多人就讓自己的職責複雜化和無限增加，使之超過正式工作。有個得過憂鬱症的女友告訴我，她身體好的時候，幾乎機械地持家，她有時間做艱難得多的事；當神經衰弱妨礙她投身其他工作的時候，做家務使她耗盡了精力，她要花掉整天時間，要做完很艱難。
最令人悲哀的是，這種勞動創造的作品甚至不能長久儲存。女人很想—如果她投入更多的精力—把她的工作本身看做有一種目的。在欣賞出爐的蛋糕時，她感嘆說：吃掉它真是遺憾！丈夫和孩子們在打蠟的地板上拖著他們粘上泥巴的腳，真是遺憾。東西一用過，便被弄髒或者毀掉，我們已經看到，她想不使用它們；這一位儲存果醬，直到發黴；那一位鎖上客廳。但是人不能阻止時間流逝，食物吸引老鼠，裡面會生蟲。毯子、窗簾、衣服會有蛀蟲，世界不是一個寶石的夢，它是由受到腐爛威脅的可疑物質構成的；可食用的東西也像達利筆下有血肉的魔鬼一樣令人捉摸不透，它顯得沒有活力，是無機的，但隱藏的幼蟲把它變成了屍體。在這些物中異化的家庭主婦，像物一樣取決於整個世界：衣服燙焦了，肉烤糊了，瓷瓶打碎了；這是徹底的災難，因為當這些東西毀掉時，是不可彌補地毀掉。不可能通過它們獲得持久和安全。戰爭帶來洗劫和炸彈，威脅著大櫃和房屋。
因此，家務勞動的產品必須消耗掉；女人需要不斷放棄，她的活動只有通過產品的毀壞才能完成。要讓她毫無遺憾地同意這一點，至少必須讓這些微小的犧牲多少激起快樂、愉悅。但由於家務勞動在b維持現狀/b中消耗掉，丈夫回家時注意到凌亂和失職，而他覺得秩序和乾淨不言而喻是必要的。他對一頓美餐更感興趣。下廚的女人凱旋的時刻就是她把一盤美食放在桌上的時候，丈夫和孩子們熱烈地迎接她，不僅用言語來表示，而且愉快地吃完它。烹飪鍊金術繼續進行，食物變成了乳糜和血。維持身體有著比維護地板更具體、更必需的利害關係，下廚女人的努力以明顯的方式向未來超越。然而，即使在物中異化比指望外來的自由更有效，這仍然是危險的。下廚女人的活兒只在客人的嘴裡找到真情實況；她需要他們的贊同；她希望他們讚賞她的菜，還要再吃；如果他們吃飽了，她便生氣，以致弄不清炸土豆是供給丈夫的，還是丈夫是為炸土豆準備的。這種含糊不清又存在於做家務的女人的總體態度裡：她為丈夫持家，但她也要求他用掙到的所有的錢來購買傢俱或者冰箱。她希望讓他幸福，可是她只贊成他的活動限制在她建造的幸福的範圍內。
有時，這些願望總體得到滿足，這是在男人的理想也是這種幸福的時期，在他依戀家、家庭勝過其他一切，孩子們還只由父母、傳統和過去定義的時期。這時，支配家庭和飯桌的女人，被看做是主宰者；她在某些地主家、某些富裕農民家仍然扮演那種光榮的角色，這些家庭時有時無地延續父權制的文明。但總體而言，今日婚姻是已不復存在的風俗的殘餘，妻子的處境比以往更令人不快，因為她仍然有同樣的義務，它們卻不再給她同樣的權利；她有同樣的任務，卻從執行中得不到補償和榮譽。今日，男人結婚是為了安居在內在性中，而不是為了被關閉在裡面；他要一個家，但能自由逃離它；他定居下來，但往往他在心裡仍然是一個流浪者；他不藐視幸福，但他不把幸福變成一個目的；重複使他厭倦；他尋找新鮮感、冒險、需要戰勝的抵抗、友情、讓他擺脫孤獨的兩人世界的友誼。孩子們比丈夫更加希望超越家庭界限，他們的生活在別處，在他們前面；孩子總是希望別的東西。女人試圖建立一個持久和連續的天地，丈夫和孩子們想超越她創造的處境，對他們來說，這處境只是一個既定的環境。因此，當她不願承認自己一生忠於的活動的不確定性時，她強迫他們接受她的服務，她從母親和主婦變成繼母和潑婦。
因此，女人在家庭內部所幹的活並不給予她自主；家務勞動不是直接有用於集體，它不面向未來，它不生產什麼。只有融合在生產或活動中向社會超越的生存時，家務勞動才具有意義和尊嚴，就是說，它遠沒有解放主婦，而是把她置於丈夫和孩子們的隸屬中；她正是通過他們得到存在的理由，在他們的生活中，她只是一個非本質的中介。即令法律從她的義務中取消了「服從」，也絲毫改變不了她的處境；這個處境不是建立在丈夫的意願上，而是建立在夫妻共同體的結構本身。不允許女人b做/b積極的事，因此她不被看做一個完整的人。不管她受到多少尊敬，她是附屬的、次要的、寄生的。壓在她身上的沉重詛咒在於，她的生存意義本身不掌握在她手裡。因此，她的夫妻生活的成敗對她比對男人來說重要得多：他是公民、生產者，然後才是丈夫；她首先、而且往往只是妻子；她的勞動不能讓她擺脫她的處境。相反，她的勞動正是由於這種處境獲得價值，或者沒有價值。如果她在愛著，慷慨地忠誠，她會在快樂中完成她的任務；如果她是在怨恨中完成任務的，她會覺得這是乏味的苦差事。它們在她的命運中將只有非本質的作用；在夫婦生活的不幸中，它們幫不了忙。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基本上由床上「服務」和家務「服務」確定的狀況是怎樣被具體感受到的，在這種狀況中，女人只有接受她的臣僕地位才能找到尊嚴。
少女從童年到青春期經歷的是一個危機，而一個更為尖銳的危機把她拋到成人的生活中。在女人身上，性啟蒙很容易引起紊亂，另外還要加上從一種狀況到另一種狀況「過渡」的固有焦慮。尼采寫道：
彷彿受到可怕的雷擊，被拋到現實和對性的認識中，通過結婚，發現愛情和羞恥是矛盾的，由於上帝與禽獸意料不到的相近，在唯一的物件中必然感到狂喜、犧牲、義務、憐憫和恐懼……因此，心靈徒勞地尋找對等物時感到惶惑。
傳統的「蜜月旅行」的激動，部分用來掩蓋這種惶惑不安，年輕女人在幾個星期中被拋到日常世界之外，一切與社會的聯絡暫時斷裂了，不再處於空間、時間和現實中。但她遲早要重新回到其中，她回到新家不是沒有不安的。她同孃家的聯絡要比同年輕丈夫的聯絡緊密得多。擺脫自己的家，這是最終的斷奶，正是在這時，她經歷了被拋棄引起的一切焦慮和自由帶來的暈眩。根據情況不同，決裂多少是痛苦的；如果她已經粉碎了與父親和兄弟姐妹，尤其與母親的聯絡，她離開他們也沒有什麼戲劇性；如果她仍然受到他們的支配，她就可能實際上處在他們的保護之下，她的境況改變將不那麼明顯；但是通常，即使她希望逃離孃家，當她和與之相連的小圈子分開，被切斷與過去、童年的世界、確定的原則和被肯定的價值的聯絡時，她也感到困惑。只有熱烈的、充實的性生活才能使她重新沉浸在內在性的寧靜中；但是，通常她先是紊亂多於滿足；不管這決裂多麼成功，性啟蒙只會增加她的不安。人們在新婚的第二天可以看到很多她對初潮的那種反應：她往往面對女性身份的高度顯現感到厭惡，想到這種體驗會重新來過感到恐懼。她也有所謂「狂歡次日」的苦惱失望；小姑娘一來月經，便憂慮地感到，她還不是一個成年人；失去了處女貞操，年輕女人就成年了，最後階段被越過，現在又怎樣呢？這種不安的失望既與失去處女貞操相連，也與結婚本身相關，一個已經與未婚夫或者與其他男人「有過性關係」，結婚表明其充分進入成年人生活的女人，往往會有同樣的反應。開始一項事業是令人激動的，但沒有什麼比發現無法控制的命運更令人沮喪的了。正是在這最終的、不可變更的背景上，自由以最不可容忍的無用面目浮現出來。從前，受到雙親權威保護的少女，在反抗和希望中運用她的自由，她利用它來拒絕和超越她與此同時感到安全的境況；她正是從家庭溫暖中向婚姻超越；既然她b結/b了婚，在她面前就再也沒有b別的/b未來。家庭的大門對著她重新關上，這將是她在人間的全部命運。她準確地知道，留給她的是什麼任務，就是她的母親完成的同樣任務。日復一日，要重複同樣的儀式。少女時，她兩手空空，她在希望和夢想中擁有一切。如今，她獲得了一部分世界，她憂鬱地想：只有這個，永遠如此。永遠是這個丈夫，這個家。她什麼也不用等待，也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要期待。然而，她害怕自己的新責任。即使丈夫上了歲數，有權威，她和他有性關係的事實奪走了他的威信，他不會代替父親，更不能代替母親，他不會讓她脫離他的自由意志。在新家的孤獨中，與一個她多少覺得陌生的男人聯結在一起，她不再是孩子，而是人妻，註定要輪到她成為母親，她感到發憷；最終擺脫了母親懷抱，迷失在前途茫茫的世界中，被棄於冷冰冰的現在，她發現無聊和純粹矯揉造作的乏味。在年輕的托爾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記中，以鮮明的方式表達的正是這種苦惱；她熱烈地同意嫁給她讚賞的偉大作家；她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木頭陽臺上感受到狂熱的擁抱之後，對肉體的愛情感到噁心，她遠離親人，與過去分隔開，在一星期以來成為其未婚妻的男人身邊，他比她大十七歲，她完全不知道他的過去和興趣；她覺得一切都是空無的、冰冷的；她的生活只是睡眠。有必要援引她對結婚開頭的敘述和開頭幾年她的日記。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索菲婭結婚了，晚上離開了她的家：
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情感使我的喉嚨收縮，緊緊抓住了我。於是我感到，這一時刻來到了：永遠離開我的家，離開我深愛的和始終生活在一起的所有人……開始訣別，訣別是多麼可怕……這是最後的幾分鐘。我有意將與母親的訣別保留到最後……當我擺脫她的擁抱，沒有回過身，走過去在馬車裡就座時，她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叫聲，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秋雨不停地落下……我縮在角落裡，萬分疲倦和難受，淚水漣漣。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好像非常驚訝，甚至不滿……當我們離開這城市時，我在黑暗中感到恐懼……黑暗壓抑著我。一直到第一站比利烏萊夫（有錯當查），我們幾乎沒有說話。我回憶起，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對我非常溫柔，照顧得無微不至。在比利烏萊夫，我們下榻的是沙皇住過的房間，開間很大，傢俱上鋪著紅色的稜紋平布，沒有一點殷勤好客的味道。有人給我們端來了茶炊。我蜷縮在沙發的角落裡，像一個犯人那樣保持沉默。「喂！」列夫·尼古拉耶維奇對我說，「你先用吧。」我聽從了，倒了茶。我很難為情，不能擺脫某種恐懼。我不敢用你稱呼列夫·尼古拉耶維奇，避免叫他的名字。很久我仍然繼續用您對他說話。
二十四小時以後，他們到達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十月八日，索菲婭續寫日記。她感到焦慮。她對丈夫的往事感到難以忍受。
從我記事起，我一向夢想成為一個完美的、鮮活的、純粹的人，我多麼希望這樣……我很難放棄這些孩子的夢想。當他抱吻我的時候，我想，我不是第一個他這樣抱吻的人。
第二天，她寫道：
我感到很不自在。昨夜我做了噩夢，雖然我沒有不斷地去想它，但仍然心情沉重。媽媽在我夢中出現，這使我非常難過。彷彿我睡著後無法醒過來……有樣東西壓抑著我。我不斷覺得我要死了。這很古怪，現在我有一個丈夫。我聽到他睡著了，我獨自一人感到害怕。他不讓我進入他的內心，這使我難過。所有這些肉體關係令人噁心。
十月十一日：可怕！愁慘得可怕！我總是越來越自我封閉。我的丈夫生病了，脾氣很壞，他不愛我。這在我意料之中，但是沒想到這麼可怕。誰關心我的幸福呢？毫無疑問，我既不會為他，也不會為我自己創造這幸福。在我憂鬱的時刻，有時我尋思：當事情對我和對別人來說這樣糟的時候，何必活著呢！這很古怪，但是這種想法困擾著我。他變得越來越冷淡，而我呢，相反，我越來越愛他……我回憶起我的親人們。那時，生活多麼輕鬆啊！而現在呢，天哪！我的心都撕裂了！沒有人愛我……親愛的媽媽，親愛的塔尼婭，她們多麼可愛啊！
我為什麼離開了她們？多麼悲哀，多麼可怕啊！然而列沃奇卡是出色的……從前，我滿腔熱情地生活、工作、忙於料理家務。現在，這都結束了：我可以整天沉默寡言，抱著手臂，反覆思考過去的歲月。我寧願工作，但是我做不到……彈彈鋼琴也許會讓我開心點，但太不方便了……列沃奇卡向我提議，今天當他到尼科利斯科耶時我待在家裡。我本該同意，讓他擺脫我，但我沒有力量……可憐的人！他到處尋找消遣和迴避我的藉口。我為什麼活在世上？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承認不會給自己找活兒幹。列沃奇卡很幸福，因為他聰明和有才能，而我呢，我兩者都沒有。找到事情做並不難，活兒並不缺。但是必須對這些小事感興趣，鍛鍊去熱愛做這些事：照料家禽飼養場，擦乾淨鋼琴，讀乏味的書多過有趣的書，醃黃瓜……我彷彿開始熟睡，無論我們到莫斯科去旅行，還是等待一個孩子來臨，都不能讓我得到一點點激動和最微小的快樂，什麼也不能。誰能給我指出甦醒過來，重新活躍的方法呢？這種孤獨壓抑著我。我習慣不了。在老家，是那麼熱鬧，而在這裡，他不在時一切都很陰鬱。他很習慣孤獨。他不像我那樣從親密的朋友那裡獲得樂趣，而是從自己的活動中……他在沒有家庭的情況下長大。
十一月二十三日：當然，我不愛活動，但我本性不是這樣的。只不過我不知道做什麼事。有時，我非常想擺脫他的影響……為什麼他的影響對我是個負擔？……我控制自己，可我不會變成他。我只會喪失我的個性。我已經不是我本人，這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加困難。
四月一日：我不能在自身找到辦法是個重大的缺點……列瓦埋頭於工作和管理產業，而我呢，我沒有任何掛心的事。我對什麼事都沒有天賦。我寧願有更多的事要做，不過是真正的工作。以前，在春光明媚的日子裡，我感到做事的需要和願望。上帝知道我夢想什麼！今天，我什麼也不需要，我再也感覺不到這種不知朝向什麼的模糊而愚蠢的願望，因為得到一切以後，我就什麼也不要隱藏了。然而，我有時厭煩。
四月二十日：列瓦越來越遠離我。肉體的愛情在他身上起著重大的作用，而在我身上卻不起任何作用。
可以看到，少女在開頭的六個月中和親人分離、忍受孤獨，她的命運最終確定，她十分痛苦；她憎恨同丈夫的肉體關係，她感到無聊。柯萊特的母親在第一次由她的兄弟們逼著結婚以後，感受到的也是這種無聊，直至流淚：
她於是離開了比利時熱鬧的家，離開了散發出煤氣、熱烘烘的麵包和咖啡香味的地下室廚房，離開了鋼琴、小提琴、她父親留下的傑出的薩爾瓦多·羅薩的作品、菸草罐和精緻的長管泥菸斗……離開攤開的書籍和揉皺的報紙，新嫁娘走進門口鋪著石階的家，林區的嚴寒包圍著這個家。她在底層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金色和白色相間的大廳，但第二層僅僅粗粗塗了一層灰泥，像閣樓一樣被棄之不顧……冰冷的臥室既不訴說愛情，也不訴說甜蜜的睡眠……茜多尋找朋友、無邪和快樂的社交，但她在自己的住處只找到僕人、花言巧語的佃農……她在大屋子擺上了花，叫人刷白幽暗的廚房，親自監督佛蘭德式菜餚，揉制放葡萄的蛋糕，盼望頭生子來臨。那個粗野的人在兩次遠足之間向她微笑，又走掉了……試過做美味食品的方法、獨自玩牌和給地板上蠟以後，茜多因孤獨而變瘦了，她哭泣起來……
馬塞爾·普雷沃在《給已婚的弗朗索瓦絲的信》中描繪了年輕女人在蜜月旅行回來以後的苦惱：
她懷念孃家的公寓，還有拿破崙三世時代和麥克馬洪時代的傢俱、玻璃長毛絨玩具、黑李木大櫃，所有她認為這樣過時和這樣可笑的東西……在她的記憶中，這一切回想起來就像一個真正的庇護所、一個真正的窩，她在那裡受到無私的溫情的保護，避開一切惡劣天氣和一切危險。這個公寓，還有新毯子的氣味、沒有裝飾的窗戶、亂七八糟的坐椅、臨時安排和假裝動身的樣子，不，這不是一個窩。要建造的僅僅是窩的位置……她突然感到悲慘得可怕，像被人拋棄在沙漠裡一樣悲慘。
在少女身上，往往從這種苦惱開始，產生長久的憂傷和各種精神病。尤其是，她在不同的精神衰弱症的症狀中，感到她的空泛自由的誘惑；例如，她展開關於妓女的幻想，我們已經在少女身上見到過了。皮埃爾·雅內舉出一個新嫁娘的病例，她不能忍受獨自待在她的公寓裡，因為她感到很想站在窗前，向行人送秋波。有些人面對一個「不再像真的」世界，一個只充滿幽靈和彩紙板背景的世界，患了意志缺失症。有的人竭力否認她們的成年人狀態，執著地一生都否認它。雅內以字母qi指代的另一個病人就是這樣的。
qi，一個三十六歲的女人，受到這樣的想法困擾：她是一個十到十二歲的小女孩；尤其當她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她讓自己跳呀、笑呀、舞呀，她弄亂自己的頭髮，讓頭髮飄拂在肩上，至少剪短一部分頭髮。她想讓自己完全沉浸在做一個孩子的夢想中：「不幸的是，她不能在大家面前玩捉迷藏和開玩笑……我希望別人感到我可愛，我擔心自己是個醜八怪，我希望別人愛我，對我說話，愛撫我，所有時間都對我說，像愛小孩子那樣愛我……人們愛一個孩子使詭計，使小心眼，嬌柔，反過來，人們要求孩子什麼呢？愛你，如此而已。這是好的，但我不能對丈夫說出這個，他不會理解我。啊，我多麼想當一個小姑娘，有一個父親或母親，把我放在膝上撫摸我的頭髮……但不，我是一個太太、家庭主婦；必須主持家務，態度嚴肅，獨自考慮問題，噢，這是什麼樣的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