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通過生兒育女，女人完整實現她的生理命運；這就是她的「自然」使命，因為她的整個機體是朝著延續種族的方向發展的。但我們已經說過，人類社會從來不聽任自然擺佈。特別是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生育職能不再只受到生物學的偶然性所左右，它受到意志的控制。有些國家正式採取明確的「節育」方法；在受到天主教影響的國家，節育是暗地裡進行的：要麼男人實行coїtusinterruptus，要麼女人在做愛之後從體內排除精子。這往往是情侶之間或者夫婦之間發生衝突和怨恨的一個源泉；男人氣惱的是要監視自己的樂趣；女人厭惡沖洗的麻煩；他埋怨女人生育力太強；她擔心他有可能將生命的胚芽置於她體內。當她不論如何小心謹慎還是「中招」的時候，對兩個人來說都是懊喪的。在避孕方法很簡陋的國家，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於是，採用一種特別嚴厲的形式去違反自然，就是墮胎。它同樣受到那些允許「節育」的國家禁止，很少有機會採用。但在法國，許多女人只得接受這種手術，它糾纏著她們當中大多數人的愛情生活。
資產階級社會幾乎沒有在其他問題上表現出更多的虛偽了，墮胎是令人厭惡的犯罪，提到它是不體面的。一個作家描寫產婦的歡樂和痛苦，這是完美的；當他談論墮胎，人們就會指責他沉溺於汙穢，從卑劣的角度去描繪人類，然而，在法國，每年墮胎都和分娩一樣多。這是一個分佈如此廣泛的現象，必須把它看做女性處境通常會帶來的危險之一。然而法律堅持把墮胎看做犯罪，造成這種精細的手術只得秘密進行。沒有什麼比反對墮胎合法化的論據更荒謬的了。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干預。但正直的醫生都同意馬格努斯·希施費爾德醫生的觀點：「墮胎由真正是專家的醫生在診療所進行，且有必要的防護措施時，不會帶來刑法斷言存在的嚴重危險。」相反，採用目前的形式，墮胎會給女人帶來嚴重的危險。那些「私下替人墮胎的收生婆」缺乏能力，她們做手術的條件簡陋，產生大量事故，有時要死人。被迫做母親導致將瘦弱的孩子投到世上來，他們的父母不能撫育他們，他們會變成公共救濟事業局的受害者或者「受罪的孩子」。另外必須指出，這樣激烈地捍衛胚胎權的社會，在孩子一旦出生後便對他們漠不關心；人們起訴墮胎的女人，而不是致力於改造這個叫做公共救濟事業局的聲名狼藉的機構；那些要承擔將收養兒童送到拷打者手中之責的人，卻讓他們逍遙法外；閉目不看在「教養院」或者在私人機構中劊子手對孩子們施行的可怕暴行；有人拒絕承認胎兒屬於懷有它的女人，反過來這些人卻同意孩子是其父母的物品；不久前，在同一個星期內，有個外科醫生由於被認定做過墮胎手術而自殺，而一個幾乎把孩子打死的父親卻只被判三個月的監禁，而且b緩期執行/b。最近，有個父親讓兒子由於缺乏照顧死於假膜性喉炎；有個母親藉口無條件地讓孩子聽天由命，拒絕叫醫生來看她的女兒，後來在墓園，孩子們向她扔石頭，但有些記者感到氣憤，有一群正人君子提出抗議，孩子屬於父母，一切外來的干預都不能接受。《今晚報》說，今日有「一百萬孩子處在危險中」；《法蘭西晚報》報道說：「有五十萬孩子被b看做/b身體和精神都處於危險中。」在北非，阿拉伯女人沒有墮胎的權利，而在她生育的十個孩子中有七八個死掉，沒有人操心這一點，因為艱難而荒謬的多育扼殺了母性。如果這有利於道德，那麼這是什麼樣的道德？必須補充說，最尊重胚胎生命的人，也是最熱衷於要讓成年人戰死的人。
反對合法墮胎所提出的實際理由，沒有任何分量；至於道德理由，只限於天主教的古老論據：胎兒有靈魂，未經過洗禮便消滅它，是朝它關上天堂的大門。值得注意的是，教會允許有機會可殺戮成年人：在戰爭中，或者是判處死刑；它為胎兒保留不可妥協的所謂人道主義。胎兒沒有被洗禮贖回，但在反對異教徒的聖戰中，這些人也沒有被贖回，屠殺受到極度鼓勵。宗教裁判所的受害者，以及今日上斷頭臺的犯人和在戰場上戰死計程車兵，也許並非都得到天恩。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教會信賴的是天主的恩典；教會認為人只是天主手中的一個工具，靈魂的得救是在靈魂與天主之間進行的。那麼，為什麼不讓天主接受處於胚胎的靈魂進入天堂呢？如果主教會議同意，他也不會提出異議，就像不會對大肆屠殺印第安人的美好時代表示抗議一樣。事實上，在這裡遇到了一個古老的固執的傳統，它與道德毫無關係。也必須考慮我前文已談到的男性虐待狂。羅瓦醫生在一九四三年獻給貝當的書是一個出色的例子，這是一部自欺欺人的大部頭著作。他以父愛的名義強調墮胎的危險，但他覺得沒有什麼比剖腹產手術更衛生。他期望墮胎被看做重罪而不是輕罪；他希望墮胎甚至連其治療的形式也被禁止，就是說，在懷孕給母親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危險的情況下，他聲稱，在一個生命和另一個生命之間作選擇是不道德的，依仗這個論據，他建議犧牲母親。他宣稱，胎兒不屬於母親，這是一個自主的存在。然而，當這些「有正統思想的」醫生讚美母性時，他們又斷言胎兒屬於母體，而不是消耗母體的寄生物。通過某些男人拒絕一切有助於婦女解放的措施的激烈態度，可以看到，反女性主義仍然很活躍。
況且，使許多女人註定死亡、不育和生病的法律，完全不能保證出生率的增長。合法墮胎的贊成者和反對者都同意的一點是，制止的做法徹底失敗。根據多萊里斯、巴爾塔扎爾、拉卡薩涅這幾位教授的統計，在法國，一九三三年左右，每年有五十萬例墮胎；一九三八年做出的一個統計（羅瓦醫生所引），認為數目達到一百萬例。一九四一年，奧貝爾坦·德·波爾多醫生估計在八十萬例至一百萬例之間。最後這一數目似乎最接近真相。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戰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德普拉醫生寫道：
墮胎已進入風俗……制止墮胎實際上已經失敗……一九四三年，在塞納河地區，1300次調查帶來750次指控，其中有360個女人被捕，513個被判一年不到至五年以上徒刑，這比起該省推測的15000例墮胎，數目還是少的。在法國本土，估計有10000次起訴。
他還說：
將墮胎說成犯罪，與我們虛偽的社會所接受的避孕政策一樣，為社會各階級所熟悉。三分之二墮胎的女人是已婚女人……人們可以近似地認為，在法國，生育與墮胎一樣多。
由於手術往往是在災難性的條件下進行的，許多墮胎手術以女人的死亡告終。
每星期有兩個做墮胎手術的女人的屍體運到巴黎法醫學院，許多女人由於墮胎落下病根。
有時人們說，墮胎是「階級罪」，這大致是真實的。避孕措施在資產階級中更為廣泛傳播；盥洗間的存在，使採用避孕措施比在缺乏自來水的工人和農民家裡更為容易；資產階級少女比其他少女更謹慎；在資產階級家庭中，孩子是不那麼沉重的負擔，而貧窮、住房擁擠、女人需要離家工作，是墮胎最常見的原因。看來，夫婦往往在有了兩個孩子之後才決定限制生育；面目可憎的墮胎女人，也是懷中抱著兩個金黃頭髮的小天使的出色母親，是同一個女人。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現代》雜誌發表的一份材料中，熱納薇艾芙·薩羅夫人以「公共大廳」為題描繪了一個醫院大廳，她曾經在那裡待過，裡面有許多病人剛剛刮過子宮：十八個人中有十五個流產過，有一半以上是人工流產。九號是一個市場搬運工的妻子；她結過兩次婚，生過十個孩子，只有三個活下來，她有過七次流產，其中五次是人工的；她樂意用「金屬桿」，她得意地描述一番，而且也吃藥片，一一把藥名說給她的同伴們聽。十六號只有十六歲，已婚，有過幾次豔遇，由於流產，忍受著輸卵管炎的痛苦。七號三十五歲，解釋說：「我結婚已經有二十年；我根本不愛他，二十年來我潔身自好。僅僅三個月前我有了一個情人。只有一次，在旅館房間裡。我懷孕了……於是必須做掉，是不是？我做掉了。誰也不知道，無論我的丈夫還是……他。眼下，結束了，我再也不會重新來一次。太痛苦了……我不是說刮宮……不是，不是，這是另一回事，這是……要知道，這是自尊心。」十四號在五年中有過五個孩子，四十歲，像個老婦人。在所有人身上，有一種絕望的隱忍表情，她們悲哀地說：「女人生來就是受苦。」
這種折磨的嚴重程度，因情況而有很大不同。嫁入資產階級家庭或者受男人供養和支援、有錢和有社會關係的女人，條件有利；首先，她比別的女人更容易獲得「治療性」人工流產的許可；在必要時，她有辦法花錢到瑞士旅行一次，那裡允許自由墮胎；在目前的婦科水平下，如果衛生條件得到一切保證，由一個專家來進行，而且必要的話可以麻醉，那麼這是一個小手術；如果缺乏正式合作，也會得到可靠的非正式的幫助，她熟悉門路，有足夠的錢去支付細心的照顧，用不著等待孕情進一步發展；人們尊敬地對待她；有些擁有這種特權的女人認為，這種小小的意外事件對身體倒有好處，使氣色變好。相反，很少有比孤苦、身無分文的少女更令人可憐的處境了；她為了抹去周圍人不能原諒的「錯誤」而被迫「犯罪」，這是每年在法國約三十萬女僱員、女秘書、女大學生、女工、農婦身上所發生的事；未婚懷孕仍然是非常可怕的汙點，以致很多女人寧願自殺或者殺嬰，而不願做未婚母親，就是說，任何一種刑罰都不能阻止她們「打掉孩子」。可以遇到成千上萬個類似的例子，李普曼醫生就蒐集了在懺悔中敘述的一個。這是一個鞋匠和女僕的私生女，是個柏林姑娘：
我認識了鄰居的兒子，他比我大十歲……我覺得撫摸這樣新鮮，說實話，就讓他幹了。然而，無論如何，這不是愛情。但他繼續千方百計對我啟蒙，讓我看關於女人的書，最後，我把我的貞操獻給了他。當兩個月後我在斯帕茲幼兒園謀到一個職位時，我懷孕了。在此後兩個月內我根本沒有月經。我的誘惑者給我寫信，說是絕對需要喝汽油和吃肥皂，讓月經再回來。現在給你描繪我所受的折磨，那是做不到了……我不得不獨自承受這種苦難，直到最後。擔心有孩子使我做出可怕的事。正是從這時起，我憎恨男人。
牧師通過一封送錯的信，瞭解到這件事，給她做了一次很長的佈道，她和年輕男子分手了；人們把她看做敗類。
彷彿我在少年犯教養所待過十八個月似的。
然後她在一個教師家裡當看孩子的女僕，在那裡待了四年。
這個時期，我終於認識了一個法官。可以愛一個真正的男人，我感到很幸福。得到愛情後，我給了他一切。我們的關係有了結果，我在二十四歲生下了一個非常健康的男孩。眼下孩子十歲。九年半以來，我再沒有見過孩子的父親……由於我感到兩千五百馬克這筆款子不夠用，而且他那邊拒絕把他的名字給孩子，他否認他們的父子關係，我們之間一切都結束了。任何男人再也引不起我的慾望。
常常是誘惑者本人說服女人打掉孩子。要麼當她懷孕時，他已經拋棄了她，要麼她想慷慨地向他隱瞞她的不幸，要麼她感到他無法幫助她。有時，她不無遺憾地生下孩子；要麼因為她沒有當機立斷打掉胎兒，要麼因為她不知道任何門路，要麼因為她手頭沒有錢，由於嘗試無效的藥物而浪費了時間；當她著手打掉胎兒時，已經到了第三個月，第四個月，第五個月；這時墮胎遠比最初幾個星期危險得多，痛苦得多，使女人受到的損傷大得多。女人知道這一點，她是在不安和絕望中企圖獲得解脫。在鄉下，幾乎沒有人知道使用探針；「失足」農婦讓自己從穀倉的梯子上或從樓梯上摔下來，她往往受傷而毫無結果；有時也會在籬笆下、矮樹叢中、大便槽裡找到被扼死的小屍體。在城裡，女人互相幫助。但要找到一個「私下替人墮胎的收生婆」也並不容易，要湊夠錢更不容易；懷孕的女人求助於女友，或者親自動手；這些廉價的外科醫生往往並不稱職；她們使用金屬桿和織針很快會引起穿孔；有個醫生告訴我，一個無知的廚娘想把醋注入子宮，卻注入了膀胱，引起了劇烈的痛苦。墮胎進行得很粗暴，又照顧得不好，常常比正常的分娩更痛苦，伴隨著神經紊亂，直至引起癲癇發作，有時引起嚴重的內部失調，以及可能致命的大出血。柯萊特在《悍婦》中描述了一個音樂歌舞廳的舞蹈演員在母親無知的擺弄下艱苦的臨終掙扎；她說，慣常的藥方是喝下濃濃的肥皂液，然後奔跑一刻鐘，通過這樣的治療，往往是打掉了胎兒，同時也殺死了母親。有人告訴我有一個女打字員在床上待了四天，浸在血泊中，不吃不喝，因為她不敢叫人。很難想象有哪種遺棄比死亡的威脅和犯罪、羞恥的威脅相混雜的遺棄更可怕的了。貧窮但已婚的女人，行動徵得丈夫的同意，不必忍受無用的顧忌，折磨就不那麼嚴酷了，有個女社工告訴我，在她那個「地區」，女人互相建議，互相借工具，互相幫助，彷彿和割雞眼一樣簡單。但是她們要忍受劇烈的肉體痛苦；醫院不得不接收墮胎進行到一半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時和最後刮宮時，拒絕給她任何鎮靜劑，以虐待的方式b懲罰/b她。其中，像在熱·薩羅所蒐集的見證中人們能看到的那樣，這些迫害甚至並沒有使早已習慣痛苦的女人感到憤怒，可是她們對人們大量的侮辱是敏感的。暗地裡進行有罪的手術這一事實，增加了危險，使之具有卑劣和令人焦慮的性質。痛苦、疾病、死亡具有懲罰的面貌，眾所周知，痛苦和折磨、事故和懲罰之間有多大的距離；女人通過承受的危險，感到自己像個罪人，正是這種對痛苦和失足的解釋特別令人難以忍受。
這種悲劇的道德方面，根據情況不同或多或少被強烈感受到。對於非常「解放的」女人來說，是依仗她們的財產、社會地位、她們從屬的自由圈子，對於貧窮教會了她們蔑視資產階級道德的女人來說，幾乎不會提出什麼問題，需要度過一個多少有點令人不快的時刻，必須經歷這一時刻，如此而已。但許多女人害怕一種在她們看來仍然保留威望的道德，雖然她們不能讓自己的行為適應它；她們在內心尊重她們所違反的法律，為犯罪而忍受痛苦；她們要為自己尋找同謀者而更感痛苦。她們首先要忍受乞求的屈辱，她們求人尋找門路，尋求醫生和護士照料；她們有可能被人傲慢地打發掉；或者她們要可恥地與別人串通一氣。故意促使別人犯罪，這是大多數男人不知道、而女人要在恐懼與羞恥混合的心情中經歷的處境。她所要求的這種干預，她往往在內心加以推拒。她在內心是矛盾的。她的本能願望可能是保留這個她不讓生下來的孩子；即使她並不積極地希望懷孕，她仍然苦惱地感到自己完成的行動是模稜兩可的。因為即使墮胎並非是謀殺，但也不能等同於普通的避孕行為；一個已經開始的行動，卻要中止它的發展。某些女人要被這個不再存在的孩子觸發的回憶所困擾。海倫妮·多伊奇舉出一個已婚的心理正常的女人，由於身體原因，兩次失去已有三個月的胎兒，她讓人建造了兩個小墳墓，甚至在許多孩子出生以後，她仍然極為虔誠地照看這兩個墳墓。更何況做過人工流產的女人，她們常常有犯過罪的感覺。童年時出於嫉妒而希望剛出生的弟弟死去的後悔感又復活了，女人因真的殺死一個孩子感到自己有罪。病理上的憂鬱可能表達出這種犯罪感。除了有些女人以為自己謀害了他人生命以外，有許多女人認為是在自殘；由此生出對男人的怨恨，因為他同意或者要求這種殘害。海倫妮·多伊奇還引用一個少女的例子，她深愛著自己的情人，自己堅持要去掉這個會成為他們幸福的障礙的孩子；從醫院出來時，她拒絕並且永遠拒絕再見到她所愛的男人。如果這樣的決絕是罕見的話，相反，女人常常變得性慾冷淡，要麼是對所有男人，要麼是對讓她懷孕的男人。
男人傾向於輕率地對待墮胎，他們把墮胎看做是兇惡的大自然要女人註定忍受的許多事故之一：他們不去衡量其中的價值。當男性所確立的倫理受到最徹底的質疑時，女人否認女性的價值。她的整個道德未來都為此動搖了。事實上，從童年起人們就對女人一再說，她生來是為了生育的，對她歌唱母性的光輝；她的不利處境—月經、疾病，等等，還有家務的煩惱，一切都被她具有生孩子的美妙特權證實是合理的。而男人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不妨礙自己的未來，出於對自己職業的考慮，要求女人放棄女性取得的勝利。孩子不再是無價之寶，生育不再是神聖的職能，這種繁殖變成了偶然的、討厭的事，仍然是女性的缺陷之一。月經的麻煩相比起來顯得是件幸事，如今女人焦慮地盼望月經返回，而它曾經讓少女陷入恐懼，那時人們以生孩子的歡樂來安慰她。即使同意墮胎，希望墮胎，女人仍然感到是女性的一種犧牲，她最終要看到對自己性別的一個詛咒，一種殘害，一種危險。有些女人把這種否定推到極端，由於墮胎帶來的精神創傷，變成了同性戀者。就在男人為了讓自身命運獲得更大的成功，而要求女人犧牲生育能力時，他便暴露出男性道德法則的虛偽。男性普遍禁止墮胎，但他們特別把它作為一種方便的解決辦法；他們可能以輕率的玩世不恭態度矛盾地處事，但女人在受傷的肉體中感受到這些矛盾；一般說來，她過於膽小，不敢悍然反抗男性的背信棄義；她自認為是不公正的受害者，這種不公正不顧她反對地把她判為罪人，她感到自己受到玷汙和羞辱；她們以具體和直接的形式，在自己身上，體現男人的錯誤；他犯下錯誤，但他在她身上擺脫了錯誤；他僅僅以哀求的、威脅的、理智的、憤怒的語氣說話；他很快就忘掉這些話；由她在痛苦和鮮血中表達這些話。有時，他什麼也不說，走掉了，但他的沉默和逃避比男性建立的整個道德法規更能拆穿謊言。女人所謂的「不道德」是鄙視女人者喜歡的話題，用不著對此驚訝；對於男人公開宣揚而暗地裡加以指責的狂妄原則，她們內心怎麼不感到懷疑呢？她們學會不再相信男人頌揚女人時所說的話，也不再相信他們頌揚男人時所說的話，唯一肯定的是這被折騰過的流血的肚子，這紅色的生命碎片，這不復存在的孩子。女人是從第一次墮胎開始「明白」的。對她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世界不再是同一副面孔。然而，今日在法國，由於避孕方法並未廣為傳播，墮胎是不願意生下注定窮困而死的孩子的女人唯一的道路。施特克爾非常正確地談到這一點：「禁止墮胎是不道德的法律，因為它每天、每時每刻都要不可避免地被踐踏。」
「節育」和合法墮胎能使女人自由地承擔做母親的責任。事實上，這樣做部分取決於經過深思熟慮的意願，部分取決於女人生育的偶然性。只要人工授精沒有變成一種慣常的實踐，女人就有可能雖然希望做母親卻實現不了—要麼因為她和男人沒有接觸，要麼因為她的丈夫沒有生育能力，要麼因為她不能懷孕。或者相反，她往往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生育。懷孕和做母親要根據是在反抗、忍讓、滿足還是熱情之中進行，會經歷很不同的過程。必須注意到，年輕母親的決定和公開承認的感情並不總是與她的內心願望相一致。未婚母親因受到突然強加給她負擔的物質壓力，公開表示懊惱，卻在孩子身上滿足暗地裡孕育的夢想；反過來，一個年輕的新嫁娘快樂而驕傲地迎來懷孕，卻可能因她拒絕承認的困擾、幻念和童年回憶，默默地害怕懷孕，憎恨懷孕。這是使女人對此守口如瓶的原因之一。她們的緘口不言部分因為她們樂意以神秘去籠罩她們獨有的體驗，也因為她們受到內心的矛盾和衝突的困擾。有個女人說：「對懷孕的操心是一個夢，像分娩的痛楚的夢一樣完全被忘掉。」這些複雜的真相當時向她們顯現出來，但她們竭力要遺忘掉。
我們已經看到，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女人對做母親的態度經歷了幾個階段。對於小女孩，這是一個奇蹟和一個遊戲，她從布娃娃這未來的孩子中，預感到一個擁有和支配的物件。她在青少年時期卻相反，看到對她寶貴的人身完整性的威脅。要麼她粗暴地拒絕懷孕，就像柯萊特·奧德里的女主人公所告訴我們的：
每個玩沙子的小孩，我都憎恨他出自孃胎……我也憎恨大人能支配孩子，讓他們排洩，打他們屁股，給他們穿衣服，用各種方法使他們變得卑劣，女人軟綿綿的身體總是準備萌生出新的小不點兒，男人則以滿足和獨立的神態注視女人和孩子柔軟的肉。我的身體只屬於我，我只愛它變成褐色的，沾滿海鹽，被荊豆刺傷。應該保持堅硬和封閉。
要麼她害怕懷孕，同時又希望懷孕，這就導致對懷孕的幻想和各種各樣的焦慮。有些少女樂意行使做母親帶來的權威，但並不準備充分承擔做母親的責任。海倫妮·多伊奇援引的那個莉迪亞的情況就是這樣，十六歲她在外國人家裡當女僕，盡心盡責地照顧交給她的孩子，這是童年夢想的一種延續，她想象和母親結成一對，撫養一個孩子；突然，她開始忽視自己的職責，對孩子漠不關心，外出調情；遊戲的時代結束了，她開始操心自己真正的生活，做母親的願望在其中佔有很少的位置。有些女人在一生中都有支配孩子的願望，但她們保留對分娩的生理痛苦的恐懼，她們成為助產士、護士、小學教師，她們是忠誠的姑媽，但拒絕生孩子。有些女人雖然並不帶著厭惡拒絕做母親，卻過分專注於愛情生活或職業，而不能在自己的生活中給予它一個位置。或者她們擔心孩子會成為她們或她們丈夫的一個負擔。
女人常常故意不懷孕，要麼是迴避發生性關係，要麼是實施「節育」，但也有一些例子，表明她不承認擔心有孩子，實際上是出於心理防禦妨礙懷孕；通過醫學觀察，發現她身上有源於神經系統的機能紊亂。其中，阿蒂斯醫生援引了一個令人注目的例子：
h太太的母親並未讓她對女人生活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母親總是對她說，如果她懷孕了，會有最壞的結果……h太太結婚時……過了一個月她以為自己有孕了，她承認是她搞錯了；三個月後再來一次，又搞錯了。過了一年，她去看一個婦科大夫，他不認為她或她的丈夫存在不孕的原因。三年後，她又去看了另一個婦科大夫，他對她說：「你少談到這件事，就會懷孕的……」結婚五年後，h太太和她的丈夫承認他們不會有孩子了。六年後嬰兒出生了。
同意懷孕或者拒絕懷孕，與一般意義上的懷孕受到同樣因素的影響。在懷孕期間，童年那些夢想和青少年時期的焦慮又活躍起來；根據女人同母親、丈夫、自身保持的關係，經歷懷孕的方式十分不同。
女人在輪到自己做母親時，某種程度上會佔據生下她的女人的位置，對她來說，這正是一種完全的解放。如果她真誠地希望這種解放，她會對懷孕感到高興，會一心一意經歷懷孕過程，不用別人幫助，但如果她仍然受到支配，並且願意這樣，相反會將自己置於母親的掌握之中，她會覺得嬰兒是一個弟弟或者一個妹妹，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如果她希望卻不敢解放自己，她會擔心孩子不僅不會解救她，反而會讓她置於枷鎖之中，這種焦慮會引起流產；海倫妮·多伊奇舉出一個年輕女人的例子，她要陪伴丈夫旅行，把孩子留給母親照顧，結果生下一個死嬰；她驚異於自己不太悲傷，因為她曾經非常想要這個孩子，但她擔心要把孩子交給母親，而母親通過孩子來支配她。我們已經看到，對母親的負罪感在少女身上是常見的；如果這種負罪感仍然很強烈，女人就會想象，詛咒會壓在她的後代或者她自己身上，她以為孩子出生時會殺死她，或者出生時會死掉。悔恨往往引起年輕女人身上常見的這種不能將懷孕堅持到底的焦慮。在海倫妮·多伊奇援引的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與母親的關係會引起多麼不良的後果：
史密斯太太是一個孩子很多、卻只有一個男孩的家庭裡最小的孩子，她的母親想要一個兒子，因此懷著怨恨接受她；由於父親和一個姐姐對她疼愛有加，她沒有受太多苦。她結婚後等待一個孩子來臨，雖然她很想要這個孩子，但她以前對母親的仇恨使她憎惡自己也成為母親；她早產一個月，生下一個死嬰。第二次懷孕時，她擔心再出事；幸虧她的一個好友和她同時懷孕；這個女友有一個非常慈愛的母親，她在她們懷孕時保護著兩個年輕女人；但女友比史密斯太太早一個月懷孕，史密斯太太想到還要單獨完成懷孕便害怕；令大家驚訝的是，女友比預產期晚一個月分娩，兩個女人在同一天生孩子。兩個女人決定在同一天懷上下一個孩子，史密斯太太開始平靜地再次懷孕。但她的女友在懷孕第三個月時不得不離開該城，史密斯太太在知道的那天流產了。她再也不能有其他孩子，對自己母親的回憶，太沉重地壓抑著她。
女人同孩子父親保持的關係也同樣重要。一個已經成熟的獨立女人，可能想要一個只屬於她的孩子，我認識一個女人，她的眼睛一看到俊美的男人便閃閃發光，這並非出於肉慾，而是因為她認為他具有種畜的能力；這種熱衷於做母親的女人，熱情地讚賞人工授精的奇蹟。如果孩子的父親與她們共同生活，她們會拒絕他對後代的一切權利，她們試圖—像《兒子和情人》中保羅的母親—與孩子結成封閉的一對。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女人需要男性的支援，以便接受新的責任；只有在一個男人忠誠於她時，她才能快樂地忠於嬰兒。
她越是幼稚和膽怯，這種需要越是迫切。海倫妮·多伊奇講述了一個年輕女人的故事，她在十五歲時嫁給一個十六歲的小夥子。他讓她懷了孕。她在小女孩的時候，總是喜歡嬰兒，幫助母親照料她的弟弟妹妹。但一旦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卻驚慌失措起來。她要求丈夫一直待在她身邊，他不得不選擇一個能讓自己長時間待在家裡的工作。她生活在持續不斷的不安中，誇大孩子們的爭吵，過分重視平日細小的事件。許多年輕的母親就是這樣要求丈夫的幫助，用她們的憂慮煩擾他，有時煩得他只能離家出走。海倫妮·多伊奇舉出其他有意思的例子，其中一個是：
一個結了婚的年輕女人以為自己懷孕了，感到極其幸福；一次旅行，她和丈夫分開，她有一次短暫的豔情，她接受這豔情是因為她覺得既然做了母親，沒有什麼遭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了；回到丈夫身邊後不久，她知道自己搞錯了受孕的日子，是從她旅行的時候開始的。當孩子出生時，她突然尋思，這到底是她丈夫的兒子還是邂逅的情人的兒子；她對想望中的孩子變得沒有感情了；她不安和不幸，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只是在她決定認為自己的丈夫是嬰兒的父親後，才對嬰兒感興趣。
愛丈夫的女人，常常以他的感情為轉移，她根據他是驕傲還是討厭，以快樂或者厭惡來對待懷孕和做母親。有時，希望有孩子，是為了鞏固關係、鞏固婚姻，母親對孩子懷有的愛取決於她的計劃是成功還是失敗。即使她對丈夫懷有敵意，處境仍有不同，她可以矢忠於孩子，不讓孩子的父親擁有孩子，或者相反，仇視地看待所憎恨的男人的後代。太太，我們已經根據施特克爾的材料敘述過她的新婚之夜，她很快懷孕了，一生都憎惡在粗暴的性啟蒙的恐懼中懷上的小姑娘。我們也可以在索菲婭·托爾斯泰的《日記》中看到，她對丈夫的矛盾感情反映在她的第一次懷孕中。她寫道：
這種情況對我來說，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難以忍受的。肉體上，我不斷有病，精神上，我感到煩惱、空虛和可怕的不安。對列瓦來說，我不再存在了……我不能給他任何快樂，因為我懷孕了。
她在這種情況下感到的唯一樂趣是在受虐方面，可能是她的愛情關係的失敗給了她自懲的幼稚需要。
昨天開始，我完全病了，我擔心流產。肚子裡的這種痛苦甚至使我獲得一種享受。這彷彿就像在孩提時，我做了一件蠢事，媽媽原諒了我，而我呢，我不原諒自己。我掐自己，或者用力掐手，直到疼痛難以忍受。但我忍住了，從中感到巨大的樂趣……當……有孩子時，這會重新開始，令人噁心！我覺得一切都令人厭煩。時間非常憂鬱地過去。一切都是陰鬱的。啊！如果列瓦！……
但懷孕尤其是女人身上自己和自己演出的一齣戲劇；她感到它既像一種豐富，又像一種傷害；胎兒是她身體的一部分，又是利用她的一種寄生物；她擁有它又被它所擁有；它概括了整個未來，懷有它，她感到自己像世界一樣廣闊；但這種豐富本身在摧毀她，她感到自己什麼也不是。一種新的生存將要表現出來，為自身的生存辯護，她為此而驕傲；可是她也感到自己是無以名之的力量的玩偶，她被捆綁，受到強制約束。在懷孕的女人身上奇特的是，在她的身體自我超越時，它被確定為內在的，它在噁心和苦惱中折攏；它不再只為自身而生存，正是在這時，它變得比任何時候體積更大。工匠、行動男子的超越性含有主體性，而在未來的母親身上，主客體的對立卻消失了；她和孕育的孩子構成被生命佔有的模糊的一對；她落入自然的圈套，既是植物又是動物，是膠質的儲備、孵化器、卵子；她使有自我意識的孩子害怕，被年輕人嘲笑，因為她是一個人，是意識和自由，卻成為生命的被動工具。生命通常只是生存的一個條件；她在妊娠期顯得像創造者；但在偶然性和人為性中實現的是一種奇怪的創造。有些女人對懷孕和哺育感到極大的快樂，以致願意無限地一再懷孕；嬰兒一旦斷奶，她們就感到洩氣。這些女人是「多產的家禽」，而不是母親，她們利用自己的肉體貪婪地尋找改變自由的可能性，在她們看來，她們的生存平靜地從她們身體被動的多產中找到理由。如果肉體是純粹的惰性，她甚至不能以衰退的形式體現超越性；她是怠惰和無聊，不過，一旦她發芽，就變成樹根、源泉、花朵，她自我超越，她是朝向未來的運動，同時是厚重的在場。女人從前在斷奶時忍受的分離之苦得到了補償；她重新淹沒在生命的潮流中，重新融合到一切中，這是世代無盡之鏈的一環，是為了並通過另一肉體而生存的肉體。當母親感到孩子在她沉甸甸的肚子裡，或者當她把孩子摟緊在鼓脹的乳房上時，她實現了在男人的懷抱裡尋找，一旦獲得便被拒絕的融合。她不再是順從主體的客體；她也不是因自由焦慮的主體，她是這個模糊的現實：生命。她的身體終於屬於她，因為它是屬於為她所擁有的孩子的。社會承認她擁有這個身體，另外賦予其神聖的性質。不久以前還是肉慾物件的乳房，她可以袒露出來，這是一個生命的源泉，宗教圖畫向我們展示敞開胸懷的聖母在懇求她的兒子拯救人類。母親在她的身體和社會尊嚴中異化，產生了感到自己是b自為/b的存在、具有固定b價值/b的使人平和的幻想。
但這只是一個幻想。因為她並沒有真正造出孩子，孩子在她身上形成；孩子的肉體只從肉體中產生，它不能創立一個將要自行創立的存在；源於自由的創造，將客體設定為價值，賦予它必然性，在母體中，孩子是無根據的，仍然只是無動機的繁殖、粗具雛形的事實，其偶然性與死亡是對稱的。母親可以有b她/b想要一b個/b孩子的理由，但她無法把自身存在的理由給予b這個/b明天要存在的人；她是在自己身體的一般性中，而不是在自己生存的特殊性中產生孩子的。柯萊特·奧德里筆下的女主人公正是這樣理解的，她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能給我的生命以意義……他在我的身上孕育，無論如何，我不得不堅持到最後，卻不能操之過急，即使要為此送命。他終於從我身上生出來了，因此，他很像我一生中所能創造的作品……但他不是。
在某種意義上，變形之謎在每個女人身上重複；每個出生的孩子都是一個變成了人的神，如果孩子沒有來到世上，就不會作為意識和自由來自我實現；母親順從於這個謎，但她並不控制它；這個在她肚子裡製造出來的人的最高真相，她是不瞭解的。她通過兩個互相矛盾的幻想表現這種模糊性：凡是母親都希望她的孩子以後是個英雄，一想到要產生一個意識、一個自由的人，她便表示驚奇；不過她也擔心生下一個有殘疾的孩子、一個怪物，因為她瞭解肉體可怕的偶然性，長在她身上的這個胚胎僅僅是肉體。有時候其中一個幻想佔據上風，但往往女人在二者之間猶豫。她對另外一種模糊性也很敏感。她陷在物種的大迴圈中，肯定生命，反對時間和死亡，由此，她能達到不朽，但她在自己的肉體中也感到黑格爾這句話的實在：「孩子的出生是父母的死亡。」他還說，對父母而言，孩子是「他們的愛情的自為存在，卻落在他們身外」，反過來，孩子獲得自為存在，是「在與源泉的分離中，在這分離中，源泉枯竭了」。這個對自身的超越，對女人來說，也是她的死亡的預兆。通過設想分娩時所感到的恐懼，她表達出這種真相：她擔心在分娩時失去自己的生命。
懷孕的意義是如此含混，女人的態度矛盾就很自然了，再說，態度在胎兒發育的不同階段產生變化。首先必須強調，在懷孕開始，孩子並不在場；他還只是一個想象的存在；母親可以想象這個在幾個月後降生的小傢伙，忙著給其準備搖籃和衣著用品，她只能具體地感受到她身上混亂的機體現象。有些專管b生命和生育/b的祭司神秘地宣稱，女人可以從她感受到的快感的質地中獲悉，男人剛剛讓她成為母親，這是必須摒棄的一種神話。她絕對不會對懷孕有肯定的直覺，她是從不確定的跡象中加以歸納的。她的月經停止了，她變得臃腫了，她的乳房變得沉甸甸的，使她難受，她感到頭昏、噁心；有時她乾脆認為自己生病了，是醫生告訴她懷了孕。於是她知道，她的身體最後要達到超越自身；日復一日，從她的肉體生出異於她肉體的一塊息肉，要在她體內長大；她成了物種的獵物，物種把神秘的法則強加於她，一般說來，這種變化使她害怕，她的驚慌表現為嘔吐。嘔吐部分是這時產生的胃分泌液的變化引起的，可是，這種反應是其他雌性哺乳類動物沒有的，如果反應劇烈，這是出於心理原因；它反映了這時在女人身上物種與個體之間的衝突具有的尖銳性質。即使女人很想要孩子，懷孕的時候，她的身體首先會反抗。在《憂鬱的神經官能症狀態》中，施特克爾斷言，懷孕婦女的嘔吐總是表達了對孩子的某種拒絕，如果孩子受到敵意的對待—理由往往未被明言—胃的紊亂會加劇。
海倫妮·多伊奇說：「精神分析學告訴我們，嘔吐症狀的心理誇大只是在嘔吐反映了對懷孕或胎兒的敵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她還說：「懷孕後嘔吐的心理內涵，與幻想懷孕的少女歇斯底里的嘔吐恰好是一樣的。」在這兩種情況下，通過嘴巴受孕的古老觀念再現了。特別對幼稚的女人來說，像從前那樣認為懷孕等同於消化器官的一種疾病。海倫妮·多伊奇舉出一個女病人的例子，她不安地研究自己的嘔吐物，想看看是否能找到胚胎的殘體，但她說她b知道/b這種困擾很荒唐。食慾過盛、缺少胃口、噁心，標誌著保留和毀掉胚胎這兩種願望之間的猶豫。我認識一個年輕女人，她同時忍受著過度的嘔吐和嚴重的便秘之苦；有一天，她親口告訴我，她同時有竭力拋棄胎兒和盡力保住胎兒的感覺，這正好與她表明的願望相一致。阿蒂斯大夫舉出下面的例子，我概述如下：
t太太懷孕後表現出伴隨抑制不住的嘔吐的嚴重紊亂現象……情況非常令人不安，以致不得不考慮中止懷孕……這個年輕女人感到遺憾……能夠做出的簡要分析表明：t太太不自覺地與她以前在寄宿學校的一個女友作了類比，這個女友在她的感情生活中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她在第一次懷孕後因病去世。一旦這個原因弄清了以後，症狀緩解了，兩個星期以後，嘔吐仍然時有發生，但再也沒有什麼危險。
便秘、腹瀉、排出行為，總是表現出相同的慾望和焦慮的混合；結果有時會流產，幾乎所有的自發流產都有心理根源。由於女人格外重視，由於她更加b「關心自己的健康」/b，這種不適就越發加劇。特別是，孕婦的眾所周知的「慾望」是可追溯至幼年時期的困擾，而她卻樂此不疲，出於吃某種食物受孕的古老觀念，這些困擾總是有關營養的；感到自己體內紊亂不安的女人，就像精神衰弱症中常常發生的那樣，通過她有時為之著迷的慾望，反映出這種古怪的情感。另外這些慾望的「培養」也有傳統在起作用，就像早先對歇斯底里的培養那樣；女人等待著擁有這些慾望，她窺伺著，構思著。有人給我舉出一個年輕的未婚母親的例子，她發狂地想吃菠菜，跑到市場去買來，看著菠菜煮熟，急得不耐煩地跺腳，她這樣來表達孤獨的焦慮；她知道只能依靠自己，於是急不可待地要滿足自己的慾望。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以非常有趣的方式描述了一個例子：慾望是通過女人周圍的人迫切地暗示出來的。她抱怨在懷孕時周圍有太多關切。
這些照顧、這些體貼，增加不適、胸口痛、神經痛和千百種痛苦，這些症狀伴隨著頭幾次懷孕而來……我感受到了……有一天我在我母親家吃晚飯時，她先開始說話……「啊！天哪，」她突然放下叉子，用困惑的神態望著我，「啊！天哪！我忘了問你，你想吃什麼。」
「我沒有特別想吃的。」我回答她。
「你沒有特別想吃的，」我母親說，「你沒有特別想吃的！這種事可從來沒有見過！你搞錯了。這是因為你沒有注意。我要去對你婆婆說。」
於是我的兩位母親磋商起來。於是朱諾擔心我會給他生下一個長著野豬腦袋的孩子……每天早上都問我：「羅爾，你想吃什麼東西？」我的小姑子從凡爾賽回來後也加入了提問題的大合唱……她見過很多人由於想吃東西得不到滿足而變醜，這種情況數不勝數……我終於害怕起來……我在腦海裡搜尋我最喜歡的東西，卻什麼也找不到。末了，有一天，我在吃一塊菠蘿糖時忽然想到，菠蘿應該是非常好的東西……一旦我確信我想吃菠蘿，我首先感到一種非常強烈的慾望；然後，當柯爾塞萊說現在不是吃菠蘿的時候，慾望變得更加強烈了。噢！於是我感到這種痛苦，它屬於一種狂熱，會置你於要麼滿足它要麼死去的境地。
（朱諾想方設法，終於從波拿巴夫人手裡得到了一隻菠蘿。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欣喜地接到手裡，整晚都在嗅它，摩挲它，因為醫生只讓她在早上吃菠蘿。最後，朱諾給她端來了切好的菠蘿）
我把菠蘿推得遠遠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怎麼搞的，我不能吃菠蘿。」我把鼻子湊近那隻該死的盤子，這使我斷定我不能吃菠蘿。不僅必須把菠蘿端走，而且必須開啟窗戶，薰香我的房間，把這種氣味去除乾淨，只要稍微聞到點氣味就足以使我噁心。這件事最奇特的是，此後我再也不能吃菠蘿，否則會引起強烈的反應……
受到過分照顧，或者過分照顧自己的女人，呈現出最多的病態現象。那些最容易度過懷孕磨難的女人，一部分是完全獻身於生育職能的主婦，另一部分是有陽剛氣的女人，她們不迷戀自己身體的歷險，很輕易就能克服，德·斯達爾夫人就像談話一樣輕鬆地度過懷孕期。
隨著懷孕繼續下去，母親與胎兒的關係也在變化。胎兒牢固地安置在母腹中，兩個機體互相適應，它們之間有生物學的交換，使女人重新找到平衡。她不再感到被物種佔有，擁有腹中果實的是她。最初幾個月，她是一個普通的女人，被在她體內完成的隱秘的工作弄得衰弱了；隨後，她明顯是一個母親，她的衰弱是她的榮耀的反面。她忍受的不靈便日益加劇時，反倒成了一個藉口。許多女人在懷孕期間找到了美妙的平靜，她們感到自己的生存有了理由；她們總是有自我觀察和窺視自己身體的興味；過去她們因為自己的社會責任感，不敢以太多的得意心情去關注身體，現在她們有權在意自己的身體；她們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一切，也是為孩子而做的。人們不再要求她們工作，也不再要求她們做出努力；她們不再需要操心世上的其他事情，她們抱有的未來夢想，意義在於此時此刻；她們只消讓自己活著，她們在度假。她們生存的理由在這裡，在她們的肚子裡，並給予她們完美的充實印象。海倫妮·多伊奇引用一個女人的話：「這好像冬天的一隻小爐子，一直在燃燒，擺在那裡，僅僅為了你，完全服從你的意志。這也像夏天不停地噴出的冷水淋浴。就是這樣。」女人被塞得滿滿的，也經歷了感到自我「有意思」的那種滿足，這是從青少年時期以來她最深沉的慾望；作為妻子，她要忍受對男人的從屬；如今，她不再是性慾的物件和女僕，而是體現了物種，她是生命和永恆的許諾；她周圍的人尊敬她；甚至她的任性也變得神聖，我們已經看到，這就鼓勵她編造「想吃的慾望」。海倫妮·多伊奇說：「懷孕使女人在其他情況下顯得荒唐的行為變得合理。」她體內另一個人的在場給了她理由，她終於充分享受成為自己。
柯萊特在《晚星》中描繪了她懷孕的這個階段：
懷孕的女人的幸福不知不覺地、不慌不忙地潛入到我體內。我不再感到任何不適、任何不幸。愉快的心情，嗡嗡的聲響，應該以何種科學的或者親切的字眼來稱呼這種儲存呢？它絕對充滿了我全身，因為我不能忘懷它……我厭倦了避而不談，在這種情況下從來不說的，這就是自豪感，平庸的卓越感，這是我在懷孕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每晚，我都對我生活中的一個美好時光道別。我很清楚，我會留戀它。但歡樂、嗡嗡聲、愉快的心情淹沒了一切，在我身上籠罩著溫馨的動物性、因體重增加和我培育的生物微弱的呼喊而使我產生的倦怠。
第六個月，第七個月……最初的草莓，最初的玫瑰。除了漫長的節日，我還能將懷孕稱做什麼呢？分娩的痛苦已被忘卻，卻忘不了這獨一無二的漫長節日，我對此一點兒也沒有忘記。我尤其記得，心血來潮時睡意攫住了我，也記得，就像在童年時，又需要躺在田裡、草地上和熱烘烘的地上。唯一的「慾望」，健康的慾望。
快分娩時，我就像一隻拖著偷來的雞蛋的老鼠。我感到不舒服，有時我太疲倦，反而睡不著……身體笨重，感到疲倦，我漫長的節日仍然沒有中止。人們給我那麼多的特權和照顧……
柯萊特告訴我們，她的一個朋友將這種幸福的懷孕稱做「男人懷孕」。實際上，她像這種女人的典型：她們勇敢地承受自己的狀況，因為她們沒有沉迷在其中。她同時繼續自己的寫作。「孩子表明，他要早到，於是我將鋼筆的帽套擰緊了。」
其他女人的心情更為沉重，她們無休止地反覆考慮她們新的重要性。哪怕只受到一點鼓勵，她們就重新撿起男性神話，她們以b生命/b的生育之夜去對抗精神的清醒，以內在的神秘對抗明晰的意識，以極其人為性的肚子的沉重對抗不生育的自由；未來的母親感到自己是腐殖土和耕地，是源泉，是根基；她睡覺時，她的睡眠是各種領域在其中發酵的混沌的睡眠。有的女人更能忘卻自我，尤其沉醉於在體內生長的生命之寶。塞西爾·索瓦日在她的詩歌《萌芽的靈魂》中表達的正是這種歡樂：
你屬於我如同黎明屬於平原
在你周圍我的生命是熱毛毯
你的嬌體悄悄地長成在裡面。
稍後：
噢我擔心地愛撫著受寵的你
附在我的花上這萌芽的小生命
我用自己一片心做成你的心
噢潮溼的小嘴我柔軟的果實。
她在給丈夫的信中說：
這真逗，我覺得我在參與形成一顆很小的行星，我在塑造這脆弱的天體。我從來沒有這樣接近生命。我從來沒有這樣真切地感覺到，我是大地的姐妹，與植物和汁液同在。我的腳行走在大地上，就像踏在一頭活獸身上。我想著充滿笛聲、甦醒的蜜蜂和露水的白日，因為他在我體內蹬腿和躁動。如果你知道這萌芽的靈魂在我心中放進了多少春天的清新和多少青春活力，那就好了。再說，這是皮埃羅幼小的靈魂，它在我腹內的黑暗中形成兩隻同他一樣的大眼睛。
反過來，那些喜愛賣弄風情，把自身把握為肉慾物件，自戀肉體之美的女人，看到自己變形、變醜、不能引起情慾而感到痛苦。在她們看來，懷孕根本不是一個節日或者一種豐富，而是像自我的縮減。
尤其是，可以在伊莎多拉·鄧肯的《我的一生》中看到：
孩子現在令人感到他的存在……我大理石般的柔美身體鬆弛了，破裂了，變形了……在海邊行走時，我有時感到力量和活力過剩，我有時想，這個小生命將屬於我，只屬於我，但在其他日子……我感到自己像落入陷阱的可憐野獸……隨著希望和絕望的交替，我常常想到我在青年時代的朝聖、我的漫遊、我的藝術發現，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個以往的序曲，它消失在通往等待孩子來臨的迷霧中，孩子是任何一個農婦都能造出的傑作……我開始被各種各樣的恐懼攫住了。我徒勞地想，所有女人都有孩子。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害怕。怕什麼？當然不是怕死，甚至也不是怕痛苦，我有一種對自己不瞭解的東西莫名的害怕。我柔美的身體越來越在我驚訝的注視下變形了。我的水神一般充滿青春活力的嫵媚身體哪裡去了？我的抱負、我的名聲哪裡去了？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很悲慘，被打敗了。同生命這個巨人鬥爭，雙方實力是不相等的；於是我想到快要出生的孩子，我的所有憂慮煙消雲散了。黑暗中的等待多麼殘酷啊。我們要為做母親的光榮付出多麼昂貴的代價啊！……
懷孕的最後階段，也在孕育母親與孩子的分離。女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孩子的第一個動作，他的腳踢在世界的門上，踢在把他與世界隔開的肚腹上。有些女人驚奇地迎接這個宣佈一個自主生命在場的訊號，另一些女人厭惡地把自己看做是接受了一個異體。胎兒和母體的和睦重新被打亂：子宮下垂，女人有一種壓迫感、繃緊感和呼吸困難的感覺。她這一回不是被難以分辨的物種所佔有，而是被這個即將誕生的孩子所佔有；之前他只是一個形象、一個希望；他變成沉甸甸的現實。他的實在產生了新的問題。整個過程令人焦慮，分娩尤其令人恐懼。當女人臨產時，她童年的一切恐懼重新活躍起來；由於負罪感，她以為自己受到母親的詛咒，她確信自己會死去，或者孩子會死去。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通過麗莎描繪了這類幼稚的女人，她們把分娩看成死刑判決，她確實死去了。
分娩根據不同情況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質，母親既希望保住肚子裡的小寶寶，這是她的自我寶貴的一部分，又希望擺脫一個阻礙；她想將夢想最終掌握在自己手裡，但是她害怕這個實體即將產生新的責任，前者或後者都可能佔上風，但她往往被分裂開來。她也常常不是以堅定的決心接近這令人焦慮的折磨，她想自我證明，並向周圍的人—她的母親，她的丈夫—證明，她能夠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克服這折磨，可是，與此同時，她由於加諸體內的痛苦而埋怨世界、生活和親人，為了抗議，她採取了消極的行動。獨立的女人—主婦或者有陽剛氣的女人—一心想在臨產甚至分娩時扮演主動的角色；性格幼稚的女人，則被動地把自己託付給助產士、母親；有些女人為沒有大聲叫喊而驕傲；另一些女人拒絕一切命令。一般說來，在這種危機中，她們表達了對一般而言的世界和對特殊而言的母性的深刻態度：她們是堅忍的、忍讓的、苛求的、威嚴的、反抗的、遲鈍的、緊張的……這些心理狀況對分娩的持續時間和困難程度有巨大影響（當然，分娩也取決於純粹生理的因素）。意味深長的是，女人—像某些雌性家畜一樣—通常需要幫助，以便完成自然註定給予她的職能；有些風俗粗獷的農婦和感到羞恥的未婚母親是自己分娩的，但是，她們的孤立無援常常導致孩子死亡，或者給母親帶來無法治癒的疾病。在女人完全實現女性命運的時刻，她仍然是附屬的，這也證明了，在人類這個物種中，自然與人為永遠區分不開。女性利益和物種利益之間的衝突自然非常尖銳，它往往導致母親的死亡或者孩子的死亡，正是醫學和外科的人為干預大大減少了—甚至幾乎消滅了—從前那麼頻繁的事故。麻醉方法正在推翻《聖經》的斷言：「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麻醉方法在美國廣泛運用，現在開始在法國推廣；一九四九年三月，一道法令剛剛在英國使麻醉方法成為強制性的。
很難知道麻醉方法能給女人免去的痛苦究竟有多大。分娩有時要持續二十四小時以上，有時兩三個小時就結束，這個事實不能一概而論。對某些女人來說，生育是一場苦難。伊莎多拉·鄧肯的情況就是這樣：她在焦慮中經歷懷孕，無疑心理抵抗進一步加劇了分娩的痛苦；她寫道：
無論人們如何描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任何生過孩子的女人都不會對它感到恐懼。這是一種比較的說法。這個看不見的殘忍的神靈毫不休歇，毫不停止，毫無憐憫地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撕裂我的骨頭和神經。據說這樣的痛苦很快就會忘掉。我能回答的是，只要我閉上眼睛，就會重新聽到我的叫聲和呻吟聲。
相反，某些女人認為這是一種相對容易忍受的折磨。少數人從中獲得肉慾的快感。有個女人寫道：
我是一個肉慾非常強烈的人，以致分娩本身對我來說是一種性行為。我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護士」。她給我沐浴，也給我注射。這足以使我處於極度興奮、神經顫抖的狀態。
有的女人說，生育時感受到一種創造力的印象；她們確實完成了一件自願的、有創造性的工作；相反，許多女人感覺到自己是被動的，是一個受苦受折磨的工具。
母親和新生兒的最初關係同樣是多種多樣的。有些女人忍受著體內空空的不舒服，她們覺得有人偷走了她們的寶貝。塞西爾·索瓦日寫道：
我是無語的蜂巢
蜜蜂已經飛到空中
我不再將我的血液
一口口餵你的嬌體
我的身體門關戶閉
別人剛奪走一具死屍，
還有：
你不再屬於我。你的腦袋
已經反映別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