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別人感恩的人
不忘感恩，當然是很重要的。然而，在現代日本社會，卻往往把這看作與智商並重的「人格魅力指數」的條件，強迫每個人執行。「感恩」之心缺失或淡薄的人，則被視為有人格缺陷，遭到大家譴責。這種僵化的模式簡直無異於審判女巫。乍一看，現代日本社會穩定和諧，不想卻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這種對於異端分子的審判，真是可怕。後文還將逐一介紹其他事例。
細想一下就會明白：有時候，我們對於別人的點滴好意會心存感激；而有時候，即使受了天大的恩惠，也絕不肯說半個謝字。這通常要看對方是否對自己另有所圖。像很多日本民間傳說那樣，對方熱心相助，並且不求任何回報，我們自然會產生感謝之情；可是，如果對方的行為背後隱藏著各種雜念，例如為了自身利益打小算盤、自我滿足、傲慢、輕蔑、故意施小恩小惠、想要索取回報、固有的義務感……當我們看見這些時，就會立即把道謝的話咽回去。
而且，人總是善忘的，無論自己受了多大恩惠。這也許跟人的深層心理有關——正因為接受了別人的大恩大德，所以才會忘記吧。為什麼呢？接受了對方的恩惠，固然值得感謝，但與此同時，也深深感受到自己的窩囊，如針刺一般，無比痛切。因為想要忘記，所以才會忘記。
然而，不忘感恩以及堅信不能忘記感恩的人，對這樣的藉口當然是深惡痛絕的。他們認為：作為一個人，既然受了恩惠（無論這恩惠是否合理），就必須懷有感激之情，時時不忘感恩。本來，這些時時不忘感恩的人只需隨時提醒自己「不忘感恩」即可，但他們卻把這當作人類的普遍法則，要求所有人都遵守。不僅「要求」，對於違反者還會進行嚴厲的審判，而且一定會在背地裡冷眼相加，將不懂感恩的人趕盡殺絕。
所以，我所討厭的也許並非不忘感恩的人，而是那些動輒將「不忘感恩」的教條強加於你，或喋喋不休地進行說教的人。即使我受了別人天大的恩惠，也不願沒完沒了地說：「謝謝，您幫我大忙了。」同樣，我給別人幫忙（雖然只有極少數的幾次）時，也不希望對方一直把「謝謝」掛在嘴邊。如果他快點忘掉的話，我反而會感謝他。
對自己的「非社會」改造
在現代日本社會，到處都密密麻麻地生長著「不忘感恩的人」，令我感到噁心。當然，我仍然堅信自己是正確的。為了忠於自我，我決定明目張膽地採取「非社會」的態度。首先，無論我給予別人什麼恩惠（雖然幾乎從沒有過），我都要求對方絕不能向我表示感謝。如有向我表示感謝者，我會直言不諱地指責他。如果還不聽，就痛罵他。如果這樣還是不聽，我就只好跟他絕交。而這一做法的成效逐漸顯現出來了——目前和我關係尚好的寥寥幾人都不再對我表示感謝。
尤其讓我本能地感到抗拒的是，我明明沒有求助於誰，可是對方（多為女性）卻出於「為我著想」而給我種種關照。例如，偶爾有人邀請我去做演講時，會通過電子郵件、電話或傳真商討相關事務。主辦方往往覺得應該為我做好各種安排，比如訂購新幹線車票、預約酒店、迎接、演講前一天設宴招待……否則就有失禮數。但我卻儘量不想勞煩他們，便告知：「全部由我自己安排即可。不必來接我，也不必為我設宴。」雖然這樣難免會讓主辦方掃興，但既然叫我來演講，總該對我的信念和美學理念稍微有些瞭解吧。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堅持不肯讓步。我還明確告訴對方：「過後請不要給我寫千篇一律的感謝信。」所以，後來就再也沒有人給我寄感謝信了。我本來是對自己進行「非社會」改造，結果卻漸漸地改造了別人。
這些還是勉強能做到的，但接下來的路可就佈滿荊棘了。我平時會訓練自己，讓自己在得到別人幫助時儘量不表示感謝。如果是瞭解我脾氣（即認同我觀點）的人，那倒無所謂；但其他絕大多數人可就麻煩了——他們給了我一點小恩惠，就全神貫注地等我說謝謝。跟他們相處真是疲憊至極。我平時還是時常輕聲道謝的（也許比普通日本人說得要多），但如果感謝之詞並不由衷，即使我知道按社會常規應該道謝，也絕不開口。而且，就算我心懷感激，但為了堅守自己的信念，我也會把道謝行為控制在最低限度。
一般而言，像我這種與社會主流信念、興趣迥異的人，就算平常接受了別人的好意，也很少會心懷感激。別人要開車送我回去時，我會想：與其和他一起在狹窄的小車裡度過半個鐘頭，倒不如自己出幾千日元打車回去更為愜意。另外，大多數人視為禮節的「登門道謝」也令我不勝其煩。如果真的那麼感謝我的話，就應該尊重我的意願，知道我沒有時間和你進行禮節性會面——不，確切地說是不想見你。然而，奇怪的是，仍然有很多人硬是要殺上門來，大多數「不忘感恩的人」為了讓自己心安理得，堅持按社會常規行動，甚至不惜踐踏我的意願。
我很討厭收到別人的禮物。無論收到什麼，大抵都不喜歡。這倒也罷了，但問題是，為了這些無用之物，我還得強作喜歡之狀地表示感謝。這樣虛偽地生活，實在太痛苦。所以我很早就從這種遊戲當中逃脫出來了。可是，就算說到這種份上，也還是有人給我送禮。對這些人，我只好明確地表示抗議。
在這裡，我想特意舉一些瑣碎的事例。因為瑣碎，所以容易被大多數人忽略，而正因如此，我才會特別關注。我每年都會收到京都k出版社寄來的檯曆。本來臺歷可以用作日程表，但我有個習慣，就是除了詳細的日程之外，還會記錄當天發生的各種事情。這檯曆嘛，每天的空位不夠寫，而且這麼大一本也不方便攜帶。所以，這10年來，收到的檯曆都被我扔進垃圾桶了。我後來想想，總覺得這麼做不合情理，也不尊重對方。於是，去年我終於下決心，寫了封信寄去：「……出於以上原因，檯曆對我沒什麼用處，明年開始請不要再寄來了。」這封信也許會傷害k出版社負責人的自尊吧。但如果為了不傷害對方自尊，而「滿懷謝意」地收下禮物——假裝收下禮物，轉身就扔進垃圾桶，相比之下，還是說實話更尊重對方吧。自己明明用不上，卻不告訴對方，繼續收，繼續扔，這樣豈不是對對方更為失禮嗎？這道理誰都明白，但為什麼沒人像我一樣坦言相告呢？歸根到底，還是怕給別人留下壞印象。為了不讓自己給別人留下壞印象，就把對方當作利用的工具，無非如此而已。
像這樣，我對自己的「非社會」改造進展順利。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其實我從小就生長在非常注重這些社會常規和習俗的環境中。尤其是我母親，給人送禮後，如果過了三天還不見對方回禮，就會氣憤地說這人真不懂禮節。而我則會為賀年卡的事煩惱——我沒寄給對方而對方寄給我時，我驚慌失措；我寄給對方而對方沒寄給我時，我憔悴憂愁；我在1月1日收到對方寄來的賀年卡時，又擔心自己寄出太晚，不能在元旦當天及時送達；至於我寄給對方而最終沒收到對方回寄的賀年卡時，當然會對其懷恨在心……如此這般，令人疲憊不堪。終於，我在50歲這年決定，從此不再寄賀年卡。
而且，我決定以此為契機，逐漸廢除各種礙於情面而做的行為。關於這點，我在《半隱遁的人生》一書中做了總結。但池田清彥先生卻對書中提倡的做法頗有微詞：「收到贈書，如果覺得有趣就看，覺得無聊就扔進垃圾桶，沒必要給人回信說‘這本書很無聊’。」看來他還是沒弄明白——正因為沒這麼簡單，所以才讓我大傷腦筋呀。廢除賀年卡也並不容易。快到年底時，我向所有可能寄賀年卡給我的人寄去了明信片，說：「我已經徹底廢除賀年卡了。」沒收到的人寄來賀年卡時，我還得給他們每個人寫信闡明自己的理念……這項工作每年都在繼續，但每年都會收到新認識的人寄來的賀年卡，我又得向他們闡明自己的「思想」……所以，直到現在，我的賀年卡廢除運動還沒有完全實現。
其實，我這個人稍不留神就很可能會說出感謝的話。每當此時，為了堅持自己的信念和美學理念，我就狠狠地鞭撻自己「軟弱」的內心。其實我並沒有忘記感恩，一切都記得清清楚楚呢。如果可以自然而然地忘記，那我的自我改造應該已經完成了吧。而現在看來，似乎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勘三郎繼承師名
在所有職業當中，為什麼歌舞伎演員對觀眾的感謝尤為殷勤呢？他們一開口就說：「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援。」或是：「在各位觀眾的支援下，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績。」雖然事實如此，但這種低聲下氣的態度其實來自於日本戲劇演員的固有觀念。每年11月歌舞伎劇場舉行全班公演時，開場白固然精彩，但演員們幾乎把頭磕到地板上的行禮方式，卻給人一種奴性十足的卑下感。
1998年，我在歌舞伎劇場觀看過仁左衛門繼承師名公開演出，但這次的勘三郎繼承師名演出（在同一個劇場）卻沒買到票，只得看電視。舉行一系列儀式的過程中，勘三郎對各界支援者表現得非常謙卑，甚至讓人覺得憐憫而空虛，同時還感受到一種卑鄙的功利心。
在這期間，新勘三郎的兒子出事了——他因計程車費用糾紛毆打警察而被捕。聽到這訊息，我頓時頗為興奮：噢，這下可有看頭咯。新勘三郎顯得很狼狽，連旁人看了都覺得慘不忍睹。當然，他這種可憐相既是一種公開表態，又是自我保護，是具有很高技術含量的。他像鸚鵡學舌一般地反覆說：「對不起各位觀眾了。」我知道他道歉的意圖，但我還是要說：他完全沒有「對不起」我。我從不指望歌舞伎演員要具備什麼「市民公德」，所以覺得這點小事無所謂。但大多數人卻不一樣，大家期待著一個歌舞伎演員的道德要高於普通市民，儘管他長年在舞臺上活靈活現地演著不道德的戲！
森光子在演完舞臺劇《放浪記》第1795場後，打算以2000場為目標而繼續努力。每當被問到對於自己這一奇蹟般的紀錄有何感想時，她也是連聲說道：「這得歸功於觀眾。」就像政治家們老愛把「一切為了國民」掛在嘴邊一樣——心裡知道這麼說肯定不會錯，看似謙虛，實則圓滑。當然，也許森光子確實是這麼想的吧。不過，確切地說，她不應該回答：「這完全歸功於觀眾。」而應該回答：「這歸功於觀眾的支援和我自身的不斷努力，再加上運氣。」對此，她當然心中有數。
這種態度也許是演員們所共有的，尤其是歌舞伎演員和新派劇演員，而在新劇演員和電影演員中則很少見。歌手也一樣，美空雲雀至死都在說「歸功於歌迷」，而眼下當紅的smap和濱崎步則不太說。總而言之，這大概是歌舞伎演員、新派劇演員、落語家等「傳統藝人」的嗜好。
試想一下，其實小說家、畫家、建築家、鋼琴家也都應該「歸功於顧客」，但卻很少聽他們這麼說。如果川端康成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致以謝意說：「這一切完全歸功於我的讀者。」那就實在太煞風景了。如果小澤征爾在就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時說：「這一切完全歸功於我的樂迷。」我一定會對他這謙卑的態度喝倒彩：「你身為一個藝術家，怎能老想著‘樂迷’！」
再多說一句畫蛇添足的話，我好歹也算個爬格子的，但卻從沒想過這得「歸功於讀者」。
「一切為了國民」的思想
日本傳統藝人有個典型的特點：一切都往積極的方面想。即使受到師父不近人情的嚴酷訓練，即使被同伴們欺負，即使被人散佈流言蜚語，也要把這一切當作一種「歷練」而甘心忍受。而且，還要感謝這些辛酸的遭遇。如果沒有如此寬廣的胸懷，就不可能在傳統曲藝的世界裡混下去。只有這樣的人，才能適應日本的土壤，成長為「不忘感恩」的人。而且，有其師必有其徒，把「不忘感恩」的精神永遠發揚光大，已經形成了一種體系。
我知道，日本傳統藝人的身體裡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感恩」思想——不僅是對觀眾，而且是對所有人。現在，自己之所以能站在華麗的舞臺上，不僅應該歸功於來捧場的觀眾，還應歸功於不在現場的所有人——這種「一切歸功於××」的思想，是不是無限接近於日本國會議員所標榜的「一切為了國民」的思想呢？
之前的眾議院議員選舉（2005年9月11日）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如今的「國民」就像二戰前的天皇一樣，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無論哪個政治家都不敢說「國民」的半句壞話。這次選舉，自民黨以絕對優勢勝出，如果說這靠的是首相耍花招，那麼，輕易上當的國民就是傻子；如果說靠的是自民黨標榜的幾句競選詞，那麼，喜歡這種膚淺理念的國民簡直就是單細胞生物——當然，絕不能說出來。儘管所有在野黨都義正詞嚴，但卻沒爭取到選票，太遺憾了。可見，大多數國民都是傻子，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但不能這麼說，只能說因為自己不夠努力才導致失敗。國民嘛，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絕不會有錯，絕不能被指責，簡直就像二戰前的天皇。難道政治家真的這麼尊重國民？似乎並非如此。原因僅僅在於，如果說了國民的壞話，下次選舉就沒戲了。我再次深切地體會到：噢，原來這就是所謂的「國民主權」。
質疑日本傳統商人道德
和日本傳統藝人一樣整天道謝的是日本的商人。他們本來是為了賺錢才做買賣，表面上卻常把感謝顧客掛在嘴邊。「只要客人高興就行。」這話也是純粹胡扯。如果所有客人都高高興興地來吃霸王餐，吃完不給錢就走，那麼買賣就沒法做下去。畢竟，除了精神上的回報之外，還要得到物質上的回報——賺錢。隱瞞這一點就是虛偽。
說得現實一些，我們在購買商品或享受服務時，其實只是用錢與之進行交換，而這錢也是自己的勞動所得。所以，賣家和買家處於平等地位，不必低三下四地道謝。那他們為什麼還如此執著於道謝呢？確實，有可能是發自內心地感謝顧客從多家旅館中選擇了自家，或從多家汽車銷售商中選擇了自家，但這並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賣家經過周密的思考，得出結論：這種姿態可以給顧客留下好印象，贏得顧客的信賴，從而使自己的生意越做越紅火。
下面從報紙上摘取一段特別的讀者來信：
現在一到節分，我還會想起鄰家的大叔。他在公路對面那邊開了家包子鋪……每年一到節分撒豆子時，他只是大聲喊「福福福，福進來！」而不說「鬼出去」。小時候，我一直覺得很納悶：為什麼他不說「鬼出去」呢？過了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大叔是做生意的，他一定認為「世上並沒有鬼。就算有，那也是來客，不能趕走」。他的仁厚之心令我感動。
（《朝日新聞》2005年2月5日）
說句掃興的話，我不太感覺得到這位包子鋪大叔的「仁厚之心」。為了生意興隆，他對店鋪內外所有可能的客人都一律表示感謝，這並不僅僅是出於「仁厚之心」，而是一種更為現實的生意頭腦。然而，大多數人就像這位投稿的讀者一樣，希望一個生意人不僅要提供優質的商品，而且還要懷有「仁厚之心」。大家想當然地認為：老闆既然有「仁厚之心」，那麼他家的包子一定很好吃。但事實上，也有可能很難吃喲！
對於這種動不動就講「心」的商人道德，我深感疑惑。作為商人，最重要的是提供優質商品和優質服務，「仁厚之心」只有輔助意義。即使內心再「仁厚」，生意也有可能虧損；即使內心再「冷酷」，生意也有可能大獲成功。也就是說，對於包括那位包子鋪老闆在內的所有商人來說，只要生意紅火，滿懷「仁厚之心」也挺好；但如果生意做不下去，再多「仁厚之心」也是徒勞。
我深知這套體系，所以一見到老說感謝的商人就覺得反感。另外，我對於冷冰冰的道謝方式也頗為反感。這兩種反感根本上是相通的。在日本，無論什麼都喜歡千篇一律，就連表達謝意也迅速地程式化了。例如，便利店、快餐廳、連鎖咖啡店就很典型：年輕女店員以絲毫不含感謝之情的語氣機械地喊道：「謝謝光臨。」近來還有這樣的歡迎方式：一個店員喊「謝謝光臨——」，緊接著，店裡各個角落此起彼伏地響起回聲一般的「謝謝光臨——」。這種極其程式化、量產化的感謝方式實在令人反感，恨不得把對方痛打一頓才解氣。若要追本溯源，它其實是和傳統商人那令人難堪的道謝方式一脈相承的。我想：正因為原本就不是出自真心，所以，這種程式化、表面化的感謝才可以自然而然地延續至今吧。
「要發火就回家發去！」
那應該怎麼辦呢？其實很簡單，只需要自然地與顧客打交道即可。在這一點上，我是徹底的歐化主義者——商人可以愛理不理，可以悶悶不樂，可以更加有血有肉。換言之，只需和顧客平等即可。也許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體會：在歐洲，無論是店員、酒店服務員還是超市售貨員，一個個態度都十分惡劣，架子可大了。
某日，我在維也納列奧波多博物館的商店買了各種畫冊、明信片、複製品。抱著一堆東西到收銀臺結賬時，那位年輕的女店員應了一聲，隨即遞給我幾張廉價書籤作為贈品。我明確表示：「不要了。」她似乎有些掃興，就繼續勸道：「其實，你自己用不著，也可以當作禮物送給朋友嘛。」我拒絕說：「還是不要了。」她卻不肯鬆口：「那你想要什麼贈品呢？」我笑著說：「錢。」她接下來的回應很可笑，竟然挑釁似的說道：「既然錢那麼重要，你又何必買這麼一大堆東西呢。乾脆別來這種地方，在家睡大覺算了！」我冷靜地回答：「那倒也是。」然後揚長而去。真可笑。您大概體會到了吧，在歐洲，店員和顧客之間也可以進行如此富於機智的、自然的對話。
不過，有時候過於「自然」，也會讓人惱火。以下是發生在維也納國際機場的事。
遊客在歐盟地區買了東西，只需出示該物品以及購買商店提供的票據，就能退回10%的稅款。如果購買的是大件商品，不能帶上飛機，就只能放進旅行箱裡，在辦理登機手續時出示該物品和相關票據；如果是作為隨身行李帶上飛機的話，則在辦理完登機手續、檢查完護照之後，再出示該物品和相關票據。這有些煩瑣，所以我每次都會和機場工作人員發生爭吵。
辦理登機手續時，我一邊心想不知這次又會發生什麼問題，一邊窸窸窣窣地取出一沓票據，和隨身攜帶行李一起拿給對方看。那個中年女職員看了一眼，也不說話，只是指了一下登機入口處，意思是「到那邊再查」。我解釋說：「其中有些票據是需要在這裡查驗的。」她又指了一下「那邊」，臉上的表情似乎在說：「你這笨蛋，不懂嗎？」
像這樣，不講一點兒禮貌，也太「自然」了！於是，我又大聲說了一遍，並讓她看旅行箱。這時，她才注意到我有個旅行箱，就揚揚下巴（還是沒開口），似乎是說：「噢，放在這裡呀。」然後，若無其事地讓我出示護照。我來氣了，「咚咚咚」地拍打著櫃檯，怒喝道：「工作認真點！」這時，她皺起眉頭大聲說：「要發火就回家發去！」隨即抱著胳膊，喊來其他同事，在那兒沒完沒了地議論起來：「哎喲，這日本人怎麼回事嘛！是不是不懂呀？」「不至於吧，他會說德語呀。」其他工作人員和乘客都在一旁呆呆地看著。上次贈品沒要到「錢」倒也罷了，這次要是被抓起來那可麻煩了……我正暗自思忖，她又重複了一句：「護照。」然後惡狠狠地在上面「啪」地蓋了章。一下就完事了。
這樣的事情如果經常發生，那確實太折磨人。不過，對方這種態度，我倒是覺得挺爽快的。當然，大多數日本人會被嚇著，覺得無法接受。如果在日本成田機場，無論我怎麼發火，機場工作人員都只會像出故障的唱片機一樣反覆說著「對不起」吧。唉，怯懦而善良的日本人，在維也納式的店員和職員面前，一定會覺得毛骨悚然吧。大家更希望看到卑躬屈膝的姿態，更希望看到面部肌肉近乎抽搐的笑容，即使知道這些並非出自真心。所以，我深知「改革」之艱難。
現代日本社會沒有「表達的自由」
閒話休提，言歸正傳，從野蠻粗魯之人橫行的歐洲回到心地善良的日本吧。
在這個國家，人們身處婚禮、葬禮、退休教授歡送會、出版紀念會、新生歡迎會等眾人聚集的公開場合時，是沒有「表達的自由」的。大家都在為自己的言行不周而道歉，對他人表示羨慕，對他人表示感謝。在這種場合下，事無鉅細，都必須遵守一條規則：不能說「真話」。對於喜歡說「真話」的我來說，那場景簡直跟地獄圖一樣恐怖。
下面舉出的例子中，第一段對話是充斥著社交辭令的客套話，第二段對話是我虛構出來的表達內心想法的真心話。
strong（一）/strong
strong客套話：/strong
a：「我兒子沒考上東京大學！」
b：「啊？不會吧。你兒子那麼聰明……是不是哪裡弄錯了？」
a：「唉，他整天只顧著玩。」
b：「稍微用功的話，明年一定能考上的。」
strong真心話：/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