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法律不再把服從列入妻子的義務，每個女公民都有選舉權；這種公民自由如若不是伴隨以經濟獨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受供養的女人—妻子或者妓女—並沒有因為手中有投票權，就從男性那裡解放出來；即使習俗強加在她身上的束縛比以前少了，這些消極的規定也並未深刻改變她的處境；她仍然禁錮在僕從狀況中。女人正是通過工作跨越了與男性隔開的大部分距離，只有工作才能保證她的具體自由。一旦她不再是一個寄生者，建立在依附之上的體系就崩潰了；在她和世界之間，再也不需要男性中介。壓在僕從女人身上的詛咒，就是不允許她做任何事，於是，她執著地通過自戀、愛情、宗教，徒勞地追尋存在；作為生產者和主動的人，她便重新獲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計劃中具體地確認為主體；她通過與她追求的目的、她獲得的金錢和權利的關係，感受到自己的責任。許多女人，甚至從事最卑微職業的女人，也意識到這些優越性。我聽到過做日工、擦洗旅館大廳地磚的女人說：「我從來沒對任何人提出過要求。我的成功全靠自己。」她像洛克菲勒一樣，因自食其力而自豪。但不要以為選舉權和職業的簡單並列，就是完全解放，今日，工作不是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的世界，達到前一步的女人才能夠保證達到後一步。今日大多數勞動者都是被剝削者。另一方面，社會結構並沒有因女性狀況的變化而發生深刻改變，這個始終屬於男性的世界還保留著打上他們烙印的面目。不應該對給女性工作問題帶來複雜性的事實視而不見。一位有身份、思想正統的女士，最近對雷諾工廠的女工做過一次調查，她斷定，這些女工更喜歡待在家裡，而不是在工廠幹活。無疑，她們只是作為經濟受壓迫階級的一員獲得獨立的；另一方面，在工廠裡完成的任務，沒有使她們免除家裡的繁重勞動。如果向她們提議，在每週在工廠裡b還是/b在家裡幹活四十小時兩者中進行選擇，她們無疑會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如果她們作為女工，能融合到她們會愉快和自豪地參與建造、並且屬於她們的世界中，也許她們甚至會愉悅地接受兩種勞動。在眼下，且不提農婦，大部分工作的女人不能擺脫傳統的女性世界，她們從社會和丈夫那裡得不到必要的幫助，具體地變得與男人平等。只有那些具有政治信念，在工會參加戰鬥，對未來懷有信心的女人，才能給予日常令人不快的疲勞以倫理意義，但女人因為缺乏閒暇，因襲屈從的傳統，僅僅開始培養政治和社會的意識，那是正常的。她們由於在工作中沒有得到理應期望得到的利益，便毫無熱情地忍受工作束縛，那也是正常的。人們也明白，時裝店的年輕女工、女店員、女秘書不願意放棄男性支援的好處。我已經說過，對年輕女人來說，只要獻出自己的身體，就可以融入特權階層，這樣一個階層的存在，幾乎是不可抗拒的誘惑；由於她的工資很低，而社會要求她的生活標準又很高，她註定要賣俏；如果她滿足於所掙到的工資，她只會是一個賤民：住得差，穿得差，無緣享受各種娛樂，甚至愛情。正人君子向她宣揚苦行主義；實際上，她的粗茶淡飯往往和加爾默羅會修女一樣清苦；只不過，並非每個人都能把天主當做情人，她必須取悅男人，才能成功地過上女人生活。因此她會接受幫助，維持她半飢半飽的工資的僱主，厚顏無恥打的正是這樣的算盤。有時，這種幫助能讓她改善自己的處境，獲得真正獨立；有時相反，她放棄自己的職業，受人供養。她時常身兼數職；她通過工作從情人那裡解放出來，或者由於情人擺脫自己的工作，但她也受到職業和男性保護的雙重奴役。對已婚女人來說，工資一般只代表額外補充；對於「要讓人幫助的女人」來說，男性援助倒像是次要的，但這兩種女人都不能通過個人努力獲得完全獨立。
然而，今日有相當多有特權的女人，她們在自己的職業中獲得經濟和社會的自主。當人們探索女人的發展和未來時，質疑的正是她們。因此，雖然她們還只是少數，但仔細研究她們的處境卻特別令人感興趣；女性主義者和反女性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正是因為她們而曠日持久。反女性主義者認為，今日解放了的女人在世界上沒有取得任何重要建樹，另一方面，她們很難取得內心平衡。女性主義者則誇大這類女人取得的成果，卻對她們的不安視而不見。事實上，決不能說她們走錯了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並沒有在新狀況下獲得安定，她們還只是走在半路上。經濟上擺脫了男人的女人，在道德、社會、心理狀況中並沒有達到與男人一模一樣的處境。她從事和投入職業的方式，取決於她的生活的整體形式所構成的背景。然而，當她開始成人生活時，她身後並沒有和男孩子一樣的過去；她沒有受到社會的同等看待；世界對她呈現出不同的前景。成為一個女人的事實，今日對一個自主的人提出了特殊的問題。
男人擁有的、從童年起已經感受到的特權，就在於他作為人的使命與他的男性命運並不違背。通過男性生殖器和超越性的同化，他在社會上和精神上的成功可以使他擁有男性的威信。他沒有被分割開來。而對女人要求的是，為了實現女人特性，要讓自己成為客體和獵物，就是說放棄成為至高主體的要求。正是這種衝突特別標誌著已解放的女人處境的特點。她拒絕退縮到女性角色中，因為她不願意自戕，但放棄自己的性別也是一種殘缺。男人是一個有性別特徵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個有性別特徵的人，才是一個健全的個體，與男性平等。放棄女性身份，就是放棄一部分人性。鄙視女人者時常譴責有頭腦的女人「忽略自己」，但他們也向她們宣揚：如果你們希望與我們平起平坐，那就不要塗脂抹粉和塗指甲油。後面一個勸告是荒謬的。正是因為女性的觀念是由習俗和時尚人為地確立的，所以從外部強加給每個女人；它可以演變為接近男性的準則：在海灘上，褲子變成女性的了。這絲毫未改變問題的實質：個體不能自由地、隨心所欲地塑造女性觀念。不符合這種觀念的女人，在性方面，因此也在社會方面自行貶值，因為社會融合了性的價值。拒絕女人屬性，並不會因此獲得男人屬性，甚至女扮男裝也不能使她成為一個男人，這是一個打扮成男人的女人。我們已經看到，同性戀也同樣說明，中性是不可能的。沒有一種消極態度不帶來一種積極的相反意見。少女往往認為，她可以簡單地蔑視成規，但她正是因此抗議；她創造一種新處境，這處境帶來她必須承擔的後果。當一個人不屈從既定法規時，就會變成一個反叛者。當一個奇裝異服的女人以輕飄飄的神情說，她是在順從自己的樂趣，如此而已時，她是在說謊，她清楚地知道，順從自己的樂趣就是怪誕的。相反，不想標新立異的女人遵循共同的規範。除非挑戰代表一種積極有效的行動，否則選擇挑戰的行為是打錯了算盤，人們消耗的時間和精力，比節省的多。一個不想冒犯人，不想在社會方面貶低自己的女人，應該作為女人去體驗女人的處境，她在職業上的成功甚至往往要求她這樣做。而遵守習俗對男人來說是十分自然的—習俗按照他自主的、主動的個體需要為準則—同樣是主體、主動性的女人，必須悄悄地進入註定她被動性的世界。由於禁閉在女性範圍的女人使奴役狀態惡性發展，也就加重了奴役，她們把打扮和家務變成了難以掌握的藝術。男人幾乎沒有必要操心他的衣著；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適合於他的繁忙生活，它們不需要講究；它們幾乎不屬於他的人格；另外，沒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料理衣服，有個自願的或者僱用的女人免掉他這種麻煩。相反，女人知道，人們注視她的時候，不會將她和她的外貌區分開來，她通過她的打扮受到評價、尊重、渴望。她的衣服原本就是用來使她行動不便，很容易損壞：襪子容易撕破，鞋後跟容易脫落，淡色的罩衣和長裙容易弄髒，褶皺容易平復；她必須彌補大部分這類事故；別的女人不會自願來幫助她，她對加重預算負擔，讓別人做她自己b能夠/b做的工作猶豫不決：燙髮、燙大波浪、化妝品、新裙子，開銷已經很大。當女秘書、女大學生晚上回到家時，總是有襪子要織補，有罩衣要洗，有裙子要燙。收入高的女人會免去這些苦差事，但她不得不保持更復雜的典雅風度，她會在購物、試衣等方面浪費時間。傳統也要求女人甚至單身女人操心一下住處；一個官員被任命到新城市，很容易就住在酒店裡；他的女同事卻要力圖住在「自己家裡」；她必須仔細地打掃房子，因為在她家裡不能疏忽大意，而在一個男人家裡，疏忽是很自然的。她並非只因為考慮到輿論，才花時間和花精力去操心自己的美容和家務。她是為了滿足自己，希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她只有把自己創造的生活同她的母親、她童年的遊戲和青少年時的幻想為她準備的命運結合起來，才能通過現在和過去做到贊同自身。她孕育出自戀的夢想；她繼續以對自己形象的崇拜，去對抗男性對生殖器的自豪；她想展示自己，吸引別人。她的母親、姐姐們灌輸給她對小家庭的興趣，一個屬於她的家，這是她的獨立夢想的最初形式；當她在其他方面找到了自由，她也不想否定這些夢想。在她在男性世界中仍然感到不安全的情況下，她保留隱退的需要，這種隱退是她習慣在自身尋找的內心庇護所的象徵。她服從女性傳統，給地板打蠟，親自做飯，而不是像她的男同事那樣，到餐館吃飯。她想同時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那樣生活，由此，她增加自己的任務和疲勞。
如果她想充分成為女人，這就意味著她要儘可能去接觸男性。最大的難題是在性的領域內提出的。女人要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與男人平起平坐，必須要有進入男人的世界的途徑，就像男人要有進入女人的世界的途徑一樣，她要有進入b他者/b的途徑，只不過b他者/b的要求在兩種情況中不是對稱的。財產和名聲一旦獲得，就像內在的品德一樣，可以提高女人的性吸引力，但是，成為自主的主動性的事實又違揹她的女性身份，她知道這一點。獨立的女人—尤其是思考自己處境的知識女性—作為女性要受自卑情結的折磨；她沒有閒暇像賣弄風情的女人那樣專心於美容，後者唯一的考慮就是吸引人；她聽取專家的建議也是徒勞的，她在典雅的領域內永遠是一個業餘愛好者；女性的魅力要求超越性貶為內在性，只作為肉體靈敏的顫動而出現；必須成為一個自發奉獻的獵物，知識女性知道她獻出自己，知道她是一個意識、一個主體；一個人不能隨意地扼殺自己的目光，把自己的眼睛改變成一片天空或一片水坑；一個人不能阻止身體趨向於世界的衝動，把身體變成暗中顫動的有生命的雕像。知識女性由於擔心失敗，就更加熱情地去嘗試，但這有意而為的熱情仍然是一種主動性，它達不到目的。她犯下同絕經所暗示的一樣的錯誤，她力圖否認自己的思考，就像老年婦女想否認她的歲數一樣；她穿得像小姑娘，插滿了鮮花、飾物，穿著炫目的織物；她誇大孩子氣的和神奇的模仿動作。她瘋瘋癲癲，蹦蹦跳跳，喋喋不休，假裝瀟灑、冒失、不假思索。但她就像這類演員：由於感受不到會帶來某些肌肉鬆弛的激動，就用意志力去收縮相反的肌肉，垂下眼皮和嘴角，而不是讓它們自然垂落；有頭腦的女人為了模仿捨棄，會變得拘謹。她感到這一點，惱怒起來；在天真得過分的臉上，過於銳利的智慧閃光突然掠過，有誘惑力的嘴唇抿緊了。如果她對取悅人感到難受，那是因為她不像她奴性十足的小姐妹，取悅人完全出於自願；誘惑人的願望不管多麼強烈，並沒有深入到她的骨髓；她一旦感到自己笨拙，就會對自己的奴顏婢膝感到惱火；她想玩弄男性的武器，進行報復，她說話而不是聽別人說，她展示自己的微妙思想、隱秘的激動；她反駁對話者，而不是加以贊同，她想佔據他的上風。德·斯達爾夫人相當靈活地將兩種方法混合起來，取得了令人震驚的勝利，很少有人能抗拒她。挑戰的態度特別在美國女人身上常見，卻往往刺激男人，而不能駕馭他們；他們以自己的不信任去吸引她們；如果他們接受愛一個平等的人，而不是愛一個奴隸—就像既不傲慢又沒有自卑情結的人所做的那樣—女人就會少操心她們的女性氣質；她們重獲自然和質樸，重新成為女人，不必那麼煞費苦心，因為她們畢竟是女人。
事實是，男人開始容忍女人的新狀況；女人由於不再感到自身先驗地處於受譴責的地位，重新獲得自由自在，今日，工作的女人並不忽略自己的女性氣質，也沒有喪失性吸引力。這種成功—已經表明趨於平衡的進步—仍然是不完全的；要同另一性別建立她所期待的關係，對女人比對男人來說，仍然困難得多。她的肉慾和感情生活遇到很多障礙。在這一點上，作為奴僕的女人沒有任何特權，在性方面和感情方面，大多數妻子和妓女是徹底被剝奪權利的。如果說在獨立女人身上困難更加明顯，那是因為她沒有選擇逆來順受，而是選擇了鬥爭。一切生前的問題都在死亡中得到平靜的解決，盡力謀生的女人於是比將自己的意志和願望埋在心底的女人更加內心分裂，但她不會接受別人把後者提供給她當做榜樣。她僅僅在與男人比較時，才會自認為處於劣勢。
一個要花費精力，有責任感，瞭解與世界的阻力相鬥爭的艱難的女人，不僅需要—像男人一樣—滿足自己的肉體慾望，而且需要體驗幸運的性冒險帶來的鬆弛和消遣。然而，她的這種自由在一些階層中沒有得到具體的承認；如果她利用這種自由，就有可能損害她的名譽和職業；至少人們要求她表現出虛偽，而這種虛偽壓抑著她。她越是成功地在社會上站穩腳跟，人們就越是閉上眼睛，但尤其在外省，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受到嚴厲監視。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不必擔心輿論—她的處境仍然不能與男人的處境相提並論。不同之處既來自傳統，也來自女性性愛的特殊性質所提出的問題。
男人很容易逢場作戲，這足以平息他的肉慾，在精神上得到放鬆。有些女人—數量很少—要求為女人開放妓院。在一部名為《十七號》的小說中，一個女人提議設立一些妓院，女人可以藉助某種「男妓」使自己「在性方面放鬆一下」。好像以前在舊金山存在過這類設施，只有妓女光顧，她們以付錢而不是讓人付錢為樂，杈桿兒讓人關掉這個設施。且不說這種解決辦法是烏托邦式的，不為人稱道，無疑它也很不成功，我們已經看到，女人不像男人那樣無意識地獲得「放鬆」，大部分女人會認為這種辦法對情慾的放鬆不會很有效。無論如何，事實是今日這種辦法已與她們無緣。在馬路上隨便找一個性夥伴，度過一夜或一小時，這種解決辦法—假設具有強烈性慾、克服了一切禁令的女人並不厭惡考慮這樣做—對她要比對男人危險得多。由於要採取措施、避免傳染的是男人，對她來說，染上性病的危險更大；而不管她多麼小心，她對於懷上孩子的威脅永遠也不能完全放心。尤其在與陌生人的關係中—這種關係處於動物性的水平上—體力的不同非常重要。一個男人對於他帶回家的女人，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只需保持一點警惕。對於把一個男人帶回家的女人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有人告訴過我，有兩個年輕女人，剛剛來到巴黎，渴望「瞭解生活」，逛了一圈夜總會以後，邀請了蒙馬特爾兩個有吸引力的杈桿兒吃晚飯，早晨，她們遭到搶劫、毆打，受到訛詐的威脅。一個更加意味深長的例子是，有個四十來歲的女人，離了婚，為了養活三個大孩子和年老的父母，白天辛辛苦苦地幹活。她雖然丰韻猶存，卻絕對沒有閒暇來過社交生活、打情罵俏、合情合理地做幾件勾引男人的事，這種事已經使她厭倦了。可是，她有強烈的需求，她認為像男人一樣有權滿足這些感受。有時，她晚上在街道徘徊，她打扮自己，想誘惑一個男人。但一天夜裡，在布洛涅樹林裡度過一兩個小時後，她的情人不同意讓她離開，他想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地址，想再見到她，同她組成家庭；由於她拒絕，他便狠狠地打她，直到她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嚇得要命，他才把她放走。至於像男人通常找情婦那樣找一個情人，供養他或者幫助他，這僅僅是擁有財產的女人才辦得到。有些女人能將就這種交易，她們付給男人錢，把男人當做一個工具，她們傲慢而隨便地使用他。但通常她們必須上了歲數才能硬把肉慾和感情分開，而在女人的青年時期，我們已經看到，兩者是密不可分的。甚至有許多男人也從來不接受這種肉體與意識的分裂。更有甚者，大多數女人拒絕考慮這樣做。再說，這裡有一種欺騙，她們比男人對此更加敏感：付錢的顧客同樣是一個工具，她的性夥伴把她當做謀生手段來使用。男性的自尊心向男性掩蓋了性愛戲劇的模糊性，他自發地欺騙自己；女人更容易受屈辱，更加敏感，也就更加清醒，她只有以更狡猾的自欺為代價，才能做到視而不見。即使假設她有辦法，為自己買下一個男人，一般說來，她也不會感到滿足。
對大多數女人來說—正如對大多數男人來說—不僅僅關係到滿足她們的慾望，而且關係到既滿足她們的慾望，又保持她們做人的尊嚴。當男人享有女人時，當他讓她享受時，他把自身看做唯一的主體：威嚴的征服者、慷慨的贈與者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她也反過來想確定自己隨心所欲地征服了夥伴，並用自己的奉獻滿足了他。因此，當她要麼通過答應給他恩惠，要麼把希望寄託在他的殷勤態度上，要麼通過手腕喚醒他純粹一般性的慾望，向男人獻身時，她樂於說服自己，她滿足了他。依仗這種有利於自己的信念，她可以對他提出要求，而不會感到屈辱，因為她想慷慨地行動。因此，在《青苗》中，渴望得到菲爾撫摸的「白衣女人」高傲地對他說：「我只愛乞丐和飢餓的人。」事實上，她靈活處事，讓他採取哀求的態度。於是，柯萊特說：「她匆匆奔往那個狹窄而幽暗的王國，在那裡，她的自尊心會相信抱怨是對不幸的吐露，而且她那類乞求者飲下慷慨的幻想。」德·華倫夫人是這類女人的典型，她們選擇年輕的、不幸的或者地位低下的情人，為的是給予她們的慾望以慷慨的表象。但也有一些大膽的女人，她們專找最強壯的男人，迷戀於滿足他們，而他們只是出於禮貌或恐懼才做出讓步。
如果說在自己設下的陷阱中佔有男人的女人要設想自己獻身，那麼反之，獻身的女人就會認為自己在佔有。一天，有個年輕的女新聞記者對我說：「我呀，我是一個會佔有的女人。」事實上，除了強姦，沒有人真正佔有另一個人，但是女人在這方面卻加倍地欺騙自己。因為事實是，男人常常通過他的熱情和進攻去誘惑女人，他主動地獲得女伴的同意。除非特殊的情況—例如我已經舉出過的德·斯達爾夫人—在女人那裡情況不是這樣，她幾乎只能奉獻自己；因為大多數男性頑強地堅持自己的角色；他們想喚醒女人身上特殊的騷亂，而不是被挑選出來，滿足她的一般需要；作為被選出來的，他們感到自己被利用了。有個年輕人對我說過：「不怕男人的女人令男人害怕。」我常常聽到成年男子宣稱：「我害怕女人採取主動。」女人大膽地自薦，男人便躲開，他堅持要征服。因此，女人只有讓自己成為獵物，才能佔有，她必須變成被動的東西，順從地允諾。如果她成功了，她會認為，這種魔咒，她是有意為之的，她會重新變成主體。但是，如果男性蔑視她，她就會有凝固成無用客體的危險。因此，如果他拒絕她的表白，她就會感到深深的屈辱。當男人認為受到玩弄時，有時他也憤怒起來，但他只不過在這件事中遭到失敗，如此而已。而女人卻同意讓自己成為騷動、期待和許諾中的肉體，她只能通過毀掉自身去獲勝，她始終是失敗的。必須徹底地盲目，要麼異乎尋常地清醒，才能接受這樣的失敗。即使誘惑成功了，勝利仍然是模稜兩可的；實際上，從公眾輿論來看，男人是勝利者，他b擁有了/b女人。人們不承認她能夠像男人一樣承擔自己的慾望，她是慾望的獵物。不言而喻，男人把特定的力量融合到他的個體中，而女人是物種的奴隸。有時人們把她看做純粹的被動性：這是一個「瑪麗，睡在那裡，只有公共汽車不從她的身體上輾過」；這是一個工具，可以使用，是開放的；她軟弱無力地屈從於騷動的迷醉，受到男性的迷惑，他像摘果子一樣把她摘下來。有時人們把她看做異化的主動性：有一個魔鬼在她的子宮裡跺腳，在她的陰道深處，有一條貪婪地吞吃男性精液的蛇在窺伺著。無論如何，人們拒絕認為，她是純粹自由的。尤其在法國，人們固執地把自由的女人和輕浮的女人混同起來，輕浮的概念意味著缺乏抵抗和節制，意味著欠缺和對自由的否定。女性文學力圖與這種偏見作鬥爭，比如在《格麗澤爾達》中，克拉拉·馬爾羅強調這個事實：她的女主人公不向衝動讓步，而是完成她所要求的一個行動。在美國，人們承認在女人的性活動中有一種自由，這對她非常有利。但在法國，男人即使享用了恩惠，也對「委身的女人」投以蔑視，這種蔑視仍使很多女人陷入恐慌。她們對自己引起的評語、對自己成為藉口的話語感到恐懼。
即使女人蔑視流言蜚語，她在與性夥伴的交往中仍然感到具體的困難，因為輿論體現在他身上。他常常將床看做自己的進攻優勢應當得到肯定的地方。他想佔有而不想接受，想強佔而不想交換。他企圖佔有女人的是超過她給予他的東西；他要求她的同意是一次敗北，她喃喃地說出的話語是他從她嘴裡逼出的招供；他要她承認有快感，要她承認受奴役。當克羅蒂娜迅速地順從勒諾，以此向他挑戰時，他搶在她前頭，當她要獻身時，他匆匆地強佔了她；他逼迫她睜開眼睛注視他在他們的較量中取得的勝利。因此，在《人的狀況》中，專橫的費拉爾執著地開啟瓦萊麗關掉的燈。如果女人是高傲的，索取的，她就作為對手接近男性；在這場鬥爭中，她遠不及他武裝齊全；首先，他身強力壯，更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她；我們已經看到，緊張和主動性與他的性愛是和諧一致的，而女人如果拒絕被動性，就毀掉了把她導向快感的迷醉；如果她在態度和行動中模仿支配的一方，她就達不到快感，大多數遷就自尊的女人都變得性慾冷淡。很少有男人允許他們的情人滿足專橫的或者施虐的傾向，而從這種順從中獲得充分的性愛滿足的女人則更少。
有一條道路對女人來說遠非如此艱難，這就是受虐狂的道路。對白天工作、鬥爭、負起責任和冒險的人來說，晚上沉溺於任性胡來是一種放鬆。不管是戀愛的還是天真的，女人實際上往往樂於為了滿足暴虐的意願而自我虛無化。但她還需要真正感到被支配。對於每天生活在男人中間的女人來說，相信男性無條件的優勢是不容易的。有人向我舉出過一個並非真正受虐狂、卻很「女性化」的女人的例子，就是說她深深嚐到沉溺在男人懷抱裡的快樂；她從十七歲以來有過好幾個丈夫和許多情人，從他們身上得到很多快樂；她成功地管理過一個很麻煩的企業，其間管過男人，她抱怨自己變得性慾冷淡，以前有過一種快樂的順從，後來變得不可能了，因為她習慣了支配男人，因為他們的威信煙消雲散了。當女人開始懷疑男人的優勢時，他們的自負只會降低她對他們的敬重。在床上，正當男人想最粗野地表現自己的陽剛氣時，由於他模仿男子氣概，反而在內行的人看來顯得幼稚可笑，他只避免了古老的閹割情結、他父親的幽靈或者其他幻覺。女人並非總是出於驕傲拒絕向情人的任性讓步，她希望與一個正在經歷生活的真正時刻的成年男人打交道，而不是與一個給自己講故事的小男孩打交道。受虐狂女人特別容易感到失望，母性的順從，不論是令人厭煩的還是寬容的，都不是她夢想的退讓。她要麼應當滿足於可笑的遊戲，假裝相信自己受支配和受奴役，要麼追求所謂「高一等的」男人，希望找到一個主人，要麼就會變得性慾冷淡。
我們已經看到，當兩個性夥伴互相承認彼此平等時，就有可能避免施虐受虐的誘惑；在男女雙方心中只要有一點謙虛和慷慨，勝利和失敗的想法就會消失，愛情行為變成自由的交換。但不合常理的是，承認異性個體是和自己同樣的人，對女人比對男人來說，要困難得多。正由於男性等級擁有優越地位，男人可以給予許多特殊的女人熱烈的尊重，一個女人很容易去愛，她首先有能耐把情人引入不同於他的世界，一個他樂於和她並肩探索的世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她施展詭計，她在逗樂；然後，由於她的處境受到限制，依附他人，她的一切優點顯得像是為了引誘，而她的錯誤可以原諒，司湯達讚賞德·雷納爾夫人和德·沙斯特萊夫人，儘管她們有可憎的偏見；即使女人有錯誤的思想，很不聰明，很不明智，很不勇敢，男人也不認為應由她負責，他認為—常常是對的—她是自身處境的受害者；他設想她本可能是什麼模樣，她將來會是什麼模樣，人們可以相信她，可以非常相信她，因為她不是確定的；正是由於這種缺乏，情人很快就感到厭倦，但神秘感、吸引他和使他傾向於寬容的溫情的魅力正來自它。讓女人感受到對男人的友誼要難得多，因為他是自己無可挽回地成為的那種人；必須愛他眼下真實的人，而不是根據他的諾言和不確定的可能性去愛他；他對自己的行為和思想負責；他是無可辯駁的。同他在一起，只有贊成他的行為、目的、見解，才能有友情；於連可以愛一個正統主義的女人，拉米埃爾卻不會愛一個她蔑視其思想的男人。女人即使準備妥協，也很難採取寬容態度。因為男人不在她面前展現童年的綠色天堂，她在這個為他們所共有的世界中遇到他，他只帶來自己。他自我封閉，明確，果斷，很少促成夢想；當他說話的時候，必須傾聽；他自視嚴肅，如果他不感興趣，他就厭煩，他在場使人壓抑。唯有很年輕的男人才用平易而神奇的成分裝飾自己，人們可以在他們身上尋找神秘和許諾，給他們找藉口，隨便地對待他們，這是使他們在成熟女人看來如此有魅力的原因之一。只不過在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喜歡年輕女人。三十歲的女人轉向了成年男人。無疑，她在他們中間會遇到不至於冷落她的尊重和友誼的人；如果他們毫不表現出狂妄，她就有機會了。當她希望開始一次經歷、一次愛情，並能將自己的心靈和身體投入進去時，問題就在於要遇到一個她能視作平等的人，一個不至於自視優越的男人。
有人會對我說，女人一般不製造那麼多的麻煩，她們把握機會，不對自己提出太多問題，再說，她們以驕傲和肉慾來擺脫麻煩。確實如此。但同樣真實的是，她們把大量的失望、屈辱、悔恨和怨恨埋在自己的心底，而在男人身上找不到—一般說來—相等的情緒。男人從或多或少失敗的戀愛中，幾乎肯定獲得過快感；她卻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利益；當決定性的時刻來臨時，她即使冷漠，也會彬彬有禮地準備投入擁抱，有時情人是性無能，而她又可笑地輕舉妄動，便要忍受損害自己名譽的痛苦；如果她沒有獲得快感，也會感到自己「受騙了」，被利用了；如果她感到滿足，她會期望長久地留住她的情人。當她聲稱只考慮一次逢場作戲的短暫愛情時，很少是完全真誠的，因為快感遠不能解脫她，反而縛住她；分離哪怕是所謂兩廂情願的，也要傷害她。聽到一個女人親切地提到一箇舊情人，遠比一個男人提到他的情人們少得多。
性愛的性質，自由的性生活的困難，促使女人傾向於一夫一妻制。可是，戀愛關係或婚姻與職業的協調，對女人來說遠比對男人不容易。有時，情人或丈夫要求她放棄職業，她猶豫不決，就像柯萊特筆下的流浪女伶，她強烈期待身邊有男性的熱情，卻又害怕婚姻的束縛；如果她做出讓步，就重新成為附庸；如果她拒絕了，就只得忍受無情的孤獨。今日，男人一般同意妻子保留她的職業；柯萊特·伊維的小說描寫年輕女人被逼到犧牲職業，以便維持家庭的安寧，是有點過時了；兩個自由存在的共同生活，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豐富，每個人在配偶的工作中找到的是對自己獨立的保證；自立的妻子把丈夫從婚姻的奴役中解放出來，這種奴役原本是他的奴役的代價。如果男人確實是真誠的，情侶和夫婦便達到寬宏大量，不斤斤計較，完全平等。男人有時甚至扮演忠僕的角色。因此，劉易斯在喬治·艾略特的身邊創造了有利的氣氛，這是妻子通常在至高無上的丈夫周圍創造的氣氛。但是，大部分時間裡，仍然是妻子為家庭的和諧付出代價。對男人來說，由她持家、單獨照料和教育孩子是理所當然的。女人也認為，結了婚，她要承擔他的個人生活同樣要求她的事務，她不願意自己的丈夫得不到討了一個「真正的女人」會有的好處：她希望自己是個高雅的女人、出色的家庭主婦、忠心耿耿的母親，就像傳統對妻子的要求。這是一項很容易變得繁重的任務。她既出於對伴侶的尊重，又出於對自身的忠誠，承擔起這項任務，因為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她堅持絲毫不違背自己作為女人的命運。對丈夫來說，她是一個分身，同時她又是自己；她要承擔他的憂慮，她要參與他的成功，如同她要關注她自己的命運，有時甚至給予他更多的關心。她在尊敬男性優越地位的環境中長大，可能仍然尊重由男人佔據首位；有時她也害怕提出要求會毀掉她的家庭；她在期望自我肯定和自我消失之間搖擺，心碎欲裂。
然而，女人從她的低下地位也能得到一種好處：既然她從一開始就不像男人那樣有那麼多的機會，她便不會先驗地感到對他有罪；要補償社會不公的不是她，她沒有被要求這樣做。好心的男人應該「照顧」女人，因為他比她們幸運；他會讓自己受顧忌和憐憫的束縛，他有可能成為女人的獵物，由於女人沒有武裝，她們「難以擺脫」，「無法滿足」。獲得男性一樣獨立的女人，有很大特權在性生活上與獨立的、主動性的個體打交道，他們一般不會在她的生活中扮演寄生的角色，不會以弱點和迫切需要去束縛她。只不過，善於同性夥伴創造自由關係的女人，實際上很少；她們給自己鑄造了鎖鏈，他卻並不想以這些鎖鏈去束縛她們，她們對他採取戀愛的女人的態度。少女在二十年的等待、夢想、希望中，抱著遇到解放和拯救她的英雄出現的神話，在工作中獲得的獨立，不足以消除光榮退讓的願望。她必須完全像男孩子那樣長大，才能輕易地克服青少年時代的自戀，她在成年人的生活中繼續整個青少年時代所傾向的自我崇拜；她把自己職業上的成功，變成豐富自己形象的價值；她需要來自上天的目光顯示和神化她的價值。即使她對平日衡量的男人很嚴厲，她仍然敬重b男人/b，如果她遇到男人，就準備拜倒在他腳下。由一個神來辯護，比通過自己的努力來辯護更為容易；世界鼓勵她相信有可能得到b給予的/b拯救，她選擇這樣相信。有時，她完全放棄自己的自主，她只是一個戀愛的女人；她往往想調和；但盲目崇拜的愛情和退讓的愛情是毀滅性的，它佔據一切思想、每一時刻，它是糾纏不休的、專橫的。在職業遇到挫折的情況下，女人激動地在愛情中尋找避難的地方，她的失敗表現為爭吵和提出要求，情人為此付出代價。但她心靈的痛苦遠遠沒有加倍激發她的職業熱情，一般說來，相反，她惱怒這種阻止她走上偉大愛情的康莊大道的生活方式。有個十年前在一家由女性領導的政治雜誌社工作的女人告訴我，在辦公室裡，大家很少談論政治，卻不停地談論愛情：這一個抱怨男人只是因為她的身體才愛她，不瞭解她的聰明才智；那一個則有煩言，說是男人只欣賞她的才智，卻從來不關注她的肉體魅力。這個例子再次說明，要讓女人能夠以男人的方式去戀愛，就是說，不質疑她的b存在/b本身，而要自由地去愛，就必須讓她自認為是與他平等的人，讓她具體地成為這樣的人，必須讓她帶著同樣的決心投入到她的事業中，可以看到，這種情況還不常見。
有一種女性職能，目前幾乎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履行，這就是做母親；在英國和美國，由於實行「節育」，女人至少可以自主拒絕懷孕；可以看到，在法國，女人常常被迫做痛苦的所費不菲的人工流產；女人常常要承擔一個她不想要的孩子，這孩子毀掉了她的職業生涯。這個負擔很沉重，是因為風俗反過來不允許女人在自認為合適的時間生育，未婚母親令人反感，對孩子來說，非婚生是一個汙點；成為母親而不接受婚姻枷鎖或者不喪失地位的人是很少的。人工授精的想法之所以使那麼多的女人感興趣，並不是因為她們想躲避男人的懷抱，而是希望自由懷孕最終被社會接受。必須補充說，由於缺乏組織合理的託兒所和幼兒園，一個孩子就足以使女人的活動完全陷於癱瘓；她只能把孩子扔給父母、朋友或女僕，才能繼續工作。她要在這兩者中選擇：常常被看做是痛苦挫折的不育，和難以同所從事職業調和的負擔。
因此，獨立的女人今日在對職業的興趣和對性生活的操心之間抉擇，她很難找到平衡，如果她要實現平衡，代價是做出讓步、犧牲、使出雜技的功夫，這就要求她處於持續的緊張狀態。應當從這裡，而遠非從生理依據中尋找常常在女人身上觀察到的神經質和脆弱的原因。很難確定女人的身體構造在什麼程度上在她身上表現為不利條件。例如，人們時常尋思，月經產生什麼障礙。通過活動或行動成名的女人，似乎對此並不重視，她們的成功是否正應該歸因於每月不適的程度很輕？人們可以思索，是否正好相反，選擇主動的、有雄心的生活給予她們這種天賦，因為女人對她的不適的關注加劇了這種不適；女運動員、行動的女人，不像其他女人那麼感到痛苦，因為她們不介意自己的痛苦。當然，也有機體上的原因，我見過有些體格強壯的女人每個月要在床上躺上二十四小時，忍受無情的折磨，但她們的事業從未因此而受到阻礙。我深信，落在女人身上的大部分不適和病痛，都有精神原因，婦科醫生是這樣告訴我的。正由於我所說的精神緊張，由於女人承擔的各種任務，由於她們在其中掙扎的矛盾，她們一直疲乏不堪，用盡她們的力氣；這並不意味著，她們的病痛是想象出來的，病痛就像其反映的處境，是真實的，強烈的。但處境不取決於身體，是身體取決於處境。因此，當工作的女人在社會上擁有她該有的位置時，她的健康狀況不會損害她的工作；相反，工作會大大有助於她的生理平衡，不讓她只是一味關注身體。
當我們評判女人的職業成就，並由此出發要預料她的未來時，不應該視而不見這總體的事實。女人正是在這痛苦的處境中投入了職業生涯，她們仍然受到女性身份傳統上帶來的負擔的奴役。客觀形勢對她依然是不利的。一個新來者想在敵對的或者至少是不信任他的社會中開闢道路，總是很困難的。理查德·賴特在《黑孩子》中指出，一個美國年輕黑人的雄心壯志從一開始就受到阻礙，他要堅持的鬥爭僅僅是為了提升到白人的地位，從非洲來到法國的黑人也遇到—在自身和外界—與女人遇到的相同的困難。
女人首先在成長時期便處於低下的地位，我在談及少女時已經指出過了，但必須回過頭來更準確地再談一談。女人在讀書時，在她的生涯具有決定性的初期，很少果斷地碰運氣，許多人隨後由於起點糟糕而處於不利地位。事實上，正是在十八歲至三十歲之間，我談到的衝突會達到緊張的極限，這是決定職業生涯的未來的時刻。不論女人生活在父母家裡，還是結了婚，她周圍的人很少會像尊重一個男人的努力那樣尊重她的努力；人們會強制她侍候別人和做苦活，侵犯她的自由；她仍然深受教育的影響，尊重她的女性長輩確認的價值，受到她童年和青少年的夢想的纏擾；她很難調和她過去的遺產與未來的利益。有時她拒絕她的女性身份，在貞潔、同性戀或者潑婦的挑釁態度之間遲疑不決，她穿得很糟，或者女扮男裝，她在挑戰、做戲、憤怒中失去許多時間和力量。相反，她往往更想確定女性身份，她愛俏，她出門，她調情，她戀愛，在受虐狂和咄咄逼人之間搖擺不定。無論如何，她捫心自問，激動，精力分散。她僅僅由於受到外界事務的糾纏，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事業中；因此，她從中得到的利益不多，更準備放棄。對力求自足的女人來說，極其令人沮喪的是，存在和她屬於同樣社會範疇的另一些女人，她們最初有著同樣的處境，與她一樣的機會，現在卻過著寄生生活；男人可能對特權者感到憤恨，但他同他的階級利益一致；在整體上，起步時機會均等的男人幾乎達到同樣的生活水平；而在男人的中介作用下，同樣條件的女人卻有著迥異的命運；已婚的或者舒適地受人供養的女友，對只得依靠自己獲得成功的女人來說，是一種誘惑；她覺得自己被迫要走最艱難的道路，每當遇到一個障礙，她便尋思，是否不如選擇另一條道路。有個沒有財產的小個子女大學生憤慨地對我說：「沒想到我必須用我的頭腦去獲得一切！」男人服從不可推卻的必要性，女人則應該不斷更新她的決定；她往前時並不筆直對準面前的目標，而是讓她的目光在周圍掃視；因此，她的舉止是膽小的，猶豫不決的。尤其她覺得—就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她越往前走，就越是放棄其他機會；她成為女學者、有頭腦的女人，一般不討男人喜歡；或者她由於過分矚目的成功，會使她的丈夫、情人感到屈辱。她不僅愈加致力於顯得優雅、輕浮，而且遏止自己的衝動。希望有朝一日擺脫自身的憂慮，和在承受這種憂慮的同時，要放棄這種希望的擔心，兩者合在一起，阻止她毫無保留地投身於學習和職業。
只要女人還想做女人，她的獨立地位就會在她身上引起自卑情結；反過來，她的女性特點使她懷疑自己的職業機會。這是極為重要的一點。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十四歲的小姑娘在一次調查中宣稱：「男孩更好，他們更容易工作。」少女深信，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由於家長和教師都承認，女孩的水平低於男孩，學生也就樂意這樣認為；實際上，在中學裡，儘管課程相同，她們的素養要低許多。比如，除了一些例外，哲學課程的女生班水平明顯低於男生班，許多女生不願繼續學下去，她們學得很膚淺，還有一些女生缺乏競爭動力。只要考試容易，她們的不足還不太顯示出來；但到嚴格的考試，女生便意識到欠缺；她不是歸因於教育的平庸，而是歸因於對女性不公正的詛咒；她忍受著這種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不平等；她說服自己，她的成功機會只在於耐心和用功；她決定吝嗇地節約自己的力量，這是很糟糕的盤算。尤其在要求有點創造、創新、新構思的學習和職業中，功利態度是有害的；就翻譯希臘文來說，談話、課外閱讀、散步時自由遐想，也許比平庸地堆砌長句更為有用。過於認真的女生被尊重權威和博學的重負壓垮，眼光狹隘，扼殺了身上的批判意識和智慧。她有條不紊的頑強精神造成緊張和厭煩，在準備參加塞夫勒高等師範學校招生考試的女生班裡，籠罩著令人窒息的氣氛，使任何有點生動個性的人洩氣。女考生給自己製造一個苦役監，卻一心想逃遁出來；她一合上書，便想起完全不同的事。她不知道學習和娛樂相結合、精神歷險具有虎虎生氣的豐富時刻。她受到任務的徒勞無益的壓抑，越來越感到力有未逮。我記得一個取得教師資格的女大學生，在談到男女都要參加的哲學考試時說：「男孩子可以在一兩年內通過，我們呢，我們至少需要四年。」另外一個女大學生，康德的一本著作列在她的必讀書目上：「這是一本很難讀的書，這是一本給巴黎高師男生看的書！」她似乎設想，女人可以降低分數通過考試。事先就被打敗，實際上是將一切勝利機會讓給男人。
由於這種失敗主義，女人對平淡的成功很容易湊合過去，她不敢定高標準。她只受到膚淺的培訓就開始工作，很快就限制她的抱負。在她看來，自食其力往往是相當大的優點；她本來可以像其他許多女人那樣，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男人；為了繼續保持獨立，她需要做出令她自豪卻也使她精疲力竭的努力。一旦她選擇做某件事時，她覺得已經做得夠多了。她想：「對一個女人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有個從事不尋常職業的女人說：「如果我是男人，我會感到不得不位居前列，但我是在法國佔據這樣崗位的唯一一個女人，對我來說，這已經足夠了。」在這種謙虛中有著謹慎。女人擔心，想走得更遠會自毀前程。必須說，她因不被信任而束手束腳是有道理的。一般說來，上層等級敵視來自下層等級的新貴：白人不去看黑人醫生，男人不去看女醫生；但是，下層等級的人充滿特有的自卑感，時常對戰勝命運的人懷有怨恨，會寧可投向主人；特別是，大多數囿於崇拜男人的女人，熱衷於尋找男醫生、男律師、男辦公室主任，等等。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不喜歡待在一個女人手下。她的男上級，即使對她評價很高，也總是對她有點優越感；身為女人，如果不是一種缺憾，至少也是特殊的。女人必須不斷爭取起先沒有給予她的信任。開始，她是可懷疑的，她必須做出表現。如果她有價值，她要表現出來，人們是這樣斷定的。但價值不是一種既定的本質，這是幸運的發展導致的結果。感到不利的偏見壓在自己身上，只有在十分罕見的情況下才能有助於克服它。起始的自卑情結正像通常的情況那樣，導致自衛的反應，這種反應是權威的矯枉過正。例如，大部分女醫生要麼太有權威，要麼太少權威。她們如果是自然的，就不令人害怕，因為她們的整體生活使她們誘惑人，而不是指揮人；喜歡受支配的病人，會由於簡單做出的勸告而感到失望；女醫生意識到這一事實，採取嚴肅的聲調和說一不二的口氣；這時，她沒有自信的男醫生身上吸引人的坦率和善。男人習慣使人敬服，他的主顧相信他的能力，他可以隨意行動，他肯定給人深刻印象。女人不能使人產生同樣的安全感，她故作高傲，她誇大，她做得過分。在事務和管理中，她表現得一絲不苟、吹毛求疵、動輒咄咄逼人。就像在學習上，她缺乏從容、奔放和勇氣。為了成功，她變得拘謹。她的行動是一系列的挑戰和對自己的抽象肯定。這是缺乏自信產生的最大弊端：主體不能忘掉自己。這個主體不能豪邁地奔向一個目標，而力求做出別人要求的價值表現。在大膽地投向目標時，會有遭受挫折的危險，但也可以達到意想不到的結果，謹慎會導致平庸。在女人身上很少遇到對冒險、不求結果的體驗的興趣和沒有功利的好奇心；她力圖「從事一門職業」，就像別人要為自己建造幸福；她受到男性世界的支配和圍困，沒有膽量砸爛天花板，不能熱情地投入計劃中；她仍然把她的生活看做一項內在性的事業，她不是指向一個目標，而是通過物件指向主體的成功。例如，在美國女人身上可以看到這種十分驚人的態度。她們樂於有一份「工作」，表明她們能夠做好它，但她們並不熱衷於任務的b內容/b。同樣，女人傾向於過分重視微小的失敗和平常的成功；她時而洩氣，時而趾高氣揚；當成功在意料之中時，還可以平常之心對待，如果成功出乎意料，則變成令人陶醉的勝利；女人自高自大、忘乎所以，賣弄炫耀微小的成績，理由就在於此。她們不斷回頭觀看，衡量走過的路，這就中斷了她們的衝勁。她們通過這種辦法可以找到體面的職業，卻無法實現偉大的行動。必須補充說，許多男人也只能築造平凡的命運。只是與他們當中的佼佼者相比較，女人—除了極少數例外—在我們看來是讓人牽著鼻子走。我提出的理由足以解釋這一點，但絲毫不能擔保未來是怎樣的。今日的女人要做出豐功偉業，最需要的是忘掉自己，但為了忘掉自己，首先必須堅信從今以後找到自我。女人剛來到男人世界，得不到男人的多少支援，還過於專心尋找自我。
有一類女人，由於她們的職業遠遠沒有損害對女性身份的確立，而是加強了它，所以這些見解並不適用於她們；這些女人力圖通過藝術表演，超越她們所構成的既定：女演員、女舞蹈家、女歌唱家。在三個世紀中，幾乎只有她們在社會中擁有具體的獨立，至今她們仍然在其中佔據獨特的地位。以前，女演員受到教會詛咒，這種極度的嚴厲卻總是給予她們很大的生活自由；她們常常近乎風流，像交際花一樣，她們一大部分時間在陪伴男人中度過，但她們自食其力，在她們的工作中找到生存的意義，逃避了她們的枷鎖。她們享受到的巨大好處，就是她們職業上的成功有助於—如同男人的情況那樣—提高自身性的地位；她們在作為人自我實現的同時，也作為女人自我實現了，她們沒有在矛盾的願望中受折磨；相反，她們在自己的職業中證實了自戀的正當性：打扮、美容、魅力，屬於她們的職業責任；對迷戀自我形象的女人來說，展現她b是/b怎樣的，普普通通地b做/b事，那是很大的滿足；這種展現同時要求相當多的技巧和研究，用若爾熱特·勒布朗的話來說，顯現為行動的代用品。一個傑出的女演員目標會更高：她以表現既定的方式來超越既定，她將真正是一個藝術家，一個創造者，在賦予世界以意義的同時，賦予自己的生活以意義。
但這些不多的優勢也隱藏著陷阱：女演員非但不把她對自戀的縱容、她獲得的性自由與她的藝術生活相結合，反而常常陷入到自我崇拜或者風流韻事之中；我已經談到過那些假「藝術家」，她們僅僅在電影或戲劇中尋求「成名」，作為在男人懷抱中加以利用的資本；男性支援的便利，與職業的風險和一切真正的工作包含的嚴峻相比，是十分誘人的。對女性命運的渴望—丈夫、家庭、孩子—和對愛情的迷戀，並不總能輕易地與成功的意願相協調。尤其女演員對自我的欣賞，在許多情況下限制了她的才能；她幻想自己一露面就足夠分量，覺得認真工作是無用的；她首先關心的是突出自己的臉，犧牲扮演的人物，做出蹩腳的表演；她也不夠慷慨到忘記自己，這就使她失去超越自我的可能性；拉歇爾、杜絲一類演員是罕見的，她們克服了這個障礙，把她們的個體變成她們的藝術工具，而不是在藝術中看到她們的自我的奴僕。蹩腳的女演員在私生活中會加劇一切自戀的弊端，她會表現出虛榮、動輒易怒、做作，把全世界看做一個舞臺。
今日，表演藝術不是提供給女人的唯一途徑，她們當中的許多人嘗試創作活動。女人的處境促使她在文學藝術中尋找出路。她生活在男性世界的邊緣，不是從它的普遍面貌中，而是通過特殊的幻象去把握它；對她來說，它不是一個工具和概念的總體，而是一個感覺和激動的源泉；她對在事物包含的無根據和秘密的因素中顯現的品質感興趣；她採取一種消極的、拒絕的態度，沒有淹沒在真實中，她用文字來對抗真實；她通過自然尋找自己心靈的形象，她沉湎在遐想中，她想觸及到她的b存在/b，她註定要失敗；她只能在想象的領域裡彌補她的存在。為了不致讓一無b用處/b的內心生活沉沒在虛無中，為了確定自身，對抗她在反抗中忍受的既定現實，為了創造一個世界，不同於她無法實現自我的世界，她需要b表現自己/b。因此，眾所周知，她喋喋不休，是個蹩腳作家，她在談話、書信、私人日記中傾訴衷情。她有一點抱負就夠了，她寫回憶錄，把自傳改編成小說，在詩歌中抒發情感。她有的是空閒，有利於這些活動。
但是，將女人推向創作的環境本身也構成往往無法克服的障礙。當她決定繪畫或寫作，唯一目的是填補她的日子的空虛，畫作和隨筆會被看做「婦人之作」，她不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它們幾乎具有同樣的價值。女人常常是在絕經的時候，為了填補她生存的缺陷，才投向畫筆或者羽筆，為時已晚，由於缺乏認真的培養，她只不過是一個愛好者。即使她相當年輕就開始嘗試，也很少把藝術看做嚴肅工作；她習慣於無所事事，在生活中從來不感到紀律的嚴格必要性，她不能作持續的和持久的努力，不能強制自己獲得紮實的技巧；她不屑於不會問世的、要上百次毀掉又重新拿起的工作，厭惡成效不大的、孤獨的摸索；由於從童年起，別人就教她如何討人喜歡，教會她弄虛作假，她希望用詭計來擺脫困難。這是瑪麗·巴什基爾採娃所承認的：「是的，我沒有花苦功去繪畫。今天我自我觀察……b我在弄虛作假/b……」女人樂於b裝出/b工作的樣子，其實她不在工作；她相信被動性的魔力，把咒語和行動、象徵性的動作和有效的行為混同起來；她偽裝成美術系的學生，用成套的畫筆武裝自己；她待在畫架面前，目光在白色畫布和鏡子之間來回移動；可是花束、盛蘋果的高腳盤，不會自動刻寫在畫布上。女人坐在書桌前，醞釀著朦朦朧朧的故事，設想自己是個作家，給自己一個平靜的託詞，但必須在白紙上畫出符號，必須讓這些符號在別人看來具有意義。於是弄虛作假暴露出來了。為了討人喜歡，製造海市蜃樓就足夠了，但藝術作品不是海市蜃樓，而是堅實的物象，為了建造它，必須熟悉自己的業務。柯萊特不僅僅依靠她的才華或氣質，就成為一個傑出的作家；她的筆往往是她的謀生工具，她要用筆細緻地工作，正如一個優秀的工匠使用他的工具那樣；從「克羅蒂娜」系列到《黎明》，文學愛好者變成職業作家，所走過的道路出色地表明嚴格的學徒訓練是大有裨益的。但大多數女人不明白她們的溝通願望所提出的問題，這正是造成她們怠惰的大部分的原因。她們總是自認為是既定的；她們相信她們的優點來自駐留在她們身上的雅緻，而且不認為價值可以自行獲取；她們為了吸引人，只知道表現自己，不管她們的魅力起不起作用，她們對魅力的成功與失敗沒有任何控制力；她們設想，為了自我表現，以相同的方式表現本來面目就足夠了；她們非但不反覆思考去設計她們的作品，反而相信作品的自發性；寫作或微笑，對她們來說是一樣的，她們碰運氣，不管成功還是不成功。她們若是很自信，會期待書或畫不費力氣就獲得成功；她們若是膽小，一點批評便使她們洩氣；她們不知道吃一塹會長一智，她們把錯誤看做不可彌補的災難，就像畸形一樣。因此，她們時常表現出於己有害的易怒，她們只在憤怒和洩氣中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不是從中吸取有益的教訓。不幸的是，自發性不是表面那樣簡單的行為，老生常談的悖論—正如波朗在《塔布之花》中所解釋的—就在於它常常和主體印象的直接表達相混同；以至於當女人不考慮他人，獻出她心中形成的形象，自以為是最特殊的時，只不過重新制造平庸的陳詞濫調；如果有人向她指出這一點，她會很驚訝，感到氣惱，把筆扔掉；她沒有意識到，讀者是用自己的眼睛和思想去閱讀，一個嶄新的形容語可以在他的記憶中喚起許多陳舊的回憶；當然，善於勾起內心鮮明的印象，使印象浮出語言的表面，是一個寶貴的稟賦；人們讚賞柯萊特身上的自發性，這在任何一個男作家身上是碰不到的，但是—雖然這兩個詞放在一起是相牴觸的—在她身上是一種經過思考的自發性，她拒絕某些素材，僅僅慎重地接受其餘的素材；業餘的女作家非但不把詞語把握為人際關係和對他者的呼喚，反而從中看到其情感的直接表露；似乎選擇、刪除是放棄一部分自我；她絲毫不願做出犧牲，因為她樂於b是她所是/b，她不希望變成他者。她的貧乏的虛榮心來自這個事實：她珍愛自己，不敢構造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