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女人不是我們的兄弟；通過使她懶惰和墮落，我們已經把她變成一個特殊的、陌生的存在，她除了性器官以外，沒有別的武器，這不僅是持久的戰爭，而且是永恆的弱小奴隸出於猜疑的明爭暗鬥的武器，不管她是熱愛還是憎恨，都不是坦率的夥伴，而是一種身心結成一體、共濟會式的存在。」
許多男人仍然贊成于勒·拉福格的這番話；許多人認為，在兩性之間總是有「陰謀詭計和冷笑」，他們之間不可能有友愛。事實是，無論男人還是女人，今日彼此都不滿意。但問題是要知道，是否有種最初的詛咒使他們註定要互相傷害，或者這種使他們對抗的衝突只表現為人類史的一個過渡時刻。
我們已經看到，儘管有種種傳說，然而任何生理命運都沒有將永恆的敵意強加給雄性和雌性，甚至雌螳螂也只是因缺乏其他養料和為了物種的利益，才吃掉雄性，在動物的階梯上從高到低，一切個體都是從屬於物種控制的。再說，人類不僅是一個物種，人類是歷史的生成；人類是通過自身承受自然的人為性的方式來確定的。事實上，哪怕對世界的態度再自欺，也不能證明雄性和雌性之間存在純粹生理上的對抗。因此，人們寧可將兩者的敵對置於生物學和心理學之間的中間領域，即精神分析的領域。人們說，女人羨慕男人的陰莖，並希望閹割他，但是，只有在成年女人把她的女性身份感受為一種缺陷時，這種對陰莖的幼稚嚮往才在她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性；只有當陰莖體現了男性的一切特權時，她才希望把男性性器官據為己有。人們樂意認為，她的閹割夢想有象徵的含義，有人認為，她想剝奪男性的超越性。我們已經看到，她的願望是非常模糊的，她以矛盾的方式希望b擁有/b這種超越性，這就意味著，她既尊重這種超越性，同時又否認它，她想投身於其中，同時又把它留在自己身上。這就是說，這出戲不是在性的層面上進行的；再說，性在我們看來絕不意味著確定命運，絕不意味本身為解釋人類行為提供線索，而是意味著表達了它參與確定的整體處境。兩性鬥爭並不直接牽涉到男女的人體結構。事實上，人們提及這一斗爭時，認為在b觀念/b的永恆宇宙中，進行著b永恆的/b女性和b永恆的/b男性之間不確定本質的一場鬥爭；人們沒有注意到，這異乎尋常的鬥爭在人間具有與不同歷史時期相關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
被封閉在內在性中的女人，試圖把男人留在這個牢籠裡；這樣，這個牢籠便與世界等同，女人不再因封閉在裡面而感到痛苦，母親、妻子、情人是獄卒；由男人制定法典的社會規定，女人是低一等的，她只有摧毀了男性的優越地位，才能消除這種低一等。她致力於傷害、支配男人，她違揹他，她否認他的真理和價值。但她這樣做只不過是自衛，並非不變的本質或罪惡的選擇使她註定是內在性的、低一等的。這是強加給她的。一切壓迫都產生一種戰爭狀態。這種情況也不例外。被認為非本質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建他的至高地位。
今日，鬥爭採取另一種面貌；女人非但不想把男人封閉在囚牢裡，而且想擺脫囚牢；她不再試圖把他拖入內在性的領域，而是竭力顯現在超越性的光芒中。正是男性的態度創造了新的衝突：男人不情願地「辭退」女人。他仍然希望做至高無上的主體、絕對的高一等的人、本質的存在，他拒絕把他的妻子具體地看做平起平坐的人，她以咄咄逼人的態度回應他的不信任。這不再是封閉在各自領域內的個體之間的戰爭，提出要求的等級發起衝鋒，卻被享有特權的等級擊敗。這是兩種超越性在對峙，每種自由非但不互相承認，反而想主宰對方。
這種態度差異在性方面和精神方面表現出來。「女性化的」女人把自己變成被動的獵物，力圖也把男人降低到肉體的被動性，她顯得順從，把自己物化，以挑起慾望，設法把他捕獲，把他束縛住。相反，「解放了的」女人想變得主動，掌握權力，拒絕男人企圖強加於她的被動性。愛麗絲和她的追隨者同樣否認男性活動具有價值，她們將肉體置於精神之上，將偶然性置於自由之上，將她們的日常智慧置於大膽創造之上。但「現代」女人接受男性價值，她們自炫以男人一樣的方式去思考、行動、工作和創造，她不是竭力貶低他，而是斷言她與他是平等的。
在她以具體的行動表現自己的情況下，這種要求是合理的，該譴責的是男人的狂妄。但他們情有可原的是，女人故意把水攪混。像梅布林·道奇這樣的人以其女性的魅力征服勞倫斯，目的是在精神上控制他；許多女人為了以她們的成功表明她們與男人是可以媲美的，力圖從性方面得到男性支援；她們腳踏兩隻船，既要老式的尊重，也要新式的尊敬，把賭注壓在舊魔力和新權利上；可以理解，憤怒的男人要起而自衛，但他也口是心非，他要求女人光明正大地玩牌，卻出於不信任和敵意，拒絕給她必不可少的王牌。事實上，他們之間的鬥爭並不明顯，因為女人的存在本身是不透明的；她不是作為一個主體，而是作為一個矛盾地具有主體性的客體，面對男人而挺立的；她把自己既認做b自我/b，又認做b他者/b，這個矛盾會帶來令人困惑的後果。當她同時把自己的弱點和長處都當做武器時，這不是深思熟慮的算計，她自發地在強加給她的道路中尋求得救，這是被動性的道路，同時她主動地要求自己的至高地位；也許這種方法「不是正當的」，但這是人們強加給她的矛盾處境所決定的。當男人把她看做一種自由，而她對他卻是一個陷阱時，他會感到憤怒；如果他把她作為獵物，奉承她和滿足她，他會對她的自主要求感到氣憤；無論他做什麼，他都感到被玩弄了，而她也認為自己受到傷害。
只要男人和女人互不承認是同等的人，就是說，只要女性氣質如此這般延續下去，不和還要持續。哪個性別最著力於維持女性氣質呢？擺脫了女性氣質的女人想保持它帶來的特權，而男人要求她承擔其限制。蒙田說：「指責一個性別比原諒另一性別更容易。」給以譴責和讚賞是徒勞的。事實上，如果這種惡性迴圈很難打破，這是因為兩性既是對方的又是自身的受害者；兩個在各自的純粹自由中對抗的對手之間，很容易達成協議；尤其這場鬥爭對雙方都無益，就更是如此；但這整件事的複雜性來自這個事實：每一營壘都是其敵人的同謀；女人追逐放棄的夢想，男人追逐異化的夢想；非本真性沒有抵償，每一方指責對方屈從於方便的誘惑而帶來不幸；男女互相憎恨對方的是自身的自欺和怯懦導致的明顯失敗。
我們已經看到，男人起先為什麼奴役女人；女性的貶值是人類發展的一個必要階段；但是，它本來可以產生兩性的合作；壓迫可以這種傾向來解釋：生存者通過異化為他壓迫的另一方來自我逃避；今日，在每個特殊的人身上，這種傾向又恢復了，絕大多數人都屈服於這種傾向；丈夫在妻子身上，情人在情婦身上，尋找自己石像一樣的面目；他在她身上尋找他的陽剛氣、至高地位、直接現實的神話。女人說：「我的丈夫從來不去電影院。」男性不確定的見解刻寫在永恆的大理石上。但他本身也是他的分身的奴隸，要樹立一個始終處於危險境地的形象是多麼費力啊！無論如何，這個形象建立在女人任性的自由上，必須不斷地使這一形象有利於自己；男人挖空心思要顯得像男人、重要和高一等；他在演戲，讓別人也對他演戲；他也是咄咄逼人的、不安的；他對女人有敵意，因為他怕女人，他怕女人是因為他怕自己所混同的人物。他要花多少時間和力氣去清理、昇華、改變情結、談論女人、引誘她們，害怕她們啊！在解放她們的同時也會解放他。但這正是他所害怕的。他執著地欺騙，把女人繼續束縛在鎖鏈中。
許多男人已經意識到女人在受騙。克爾愷郭爾說：「做女人多麼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糟糕的不幸，說到底，是不瞭解這是一種不幸。」長期以來，人們盡力掩蓋這不幸。例如，取消了監護，給女人「保護人」，保護人具有古代監護人的權力，這是為了女人的利益。不許她工作，讓她待在家裡，這是讓她防範自身，這是保證她的幸福。我們已經看到，人們以多麼富有詩意的紗幕掩蓋落在她身上的單調事務：家務、做母親；人們送給她「女性氣質」這種虛假的財富，以交換她的自由。巴爾扎克建議男人一面說服她是女王，一面把她當奴隸，出色地描繪了這種伎倆。許多男人沒有這樣玩世不恭，竭力說服自己，她確實享有特權。今日有些美國的社會學家認真地傳授「low-classgain」，也就是「下層階級利益」。在法國，人們也常常宣稱—儘管方式不那麼科學—工人很幸運不必「講究風度」，流浪漢更是可以身穿破衣爛衫，睡在人行道上，這種樂趣對德·博蒙伯爵和那些可憐的溫德爾家族的人是被禁止的。就像那些愉快地撓著蝨子咬過的地方的無憂無慮的窮人，就像那些在鞭子抽打下嬉笑著的快樂的黑人，就像那些嘴唇掛著微笑把他們餓死的孩子埋掉的蘇塞的阿拉伯人，女人享受著這無可比擬的特權：沒有責任感。她沒有痛苦，沒有負擔，沒有煩惱，明顯地擁有「最好的份額」。令人困惑的是，多少世紀以來，在多少國家中，那些擁有最好份額的人總是以執著的奸詐—也許與原罪有關—對他們的施恩者喊道：太多了！得到你的那一份我就會滿足了！但是，慷慨的資本家、寬厚的殖民者、傲慢的男人堅持說：拿著最好的份額吧，拿著！
事實是男人在他們的伴侶身上遇到的合作，多於壓迫者在被壓迫者身上一般得到的合作；他們自欺地允許自己這樣行動，宣稱她b願意接受/b他們強加給她的命運。我們已經看到，事實上，她的全部教育都趨於阻擋她走反抗和冒險的道路；整個社會—從她可敬的父母開始—讚美愛情、忠貞、奉獻的崇高價值，並向她隱瞞無論情人、丈夫和孩子都不準備忍受的討厭家務，欺騙了她。她愉快地接受了這些謊言，因為它們促使她走便捷的斜坡，這是人們對她犯下的最惡毒的罪行。從她童年起，整個一生，人們讓她把這種誘惑一切為自己的自由焦慮的生存者的服從當做她的使命，寵溺她，腐蝕她；如果有人讓孩子整天玩樂，不給他機會學習，不向他指出學習的用處，促使孩子變得懶惰，待他成年，就不會告訴他，他已經選擇了做無能和無知的人，人們就是這樣撫養女人，從來也不教導她親自承擔生存的必要性；她便隨波逐流，依靠保護、愛情、援助、他人的領導；她讓自己受到迷惑，希望能夠什麼事也不b做/b，便實現自己的存在。她向誘惑讓步是做錯了，但男人不配指責她，因為是他誘惑她這樣做的。當他們之間產生衝突時，每個人都把對方看做要為這種處境負責；她會指責他製造了這種處境：沒有教會我推理和謀生……他會指責她接受了這種處境：你一無所知，你沒有能耐……兩性都採取攻勢，為自己辯護，但是這一方的錯誤並沒有使另一方無罪。
使男女發生爭鬥的無數衝突來源於此：每一方都不承擔這種一方提出，而另一方要忍受的處境的後果：「不平等中的平等」這種不確定的概念，一方用來掩蓋自己的專制，另一方用來掩蓋自己的怯懦，卻經不住經驗的考察：在他們的交換中，女人要求得到別人向她保證的抽象平等，而男人要求證實他看到的具體不平等。在一切關係中，關於b給予/b和b奪取/b這兩個詞的模糊性的不確定爭論曠日持久就來自於此：她抱怨給予了一切，他抗議她奪取了他的一切。女人必須明白，交換—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根本法則—是按照給予的商品對購買者，而不是對出售者所具有的價值來進行的。人們說服她，她擁有無限的價值，那是欺騙她；事實上，她對男人來說僅僅是一種消遣，一種娛樂，一個伴侶，一份次要的財產；他是她生存的意義和證明；因此，交換不是在兩個具有同等價值的物品之間進行的；這種不對等特別在如下的事實中表現出來：他們一起度過的時間—看起來是虛假的相同時間—對雙方來說價值不同。男人和情人度過的晚上，他也可以用來做一件有利於他的職業生涯的事，拜訪朋友們，培養關係，得到消遣；對一個正常地融入社會的男人來說，時間是一種積極的財富：金錢、名譽、快樂。相反，對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女人來說，這是一種她一心想擺脫的負擔；一旦她成功地消磨時間，她就獲得一種利益：男人在場是一種純粹的利益；在很多情況下，男女關係中最明顯地使男人感興趣的是他從中獲得性欲的好處，最低限度，他可以滿足於和情人正好度過延續他們性行為所需要的時間；但是—除了例外—她期待「打發掉」她不知如何處理的過多的時間，正如只有別人「買走」他的蘿蔔，他才出售土豆的商人那樣，只有情人附加地「花掉」談話和出門的時間，她才同意獻身。如果總體的代價在男人看來還不算太高，平衡就可以建立，這當然取決於慾望的強烈程度和在他看來他犧牲的事務具有的重要性；但如果女人要求—給予—太多的時間，她就變成完全使人討厭了，如同從河床滿溢而出的河流，男人寧可選擇什麼也沒有，也不願擁有太多。因此，她要節制自己的要求，但往往平衡要以雙方的緊張為代價才能實現，她認為男人廉價地「佔有」了她；他卻認為他支付的代價太昂貴了。當然，這樣陳述有點幽默意味；但是—除了男人想全部佔有女人，因而出現嫉妒和排他的激情的情況下—這種衝突會出現在溫情、慾望和愛情中；男人總是要利用時間有「別的事情要做」；而她卻力圖擺脫時間；他不認為她貢獻給他的時間是一種贈與，而是一種負擔。一般說來，他同意忍受這負擔，因為他清楚，他屬於受惠者一方，他感到「內疚」；如果他真誠一些，他便嘗試以慷慨去補償狀況的不平等；然而，他把自己表示憐憫當做一個長處，他在第一次衝突時就把女人看做忘恩負義，他感到氣憤：我太好了。她深信她的禮物的高度價值，卻感到自己的行為像乞求者，她為此感到屈辱。這就解釋了女人時常表現出殘忍；她「問心無愧」，因為她處在不利的一邊；她認為自己沒有義務去善待特權階層，她僅僅想到自衛；如果她有機會對不善於滿足她的情人表現出怨恨，她甚至會非常高興，因為他給得不夠，她正是懷著粗野的樂趣從他那裡重新奪回一切。於是受傷害的男人發現了他時刻蔑視的關係的總體代價，他準備做出一切許諾，哪怕他要遵守諾言時又重新認為被利用了；他指責情人敲詐他，她則指責他吝嗇；雙方都受到傷害。這裡，要原諒和指責仍然是徒勞的，在不公正之中創造公正是永遠辦不到的。一個殖民地的官員絕不可能善待土著，一個將軍也絕不可能善待他計程車兵，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既不做殖民者，也不做首領，但一個男人不會不做男人。因此他是不由自主地有罪，並受到他本人沒有犯下的過錯的壓抑；她也不知不覺地成為受害者和潑婦；他有時反抗，選擇殘酷無情，這時他便成為不公正的同謀犯，錯誤變得真正是他犯下的；有時他任憑自己讓那個提出要求的受害者消滅，吞噬，但他會感到受欺騙；有時他止於妥協，這妥協既貶低了他，又使他不舒服。一個真誠的男人，受這種處境的折磨超過女人受的折磨，在某種意義上，被戰勝的一方總是更划算；但如果她也很真誠，不能自立，厭惡以自己的命運去壓垮男人，她就要在無法擺脫的困窘中掙扎。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大量這類情況，由於它們取決於無法令人滿意的狀況而得不到滿意的解決，一個男人不得不繼續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供養他不再愛的女人，感到自己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對把一生都押在他身上的女人置之不顧，她就會成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受害者。罪惡不是來自個體的墮落—當一方怨恨另一方時，自欺就開始了—它來自這樣一種處境：一切個人的行為對此都無能為力。女人是「糾纏不休的」，她們壓在別人身上，為此而受苦；這是因為她們有著吮吸外在機體生命的寄生蟲的命運；讓她們擁有自主的機體，讓她們能夠同世界鬥爭，從中獲得養料，她們的附屬性就會消失，男人的附屬性也會消失。無疑，兩者都會因此而好得多。
男女平等的世界很容易想象，因為這正是蘇聯革命所b許諾/b過的世界：和男人一樣得到培養和教育的女人，會同工同酬；性愛自由會得到風俗的承認，而性行為不再被看做要付酬的「服務」；女人會b不得不/b採取別的謀生手段；結婚會建立在配偶可以隨意解除婚約的基礎上；懷孕會是自由的，就是說允許節育和人工流產，反過來，會給予所有母親和孩子同樣的權利，不管婚生還是非婚生；休產假時由集體支付工資，並由集體承擔養育孩子的責任，這並不是說讓孩子b脫離/b父母，而是不把孩子b丟棄/b給父母。
改變法律、體制、風俗、輿論和一切社會環境，是否足以讓男女真正一樣平等呢？懷疑論者說：「女人將總是女人。」另一些有洞察力的人預言，女人被剝奪了女性氣質之後，不會成功地變成男人，而會變成魔鬼。這等於承認，今日的女人是大自然的創造；還應該再一次重複，在人類群體中，沒有什麼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比如，女人只是文明的產物；他人對她的命運的干預從開始就有，如果這種行動朝另外一個方向發展，它就會達到完全不同的結果。女人既不是由她的激素，也不是由神秘的本能決定的，而是由她通過外在意識把握她的身體、她和世界的關係的方式決定的；把少女和少男分隔開的鴻溝，從他們幼年開始就以共同商定的方式挖掘出來了；隨後，人們無法阻止女人成為她b原先被造就/b的樣子，她始終將這過去拖在身後；如果人們衡量一下得失，就會清楚地明白，她的命運不是永遠確定的。無疑，不應該相信，改變女人的經濟狀況就足以使她改變，這個因素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她的演變頭等重要的因素；但只要它沒有帶來精神的、社會的、文化的等等後果，只要它仍在預示和要求，新型女人就不會出現；眼下，這些後果在任何地方，在蘇聯、法國或者美國都沒有實現；因此，今日的女人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左右為難；她往往以化裝成男人的「真正女人」的面目出現，在女人的肉體和男人的衣服中她都感到侷促。她必須脫胎換骨，為自己剪裁新衣服。她只有依靠群體的演變才能達到這一步。任何孤立的教育家今日都無法創造一個正好與「雄性人」相對的「雌性人」，少女作為男孩來培養，會感到自己異乎尋常，她由此經歷一種新的分類。司湯達很懂得這一點，他說：「必須一下子種植一座森林。」相反，如果我們設想一個社會，在其中具體實現了性別平等，這種平等在每一個個體身上會重新得到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