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得罪的，首先是官場。
得罪是因為改革，改革是因為缺錢。隆慶三年，皇帝向戶部要三十萬兩銀子，得到的報告卻是國庫虧空一百五十萬兩之多。隆慶無奈，只好大打折扣，改為索銀十萬。sup/sup
沒有錢，就什麼都談不上了。
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卻是先政治後經濟。事實上，國庫空虛不是因為天下貧困，財源枯竭，而是國家機器早已運轉不靈。當然，轉還是轉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可惜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也就是說，空轉。sup/sup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我們知道，從秦漢開始，中華帝國就是依靠官僚政治、律令秩序和文書制度來管理的。實際上，作為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領土國家，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同時帶來的弊端，則是文牘主義。官員們醉心於文書的撰寫和製作，對實際效果卻漠不關心。sup/sup
明中葉的情況就是這樣。言官和部院，只要自己的主張被朝廷認可，並作為公文發出，便萬事大吉。地方官則自行判斷，決定立即執行還是拖延。就算問起來，也是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因為反正無法問責。sup/sup
如此陋習，非改不可。
改革的方案叫考成法，這就要利用六科。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獨立監察機關，辦公地點在午門，職責是對六部進行對口監督，比如吏科監督吏部，戶科監督戶部。各科設都給事中為長官，正七品。給事中若干，從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監督二三品的尚書和侍郎，是一種精巧的設計。sup/sup
有了六科，事情就好辦了。張居正規定，以後所有需要執行的決定，都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明確完成的期限，登記在冊，還要編號。同時另造文冊一式兩份，分送六科和內閣存檔。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查地方官。部院考查若有包庇隱瞞，由六科糾察。六科糾察不力，內閣處分。
這就叫：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
嚴格地說，這只是技術性改良，不是制度性改革。而且萬曆皇帝的批覆也留有餘地：未完之事如果是緊要的，可以另立期限。不緊要的歷史遺留問題，免除不計。sup/sup
即便如此，也引起軒然大波。
反對當然因為牽涉到利益。前面說過，明代官員的俸祿非常之少，維持起碼的體面都很困難。這就需要上上下下都達成默契：地方官對豪強的偷稅漏稅睜眼閉眼，京官則接受地方官的孝敬，等於分成。如此這般，糧賦豈能收足？
其實就算滿朝清官，張居正也是得罪人的。明代官員的選拔主要靠科舉，而科舉只考八股文，不考執行力。考成法卻不看學歷看能力，這讓做慣了官樣文章的情何以堪？
當然，抗議被強行壓了下去。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三歲的皇帝甚至這樣下旨處分反對派：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問了來說！結果，是他們的下場一個比一個慘，以至於若干年後人們提起來，還咬牙切齒，義憤填膺。sup/sup
考成法則堅定不移地得到實施，而且卓有成效。最能讓所有人不再說三道四的是：改革五年之後，京師國庫的存糧竟是隆慶元年的三倍，完全兌現了張居正誇下的海口：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sup/sup
於是，一條鞭法被推上了議事日程。
這種新的稅賦制度並非張居正的發明，早在嘉靖十年便已試行。簡單地說，就是將國家對土地徵收的田賦、無償使用勞動力的徭役以及其他雜徵，全部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所以叫「一條鞭法」。
一種土地登記簿冊，將房屋、山澤、田地依序排列，接連繪製而成，為民間田地總冊。南宋時已有，明朝洪武年間下令各州縣編造。
新法的好處，當然首先是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同時也解放了生產力。尤其是出力的徭役貨幣化以後，農民可以安心種田，也可以到市鎮打工，這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經濟繁榮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自然增加。因此萬曆九年後，一條鞭法雖然時行時廢，時廢時行，卻終於定為國策。sup/sup
張居正功不可沒。
不過，實施一條鞭法，就必須重新丈量土地。這當然又是得罪人的事，土豪劣紳和宗室豪強無不抵制。好在，皇帝鼎力支援，張居正信任的戶部尚書精明強幹，更兼有考成法督促官員，這項工作順利完成。據萬曆十年戶部統計，全國隱藏和漏報的土地竟多達一百四十七萬餘頃，數量驚人。sup/sup
看來，改革先政治後經濟，是對的。
與此同時，張居正的路也走到了頭。
其實早在萬曆八年，他身邊的人就已有警覺，刑部侍郎劉一儒還寫了封信來提醒。劉一儒說，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故大小臣工無不誠惶誠恐，奉公守職，治功既精明矣！sup/sup
這當然是對改革的肯定，話說得也很到位。嚴遲限之罰就是考成法，申考憲之條則是對官員們的定期考查。立省成之典即精簡機構，淘汰冗員；復久任之規，則是規定知縣和知州必須任滿六年才能升遷，以保證地方官盡職盡責。
以上四條措施，沒有一項不是必需的，也沒有一項不得罪人。因此劉一儒便善意地提醒，在改革初見成效之後應該適當調整執行力度。他說，政嚴則苛，法密則擾，操之過急必定人情不堪。高明的執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更要看本體，而天下大治之本，在於舉國上下的元氣渾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