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給心理—生理學帶來的巨大進步表現在，它認為如果被賦予人的意義，任何因素都介入不了心理生活；並非學者們描繪的身體—客體，而是主體體驗過的身體才是具體地存在的。女性這樣感受自我，因此女性是一個女人。有些論據在生物學上很重要，但不適用於女人體驗過的處境，卵子的結構在其中就沒有得到反映；相反，一個沒有重要生物學意義的器官，比如陰蒂，卻在其中起著頭等重要的作用。並非自然確定女人，而是女人在其情感生活中使自然重新為其所用才得以自我確定。
從這種觀點出發，整個體系建立起來，但這裡，我們不想從整體評價這個體系，而是僅僅審察它對研究女人的貢獻。討論精神分析不是易事。正如一切宗教—基督教、馬克思主義—那樣，精神分析在嚴格的概念的背景上，表現出令人困惑的靈活性。有時，它所採用的字詞含義極為狹隘，比如，phallus一詞十分準確地指雄性生殖器這塊增生肉；有時字詞不確定地擴大了，具有象徵意義：phallus表達男性全部特點和處境。有人抨擊這個理論的字面意思，精神分析學家斷言人們沒有理解它的內容；如果贊同它的內容，它馬上要把你封閉在字面意思中。有人說，這個理論沒有意義，精神分析是一種方法；但方法的成功，加強了理論家的信念。再說，除了在精神分析學家那裡，還有哪兒能見到精神分析的真實面目呢？但在這些人中，就像在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一樣，存在異端分子；不止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宣稱，「精神分析最惡毒的敵人，就是精神分析學家」。儘管具有往往是學究式的準確性，許多用語仍然模稜兩可。如同薩特和梅洛—龐蒂所指出的那樣，「性是與存在同外延的」這個句子，可以用迥然不同的兩種方式來理解；可以說成生存者的一切變化有性的含義，或者可以說成一切性的現象具有存在的含義，對這兩種論斷加以調和是可能的，但往往人們侷限於從一種論斷滑到另一種論斷。再說，一旦區分出「性的」和「生殖的」，性的概念便含糊不清了。達爾比耶說：「在弗洛伊德那裡，性是產生生殖的固有能力。」可是，沒有什麼比「能力」，也就是「可能」這個概念更加混亂的了，因為唯有現實能不容置疑地證明可能性。弗洛伊德不是哲學家，拒絕從哲學上為他的體系辯解；他的門徒認為，他由此而回避了所有來自形而上方面的攻擊。然而，在他的所有論斷後面，卻有著形而上的假設：運用他的語言，就是接受一種哲學。這種混亂本身雖然使得批評很困難，卻使批評變得更必要。
弗洛伊德不太關注女人的命運；很明顯，他根據對男人命運的描繪來描繪女人的命運，只修改了其中某些特點。在他之前，性學家馬拉尼翁宣稱：「作為已分化的精力，裡比多可以說是一種雄性的力量。我們對性慾高潮也持同樣看法。」據他看來，達到性慾高潮的女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性衝動是「單向的」，女人只在半路上。弗洛伊德沒有走到這一步；他承認，女人的性慾同男人的性慾一樣發達；但是他幾乎不研究女性的性慾。他寫道：「裡比多持久和有規律地屬於男性的本質，而不管它出現在男人還是女人身上。」他拒絕承認女性裡比多的特點：在他看來，女性裡比多必然作為一般而言人的裡比多的複雜偏離。他認為，人的性慾首先在兩性中以相同的方式發展：所有的孩子都經歷一個口唇期，將孩子固定在母親懷裡，然後經歷一個肛門期，最後他們到達生殖期；這時他們才互相區分開來。弗洛伊德闡明瞭一個事實，在他之前，沒有人承認這個事實的重要性：男性的性敏感最終侷限在陰莖中；而在女人身上，有兩個不同的性敏感系統：一個是在童年階段發育的陰蒂，另一個是隻在青春期之後才發育的陰道；當小夥子達到生殖期時，他的發育完成了；他必須從快感以主體性為目的的自體性行為，過渡到將快感和一個物件、正常情況下是和女人聯結起來的他體性行為；這個過渡在青春期經過一個自戀階段後產生，但是，陰莖就像在童年時那樣，將仍然是享有特權的性器官。女人也要越過自戀階段將性慾對準男人；不過這個過程要複雜得多，因為她需要從陰蒂快感過渡到陰道快感。對男人來說，只有一個生殖期，而在女人身上卻有兩個；她很有可能達不到性發育的終點，停留在童年階段，因而發展成神經官能症。
孩子在自體性行為階段已經多少與一個物件聯結起來：男孩子迷戀母親，想與父親等同；他對這種意圖感到害怕，擔心他的父親為此懲罰他，把他變成殘廢；從「俄狄浦斯情結」（戀母情結）產生「去勢情結」；於是他發展出對父親的侵犯性，但同時他把父親的權威內化，這樣構建了約束亂倫傾向的「超我」；這種傾向受到抑制，情結被清除了，兒子擺脫了父親，事實上將父親以道德規範的面目安置在自己心中。「超我」由於戀母情結獲得更明晰的確定，並受到更嚴厲的排斥而格外強有力了。弗洛伊德先是以完全對稱的方式描繪了女孩的歷史；繼而他給予童年情結的女性形式「厄勒克特拉情結」（戀父情結）的名稱；但很明顯，他更多是從男性形象出發，而不是從情結本身來定義的；他同意兩者之間有十分重要的區別：小姑娘先是迷戀母親，而男孩子任何時候在性方面都沒有受到父親的吸引；小姑娘的這種迷戀是口唇期的殘餘；孩子這時想等同於父親；但將近五歲時，她發現兩性生理結構上的不同，用去勢情結解釋缺乏陰莖：她想象自己曾被閹割，併為此感到痛苦；於是她只得放棄雄性企圖，與母親等同，竭力吸引父親。去勢情結和戀父情結彼此加強；小女孩的失望感，由於愛父親、想與他等同而更加強烈；反過來，這種遺憾加強了她的愛，正是通過溫情，她使父親感到，她能夠彌補她的劣勢。姑娘對她的母親感到一種對抗和敵意的情緒。隨後在她身上也建立起b超我/b，亂倫傾向被壓抑了；而b超我/b稍弱一些，戀父情結不如戀母情結清晰，因為第一次迷戀的物件是母親，既然父親是它譴責的那種愛的物件，相對於與父親競爭的兒子，其禁忌力量就要弱一些。像生殖系統的發育一樣，可以看到整個性別這出戲劇對小女孩比對她的兄弟們來說更加複雜：她會企圖對去勢情結做出反應，拒絕她的女性身份，執著地覬覦陰莖，想等同於她的父親；這種態度導致她停留在陰蒂階段，變成性冷淡或者轉向同性戀。
人們可能對這種描述提出的兩種指責，來自於這個事實：弗洛伊德是仿照男性的例子加以描述的。他設想，女人感到自己是一個殘廢的男人，但是殘廢的觀點牽涉到比較和評價；今日，許多精神分析學家承認，小女孩惋惜沒有陰莖，卻並不以為被剝奪了陰莖；這種惋惜甚至並不普遍；它不會來自簡單的解剖學上的對照；許多小女孩很晚才發現男子的身體結構；即使她們發現了，也只是看到而已；男孩子對他的陰莖有生動的體驗，這使他獲得自豪感，但這種自豪感並不與他的姐妹們的屈辱直接有關聯，因為她們只從外表瞭解男性器官，這突出的肉，這脆弱的肉莖，只能使她們產生無所謂、甚至厭惡的感覺；小女孩的覬覦之出現，是來自於對男子特徵做出的預先評價，到了必須加以解釋的時候，弗洛伊德把男子特徵看做是被賦予的。另外，由於沒有從女性性慾的特點出發，所以戀父情結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再說，男孩子身上真正與生殖相聯的戀母情結，遠非是普遍存在的；除了十分罕見的例外，人們不會承認，父親對他的女兒來說是生殖刺激的源泉；女性性慾的重大問題之一是，陰蒂快感是孤立存在的：僅僅在接近青春期，同陰道快感相聯時，在女人身上才發展起大量的能激起性慾的部位；在一個十歲的女孩子身上，父親的親吻和溫存具有掀起陰蒂快感的「固有能力」是少有的事，這種說法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承認「戀父情結」只有十分模糊的感情性質，那麼就可以提出關於情感的全部問題：一旦將情感與性慾區分開來，弗洛伊德主義便無法給我們界定它的方法。無論如何，並不是女性的性慾使父親神聖化，母親也沒有被她在兒子身上激起的慾望神聖化；女性慾望投向一個至高存在的事實，使之與眾不同；但她不是構成她的物件的部分，她接受他。父親的至高權威是一個社會層面的事實，而弗洛伊德沒有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他本人也承認，不可能知道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是什麼權威決定父親勝過母親，據他看來，這個決定代表了一種進步，但是人們不知道其原因。他在最後一本著作中寫道：「也許不是父親的權威決定的，因為這種權威準確說來只是通過進步給予父親的。」
正是理解到將人類生活的發展建立在唯一的性慾之上這種體系的不足，阿德勒才與弗洛伊德分道揚鑣，他將性慾重新歸入完整的個性中；在弗洛伊德看來，一切行為都是由慾望，也就是由追求快感引起的，在阿德勒看來，人追求某些目的；他以動機、目的、計劃代替動力；他給智力非常重要的位置，以致在他看來，性往往只有象徵價值。按照他的理論，人生這出戲分為三個時刻：在所有人身上，有一個強權意願，但它伴隨著一種自卑情結；這個衝突使人運用千百種詭計，以避免現實的考驗，他擔心不會戰勝這考驗；主體在他和他懼怕的社會之間設立一段距離，神經官能症由此而來，這是一種社會意義上的紊亂。至於女人，她的自卑情結采取對女性身份羞恥地加以拒絕的形式，並非缺少陰莖，而是整個處境引起這種情結；小女孩羨慕男性生殖器，只是把它作為男孩子所擁有特權的象徵；父親在家庭中佔據的位置，男性普遍的優勢，教育，一切都向她證實男性佔優勢的觀念。後來，在發生性關係的過程中，性交將女人置於男人身下的姿勢本身，是一種新的屈辱。她以「男性的抗議」做出反應；要麼她尋求變得男性化，要麼她以女性的武器同男人作鬥爭。正是通過懷孕，她重新在孩子身上找到陰莖的對等物。但這就假設她以全盤接受做女人為開始，也就是接受她的低下。她與自身分裂，遠遠比男人厲害。
這裡沒有必要強調使阿德勒和弗洛伊德分道揚鑣的理論分歧，以及調和兩種理論的可能性，無論是通過動力，還是通過動機來解釋，都永遠不夠：凡是動力都有一個動機，但是動機只有通過動力才能理解；因此，阿德勒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的綜合似乎能實現。事實上，阿德勒在引進因果概念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了精神因果關係的觀點；他與弗洛伊德，有點像能量論對機械論：不管關係到衝擊還是吸力，物理學家總是贊同決定論。這正是所有精神分析學家的共同公設：據他們看來，人類史可以通過特定因素的作用來解釋。他們都給女人指定同樣的命運。女人的戲劇拉回到「男性化」和「女性化」這兩種傾向的衝突中；第一種傾向在陰蒂體系中實現，第二種傾向在陰道衝動中實現；童年時代，她要等同於父親；然後她對男人有一種自卑感，她面對這種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維持自主和變得男性化—這在自卑情結背景上引起一種緊張，這種緊張會有帶來神經官能症的危險；要麼在愛情的順從中找到自身幸福的歸宿，這是通過她對至高無上的父親抱有的愛才順利解決的；她在情人或丈夫身上追求的正是父親，在她身上，性愛伴隨著被主宰的願望。懷孕給她補償，交還她一種新的自主。這出戲劇看來就像有一種固有的活力；即使遭到各種意外的扭曲，它仍堅持前進，每個女人都被動地忍受這出戲劇。
精神分析學家徒勞地要從他們的理論中找到經驗論的論斷：我們知道，通過相當靈巧地將托勒密的體系複雜化，人們長時間確信他準確地指出了行星的位置；人們將一個顛倒的戀母情結疊加在戀母情結之上，指出在各種焦慮中存在一種慾望，成功地將違背弗洛伊德主義的事實歸入弗洛伊德主義中。人們只能從內容出發去把握形式，而理解形式的方式在形式後面將這內容切割成實在的一段又一段；所以，如果堅持要以弗洛伊德的觀點去描繪一段特殊的歷史，就會在它背後看到弗洛伊德的綱要；只不過在一種理論迫使人以不確定和抽象的方式將次要的解釋複雜化時，在通過觀察發現正常情況和反常情況同樣多時，最好還是放棄舊的框架。因此，今日每個精神分析學家竭力要以自己的方式使弗洛伊德的概念變得靈活一些，企圖加以調和；比如，一個現代精神分析學家寫道：「既然有情結，通過定義就會得到幾種組成成分……情結就在這些分散成分的組合中，而不是在其他成分對其中之一的反映中。」不過，各種成分簡單組合的觀點是不能接受的，精神生活不是一種雜湊；在它的每一個時刻，它都是完整的，必須尊重這種統一。只有在通過分散的事實重新找到存在原有的意向性時，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不能上溯到這個根源，人就像處在同樣缺乏意義的、偶然的衝動和禁忌之間的戰場。一切精神分析學家都偏執地拒絕b選擇/b的觀點和與此相關的價值概念，這就構成這個體系的固有弱點。由於將衝動和禁忌與存在的選擇分割開來，弗洛伊德便無法向我們解釋它們的根源：他把它們看做是既定的。他企圖用權威概念來代替價值概念；不過，在《摩西和他的人民》中，他承認，他沒有任何方法解釋這種權威。比如，亂倫是被禁止的，因為父親禁止它，但是，為什麼禁止呢？這是一個謎。b超我/b把專橫跋扈的命令與禁忌加以內化；本能傾向就在這裡，人們不知道為什麼；這兩種實在性是異質的，因為人們把倫理看做外在於性慾；人的統一性看來被粉碎了，沒有從個體到社會的過渡，而弗洛伊德為了把兩者匯合起來，不得不創造奇特的故事。阿德勒看得很清楚，去勢情結只能在社會環境中得到解釋；他談到價值的問題，但他沒有上溯到被社會承認的價值的本體論根源，他不明白價值介入性慾本身，這就導致他不認識性慾的重要性。
無疑，性在人的生活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可以說，它整個兒介入人的生活；生理學已經向我們指出，睪丸和卵巢的生命同體質的生命相混同。生存者是一個有性慾的身體；其他生存者也是有性慾的身體，因而性總是介入兩者的關係中；然而，身體和性是存在的具體表現，人們也正是從存在出發，才能發現其意義，可由於不具備這種觀點，精神分析將有待解釋的事實看做被賦予的。比如，有人對我們說，小女孩對蹲下來小便，露出屁股感到b羞恥/b，但羞恥是什麼？同樣，在思考男性是否因為有陰莖而感到自豪，或者他的自豪是否表現在他的陰莖中之前，必須知道自豪是什麼，主體的意圖怎樣才能體現在客體中。不應該把性看做不可少的論據；在生存者中，有一種更加原始的「對存在的追求」；性只是其中一個方面。這就是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所指出的；這也是巴什拉在他關於地球、空氣、水的著作中所說的：精神分析學家認為，人的首要事實，就是他同自己的身體以及社會內部他的同類身體的關係；但是人對周圍自然界的實質投以頭等重要的關注，人力圖在工作、娛樂，在「能動的想象」的所有經驗中發現自然界；人認為能通過以各種各樣方式理解的整個世界，具體地匯合存在。耕作土地，挖掘洞穴，這是像擁抱、性交一樣原始的活動，若在其中只看到性的象徵，那是搞錯了；洞，黏液，切口，堅硬，完整，這是首要的實在性；人賦予它們的關注不是由性決定的，更確切地說，性慾是由這些實在性展現的方式使之生色的。並非因為完整性象徵著處女的貞潔，它才吸引男人，而是對完整性的偏愛使處女貞潔變得寶貴。工作、戰爭、娛樂、藝術，確定世上的存在方式，這些方式決不任自己約減成任何其他方式；它們發現一些與性揭示的品質相互影響的品質；正是同時通過它們和通過這些性體驗，個體才進行自我選擇。但只有本體論的觀點才能恢復這種選擇的統一性。
精神分析學家以決定論和「集體無意識」的名義最激烈地拒斥的正是這種選擇的概念；這種無意識給人提供現成的形象和具有普遍性的象徵主義；正是它解釋夢、失敗的行為、狂亂、寓意和人的命運的相同性；談論自由，就無法解釋這些使人困惑的和諧。但自由的想法並非不能與某些常數的存在共存的。如果說，儘管理論上有錯誤，精神分析方法往往仍是有成果的，這是因為在一切特殊歷史中有一些論據，其普遍性是無法否認的：處境和行為重複出現；採取決定的時刻是在普遍性和重複中迸發出來的。弗洛伊德說過：「人體結構是命運。」梅洛—龐蒂對這句話作出回應：「身體是普遍性。」存在通過生存者的分離形成一體，它體現在相同的機體中；因此，在本體論和性的聯絡中會有常數。在特定的時代，一個群體的技術和經濟、社會結構向它所有的成員展現一個相同的世界：性慾和社會形式也會有一種恆常的關係；處於相同條件下的相同個體，在既定中會把握相同的意義；這種相同不形成嚴格的普遍性，但是卻使得在個人的歷史中存在普遍的型別。在我們看來，象徵不像是由一種神秘的無意識形成的寓意，而是通過能指客體的類同物對某種意義的理解；由於一切生存者的存在處境和生存者要面對的人為性之同一性，意義是以同樣的方式向大量個體展現的；各種象徵不是從天而降，也不從地底深處冒出來，它們完全像語言一樣，通過與分離同時產生的人類現實即b共在/b製作出來；這就解釋了特殊想象在其中也有它的位置，在實踐上，精神分析方法不得不承認這種特殊想象，而不管理論上接受與否。例如，這種觀點使我們能理解通常給以陰莖的價值。不從存在的事實出發，不可能闡明這一點：主體的b異化/b傾向；主體對它的自由感到焦慮，便在事物中尋找自身，這構成一種逃避的方式；這是一種非常根本的傾向，以致一旦斷奶後，孩子便與b一切/b分離，他竭力在鏡子中，在他雙親的目光中把握他異化的存在。原始人在超自然力、在圖騰中異化；文明人在他們個體的心靈、在他們的自我、在他們的名字、在他們的財產、在他們的作品中異化，這是非本真性的第一次誘惑，陰莖特別適於對小男孩起到這種「分身」的作用：對他來說，這是外於他的客體，同時這就是自己；這是一個玩具、一個玩偶，也是他的肉體；雙親和乳母把它看做一個小人兒。於是人們設想，對孩子來說，陰莖變成「一個alterego，通常比他更加狡猾、更加聰明、更加靈活」；由於小便功能和稍後的陰莖勃起介於有意識的過程和本能發生的過程之間，由於陰莖是一個多變的、幾乎是外來的、主觀感受到的快感的源泉，因而被主體確立為自身又異於自身；特定的超越性以可以把握的方式體現在陰莖中，它是自豪的源泉；因為男性生殖器是分開的，男人可以把滿溢而出的生命匯合到他的個體性中。於是人們設想，陰莖的長度，小便噴射、勃起、射精有力與否，對他來說變成衡量自身價值的尺度。因此，毫無例外，男性生殖器在肉體上體現了超越性；也因此，孩子感到自己被超越，就是說，其超越性被父親侵佔了，於是再現了弗洛伊德的「去勢情結」的觀點。小女孩缺乏這「他我」，沒有在一件可以把握的東西中異化，沒有得到補償，由此導致她使自身完全成為客體，導致將自我確立為b他者/b；她是否曾與男孩子做過比較的問題退居次要地位；重要的是，即使她沒有意識到，缺乏陰莖還是妨礙她展示自己的性別；由此產生許多後果。但我們指出的這些常數並沒有確定一種命運，男性生殖器擁有那麼多的價值，因為它象徵在其他方面實現的最高權力。如果女人成功地確定自身是主體，她便會創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對等物：體現女孩子的希望的玩偶，能夠變成比陰莖更寶貴的一種佔有物。在一些母系血緣的社會中，女人掌握這個群體得以異化的b面具/b；於是陰莖大大失去了它的榮耀。只有在從整體上被把握的處境中，生理特權才建立起真正的人與人關係的特權。精神分析只能在歷史環境中找到真理。
說女人是雌性是不夠的，同樣不能通過女人對自身具有女性特點的意識來定義女人，女人在她所屬的社會中意識到這一點。精神分析的語言本身，將無意識和全部精神生活都內化，設想個體的戲劇在內部進行：情結、傾向等等用詞，都牽涉到這出戲劇。但生命是與世界的一種關係；正是通過世界進行自我選擇，個體才得以自我確定；我們必須轉向世界，才能回答糾纏著我們的問題。特別是精神分析無法解釋為什麼女人是b他者/b。因為弗洛伊德也承認，陰莖的威信通過父親的至高無上來解釋，他承認不知道男性優勢的根源。
我們沒有一古腦兒拋棄精神分析的貢獻，其中某些觀點是有成果的，我們拒絕的是它的方法。首先，我們不限於把性慾看做一種論據，不管這種態度多麼短視，這正是對女性性慾的描繪的貧乏所揭示的；我已經說過，精神分析學家從來沒有從正面，而僅僅從男性性慾出發研究它；他們似乎不知道男性對女性具有的吸引力的基本矛盾。弗洛伊德主義者和阿德勒主義者把女人面對男性感受到的焦慮解釋為就像一種被剝奪的慾望的反面。施特克爾清楚地看到，這裡有一種原初的反應；但他只是膚淺地解釋了這點：女人會害怕破壞童貞、插入體內、懷孕、痛苦，這種恐懼抑制她的慾望；這種解釋過於理性。不應該以為慾望偽裝為焦慮或者受到恐懼的打擊，不如將女性慾望這種既急迫又驚恐的要求看成原始就有的；吸引和拒斥這兩者不可分割的綜合標誌了女性慾望的特點。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雌性動物在它們期待交媾時卻逃避交媾，人們斥之為調情、虛偽，但是企圖把原始的習性看做複雜的行為加以解釋，那是荒唐的；相反，這些習性正是人們在女人身上稱為調情、虛偽的態度的源頭。「被動性慾」的觀點令人困惑，因為人們是從男性出發把性慾看成衝動和能量，但他們並沒有先驗地設想，一束光可以同時是黃色的和藍色的，他們必須有綠色的直覺。如果不是用「能量」等模糊詞彙去定義性慾，而是以人的其他態度，即抓住、騙取、吃、做、忍受等等的含義去解釋性的意義，就能更好地限定範圍；因為這是理解物件的特殊方式之一；不僅僅要研究性慾物件在性行為中的特點，而且還要研究它在一般的感知中的特點。這種考察擺脫了精神分析將性慾看做不可約減的框架。
另外我們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女性命運的問題：我們將把女人放在價值世界中，給予女人的行為以自由的維度。我們認為，女人要在確定自己的超越性和異化為客體之間做選擇；女人不是相互矛盾的衝動的玩物；她創造出一些解決方法，其中有一種倫理的等級。精神分析將權威替代價值，將衝動替代選擇，提出道德的代用品：這是正常狀態的觀點。這種觀點在治療學上當然十分有用，但它在一般精神分析領域擴充套件開來，達到令人不安的地步。描繪的框架作為一種規律提出來；機械論的心理學無疑不會接受道德創造的概念；必要時它能說明b最起碼的東西/b，卻永遠不是最多的東西；必要時它承認失敗，卻永遠不承認創造。如果說主體不在總體中再現被看做正常狀態的發展，人們就會說，發展中斷了，便把這種中斷看做一種缺失，一種否定，而永遠不會看做積極的決定。這使得對名人的精神分析非常令人反感：人們對我們說，如此這般的移情，如此這般的昇華，不能成功地在他們身上進行；卻不去設想他們也許拒絕這樣做，而且也許有好理由；人們也不想認為他們的行為可能受到隨意提出的目的之驅動。人們總是通過他與過去的聯絡，而不是根據他投向的未來解釋個體。因此，給我們的只是一個非本真的形象，在非本真性中，除了正常狀態，找不到別的準則。對女性命運的描繪屬於這種令人震驚的觀點。根據精神分析學家所理解的觀點，「等同於」母親或父親，就是在一個典範中b異化/b，就是更喜歡一個外來的形象，而不是自身存在的自發演變，就是要扮演存在。他們向我們指出，女人被兩種異化方式吸引；十分明顯，扮演成為一個男人，對她來說會是失敗之源；但要扮演成為一個女人的遊戲也是一個誘餌：成為女人，就會成為客體、b他者/b；而b他者/b在放棄中仍然是主體。對女人來說，真正的問題是拒絕這些逃避，而作為超越性自我實現，於是問題在於要看到所謂男性態度和女性態度向她展示了何種可能性；當一個孩子在某個親人的指點下踏上人生旅途時，這也許是因為他自由地繼續他們的計劃，他的行為可能是目的推動的選擇達到的結果。即使在阿德勒那裡，權力意志也只不過是一種荒誕的能量；他把體現超越性的一切計劃稱之為「男性的抗議」；據他看來，一個小女孩爬樹，是要與男孩子比肩，他想象不出，爬樹令她高興；對母親來說，男孩子完全不是一個「陰莖的對等物」；畫畫，寫作，從政，不僅是「良好的昇華」，這裡有著目的，是他們所希望的。否認它，就是曲解整部人類史。人們會在我們的描述和精神分析學家的描述之間看到某些相似。這是因為根據男人的觀點—也即男女精神分析學家所採用的那個觀點—異化行為是女性的，正如主體確立超越性的行為是男性的。有個婦女史學家唐納森指出，「男人是一個雄性的人，女人是一個雌性的人。」這個定義被不對稱地歪曲了；在精神分析學家那裡，只有男人被定義為人，而女人被定義為女性，每當女人作為人行動時，就被說成她模仿男性。精神分析學家給我們描繪女孩和少女期待要與父母等同，在「男性化」和「女性化」兩種傾向之間猶豫不決；而我們把女孩設想成在擺在她面前的b客體、他者/b的角色與要求自由兩者之間猶豫不決；因此，我們會在某些事實上達成一致，特別是當我們考察在女人面前展開的非本真逃避的道路時。但我們給予她們的是完全不同於弗洛伊德主義者或阿德勒主義者所給予的意義。對我們來說，女人被定義為正在一個價值世界中尋找價值的人，認識這個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將通過女人的整個處境，以存在主義的觀點去研究她。
gregoriomarañón（1887—1960），西班牙醫生、內分泌學家、作家。
libido，即性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