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闡明瞭十分重要的真理。人類不是一種動物，而是一個歷史現實。人類社會是一個反自然：它不是被動地忍受自然的在場，它使自然為自己所用。這種為自己所用不是一個內部的和主觀的活動，它客觀上在實踐中進行。因此，女人不會簡單地被看做一個有性慾的機體，在生物學的論據中，唯有在行動中取得具體價值的論據才有重要性；女人對自身的意識不是由她的性慾確定的，而是反映了一種取決於社會經濟結構的處境，這個結構表現了人類達到的技術發展的程度。可以看出，從生物學來說，標誌女人的兩個本質特點如下：她對世界的掌握不如男人來得廣泛；她更屈從於物種。但這些事實在經濟和社會的背景下看來，則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在人類歷史上，對世界的掌握，從來不由赤身裸體來確定：手，用以握東西的拇指，已經朝工具超越，工具增加了它的能力；從史前最古老的資料開始，人就總是像被武裝起來。在要舞動沉重的大棒擊敗野獸的時代，女人的體力弱就構成明顯的劣勢，只要工具要求稍微高過女人擁有的力量就足以使她顯得完全無能。但是，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技術消除了男女體力上的不平等。只有在需要的時候，充足的體力才產生優勢，擁有過多的體力不比擁有足夠的體力更好。因此，使用大量的現代機器，只要求一部分男性體力，如果需要的最低限度並不高於女人的能力，她就在勞動中變成與男人相等。事實上，今日人們簡單地按一下電鈕，便能夠控制巨大的能量。至於女人在生育方面所受的奴役，則依風俗不同而相異：如果女人被迫生育很多，又要獨自養育孩子，她們就深受奴役；如果女人能自由生育，在懷孕時社會幫助她，並照顧孩子，母親的負擔就輕鬆了，很容易在工作中得到補償。
正是根據這種觀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描述了女人的歷史：這歷史本質上取決於技術史。在石器時代，土地為部落的全體成員所有，原始的鏟和鋤頭的基本性質限制了農業的可能性，因為女人的力量只夠從事開發園子的勞動。在這種原始分工中，兩性已經從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兩個階級；在兩個階級中存在平等；男人狩獵和捕魚，女人待在家裡；但家庭任務包括了生產勞動：製造陶器、紡織、種菜；由此，女人在經濟活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於發現了銅、錫、青銅、鐵，隨著犁的出現，農業擴充套件了領域，開發森林、耕耘農田都需要密集的勞動。於是人求助於他人的服務，迫使他們成為奴隸。私有制出現了，奴隸主和地主也變成了女人的所有者。這就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這失敗是由於隨著新工具的發明，勞動分工帶來的變化。「從前保證婦女在家中佔統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婦女只限於從事家務勞動—現在卻保證男子在家中佔統治地位；婦女的家庭勞動同男子謀取生活資料的勞動比較起來失去了意義—男子的勞動就是一切，婦女的勞動是無足輕重的附屬品。」於是，父權代替了母權：領地的轉讓是從父到子，而不是從女人到她的部落。於是出現了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父系家庭。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女人受壓迫，作為主宰者統治著的男人荒淫無度、任意妄為：他同女奴或妓女睡覺，他可以有多個配偶。一旦風俗允許也能以牙還牙，女人便以不忠來報復，婚姻自然而然以通姦來補全。這是女人對她所忍受的家庭奴役的唯一自衛手段，她遭受的社會壓迫是她遭受的經濟壓迫的後果。平等只有兩性在法律上權利平等時才能重新建立，但這種解放要求全部女性返回到公共職業中。「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這隻有依靠現代大工業才能辦到，現代大工業不僅容許大量的婦女勞動，而且是真正要求這樣的勞動……」
這樣，女人的命運和社會主義的命運便緊密結合在一起，正像倍倍爾在關於婦女的大部頭著作中所寫的那樣。書中說：「婦女和無產者，兩者都是受壓迫的。」正是從機械化帶來的經濟發展應該將兩者解放出來。婦女問題約減為工作能力問題。在技術適應女人的能力的時代，女人是強大的，當女人不能利用技術的時候則會失去優勢，在現代世界中，女人重新獲得與男人的平等。資本主義的老式家長制統治的抗拒力量，在大多數國家阻止這種平等具體實現，只有這些抗拒被粉碎了，平等才會實現。蘇聯的宣傳稱平等已經在蘇聯實現。當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實現的時候，就再也不分男人和女人，而只有彼此平等的勞動者。
雖然恩格斯所作的綜述比我們前面考察過的理論前進了一步，但它使我們失望，最重要的問題被迴避了。整個歷史的要點是從群體制過渡到私有制，他卻絕對沒有向我們指出這個過渡是怎樣形成的；恩格斯甚至承認，「我們至今還不得而知。」他不僅不知道其中的歷史細節，而且也沒有做出任何解釋。同樣不清楚的是，私有制必然導致婦女的奴役地位。歷史唯物主義將必須解釋的事實看做被賦予的，它不加以討論便提出將人與私有制相連的b利益/b聯絡，但這種利益作為社會機構的根源，本身的根源又在哪裡呢？因此，恩格斯的陳述仍然是表面的，他發現的真相顯得像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不超出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可能深入這些真相。他不能為我們指出的問題提供解決辦法，因為這些問題關係到整個人類，而不是homooeconomicus這個抽象物。
比如，很明顯，個人佔有財物這個想法本身，只有從生存者的原始條件出發才能獲得意義。為了使這個想法出現，首先必須在主體中有一種傾向，在徹底的特殊性中，將自己的存在確定為自主和分開的。人們懂得，只要個體沒有掌握客觀上滿足這種意圖的辦法，這種意圖就仍然是主觀的、內在的、沒有實在性的：缺少合適的工具，個體一開始感受不到他對世界的掌握能力，感到自身迷失在自然和集體中，被動，受威脅，是冥冥中的力量手中的玩物；只有等同於整個部落，他才敢思考：圖騰、神力、大地，是集體的現實。發現青銅使人類在艱苦的生產勞動的考驗中發現自身是創造者，能主宰自然，再也用不著對自然恐懼，面對被戰勝的抵抗，敢於把自身把握為自主的主動性，在其特殊性中自我實現。但是，如果人一開始就不願意這樣做，就永遠不能自我實現；勞動的教益不會刻寫在被動的主體中，主體在鍛造工具時鍛造自我，在征服大地時自我征服。再者，主體的確定還不足以解釋所有制，在挑戰、鬥爭和一對一的格鬥中，每個意識可以試圖升至主宰地位。為了使挑戰具有交換禮物的宗教節日的形式，就是說具有經濟競爭的形式，為了從此開始，先是首領，然後是部落的成員要求私有財產，人類必須有另外一種原始的傾向：我們已經在上一章說過，生存者只有在異化中才能把握自身；生存者在世界上外來的並使之成為自己的形象中尋找自身。在圖騰、神力中，在他佔據的領土中，部落遇到的是他異化的存在；當個體同群體分離開來時，他要求個人得到體現，神力先在首領身上，然後在每個人身上個體化了；與此同時，人人都想將一塊土地、勞動工具、收穫據為己有。在這些屬於他的財富中，人重新找到他自己，因為他消失在這些財富中，於是人們明白，可以給予財富同他的生命本身一樣基本的重要性。於是人對他的財產的b興趣/b變成一種可以理解的關係。但是人們看到，不能只通過工具解釋這一點，必須把握被工具武裝起來的人的態度，這種態度牽涉到本體論的基礎。
同樣，不可能從私有制中b推斷/b對婦女的壓迫。這裡，恩格斯的觀點的不足很明顯。他非常明白，女人體力的弱點只是在與青銅工具和鐵工具的關係中才變成具體的劣勢，但是，他沒有看到女人勞動能力的侷限本身，只是從某種角度看才構成具體的不利。正因為男人是超越的和有雄心的，他才通過新工具計劃新的要求，當他發明了青銅工具時，他不再滿足於開發園子，他想開墾和種植廣闊的田野，這個意圖不是從青銅本身迸發出來的。女人的體能不夠帶來了她的衰敗，因為男人用增長財富和擴充套件的計劃使她害怕。這個計劃還不足以解釋她要受壓迫，性別的勞動分工本來可以成為友好的聯合。如果男人與他的同類的原始關係僅僅是友誼關係，就不能解釋任何型別的奴役，這個現象是人竭力在客觀上獲得主宰地位的意識擴張的結果。如果在人的意識中沒有b他者/b的原始範疇，以及統治b他者/b的原始願望，那麼發明青銅器就不會帶來對婦女的壓迫。恩格斯也沒有考慮到這種壓迫的特殊性。他力圖把性別的壓迫歸於階級衝突，但他這樣做並沒有充分的信心；論點經不起推敲。確實，勞動的性別分工和由此產生的壓迫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階級的分化，但是，人們不會把它們混淆起來；在階級分化中沒有任何生物學的基礎；在勞動中，奴隸意識到自身與主人的差別；無產者總是在反抗自身狀況，重新成為本質，對剝削者構成一種威脅；其追求的是作為階級消失。我們在導言中說過，女人的處境是如何不同，特別是由於生活和利益使她與男人相聯，以及男人發現女人扮演同謀的角色，女人身上沒有任何革命的願望，她不會作為性別自我消滅，她僅僅要求取消某些性別特殊化的後果。更為嚴重的是，人們不會不帶自欺地把女人只看做勞動者；無論在社會經濟還是在個人生活中，她的生育作用和她的生產能力是同樣重要的；在某些時代，生孩子比扶犁更有用。恩格斯迴避了問題；他只限於宣稱，社會主義共同體將取消家庭，可這是很抽象的解決辦法；大家知道，蘇聯根據生產的迫切需要和人口增長的需要獲得不同程度的平衡，不得不經常和徹底地改變家庭政策；再說，消滅家庭不一定能解放婦女，斯巴達和納粹政權的例子證明，直接依附於國家，女人並不會少受男性的壓迫。真正社會主義的倫理學，就是說尋求正義，而不取消自由，給個體負擔但不消滅個體性，由於女人的狀況問題，它處於非常尷尬的局面。不可能把懷孕簡簡單單地比做像服兵役一樣的一種b工作/b或一種b服務/b。要求女人生孩子比管理公民的日常事務要更深入地破壞女人的生活，任何國家都從來不敢強制性交。在性行為中，在懷孕時，女人不僅投入時間和精力，而且投入本質的價值。理性的唯物主義徒勞地想不承認性慾的這種戲劇性，人們不能管理性本能，弗洛伊德說，不能肯定性本能本身是否不承載著對順從的拒絕；可以肯定的是，它不能被納入社會性中，因為在性慾中有一種此刻對時間、個體對普遍的反抗；企圖引導性慾和利用性慾，就有扼殺性慾的危險，因為不能像支配無生命的物質那樣支配活生生的自發性；更不能勉強它，就像勉強自由一樣。人們不會強迫女人生孩子，所能做的是，把她禁閉在某種處境中，懷孕對她來說是唯一的出路，法律和風俗把婚姻強加給她，禁止避孕措施和人工流產，禁止離婚。蘇聯今日恢復的正是這些家長制的古老約束；它使家長制的婚姻理論重新復活；由此，它重新要求女人成為性慾物件，最近有篇講話鼓勵蘇聯女公民好好打扮，塗脂抹粉，變得嬌媚，以便留住丈夫，激起他的慾望。通過這個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把女人僅僅看做一種生產力，她對於男人來說是一個性夥伴，一個生兒育女者，一個性欲物件，一個b他者/b，通過她，男人尋找自己。極權制度或者獨裁製度徒勞地不約而同地禁止心理分析，宣稱對於忠誠地融入集體的公民來說，個人悲劇不會發生，性是一種經驗，普遍性總是在其中被個體性重新抓住。在民主社會主義中，階級會被消滅，但不是個體，個人命運的問題會保留全部重要性，性別差異也保留全部重要性。將女人和男人聯結起來的性關係不像男人對女人保持的性關係；將女人和孩子聯結起來的關係獨一無二。這種處境不是被唯一的青銅器創造的，機器不足以消滅它。為她要求一切權利，要求一切一般意義的人所擁有的機會，並不意味著應該對她的特殊處境視而不見。為了瞭解這種境況，必須越出歷史唯物主義，它在男人和女人身上只看到經濟實體。
因此，我們以同樣的理由拒絕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論和恩格斯的經濟一元論。一個精神分析學家會把女人所有的社會要求解釋為「男性化抗議」的現象；相反，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性慾通過或多或少複雜的轉彎抹角，不斷表達其經濟狀況；但「陰蒂的」或「陰道的」範疇就像「資產階級的」或「無產階級的」範疇一樣，同樣無法禁閉一個具體的女人。將個人戲劇看做人類的經濟史的同時，只有存在主義的基礎能夠讓人從整體理解生命這種特殊形式。弗洛伊德主義的價值來自認為生存者是一個身體，它作為身體面對其他身體感受自己的方式，具體反映了它的存在處境。同樣，馬克思主義的論斷中屬實的是，生存者的本體論意圖，根據提供給他的物質可能性，特別根據向它展示的技術的可能性，具有具體的形象。但是，如果不把這些可能性融入人類現實的整體中，僅以性和技術是什麼也不能解釋的。因此，在弗洛伊德那裡，超我提出的禁忌的自我的衝動就顯得像偶然的事實；在恩格斯關於家庭歷史的論說中，最重要的事件似乎按照一種神秘的偶然性的任意行為意外地出現。為了發現女人，我們不會拒絕生物學、精神分析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某些貢獻，但是我們認為，身體、性生活、技術只有在人以存在的總體觀點把握它們的時候，才具體地存在。體力、男性生殖器官、工具的價值只能在價值世界中才能確定，它受到朝向存在超越自己的生存者的根本計劃的制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頁。原引文有出入，下同。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8頁。
同上。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7頁。
拉丁文，b經濟人/b。
加斯東·巴什拉在《大地和意志的夢想》中特別對鐵匠的勞動做了有啟發性的研究。他指出，人怎樣通過錘子和鐵砧確定自身和自我分離。「鐵匠的時刻既是很獨立的又是擴大的時刻。它通過這一瞬間的強力促使勞動者掌握時間，」（第142頁）稍後：「打鐵的人接受起來反對他的宇宙的挑戰。」—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