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男人來說，結婚往往也是一個危機，證明是許多男性精神病患者是在訂婚時或者在夫婦生活的初期發病的。年輕男子不像他的姐妹那樣眷戀家庭，他屬於某個團體：高等專科學校、大學、學徒車間、團隊、幫派，這一切保護他不至於落到無依無靠；他離開家庭，開始過真正的成年人生活；他害怕將來孤獨，他結婚常常是為了避免孤獨。可是，他受到被集體維護的、將夫妻看做「夫婦集合體」的幻象愚弄。除非在愛情之火的短暫燃燒中，否則兩個個體不會構成這樣一個世界，保護他們每一個去對抗世界，這是兩人在婚後第二天所感受到的。不久就變得不拘禮節的、受奴役的女人，不向丈夫掩蓋她的自由；她是一個負擔，而不是一個託詞；她沒有把他從責任的重負中解脫出來，而是相反，加重這些責任。性別的不同往往帶來年齡、教育、地位的差異，做不到任何真正的和諧，夫妻雖是一家人，卻如同陌路人。以前，他們之間往往有真正的鴻溝：少女生長在無知和無邪的狀態中，沒有任何「過去」，而她的未婚夫「生活」過，是他啟迪她認識生存的現實。有些男性對這種微妙的角色受寵若驚，更明智的男人則不安地衡量把他們與未來妻子隔開的距離。伊迪絲·華頓在她的小說《純真年代》中，描繪了一個一八七○年的年輕美國男子，面對他要接受的女人所產生的疑慮：
他懷著一種敬畏，注視著這個即將把自己的心靈交給他的少女純潔的額角、嚴肅的眼睛、天真快樂的嘴巴。出自他歸屬並且相信的社會制度的這個可怕的產物—這個什麼都不知道的少女希望得到一切—如今在他看來像一個陌路人……既然作為一個風流的男人，向未婚妻、向沒有經驗的少女隱瞞他的過去是他的責任，因為她根本沒有過去，他們兩人確實能互相瞭解什麼呢？……少女作為這套精心設計的騙局的中心，由於她的坦率和大膽本身，成為更加難解的一個謎。這個可憐的寶貝，她是直率的，因為她沒有什麼要隱瞞；她信任人，因為她沒有設想自己要保護自己；她沒有別的準備，不得不在一夜之間投入到所謂的「生活現實」中……他上百次在這個簡單的心靈中轉圈，返回時感到洩氣，因為他想到由母親們、嬸嬸們、祖母們，直至遙遠的清教徒祖先的陰謀非常巧妙地製造出來的假純潔，只是為了滿足他的個人趣味，讓他能夠對她行使領主權利，把她像雪人一樣壓碎而存在。
今天，隔閡不那麼深了，因為少女是一個不那麼虛假的存在；她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好地武裝起來，以迎接生活。但經常她比丈夫年輕得多。人們對這一點的重要性指出得不夠；人們往往將成熟程度不同的後果看做性別的差異；在許多情況下，女人是一個孩子，並非因為她是女人，而是因為她確實很年輕。她的丈夫和他的朋友們的嚴肅壓抑著她。索菲婭·托爾斯泰在婚禮之後一年左右寫道：
他老了，注意力太集中了，而我呢，如今我感到自己這樣年輕，我那麼想做出瘋狂的事！我不但不想睡覺，反而想單足旋轉跳舞，但是同誰呢？
暮氣沉沉的氣氛籠罩著我，我周圍的人都是年老的。我竭力壓抑每一個青春的衝動，在這個理智的環境中，衝動顯得不合時宜。
丈夫那方面，則在妻子身上看到一個「嬰兒」；對他而言，她不是他期待的妻子，他讓她感到這一點；她為此受到侮辱。無疑，她離開孃家時，希望找到一個嚮導，但她也想被看做一個「大人」；她希望仍然是一個孩子，她想變成一個女人；更年長的丈夫對待她的方式永遠不能完全滿足她。
即使年齡差距很小，一般說來少女和年輕男人仍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受教育；她來自一個女性世界，被灌輸以女性智慧，即尊重女性價值，而他被灌輸以男性倫理的準則。他們常常很難互相理解，衝突很快就產生。
由於通常婚姻將妻子從屬於丈夫，夫婦關係的問題就極其尖銳地特別對她提了出來。婚姻的悖論就在於同時有性愛職能和社會職能，這種雙重性反映在丈夫對年輕女人而言具有的形象裡。他是一個擁有男性威信、要代替父親的半神：成為保護者、供給者、監護者、嚮導；妻子的生活應該在他的陰影中綻放；他是價值的持有者、真理的擔保者、夫妻倫理的維護者。但他也是一個男性，必須同他一起承擔經常是可恥的、古怪的、醜惡的或者令人震驚的，無論如何是偶然的體驗；他促使妻子同他沉溺於獸性中，而同時他以堅定的步子把她導向理想。
一天晚上，在巴黎，他們回來的途中在那裡停留，演出令貝爾納不快，他公然離開了歌舞雜耍廳：「說什麼外國人要看這個！真是恬不知恥，別人要在這上頭指責我們……」苔蕾絲讚賞的是，這個害臊的男人再過不到一個小時，要同樣讓她忍受黑暗中創造的無盡的新花樣。
在導師和野獸之間，可以有大量的混合形式。有時，男人同時是父親和情人，性行為變成神聖的狂歡，妻子是一個沉浸於愛河的女人，她在丈夫的懷抱裡找到以完全捨棄換來的最終解救。這種夫婦生活中的愛情和激情是很罕見的。有時，妻子也會以柏拉圖式的愛情去愛丈夫，但她拒絕投身到一個過於受尊敬的男人的懷抱裡。施特克爾敘述的那個女人的情況就是這樣。「d.s.太太是一個大藝術家的遺孀，如今她四十歲。她曾經對丈夫非常性冷淡，雖然她很愛他。」相反，她同他經歷快感時，會感到像是經歷共同的墮落，在她身上扼殺了尊敬和敬重。另一方面，一次性行為的失敗永遠將丈夫貶低到禽獸的行列，他在肉體上受到憎惡，在精神上會受到蔑視；反過來，我們已經看到，蔑視、反感、怨恨使女人變得性慾冷淡。經常發生的是，丈夫在性體驗之後仍然是受尊敬的高一等的人，人們原諒他動物性的弱點，阿黛爾·雨果的情況似乎是這樣。或者他是一個沒有威信的、令人愉快的性夥伴。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在她的短篇小說《序曲》中描繪了這種雙重性可能體現出的一種形式：
她確實愛他。她依戀他，讚賞他，極其尊敬他。噢！超過了世上任何人。她徹底瞭解他。他是坦率、體面本身，儘管有些實際經驗，但他仍然很簡單，絕對天真，很容易就能滿足，也很容易就會傷了自尊心。如果他不是這樣向她撲過來，直吼吼地叫，用那麼貪婪的愛慕的目光盯著她，那就好了！對她來說，他太過分了。從童年起，她就憎惡向她撲過來的東西。有時候他變得可怕，真正的可怕，這時，她差一點用盡全力叫喊起來：你要殺死我了！於是她想說一些粗魯的話，憤恨的話……是的，是的，確實這樣；她以對斯坦利全部的愛、尊敬和讚賞去憎恨他。她從來沒有這樣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對他的所有這些感情清清楚楚，確定無疑，這一種同另一種同樣真實。而這另一種，這種怨恨，像其他感情一樣非常真實。她真可以裝在一隻只小口袋裡，送給斯坦利。她真想把最後一隻口袋出其不意地送給他，設想出他開啟時的目光。
年輕的妻子遠遠不會這樣真誠地袒露自己的感情。愛丈夫，感到幸福，這是對自己和對社會的一項責任；這正是家庭對她的期待；或者，如果父母親反對婚事，她就想讓他們失望。通常她從以自欺的態度體驗夫婦的處境開始；她很願意相信，她對丈夫懷著深切的愛；由於女人在性方面感到不那麼滿足，這種激情就採取更加瘋狂、更具佔有慾和嫉妒心更強的形式；為了使她起先拒絕對自己承認的失望得到安慰，她不可饜足地需要丈夫在眼前。施特克爾舉出許多這種病態依戀的例子。
有個女人結婚初期由於童年的固戀變得性慾冷淡。這時在她身上產生惡性發展的愛情，如同經常在那些不想看到自己丈夫對她們無動於衷的女人身上看到的那樣。她只思念丈夫，只為他活著。她再沒有其他意願。他每天早上不得不做出一天的日程表，告訴她應該購買些什麼，等等。她認真地一一執行。如果他什麼也沒有指點她去做，在他走了以後，她就待在自己房間裡，百無聊賴地什麼事也不做。她不會不陪著他就讓他到別的地方去。她不能獨自待著，她喜歡用手抓住他……她感到不幸，哭上幾小時，替丈夫發抖，如果沒有機會發抖，她就創造機會。
我的第二個例子是這樣一個女人，她怕獨自出去，關在自己的房間裡，如同關在牢獄裡。我看到她握住丈夫的手，懇求他一直待在她身邊……結婚七年來，他從來無法跟妻子發生關係。
索菲婭·托爾斯泰的例子是相似的；顯然從我舉出過的段落以及隨後的日記可以看出，剛剛結婚她便發現，她不愛她的丈夫。她同他發生的肉體關係令她噁心，她責備他的過去，感到他年紀大，令人厭倦，她對他的想法只有敵意；另外，似乎在床上他又貪婪又粗魯，疏忽她，粗暴地對待她。而在索菲婭身上，失望的呼喊，厭煩、憂鬱、冷淡心情的吐露，混雜著熱烈愛情的抗議；她希望親愛的丈夫一直在自己身邊；一旦他遠離，她就受到嫉妒折磨。她寫道：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一日：我的嫉妒是一種天生的病。也許它來自愛他和僅僅愛他的事實，我只能同他在一起，通過他才能夠幸福。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五日：我希望他只通過我去夢想和思索，只愛我一個人……我一尋思：我愛這個、那個，我便馬上收回前言，我感到我不愛列沃奇卡以外的任何東西。然而我絕對應該愛別的東西，正如他愛他的工作那樣……我卻感到沒有他時這樣的苦惱不安。我日復一日萌生出離不開他的需要……
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七日：我感到無法好好地瞭解他，因此我是這樣嫉妒地窺視他……
一八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重讀關於他的日記真是好玩！多麼矛盾啊！彷彿我是一個不幸的女人！還會存在比我們更加和諧、更加幸福的夫妻嗎？我的愛情不斷增長。我始終以同樣不安的、熱烈的、多疑的、詩意的愛情去愛他。他的平靜和信心有時使我氣憤。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六日：我貪婪地尋找關於他的日記的篇頁，上面寫的是愛情，我一旦找到這些篇頁，我就被嫉妒所吞噬。我怨恨列沃奇卡走掉。我睡不著，我幾乎什麼也吃不下，我傷心飲泣，或者偷偷地哭泣。每天到晚上我都有點發燒、打哆嗦……我是因為愛得太深受到懲罰嗎？
通過這些篇頁，可以感到徒勞地要以道德或「詩意的」頌揚，去彌補真正愛情的缺乏；苛求、焦慮、嫉妒反映的正是這種心靈的空無。許多病態的嫉妒在這樣的狀況下發展起來；嫉妒以間接的方式反映了女人將不滿足具體化，設想出一個對手；她在自己丈夫身邊從來感受不到充分的情感，可以說以設想他欺騙她來解釋她的失望。
女人經常通過道德、虛偽、自尊、膽怯，堅持她自編的謊言。沙多納說：「對所愛丈夫的怨恨，在整個一生中往往不被發覺，人們稱之為憂鬱或者用另外一個名稱。」即使沒有被說出來，仍然感受到敵意。它通過年輕女人為了拒絕丈夫的統治所作的努力，或多或少激烈地表現出來。在蜜月和往往隨之而來的紊亂時期以後，她企圖重新獲得自主。這不是容易的事。由於丈夫往往比她年紀大，他無論如何擁有男性的威信，根據法律他是「家長」，他擁有道德上和社會上的優勢地位；他常常還擁有—至少在表面上—智力上的優勢。他對妻子有文化上的優勢，或者至少有職業訓練上的優勢；從青少年時代起，他關心世界大事，這是他的事；他懂得一點法律，瞭解政治，屬於一個政黨、一個工會和社團；他有工作，是個公民，他的思想介入到行動中；他經歷不可能弄虛作假的現實的考驗，就是說，男人一般都有推理技巧，對事實和經驗的興趣，某種批評意識；許多少女缺乏的仍然是這些本領；即使她們讀過書，聽過講座，從事過消遣性活動，她們多少偶然積累起來的知識並不構成文化；她們不會推理，並非由於腦力缺陷，這是因為實踐沒有迫使她們這樣做；對她們來說，思索寧可說是一種遊戲，而不是一種工具；即使她們很聰明，很敏銳，很真誠，由於缺乏理性技巧，她們不會表達觀點，從中得出結論。丈夫—甚至比她們更加平庸—正是由此很容易指揮她們。他即使犯了錯，也能找出理來。在男性手中，邏輯往往是暴力。沙多納在《祝婚詩》中出色地描繪了這種狡黠的壓迫形式。阿爾貝比貝爾特年長，更有教養，受教育更多，憑藉這種優勢，當他不同意妻子的意見時，便否認這些意見的全部價值；他不懈地向她b證明/b，他是對的；至於她，她堅持己見，拒絕承認丈夫的議論有任何意義：他是固執己見，如此而已。因此，他們之間嚴重的誤會加劇了。他不企求理解她不善於為之辯護、但卻在她身上深深紮根的感情和反應；她不明白在她的丈夫用來壓倒她的迂腐邏輯下可能有著活生生的東西。他竟至於發展到因她無知而發火，不過她從不向他隱瞞自己的無知，並向他挑戰，提出天文學的問題，但他很自豪能指導她閱讀，在她身上找到一個容易支配的聽眾。在這場知識不足使她每次都敗北的鬥爭中，年輕女人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求助於沉默，或者眼淚，或者暴力：
貝爾特腦袋昏沉沉的，彷彿受到打擊，聽著這個短促而尖銳的聲音，她再也不能思索，阿爾貝繼續用威嚴的嗡嗡聲包圍她，讓她暈頭轉向，使她受辱的精神感到紊亂以此來傷害她……她面對難以想象的論據的粗暴，被戰勝了，不知所措，為了擺脫這種無理，她叫道：讓我安靜！這句話她覺得太軟弱了；她望著小梳妝檯上的水晶瓶，突然將瓶子扔向阿爾貝……
妻子有時力圖鬥爭。但往往她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那樣，勉強地接受男人代替她思索，他將是夫妻的意識。由於膽怯、笨拙、懶惰，她讓男人費心對所有一般的和抽象的主題形成共同的意見。有一個聰明、有教養、獨立的女人，十五年來讚賞丈夫，認為他高過自己，在他死後，她告訴我，她多麼不安地看到自己不得不親自決定自己的信念和行為，她還想猜測在每種情況下他的想法和決定。丈夫通常樂意擔當這種導師和家長的角色。白天他和地位相等的人打交道有過麻煩，要服從上級，到了晚上，他喜歡感到自己是絕對的上級，釋出無可辯駁的真理。他陳述當天的事件，認為自己與對手抗爭做得對，很高興在妻子身上又一次證實自己；他評論報紙和政治新聞，樂意對妻子大聲朗讀，以致她與文化的接觸也不是獨立形成的。為了擴充套件他的權威，他樂意誇大女性的無能；她多少溫順地接受這種附屬的角色。眾所周知，真誠地對丈夫不在身邊感到遺憾的女人，多麼驚喜地發現，這時自身會有不曾料到的能力；她們管理事務，撫養孩子，處理事情不需要別人幫助。當丈夫歸來使她們重新處於無職無能時，她們感到痛苦。
婚姻鼓勵男人任性地統治，支配的誘惑是最普遍、最不可抵抗的；把孩子交給母親，把妻子交給丈夫，這是在人世間培植暴虐；通常，丈夫得到贊同、欣賞，起告誡和指導作用還不夠；他發號施令，扮演至高無上的角色；所有在童年、在他的一生中積聚起來的怨恨，每天在其他男人（他們的生存侮辱他和傷害他）中間積聚起來的怨恨，他通過在家中強迫妻子接受他的權威都加以擺脫了；他模仿暴力、強權、不讓步；他聲色俱厲地下命令，或者他大喊大叫，拍桌子，這樣的鬧劇對妻子是家常便飯。他堅信自己的權利，妻子保留的任何一點自主在他看來都是一種反叛；他想阻止她未經他許可就呼吸。但她起而反抗。即使她開始時承認男性的威信，她的讚賞很快便消失了；孩子有一天發現，父親只是一個偶然的個體；妻子不久發現，她的對面沒有b君主、家長、主人/b的高大形象，而只有一個人；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順從他；他在她眼裡只代表令人不快的、不公正的責任。有時，她以受虐狂的快意服從，她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的忍讓只是長久的無言的責備，但往往她進入同主人的公開鬥爭，她竭力反過來對他實行專制。
當男人以為他很容易讓妻子順從他的意志，他能隨意「塑造」她時，他是天真的。巴爾扎克說：「妻子是她的丈夫製造成的那個樣子。」但再過幾頁，他說了相反的話。在抽象和邏輯方面，女人常常隱忍地接受男性的權威，但當關繫到她真正關心的想法、習慣時，她就堅韌而狡黠地反對他。由於她更封閉在個體的身世中，所以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影響，在她身上比在男人身上深刻得多。在這兩個時期她獲得的東西，她永遠不會擺脫。丈夫強加給妻子政治觀點，卻改變不了她的宗教信念，動搖不了她的迷信，這就是讓·巴魯瓦所注意到的，他設想自己對與之結合的傻乎乎的、虔誠的小女子施加真正的影響。他沮喪地說：「一個小女孩的腦子，沉湎在一座外省城市的陰影中，對無知蠢事確信不疑，這洗刷不掉。」女人儘管獲得了見解，儘管像鸚鵡學舌似的搬弄原則，還是保留了她對世界的個人觀點。這種阻力會使她無法理解比她更聰明的丈夫；或者相反，它把她提高到男性的嚴肅之上，就像司湯達或者易卜生的女主人公那樣。有時，她出於對男人的敵意—要麼他在性生活方面令她失望，要麼相反，他支配她，而她希望報復—故意緊緊抓住不屬於她的價值；她依仗母親、父親、兄弟、某個她覺得「優越的」男性、聽懺悔的神父、修女的權威，使他敗北。或者她不正面反對他，竭力有條不紊地違拗他，攻擊他，傷害他；她千方百計向他灌輸自卑情結。當然，如果她具有必要的能耐，會樂於使丈夫目眩，把她的見解、觀點、指令強加給他；她抓住一切道德權威。在她不可能否認丈夫的精神至高無上的情況下，她力圖在性方面進行報復。要麼她拒絕他的要求，像米什萊夫人那樣，關於她，阿列維告訴我們：
她處處想起支配作用，在床上，因為必須要過這一關，還在書桌上。她看中書桌，米什萊先是阻止她，而她守住床。在幾個月中，夫妻過的是聖潔的生活。最後，米什萊能上床了，而阿泰娜依絲·米亞拉雷不久也佔有了書桌，她天生是女文人，這是她真正的位置……
要麼她在他懷抱裡死板板的，用冷淡來侮辱他；要麼她表現得任性，賣弄風情，迫使他對她採取哀求者的態度；她調情，她使他嫉妒，她對他不忠，她用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力圖羞辱他的男子氣概。即使她出於謹慎，不把他逼到絕境，至少她驕傲地把她的冷淡秘密藏在心裡；她有時在日記裡寫下這個秘密，但更願意透露給女友，大量已婚女子樂意互相吐露她們運用的「訣竅」，假裝她們其實並沒有感受到的快感；她們惡狠狠地嘲笑被愚弄者的虛榮心和天真；這種吐露也許又是在演戲，在冷淡和想冷淡之間，界限並不確定。無論如何，她們認為自己不敏感，以此滿足她們的反感。有些女人—與「螳螂」相似的女人—黑夜和白天都想取勝，她們在擁抱中變得冷淡，在談話時很倨傲，舉止專橫跋扈。梅布林·道奇證實，弗麗達就是這樣對待勞倫斯的。她無法否認他的智力優勢，卻想把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強加給他：只看重性的價值。
他必須通過她來看生活，她的用處就是從性的角度來看。她基於此點接受或拒絕生活。
有一天，她對梅布林·道奇宣稱：
他不得不從我這兒得到一切。只要我不在那裡，他就什麼也感覺不到，一點也沒有，他正是從我這兒得到他的書，她繼續炫耀地說。沒有人知道這一點。我整頁地為他寫出他的書。
然而，她頑強地需要不斷向自己證明他需要她；她要求他不停地關注她，如果他沒有自發地去做，她就使他陷入絕境：
弗麗達非常認真地致力於絕不允許她同勞倫斯的關係像在已婚者之間通常建立的平靜中進行。一旦她感到他耽於習慣，她就向他扔出一顆炸彈。她做得讓他永遠不會忘記。這種要別人持續關注的需要……在我看到他們的時候，變成了用來反對敵人的武器。弗麗達懂得去戳他的敏感處……如果白天他沒有注意她，晚上她就要侮辱他。
他們之間的夫婦生活變成了週而復始的爭吵，任何一方都不想屈服，連最小的爭執都像是b男女/b之間進行決鬥的異乎尋常的樣子。
在茹昂多給我們描繪的艾麗絲身上，可以找到方式非常不同的、兇蠻的支配意願，這種意願引導她儘可能壓低丈夫：
艾麗絲：「一開始，在我周圍，我壓低一切。然後，我非常平靜。我只跟醜婆娘或者怪人打交道。」
她睡醒時叫我：
「我的醜男人。」
這是一種策略。
她想侮辱我。
她讓我一個接一個放棄我對自己的所有幻想，她由此感到多麼真誠的快樂。她從來不失去一個機會在我目瞪口呆的朋友們，或者我們那些發愣的僕人面前對我說，我是可憐巴巴的這個，又是可憐巴巴的那個。因此我終於相信了她的話……為了蔑視我，她不放過任何機會讓我感到，我的作品不如她帶給我們的福利更使她感興趣。
是她耐心地、慢慢地、合情合理地使我洩氣，有條理地侮辱我，使我的思想之泉枯竭，讓我一點點以準確的、冷靜的、不可抗拒的邏輯放棄我的驕傲。
「總之，你掙得比工人少，」一天，她在擦地板的人面前對我扔出這一句。……
……她想壓低我，以便顯得高過我，至少與我平起平坐，這種藐視使她在我面前保持高傲……她對我只給予和她的踏腳板或者商品同等的尊重。
弗麗達和艾麗絲為了面對男性也要顯得像本質的主體一樣，運用了男人時常揭示的一個策略：她們竭力向他們否認他們的超越性。男人樂於設想，女人對他們懷有閹割的夢想；事實上，她的態度是含混不清的：她是想侮辱男性，而不是想消滅男性。更為準確的是，她希望將男人與他的計劃和未來割裂開來。當丈夫和孩子生病、疲倦、淪為肉體存在時，她便勝利了。於是，在她支配的家庭裡，他們只顯現為眾多客體當中的一個客體；她以主婦的權能對待他；她為他包紮，就像重新粘好一隻破裂的盆子，她給他清洗，就像擦亮一隻罐子；什麼也不使她善於剝皮和洗盆子的能幹的天使般的手討厭。勞倫斯在對梅布林·道奇談到弗麗達時說：「你不知道當你生病時，感受到這個女人的手觸到你是什麼感覺。肉體的、沉甸甸的、德國人的手。」女人有意識地將這隻手的全部重量放到男人身上，讓他覺得，他也只不過是一個肉體的存在。沒有比茹昂多筆下的艾麗絲將這種態度表現得更淋漓盡致的了：
例如我記得我們結婚之初那隻蝨子「長陳」……靠了它，我才真正與一個女人有過親密的關係，那天，艾麗絲把赤裸裸的我放在她的膝上，像給一頭綿羊剪毛那樣，用一支蠟燭沿著我的身體轉，照亮我的每一個皺褶。噢，她慢慢地察看我的腋窩、我的胸脯、我的肚臍、我的睪丸，在她的手指間它脹得像只鼓，她沿著我的大腿繼續找，在我的腳之間長久地停留，剃刀在我的屁眼周圍掠過，最後一叢金黃色的毛落到小籃裡，蝨子就藏在裡面，她燒死它，在讓我擺脫了它和它的巢穴的同時，一下子讓我處於新的赤裸和孤獨的空虛中。
女人喜歡男人不是一個反映主體性的身體，而是一個被動的肉體。她反對生存，肯定生命，反對精神價值，肯定肉體價值；她對男性的事業樂於採取帕斯卡的幽默態度；她也認為，「男人的所有不幸來自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在一個房間裡休息」；她好心地把男人關在家裡；一切不利於家庭生活的活動，都引起她的敵意；貝爾納·帕利西的妻子氣憤的是，他燒掉傢俱，為的是發明新的搪瓷，這是人們至此從來都用不著的；拉辛夫人讓她的丈夫多關心園子裡的醋栗，卻拒絕讀他的悲劇。茹昂多在《丈夫紀事》中常常表現得誇張，因為艾麗絲執著地把他的文學事業只看做物質利益的源泉。
我對她說：「我最近一個短篇在今天早上發表。」她不是想顯得玩世不恭，而僅僅因為事實上只有這個觸動她，她回答說：「至少這個月又多了三百法郎。」
這種衝突有時會擴大，直至引起決裂。但一般說，女人在拒絕丈夫支配的同時，卻想「留住」他。她與他鬥爭，為的是捍衛自己的自主，她與世上的其他人鬥爭，是為了保持使她處於附屬地位的「處境」。這種雙重遊戲很難玩，這就部分解釋了大量女人一生中所處的不安和神經質狀態。施特克爾提供了一個非常意味深長的例子：
z.t.太太從來沒有經歷過快感，她嫁給了一個非常有教養的男人。但她不能忍受他的居高臨下，她開始研究他的特長，想同他並駕齊驅。從訂婚開始她便放棄了過於繁重的學業。這個男人非常有名，他有很多女學生，她們都追求他。她決心不要落到這種可笑的崇拜中。在家裡，一開始她就不敏感，而且始終如此。當她的丈夫得到滿足離開她時，她只通過手淫達到過性慾高潮，她將這種情況告訴了他。她拒絕他通過撫摸促使她激動……不久，她開始嘲笑和貶低丈夫的工作。她無法「理解那些追逐他的鵝，她是瞭解這個大人物的私生活內幕的」。在他們日常的爭吵中，會出現這樣的話：「你亂塗的東西是無法強加給我的。」或者：「你以為你能任意擺佈我，因為你是一個平庸的作家。」丈夫越來越關心他的學生，而她周圍是年輕人。幾年間她一直這樣，直到她的丈夫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她始終忍受著他小小的私情，甚至與那些被拋棄的「可憐的傻瓜」結伴……但是後來她改變了態度，投身於隨便哪個青年，沒有性慾高潮。她向丈夫承認對他不忠，他完全同意她這樣做。雙方可以平靜地分手……她拒絕離婚。調解十分困難，但還是和解了……她哭泣著獻身，感受到第一次強烈的性慾高潮……
可以看出，在她與丈夫的鬥爭中，她從來沒有考慮過離開他。
「抓住丈夫」是一門藝術，「留住」丈夫是一門職業，需要運用很多手腕。一個謹慎的姐妹對刻薄的少婦說：「當心，同馬塞爾大吵大鬧，你會失去你的b地位/b。」賭注是最嚴肅的，這就是物質和精神安全、屬於自己的家、妻子的尊嚴、愛情和幸福的或多或少成功的替代物。女人很快便明白，她的肉體魅力只是她最弱的武器；它會隨著習慣而消失；唉！世上有其他令人嚮往的女人；她竭力讓自己吸引人，討人喜歡，她往往處於使她傾向性欲冷淡的驕傲和通過肉慾的熱情挑逗吸引丈夫的意圖之間。她也依靠習慣的力量、他在令人愉快的家感受到的魅力、他對愛人的慾望、他對孩子們的溫情；她致力於通過接待客人和穿衣打扮的方式「為他增光」，並通過她的建議和她的影響對他產生巨大作用；她要儘可能讓自己不可或缺，要麼通過自己在上流社會的成功，要麼通過自己的工作。可是，尤其有一整套傳統教導妻子掌握「學會抓住男人」的藝術；必須發現和奉承他的弱點，靈活地把握奉承和蔑視、順從和抵抗、警惕和寬容的分量。這最後一種混合特別棘手。不該讓丈夫有太多或太少的自由。妻子過於隨和，便會看到丈夫跑掉，他對別的女人花費的錢和愛情，都是從她那裡奪走的；她會經歷這樣的危險：他的情婦對他具有足夠的影響力，讓他離婚，或至少在他的生活中佔據首位。然而，如果她禁止他有任何豔遇，如果她的監視、吵鬧和要求令他討厭，她可能使他不舒服，以致對她嚴重不利。問題是要知道有分寸地「做出讓步」；丈夫「對婚約戳幾刀」，妻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在其他時候，必須睜大眼睛；特別是已婚女人要提防那些她認為會過於容易竊走她的「地位」的少女。為了讓丈夫擺脫一個令人不安的競爭者，她帶他去旅行，竭力讓他分心；必要時—以蓬巴杜夫人為榜樣—挑動另一個不那麼危險的競爭者；如果什麼也不能奏效，她會求助一哭二鬧三上吊，等等；但過分吵鬧和指責會把丈夫趕出家去；當女人最需要引誘人時，她會使自己變得不可忍受；如果她想取勝，她就要靈活地把握動人的眼淚和悲壯的微笑、恫嚇和賣弄風情的分量。掩蓋，耍詭計，默默地憎恨和害怕，把賭注壓在男人的虛榮心和弱點上，學會挫敗他、玩弄他和操縱他，這是一門非常可鄙的藝術。女人有一個大言不慚的託詞，就是別人迫使她把自己整個兒投入到婚姻中，她沒有職業，沒有能力，沒有個人關係，她連孃家姓都失去了；她僅僅是丈夫的「一半」。如果他拋棄她，她往往在她自己身上和自己身外都找不到支援。向索菲婭·托爾斯泰扔石頭是很容易的，正如阿納托爾·德·蒙齊和蒙泰朗所做的那樣，但如果她拒絕夫婦生活的虛偽，她能到哪裡去呢？什麼命運等待著她呢？當然，她似乎是個非常可惡的潑婦，但是，能要求她去愛她的暴君，並且祝福自己的奴隸生活嗎？為了讓夫婦之間有忠誠和友誼，sinequanon條件是他們倆彼此是自由的，具體而言是互相平等的。只要男人獨佔經濟自主，他擁有—根據法律和風俗—給予男性的特權，他往往顯得像暴君就很自然了，這促使女人反抗和運用詭計。
沒有人想否認夫婦生活的悲劇和斤斤計較的場面，但婚姻的保衛者確信，夫婦的衝突來自個體的惡劣意願，而不是來自婚姻制度。其中，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的結局描繪了一對理想夫妻：皮埃爾和娜塔莎。娜塔莎是一個愛俏和浪漫的少女；結婚以後，她令周圍的人都驚訝，因為她放棄了打扮、上流社會和一切娛樂，全身心奉獻給丈夫和孩子們；她變成主婦的典型。
她再也沒有形成她以往的魅力那種始終燃燒的生命光輝。如今，人們常常只看到她的面孔和身體，卻看不到她的心靈，只看到美麗的、生殖力強的健壯女性。
她要求皮埃爾像她那樣專注地去愛；她唯恐失去他；他放棄了一切外出和一切友情，也將全身心貢獻給家庭。
他既不敢到俱樂部去吃飯，也不敢長期旅行，除非是為了公事，他的妻子根據公事次數把他的工作列入科學範圍，她雖然絲毫不懂科學，卻極其看重。
皮埃爾處在「他妻子的控制下」，但反過來：
處在親密狀態中的娜塔莎成為她丈夫的奴隸。整座房子受到所謂丈夫的命令的嚴格管理，就是說，受到娜塔莎竭力要猜測出的皮埃爾的願望的嚴格管理。
當皮埃爾離開她出遠門的時候，娜塔莎急不可待地迎接他歸來，因為他不在家，她十分難受；但在兩夫婦之間籠罩著一派美滿的和諧；他們只說出半句話就能互相理解。在她的孩子們、家庭、受到熱愛和尊敬的丈夫之間，她嚐到幾乎沒有雜質的幸福。
這幅田園詩般的圖畫值得仔細研究。托爾斯泰說，娜塔莎和皮埃爾就像靈與肉一樣結合在一起；當靈魂離開了肉體時，就只有死亡；如果皮埃爾不再愛娜塔莎，會發生什麼事呢？勞倫斯也拒絕男性不專一的假設：拉蒙會始終愛向他獻出靈魂的印第安小女孩特蕾莎。然而，獨一無二的、絕對的、永恆的愛情最熱烈的捍衛者之一安德烈·布勒東卻不得不承認，至少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愛情會搞錯物件，無論是犯錯誤還是不專一，對女人來說是同樣的被拋棄。皮埃爾強壯，有強烈的肉慾，會受到其他女人肉體的吸引；娜塔莎是愛嫉妒的，不久關係就會惡化；要麼他離開她，這會毀掉她的生活，要麼他說謊，帶著怨恨忍受她，這就弄糟他的生活，他們將生活在妥協和權宜中，這會使他們兩人都不幸。有人會反駁說，至少娜塔莎會有孩子，但孩子只有在平衡的狀態中才是快樂的源泉，而丈夫是高峰之一；對被遺棄的、嫉妒心重的妻子來說，孩子變成一個令人不快的負擔。托爾斯泰讚賞娜塔莎獻給皮埃爾的盲目忠誠；但另一個男人，勞倫斯雖然也要求女人要盲目地忠誠，卻嘲笑皮埃爾和娜塔莎；一個男人在其他男人看來，可以是一個泥塑偶像，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神；崇拜他，便使他失去生命，而不是挽救他的生命；怎麼知道是這樣？男人的主張互相牴觸，權威不再起作用，必須由女人來判斷和批評，她只會做一隻柔順的應聲蟲。再說，強加給她不通過任何自由的思索就接受的原則和價值，等於侮辱她；她只有通過自主的判斷才能分享丈夫的想法；與她格格不入的東西，她既不應該贊成，也不應該拒絕；她不能向他人借來自己的生存理由。
對皮埃爾—娜塔莎神話最徹底的判決，是列夫—索菲婭這對夫婦提供的。索菲婭對她的丈夫反感，她感到他「令人厭倦」；他同附近的所有農婦相好，背叛了她，她感到嫉妒和煩惱；她神經質地經歷了多次懷孕，她的孩子填補不了她心靈的空虛，也填補不了日子的空虛；對她來說，家是一片貧瘠的沙漠；對他來說則是一個地獄。最後這個歇斯底里的老女人半裸著躺在黑夜潮溼的森林中，這個窮途末路的老男人離家出走，他們終於否定了一生的「結合」。
當然，托爾斯泰的情況是個例外；有大量的家庭是「美滿的」，就是說，夫婦達成妥協；他們彼此生活在一起，沒有過分互相刁難，沒有過分互相欺騙。可是，有一種不幸是他們很少擺脫得了的，這就是厭倦。不論丈夫成功地把妻子變成他的應聲蟲，還是每個人龜縮在自己的天地裡，過了幾個月或幾年，他們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溝通的了。夫婦是一個共同體，其中的成員失去了自主，卻不能擺脫孤獨；他們靜止地互相同化，而不是互相維持生動活躍的關係；因此，在精神領域和肉體方面，他們什麼也不能互相給予、互相交換。在多蘿西·帕克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不幸》中，她概括了許多夫妻生活的悲慘故事；這是在晚上，威爾頓先生回到家裡：
威爾頓太太聽到門鈴聲後開了門。
「回來啦！」她快樂地說。
他們表情激動地互相微笑。
「回來了！」他說，「你一直待在家裡？」
他們輕輕地擁抱。她帶著彬彬有禮的關注望著他掛上大衣和帽子，從口袋裡掏出幾份報紙，遞給她一份。
「你把報紙捎回來了！」她接過來時說。
「怎麼樣？你整個白天做了什麼事？」他問。
她早已等待著這個問題；在他回來之前，她已經想好了怎樣向他敘述一天中發生的小事……但眼下，這成了一個乏味的長故事。
「噢！什麼事也沒做，」她帶著快樂的微笑說，「你下午過得好嗎？」
「哦！」他開始說……但他在說話之前，興趣已煙消雲散……再說，她正在忙著拔掉墊子上一根羊毛流蘇的線。
「噢，過得不錯。」他說。
……她相當擅長對別人說話……恩內斯特在與人交往時也相當能言善辯……她試圖回憶在結婚之前、訂婚期間他們的談話。他們從來沒有什麼重要的話要互相訴說。但她對此並不感到不安……有的吻和有些事會佔據你的腦子。但不能依靠這些吻和其他的東西度過七年之癢後的一個個晚上。
或許會覺得，在七年中已經習慣了，意識到日子就是這樣，要忍耐下去。可是不行。這最終是惱人的。這不是有時在人們之間籠罩的軟綿綿的、友好的那種靜默。這給你一個印象，有點事要做，你沒有完成你的責任。就像一個晚會不受歡迎的家庭主婦……恩內斯特要費力地閱讀，報紙看到將近一半，他開始打哈欠。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威爾頓太太內心掠過了一點事。她會喃喃地說，她本該跟達莉亞打賭，她會衝到廚房。她要在那裡待很長時間，茫然地向罐子裡張望，檢查漿洗的清單是否遺漏，當她返回的時候，他會正在進行上床前的洗洗弄弄。
在一年中，他們的三百個夜晚就這樣過去了。七乘以三百天，總共是兩千多天。
有時人們認為，這種沉默本身是比一切話語更加深沉的親密關係；當然，沒有人想否認，夫婦生活能產生一種親密關係，一切家庭關係都是這樣，仍然隱藏著仇恨、嫉妒、怨恨。茹昂多有力地指出了這種親密和真正的人類友愛之間的不同，他這樣寫道：
艾麗絲是我的妻子，無疑，我的任何一個朋友，我的任何一個家庭成員，我的任何一個近親，都不如她跟我更親，可是，不管她所處的位置如何接近我，在我最隱秘的天地中，我讓她紮根扎得這樣深，以致她屬於我的肉體和心靈最無法擺脫的纖維（而且這正是我們牢不可破的結合的全部秘密和全部悲劇），這當兒從大街上經過、我從窗子勉強看到的陌生人，不管他是誰，從人情方面講，對我來說，不如她更陌生。
他還說：
人們發現，自身是一種毒藥的犧牲品，但已經習慣了。今後，除非捨棄自身，否則怎麼戒除呢？
他又說：
當我想到她時，我感到，夫婦之愛與同情、好色、激情、友誼、愛情都沒有任何關係。它只適合於自己，既不萎縮到這些複雜感情的這一種，又不萎縮到那一種，據此匯聚的夫婦有自身的特性、自身的特殊本質和獨一無二的方式。
夫婦之愛的辯護者樂於辯解說，這不是一種愛，他們甚至給它一種美妙的性質。因為資產階級在最近幾年創造了一種史詩風格：常規具有冒險的面貌，忠誠具有崇高的瘋狂的面貌，無聊變成智慧，家庭仇恨是愛最深刻的形式。實際上，兩個個體互相憎恨，又互相不能缺少，不是屬於最真實、最動人的人類關係，而是屬於最可憐的關係。相反，理想應是完全自足的人只通過自由贊同的愛互相結合在一起。托爾斯泰讚賞娜塔莎和皮埃爾的結合是「難以定義的，但卻是堅實的、牢固的，就像自己的心靈同自己的肉體結合一樣」。如果接受二元論的假設，對心靈來說，身體只是純粹的人為性；因此，在夫婦的結合中，每一方對另一方都會有偶然既定的無可抗拒的沉重；正是必須把它作為荒謬的非選擇的在場，作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和物質本身承受和愛。在這兩個詞之間，形成一種有意的含糊，正是由此產生欺騙，人們所承受的，卻不去愛它。人們承受身體、過去、眼前的處境，但愛是朝向他人、朝向與己分隔開的生存、朝向結局和未來的活動；承受一種重負、一種暴虐的方式，不應是愛，而應是反叛。人的關係只要是在直接性中體驗，就沒有價值；例如，孩子與父母的關係，只有當它們反映在意識中的時候才具有價值；人們不會讚賞夫婦關係重新回到直接性中，配偶在其中消耗他們的自由。這種眷戀、怨恨、仇視、命令、忍讓、怠惰、虛偽的複雜混合，被稱做夫婦之愛，因為它用做託詞，人們才聲稱尊重它。但是友愛和肉體之愛一樣，要讓它本真，首先必須讓它是自由的。自由並不意味著任性，感情是超越現時的承諾，但只有個人才去比較其一般意願和特殊的行為，以便維持他的決定，或者相反，粉碎這個決定；當感情不取決於任何外來的命令，在毫無恐懼的真誠中體驗時，它是自由的。相反，「夫婦之愛」的規定讓人做出各種剋制和說出各種謊言。首先，它不讓夫婦真正互相瞭解。日常的親密既不產生理解，也不產生同情。丈夫過於尊重妻子，也就難以關注她的心理生活的變化，不然就會承認她有秘密的自主，這種自主會令人難堪和危險；她在床上確實獲得快感嗎？她真的愛她的丈夫嗎？她服從他確實幸福嗎？他寧願不問；他覺得這些問題甚至是令人不快的。他娶了一個「正派女人」；本質上她是賢惠的、忠誠的、忠實的、純潔的、快樂的，她沒有非分之想。有個病人在感謝過他的朋友、親人和護士之後，對他年輕的妻子（半年中她沒有離開過他枕邊）說：「你呀，我不感謝你，你只是完成了你的責任。」他對她的任何優點不加讚賞，因為這些優點由社會加以保障，與婚姻制度本身相連；他沒有意識到，他的妻子不是出自博納爾的一本書，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他把她強加給自己的忠於職守當做既定條件，她要克服誘惑，她也許會陷入誘惑，她的耐心、聖潔、合乎禮儀是艱難的勝利，這些他都不加以考慮；他更加徹底地不知道她的夢想、她的幻想、她的思念、她度日的感情氛圍。沙多納在《夏娃》中就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個丈夫，他在幾年中記下夫婦生活的一本日記，他細緻入微地談論他的妻子，但僅僅是他看到的如此這般的妻子，對他來說她就是這樣的，從來不把自由個體的維度歸還她，當他突然獲悉她不愛他，要離開他時，他極為震驚。我們常常談到天真而正直的男人面對女性的負心感到的幻滅：伯恩斯坦筆下的丈夫們驚訝地發現，他們生活的伴侶是騙子，惡人，姦婦；他們帶著男子漢的勇氣承受打擊，但作者並未成功地使他們顯得慷慨和強有力，我們覺得他們尤其像不敏感和缺乏善意的笨蛋；男人責備女人虛情假意，但只有過分自得才會這樣經常受騙。女人註定不道德，因為對她來說，道德就是非人道的實體的體現：強有力的女人、賢妻良母、正派女人，等等。一旦她思索、夢想、睡覺、期待、毫無限制地呼吸，她就會背叛男性的理想。因此，那麼多女人只在丈夫不在家時才讓自己「成為自己」。反過來，女人不瞭解她的丈夫；她以為看到他真正的面目，因為她在他日常的偶然性中把握他，但男人首先是在世界上，在其他男人中間所b扮演/b的角色。拒絕瞭解他超越性的活動，就是抹殺他的本性。艾麗絲說：「嫁給一個詩人，在做了他的妻子以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忘記拉抽水馬桶的鏈子。」他仍然是一個詩人，而對他的作品不感興趣的妻子還不如遠方的讀者瞭解他。如果妻子不願共謀發展，這往往不是她的錯，她不瞭解丈夫的事，她沒有經驗、沒有必要的文化「跟隨」他，她做不到與他通過他的計劃聯合起來，他認為這些計劃比日子單調重複遠為重要。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對丈夫來說，妻子可以成功地變成真正的伴侶，她探討他的計劃，給他出主意，參與他的工作。如果她由此以為實現了個人的作品，她便是以幻想來欺騙自己，他仍然是唯一負責的、行動的自由的人。她必須愛他才能找到為他服務的快樂；否則，她就只感到怨恨，因為她感到被剝奪了自己努力的成品。男人—忠於巴爾扎克提出的把女人看成奴隸，同時說服她，她是女王的論定—樂於誇大女人施加的影響的重要性；其實他們非常清楚，他們在說謊。當若爾熱特·勒布朗要求梅特林克把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寫在她認為是合寫的書上時，她受到這種欺騙的愚弄；格拉塞在置於敘述歌女故事的《回憶錄》卷首的序言中，向她坦率地解釋，凡是男人都會迅速地把與他共同生活的女人尊崇為一個合作者和啟發者，但他仍然把他的作品看做只屬於他；他是有理由的。在一切行動中，在一切作品中，選擇和決定的時刻才是重要的。女人一般起到算命女人詢問的水晶球的作用，換一個女人也會做好這件事。證明是，男人往往以同樣的信賴接受另一個女顧問，另一個女合作者。索菲婭·托爾斯泰抄寫她丈夫的手稿，謄寫清楚，後來他讓他的一個女兒做這件事；於是她明白，即使她樂於謄寫，她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自主的工作才能夠保證女人有真正的自主。
夫婦生活根據情況具有不同的面貌。對許多女人來說，白天差不多以同樣方式進行。早上，丈夫匆匆離開妻子，她帶著愉快的心情聽到大門在他身後重新關上；她喜歡重新變得自由，沒有禁忌，在家裡唯我獨尊。輪到孩子們上學去了，她整天一個人待著，在搖籃裡蠕動或者在花園裡玩耍的嬰兒不是一個伴侶。她用較多的時間打扮、做家務；如果她有一個女僕，她會吩咐她做事，一面與之聊天，一面逛到廚房裡；要不然她跑到市場，同女鄰居或攤主對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交談幾句。如果丈夫和孩子回家吃飯，她就利用不了太多他們在場的時間；準備飯餐、上菜、收拾餐桌，有太多的事要做；而他們多半不回家。無論如何，她有長長一個空閒的下午。她帶著較年幼的孩子們到公園去，一面看管他們，一面織毛衣或者縫衣服；要麼，她坐在窗旁，縫補衣服；她的手在幹活，她的腦子不在想事；她反覆考慮起自己操心的事；她描繪自己的計劃；她在夢想，她感到無聊；她關注的任何事都不能滿足自己；她的思緒投向她的丈夫和孩子們，他們要穿哪些衣服，要吃她準備的哪些菜；她只為他們而活著；他們會為此而感激她嗎？她的無聊逐漸變成心焦，她開始焦慮地等待他們歸來。孩子們放學回來了，她擁抱他們，問這問那，但是他們要做作業，他們想一起玩耍，他們溜走了，他們不是一種消遣。隨後，他們成績不好，丟失了一條方圍巾，他們吵鬧，弄得亂七八糟，打架，總是必須多少責罵他們一頓。他們在家是使母親疲倦，而不是使她心境平靜。她越來越焦急地等待丈夫回來。他在做什麼？為什麼他還不回來？他工作，接觸到不少人，與人交談，他沒有想念她；她開始神經質地反覆思考，她為他犧牲自己的青春真是愚蠢；他不知道感激她。丈夫走向妻子蟄居的家時，隱約感到自己有罪；結婚初期，他總是送給她一束花，一件小禮物；但這種禮節不久就失去一切意義；如今，他回來時兩手空空，他越是擔心每天一樣的迎接，就越是不急不忙。事實上，妻子往往以一天的無聊和等待帶來的爭吵來報復；由此，她也預告了失望，他的在場不能填滿等待的希望。即使她停止責備，丈夫那方面也感到失望。他在辦公室裡並不快樂，他很疲倦；他有一種既想興奮又想休息的矛盾願望。妻子過於熟悉的面孔不能讓他擺脫自身的煩惱；他感到，她想讓他分擔她的憂慮，她也等待著從他那裡得到消遣和放鬆，可她在眼前壓抑著他，卻不能滿足他，他在她身邊找不到真正的休息。孩子們也不能帶給他消遣和平靜；吃飯時和晚上大家帶著一種隱約的壞脾氣度過；閱讀，收聽無線電廣播，懶洋洋地交談，在親密的掩蓋下，每個人卻是孤獨的。然而，妻子帶著一種焦慮的希望—或者帶著一種焦慮的恐懼—尋思，這一晚—終於又來了！—是否會發生一點事。她失望地、生氣地或者感到欣慰地去睡覺；第二天早上她高興地聽到大門關上的聲音。由於女人更為可憐，工作更加超負荷，她們的命運也更艱難；當她們既有空閒又有消遣時，她們的命運就發出光彩了。但這幅圖畫：無聊、等待、失望，在很多情況下又會出現。
女人有一些逃避的方法，不過，實際上，這些方法不是人人都能採用的。尤其在外省，婚姻的枷鎖很沉重，女人必須找到一種方式承受她不能逃避的處境。我們已經看到，有些女人自視甚高，變成了暴虐的主婦、潑婦。另外一些女人熱衷於犧牲品的角色，變成她們的丈夫和孩子的受苦奴隸，從中感到受虐的快樂。再有一些女人延續自戀的行為，我們談到少女時已經描繪過這種行為了：她們對於不能做出任何事業也感到痛苦，而且由於讓自己什麼也不是，也因什麼也不是而痛苦；她們由於得不到確定，感到自身是無限的，認為自己不被人理解；她們憂心忡忡地自我崇拜；她們逃避到夢想、做戲、生病、嗜癖和吵鬧中；她們在自己周圍製造悲劇，或者封閉在一個想象的世界裡；阿米爾描繪的「笑盈盈的伯岱太太」屬於這一類人。她封閉在單調的外省生活中，在傻瓜丈夫身邊，既沒有機會行動，也沒有機會愛，受到空虛感和生活中無所作為的感覺折磨；她力圖在浪漫的夢想中，在她周圍的鮮花中，在她的打扮和自身中找到補償，她的丈夫甚至打擾了這些遊戲。她最後企圖殺死他。女人逃避到象徵性的行為中，這種行為可能帶來反常，她的困擾可能導致犯罪。有的夫婦之間的罪行不是出於利益，而是出於純粹的仇恨而犯下的。莫里亞克就是這樣給我們表現苔蕾絲·德斯蓋魯的，她試圖給丈夫下毒，就像不久前拉法爾日太太所做的那樣。最近一個四十歲的女人在忍受一個可惡的丈夫達二十年之久後，有一天，在大兒子的幫助下，冷酷地把丈夫扼死了。她被宣判無罪。對她來說，沒有別的方法擺脫這種無法忍受的處境。
對一個想在清醒和本真中體驗自身處境的女人來說，往往除了淡泊的驕傲，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她依附於一切和所有人，她只能經歷完全是內心的，因此是抽象的自由；她拒絕現成的原則和價值，她下判斷，她詢問，由此擺脫了夫婦之間的奴役，但她高傲的保留，她對「忍耐與節制」這種箴言的贊同，只構成一種消極態度。她堅持遁世和玩世不恭，並不積極運用她的力量；只要她是熱情的、活潑的，她就設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她幫助別人，起安慰、保護和奉獻的作用，增加自己的事務，但她由於碰不到任何真正需要她的任務，由於她的主動性達不到任何目的而痛苦。她經常受到孤獨和枯燥無味的生活折磨，最後自我否定和自我毀滅。這樣的命運的一個出色例子，是由德·沙裡埃爾夫人提供的。傑弗裡·司各特在關於她的一本動人的書中，描繪她「熱情的面容，冰冷的額角」。但不是她的理智在她身上熄滅了這生命之火，埃爾芒什對此說過，她會「使拉普人的心熱起來」；正是婚姻慢慢地殺害了神采奕奕的貝勒·範·楚伊倫；對於忍讓，她解釋道：必須有英雄主義或者天才，才能創造出另一個出路。她高貴而罕見的品質不足以挽救她，這是歷史上能遇到的對婚姻制度最出色的譴責之一。
範·楚伊倫小姐光彩奪目，有教養，聰明，熱情，使歐洲驚訝；她令求婚者害怕；她拒絕了不止一打求婚者，其他也許更能被接受的求婚者都退避三舍了。唯一令她感興趣的男人埃爾芒什，她並不想讓他成為自己的丈夫，她同他保持了十二年的通訊，但這種友誼，她的學習，最後再也不能滿足她。她說，「處女和殉道者」是同義疊用；生活中的約束對她來說是難以忍受的；她想成為女人和獲得自由。三十歲時她嫁給了德·沙裡埃爾先生；她讚賞在他身上感到的「心靈正直」、「正義精神」，她一開始決定讓他成為「得到世上最一往情深的愛情的丈夫」。後來，邦雅曼·貢斯當敘述，「她因想使他趕上自己的步伐，而令他非常痛苦」；她未能成功地戰勝自己一貫的冷淡；德·沙裡埃爾夫人關在科隆比埃，處於這個正直和陰鬱的丈夫以及年老的公公、兩個沒有魅力的小姑子之間，開始感到無聊；她不喜歡納沙泰爾那種外省社會的狹隘思想；她以洗滌家裡的衣服，晚上玩「彗星」紙牌來消磨時光。一個年輕人短暫地經過她的生活，讓她比以前更加孤獨。「把無聊看做繆斯」，她寫了四部關於納沙泰爾的風俗的小說，她的朋友圈子更加縮小了。在她的一部作品中，她描繪了一個活潑敏感的女人與一個善良但冷淡遲鈍的男人結婚後漫長的不幸，夫婦生活在她看來就像一系列誤會、失望和細小的怨恨。很明顯，她本人是不幸的；她病倒了，治癒後又回到她的生活與之相伴隨的漫長的孤獨中。她的傳記作者寫道：「顯而易見，科隆比埃的生活慣例和她的丈夫消極的、順從的溫柔，挖掘出持久的空虛，這是任何活動都不能填滿的。」正是在這時，邦雅曼·貢斯當出現了，熱情地關心了她八年。當她過於驕傲，不肯同德·斯達爾夫人爭奪他時，她放棄了他，她的驕傲變得堅定起來。有一天她寫信給他說：「我覺得住在科隆比埃很討厭，我總是絕望地回到那裡。我再也不願意離開，我讓自己能夠忍受那裡。」她蟄居在那裡，十五年未曾走出她的花園；她這樣執行主張堅忍的箴言：力圖制服自己的心靈，而不是命運。她作為囚徒，只能通過選擇自己的監獄找到自由。司各特說：「她同意德·沙裡埃爾先生待在她身邊，就像她接受阿爾卑斯山一樣。」她太清醒，不會不明白這種忍讓畢竟只是欺騙；她變得如此沉默寡言，如此痛苦，可以猜度出她是如此絕望，以致令人恐懼。她向湧到納沙泰爾的移民開放自己的家，她保護他們，援助他們，給他們指導；她寫作高雅的、看破一切的作品，德國哲學家胡貝爾在貧困時將這些作品譯成德文；她向年輕女人的圈子提供大量建議，向她喜愛的昂麗艾特教授洛克的著作；她喜歡在周圍的農民中扮演保護人角色；她越來越小心翼翼地迴避納沙泰爾的社會，高傲地縮小自己的生活範圍；她「一味要創造慣例，並且加以承受。她無數的慈善舉動包含著一點可怕的意味，做出這些舉動的鎮定是那樣冷冰冰……她給周圍的人留下一個步入空房間的幽靈的印象」。只有罕見的機會—例如一次拜訪—生命之火才復燃。但是，「年復一年以枯燥乏味的方式過去。德·沙裡埃爾夫婦一起衰老了，被整整一個世界隔開，不止一個來訪者走出他們的家時，鬆了一口氣，感到擺脫了一座封閉的墳墓……掛鐘發出的滴答聲，德·沙裡埃爾先生在樓下致力於他的數學；從穀倉升上連枷有節奏的聲音……生活在繼續，雖然連枷去掉了它的核心……小事令人絕望地壓縮到填補一天的細小裂隙，而生活充滿了這些小事，這就是憎恨卑微狹獈的澤莉德所處的境地」。
也許有人會說，德·沙裡埃爾先生的生活不比他的妻子更快活，可至少他選擇了這種生活，似乎這適合他平庸的個性。如果能設想出一個具有貝勒·範·楚伊倫那樣異乎尋常品質的男人，那麼他肯定不會在科隆比埃的寂寞、乏味中消耗掉自己。他會在事業、奮鬥、行動、生活的世界中確定自己的位置。按照司湯達的說法，有多少淹沒在婚姻中的女人「為人類而犧牲了」！有人說，婚姻降低了男人，這往往是真實的，而婚姻幾乎總是毀掉女人。婚姻的捍衛者馬塞爾·普雷沃也承認這一點。
過了幾個月或者幾年之後，多少次我看到一個少婦，我在她是少女時就認識她，我驚訝於她性格的平庸和生活的無意義。
在索菲婭·托爾斯泰婚後半年，從她筆下可以看到幾乎同樣的字句。
我的生活是這樣平淡，這是一種死亡。而他有充實的生活，一種內心的生活，充滿才能和不朽。（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幾個月以前，她發出另一種抱怨：
一個女人怎麼能滿足於整天坐著，手裡拿著一根針，滿足於彈鋼琴，獨自一人，絕對獨自一人，而且她想到丈夫不愛她，把她永遠壓制到奴役的地位呢？（一八六三年五月九日）
十一年以後，她寫下如今許多女人都同意的這幾句話（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今天，明天，幾個月，幾年，總是、總是同樣不變。早上我醒來，沒有勇氣起床。有誰會幫我振作起來呢？是什麼在等待著我？是的，我知道，廚子就要來了，然後，輪到尼婭尼婭來。再然後我靜靜地坐下，拿起我的英國刺繡活兒，然後我讓孩子複習語法和音階。夜幕降臨時，當小姑媽和皮埃爾玩他們沒完沒了的拼板遊戲時，我又拿起英國刺繡活兒……
蒲魯東太太的抱怨準確地還原同樣的說法。她對丈夫說：「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我呢，當你工作的時候，當孩子們上學的時候，我什麼事也沒有。」
在結婚的頭幾年，妻子常常抱著幻想，她力圖無條件地讚賞丈夫，毫無保留地愛他，感到自己對他和孩子們是必不可少的；隨後，他真正的感情暴露出來了；她發現，她的丈夫可以沒有她，她的孩子們生來是要脫離她，他們多少總是忘恩負義的。家庭不再保護她對抗空洞的自由，她感到自己是一個孤獨和被拋棄的從屬者，她找不到工作要親自去做。愛和習慣可能仍然是巨大的幫助，但不是拯救。所有真誠的女作家都注意到駐留在「三十歲女人」心中的這種憂鬱，這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多蘿西·帕克、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女主人公的一個共同特點。塞西爾·索瓦日在結婚和做母親的初期如此快樂地歌唱，後來卻表達了一種微妙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對比一下單身女人和已婚女人自殺的人數，就可以發現後者在二十歲至三十歲（尤其是二十五歲至三十歲）之間能有效地抵禦對生活的厭棄，而在其後的歲月則不行。阿爾布瓦克斯寫道：「至於婚姻，它保護外省婦女，也保護巴黎婦女，尤其直到三十歲以前，但在隨後的年齡則越來越少保護。」
婚姻的悲劇性，不在於它不向女人保障它許諾過的幸福—沒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因為婚姻摧殘她，使她註定要過重複和千篇一律的生活。女人生活的頭二十年是極其豐富的，她要經歷月經、性慾、結婚和懷孕的體驗，她發現世界和自己的命運。在二十歲時，作為家庭主婦，永遠和一個男人聯結在一起，懷抱裡有一個孩子，這就是她一成不變的生活。真正的活動，真正的工作，是屬於她丈夫的特權，她只能做些使人疲乏不堪的、但永遠不能令她滿足的事。人們讚揚她捨得和忠誠，但她往往覺得投入到「照料兩個人直到生命終了」是非常徒勞的事。忘我固然很美，但仍然需要知道是為誰，為了什麼。最糟的是，她的忠誠本身顯得很討厭；在丈夫看來，它轉變成一種專制，他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正是他把忠誠當做最高的和唯一的理由強加給妻子；在娶她的時候，他強迫她完全獻身於他；他並不同意接受與贈與相應的義務。索菲婭·托爾斯泰的話：「我通過他、為了他而生活，我為自己要求同樣的東西」，無疑是有反抗性的；但托爾斯泰實際上要求，她只為他和通過他而生活，這是唯有相互性才能為之辯護的態度。正是丈夫的雙重要求註定妻子不幸，他卻抱怨自己是不幸的受害者。如同他期望她在床上又熱烈又冷淡，他要求她完全獻身又不成為負擔；他要求她使他在人間安定下來，又讓他自由，保證每天單調的重複又不使他厭煩，始終在眼前又絕對不討厭；他希望完全擁有她又不屬於她，結成夫婦生活又仍然是獨立的。這樣，從他娶她那一刻起，他就欺騙她。她度過一生才能衡量這種背叛有多大。戴·赫·勞倫斯關於性愛所說的話，在普遍意義上是有道理的：兩個人的結合，如果是一種為了互相補充而作出的努力，就註定要失敗，這令人想起原來就有的殘缺；婚姻必須是兩個自主的存在的聯合，而不是一個藏身之處，一種合併，一種逃遁，一種補救辦法。當娜拉決定在成為妻子和母親之前，必須先成為一個人的時候，就是這樣理解的。夫婦必須不自認為是一個共同體、一個封閉的單位，而應該讓個體作為如此這般的一分子融合到社會中，在社會中無須援助便可以充分發展；這時，個體就可以和另外一個同樣適應於群體的個體極為慷慨地結成聯絡，這些聯絡會建立在承認雙方自由的基礎之上。
這種達到平衡的夫婦不是一種烏托邦；它有時存在於婚姻的範圍本身之中，而更往往是存在於婚姻之外；有些夫婦是通過強烈的性愛結合的，性愛使他們自由決定他們的友誼和事務；另外一些夫婦通過不妨礙他們性自由的友誼聯結起來；更為罕見的是，有些夫婦既是情侶又是朋友，但不在彼此身上尋找他們唯一的生活理由。在男女關係中可能存在大量的細微差異，他們在友情、愉悅、信任、溫情、合作、愛情中，彼此能成為提供給對方的快樂、財富、力量的最豐富源泉。承擔婚姻失敗責任的並不是個體，這是因為—與博納爾、孔德、托爾斯泰所認為的相反—婚姻制度本身一開始就是反常的。不是互相選擇的一男一女，無論如何b應該/b在他們的一生中同時互相滿足，這是一種必然產生偽善、謊言、敵視、不幸的怪論。
婚姻的傳統形式正在改變，可是，它仍然構成夫婦兩人以不同方式感受到的一種壓迫。如果只考慮他們享受到的抽象權利，今日他們幾乎是平等的，他們比從前更自由地互相選擇，他們分手更容易得多，尤其在美國，離婚是常事；夫婦之間年齡和文化差別比以往少；丈夫更樂意承認妻子所要求的自主；有時，他們平等地分擔家務；他們的消遣是共同的：野營、騎腳踏車、游泳，等等。她不用一天到晚等待丈夫歸來，她進行體育鍛煉，加入某些社團、俱樂部，在外忙碌，她甚至有一個小小的職業，給她帶來一點錢。許多年輕夫婦給人完全平等的印象。但只要男人繼續負擔夫婦經濟的責任，這便是一個幻想。正是男人根據他的工作要求，確定夫婦的居住地：她b跟隨/b他，從外省到巴黎，從巴黎到外省，到殖民地，到國外；生活水平根據他的收入來決定；每天、每週、每年的生活節奏按照他的事務來安排；交往和友誼往往由他的職業決定。他比妻子更加積極地融合到社會中，他在智力、政治和精神方面執掌夫婦的領導權。如果女人沒有辦法自己謀生，對她來說，離婚只是一種抽象的可能性，如果說在美國b贍養費/b對男人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那麼在法國，被拋棄卻只有很少生活費的女人或母親的命運則是可憐的。極端的不平等來自男人在工作或者行動中具體地自我實現，而對妻子來說，這樣的自由只有消極的一面，其中，美國的年輕女人的處境令人想起衰落時期解放了的羅馬女人的處境。我們已經看到，她們可以在兩類行為中作出選擇：一類是延續她們的祖母的生活方式和品德；另一類是在空忙中虛度她們的光陰；同樣，大量美國女人仍然是適應傳統模式的「賢內助」；其他女人中大部分只是在耗費她們的精力和時間。在法國，即使丈夫極其真誠，一旦年輕的妻子成為母親，家庭負擔仍然像以前一樣壓得她難以忍受。
宣稱在現代家庭中，尤其在美國，女人把男人壓制到奴役狀態，這是一種陳詞濫調。這種說法並不新鮮。自從古希臘人以來，男性就抱怨克桑蒂普的專制，事實是，女人涉足從前對她列為禁區的領域；例如，我認識一些大學生的妻子，她們以狂熱的激情促成丈夫的成功；她們安排他的時間表、他的飲食制度，她們監督他的工作；她們剝奪他的一切娛樂，她們幾乎把他鎖起來。男人面對這種專制和從前相比顯得有點無能為力，這倒也是真的，他承認女人的抽象權利，他明白，她只有通過他才能使這些權利具體化，他要付出代價來彌補女人被迫接受的無能為力和一無所成；為了在他們的結合中實現表面的平等，由於他擁有的更多，付出更多的必須是他。如果她接受、獲取和要求，正是因為她最貧窮。主人和奴隸的辯證關係在這裡得到了最具體的應用：通過壓迫變成被壓迫者。男性正是因為他們的至高無上，受到了束縛；這是因為只有他們掙錢，妻子才要求開支票，又因為只有他們在從事一門職業，妻子才硬要他們獲得成功，而且因為只有他們體現了超越性，妻子才想通過把他們的計劃和成功變成自己的，剝奪他們的超越性。反過來，妻子施行的專制總是表現出附屬性，她知道，夫婦的成功、未來、幸福、存在的理由，都落在另一個人手上；如果她頑強地企圖要他服從她的意願，這是因為她已在他身上異化。她以自己的軟弱製造成一種武器；然而事實是她是弱者。對丈夫來說，夫婦的奴役狀況更經常，更令他不快；而對妻子來說，它更根深蒂固；妻子把丈夫留在身邊幾個小時，因為感到無聊，就會刁難他，壓抑他；但說到底，他沒有她比她沒有他會容易些；如果他離開她，她的生活會毀掉。重大的不同在於，附屬性在女人身上已經內化了，即使當她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動時，她其實b是/b奴隸；而男人本質上是自主的，他只是從外邊被縛住。如果他感到他是受害者，是因為他承受的負擔更為明顯：女人像一個寄生者那樣靠他供養；而一個寄生者不是一個獲勝的主人。事實上，同生物學上雄性和雌性從來不是彼此的受害者一樣，夫婦也一起忍受著不是他們創造的婚姻制度的壓迫。如果有人說，b男人/b壓迫b女人/b，丈夫會感到憤怒；感到受壓迫的是他，確實如此；事實是，男人的法規，男性從他們的利益出發制定的社會，以這樣一種形式確定了女性的處境：這種形式如今對兩性來說是痛苦的源泉。
正是從共同的利益出發，必須改變這種處境，不讓婚姻成為女人的一種「職業」。藉口「女人這樣已經夠令人厭惡的了」和宣稱反對女性主義的男人，其議論是沒有多少邏輯的，正是因為婚姻把她們變成「螳螂」、「螞蟥」、「毒藥」，才必須改變婚姻，因此改變一般的女性狀況。女人這樣沉重地壓在男人身上，是因為人們不允許她自立，男人在解放她的同時—也就是說讓她在這個世界上有事可b做/b時—才能解放自身。
有的年輕女人已經嘗試獲得這種積極的自由，可是，長期堅持研究或者從事職業的女人是不多的，她們往往知道，她們對工作的興趣要犧牲給她們丈夫的職業；她們只給家庭帶來補充工資；她們只是膽怯地進入一個企業，這個企業不能讓她們擺脫婚姻的奴役。甚至那些有嚴肅職業的女人也得不到與男人一樣的社會權利，比如，律師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後有一筆撫卹金；人們拒絕對稱地在女律師死亡時給她們的配偶一筆撫卹金。就是說，人們認為工作的女人不能與男人同等地維持夫妻關係。有些女人在她們的職業中感到真正的獨立，但對許多女人來說，「在外」工作只代表在婚姻生活中追加疲勞。況且，一個孩子的出生往往迫使她們滿足於主婦的角色；當今，將工作和生兒育女協調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根據傳統，正是孩子應當保障女人具體的自主，免除女人致力於任何其他目的。如果作為妻子，她不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作為母親，她就能成為這樣的人：孩子是她的快樂和生存理由。正是通過孩子，她在性方面和社會方面完成自我實現；因此，正是通過孩子，婚姻制度具有它的意義，達到它的目的。所以，讓我們考察一下女人發展的這個最高階段。
參閱卷1第二部第五章。—原注
參閱卷1第二部。—原注
這個演變斷斷續續地進行。它在埃及、羅馬和現代文明中一再出現，參閱卷1第二部。—原注
年輕寡婦在色情文學中的特殊性由此而來。—原注
bocchoris，生卒年月不詳，埃及第二十四王朝的建立者和唯一法老（前725—前720）。
英文，b贍養費/b。
拉丁文，b作為女兒/b。
參閱卷1。可以在聖保羅、教父、盧梭、蒲魯東、奧古斯特·孔德、戴·赫·勞倫斯等的作品中找到這個論點。—原注
拿破崙的遺骸在1840年運回法國，葬入巴黎的榮軍院。
見《克羅蒂娜的家》。—原注
見克萊爾·勒普拉《訂婚》。—原注
參閱克萊爾·勒普拉《訂婚》。—原注
當然，「一個洞總是一個洞」的格言具有粗俗的幽默意味，男人追求的不是粗俗的快感，然而，某些「廉價香巢」的興盛足以證明，男人能夠跟隨便哪個女人得到滿足。—原注
比如，有的人認為，分娩的痛苦對於母性本能的顯現是必要的，在麻醉狀態中生仔的母鹿會離開小鹿。提出的這種事實的真實性大可懷疑，無論如何，女人不是母鹿。事實是，有些男人對女性的負擔減輕感到憤怒。—原注
今日，女人對快感的要求仍然引起男人的憤怒；在這一點上有一個驚人的檔案，就是格雷米榮醫生的小冊子《女人性高潮的真相》。序言告訴我們，作者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拯救了五十四個德國俘虜的生命，是一個道德極為高尚的人。他激烈地攻擊施特克爾的著作《性慾冷淡的女人》，例如宣稱：「b正常的女人，生育多的女人，沒有性慾高潮/b。從來沒有感到過美妙的痙攣的母親（而且是最優秀的母親）非常多……往往是潛在狀態的性敏感區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為的。有人以獲得它而自豪，但這是衰弱的痕跡……你對獲得快樂的男人去說這些，他不會重視的。他希望他的性夥伴有性慾高潮，而且她會有的。如果沒有，就讓它產生。現代女人希望男人讓她激動異常。我們回答她：太太，我們沒有時間，衛生禁止我們這樣做！……創造性敏感區的人是在反對自身，他製造了不可饜足的女人。吸血女鬼可以毫不疲倦地吸盡無數丈夫的血……‘擁有性敏感區的女人’變成另一個女人，具有新的精神狀態，有時這是一個可怕的女人，會發展到犯罪……如果人們深信，‘做愛’是一個與吃飯、撒尿、大便、睡覺一樣無所謂的行為，那就不會有神經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了……」—原注
拉丁文，生育和繁殖。
見《酒中真相》。—原注
見《漫談婚姻》。—原注
paulhervieu（1857—1915），法國劇作家，擅長描寫夫妻關係和女人的遭遇，著有《支柱》、《人類的法律》、《火炬接力跑》等。
marcelprévost（1862—1941），法國小說家，研究婦女心靈和女性問題，著有《一個情人的懺悔》、《半處女》、《狂熱的處女》等。
henribernstein（1876—1953），法國劇作家，通過愛情描寫揭露對金錢的貪婪，著有《狂風》、《參孫》等。
參閱卷1第三部《神話》。—原注
金西的報告說：「今日，在美國的某些地區，第一代移民仍然把有血跡的布寄給留在歐洲的家人，作為完婚的證據。」—原注
見《克羅蒂娜的家》。—原注
julietteadam（1836—1936），法國女作家，創辦《新雜誌》，在《回憶錄》中敘述第三共和國的作家和政治家到她的沙龍的情況。
見《憂鬱的神經官能症狀態》。—原注
henrimichaux（1899—1984），比利時裔法國詩人，擅長散文詩，著有《一個野蠻人在亞洲》、《黑夜在騷動》、《普呂姆》、《騷動中的無限》等。
salpêtrière，巴黎一所由火藥工廠改建的醫院，在路易十四時期是給窮人看病的醫院，一七九六年治療精神病人，十九世紀初變成面向老年婦女的醫院。
參閱上一章所引用的施特克爾的觀察。—原注
見《女性心理學》。—原注
我們根據施特克爾把這個觀察概括為b性慾冷淡的女人/b。—原注
見《論女人》。—原注
léonblum（1872—1950），法國作家、政治家，與饒勒斯一起創辦《人道報》，二戰後組建社會黨政府，著有《歌德與艾克曼的新談話》、《婚姻》等。
見《流浪女伶》。—原注
marceljouhandeau（1888—1979），法國中短篇小說家，擅長以自己的生活為原型，描繪不協調的夫妻關係，著有《潘桑格蘭》、《普呂當絲·奧特肖姆》、《沙米納杜》、《丈夫紀事》、《夫妻生活場景》等。
拉丁文，b維持現狀/b。
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臘哲學家，創立伊壁鳩魯學派，留存作品有《要義》，包括四十餘條格言和三封信（分別論物理學、論氣象學、論倫理學和神學）。
zeno（約前335—前264），古希臘哲學家，創立斯多葛主義，只在編纂者的作品中留下片言隻語。
henribordeaux（1870—1963），法國作家，以傳統觀念描寫家庭悲劇，著有《羅克維亞一家》、《呢料連衣裙》、《生活的恐懼》、《一生的故事》等。
拉丁文，b女主人/b。
rainermariarilke（1875—1926），奧地利象徵派詩人，曾當過羅丹的秘書，著有《新詩集》、《杜伊諾哀歌》、《獻給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等。
augusterodin（1840—1917），法國雕塑家，作品有《青銅時代》、《思想者》、《加萊義民》、《巴爾扎克》等。
見《海浪》。—原注
見巴什拉《大地和休息之夢》。—原注
francisponge（1899—1988），法國詩人，擅長散文詩，著有《詩歌彙集》等。
參閱《一束詩·洗衣桶》。—原注
參閱阿吉《現在讓我們讚美名人》。—原注
見《未賽先輸》。—原注
1933年2月，法國勒芒地區一戶人家的兩位女主人被女僕克里斯蒂娜·帕潘和雷亞·帕潘殘忍殺害，在法國引起巨大反響。
見茹昂多《丈夫紀事》。—原注
jacqueschardonne（1884—1968），法國小說家，擅長描寫夫妻關係，著有《祝婚詩》、《情感的命運》、《窗戶裡的天空》等。
見《飢餓的女人》。—原注
kabylie，阿爾及利亞山區，瀕臨地中海。
camembert，法國下諾曼底的小鎮，以產乾酪聞名。
巴什拉《大地和意志之夢》。—原注
同上。—原注
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現實主義畫家。
世紀末的文學喜歡將失去處女貞操的場景安排在臥鋪車廂裡，這是把她置於「什麼地方也不是」。—原注
列夫是托爾斯泰的名，尼古拉耶維奇是父稱，後文中的列沃奇卡和列瓦是暱稱。
見《克羅蒂娜之家》。—原注
salvatorrosa（1615—1673），義大利畫家、詩人、音樂家，浪漫派風景畫的先驅。
napoléon3（1808—1873），法國皇帝（1852—1870），拿破崙的侄子，通過政變當上皇帝，1870年在普法戰爭的色當戰役中慘敗於普魯士軍隊，投降後被廢黜。
patricedemac-mahon（1808—1893），法國元帥，曾任阿爾及利亞總督（1864—1870），參與鎮壓巴黎公社，後任總統（1873—1879）。
見《困擾和精神衰弱症》。—原注
edithwharton（1862—1937），美國女作家，後移居法國，描繪上層社會家庭和商界，著有《歡笑之家》、《純真年代》等。
參閱莫里亞克《苔蕾絲·德斯蓋魯》。—原注
adèlehugo（1803—1868），法國作家雨果的妻子。
參閱《夏娃》。—原注
「當我在爸爸家的時候，他告訴我各種各樣他的看法，於是我有同樣的看法；如果我有別的看法，我就隱藏起來；因為他會不喜歡這樣……我從爸爸手裡轉到你手裡……你按你的興趣擁有一切，我的興趣同你的一樣，或者我假裝有同樣的興趣；我不太知道；我認為有兩個人；有時是這一個，有時是另一個。你和爸爸，你們大大傷害了我。如果我什麼用處也沒有，那是你們的錯。」—原注
海爾茂對娜拉說：「你以為因為你不知道用你自己的頭腦行動，你對我就不那麼寶貴嗎？不，不，你只需要依靠我；我會給你建議；我會指導你。如果這種女性的無能在我看來不是反而恰好雙倍地有吸引力，我算什麼堂堂的男子漢……你好好休息吧，太平點，我有寬闊的雙翼保護你……對一個男人來說，原諒他的妻子，內心會感到難以形容的溫馨和滿足……可以說她同時變成他的妻子和孩子。對我來說，今後你正是這樣，狂亂的、張皇失措的小傢伙。什麼事也不要擔心，娜拉；不過要開誠佈公地告訴我，我既是你的意志，也是你的良心。」—原注
參閱勞倫斯《無意識的幻想》：「你應該鬥爭，讓你的妻子把你看做一個真正的男人、一個真正的先驅。如果你的妻子不把你看做先驅，你就不是什麼男人……你應該進行艱苦的戰鬥，讓你的妻子將她的目的服從你的目的……那麼，生活多麼美好啊！晚上回到她身邊，看到她正在不安地等待你時，那是多麼快樂啊！回到自己家裡，坐在她身邊，那是多麼溫馨啊！……在回家途中，身上帶著白天全部的勞動成果，沉甸甸的，感到很富有……你對愛你的、信任你的事務的妻子感到無限感激。」—原注
jeanbarois，法國作家馬丹·杜伽爾（rogermartindugard，1881—1958）同名小說中的人物。
ludovichalévy（1834—1908），法國作家，著有《康斯唐坦神父》等，還與人合寫歌劇。
見《丈夫紀事》和《丈夫紀事新編》。—原注
bernardpalissy（1509—1590），法國製陶師、學者，寫過幾部關於陶瓷和自然歷史的著述。
anatoledemonzie（1876—1947），法國政治家，擔任過公共工程、財政、教育部長，從1935年起主持《百科全書》的出版，並寫過幾部歷史著作。
拉丁文，b必要/b。
在婚姻中可能有愛情，但這時人們指的並不是「夫婦之愛」；說這幾個字的時候，是因為缺乏愛情；同樣，談到一個男人，說他「非常共產主義」，指的是他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一個「非常體面的人」是一個不屬於普通種類的體面人，如此等等。—原注
參閱茹昂多《丈夫紀事》。—原注
bernardgrasset（1881—1955），法國出版商，1907年創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曾寫過一些隨筆。
有時男女之間有b真正的/b合作，兩人是同樣獨立的，例如就像居里夫婦的關係。但這時，同丈夫一樣有能耐的妻子擺脫了妻子的角色，他們的關係不再是夫妻方面的了。也有些女人利用男人達到個人目的，她們擺脫了已婚女人的處境。—原注
參閱第七章。—原注
henrifrédéricamiel（1821—1881），瑞士作家，用法文寫作，著有《私人日記》等。
見《澤莉德的肖像》。—原注
lapp，挪威、瑞典和芬蘭的北部及俄羅斯科拉半島北部的土著居民。
johnlocke（1632—1704），英國哲學家，代表作有《人類理智論》。
見傑·司各特的書。—原注
法文fléau既有連枷也有災難之意。
cécilesauvage（1883—1927），法國女作家，被譽為「歌頌母性的詩人」。
見《自殺原因》第195至239頁。所引的見解可用於法國和瑞士，但不能用於匈牙利和奧爾登堡。—原注
見易卜生《玩偶之家》。—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