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挺好的。」
「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呀。」
「嗯，知道啦。」
「我說真的喲。」
母親像只蚊子一樣嗡嗡嗡地在耳邊喋喋不休，兒子也沒有去拍打這蚊子，而是隨便敷衍過去。放下電話後，和妻子對望一眼，暗暗發笑地嘀咕道：「這老媽子真囉唆。」當然，心裡還是很感激的。唉，他們都是「好人」嘛。
有的父母只對兒子說：「別給警察添麻煩就行。」這樣的父母也是頭腦簡單。在某種社會體制下，所謂「守法」和「違法」，其實只是相對而言。而警察只抓違反「這個社會」的規則的人。
耶穌給警察添麻煩，被釘上了十字架；投身和平運動的伯特蘭·羅素給警察添麻煩，被關進了監獄；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多喜二不僅給警察添麻煩，還被警察打死了。
無論法律多麼不合理，一般父母只是懇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社會排斥」，但我卻不敢苟同。在現代日本社會，應該沒有荒謬得令人髮指的法律，但說不定哪一天兒子忽然因涉嫌跟蹤騷擾，或因為收藏兇器而被逮捕也不奇怪。即便兒子犯了搶劫、強姦、縱火等重大罪行，當父母的雖不至於表示讚賞，但也不必驚慌失措、哭得死去活來吧。應該如何對待兒子，如何對待被害人及其家屬，當父母的應該如何做——這些都是需要慎重考慮的。
我和小谷野敦先生的論戰
我很討厭一發生爭執就驚慌失措的人，但也並不喜歡那些一天到晚吵架的人。其實我很少和別人爭吵，尤其是最近。這裡需要說明一下：當我覺得不滿時，也會衝對方大聲叫罵、沒完沒了地抗議。但我的最大訴求是向對方傳達我的不滿。只要把「我很生氣」這個資訊傳達給對方就行，即使對方不能理解其中緣由、不能消除令我生氣的原因，也無所謂。這可能跟我從事哲學研究有關吧。我認為要讓別人認真傾聽、贊同我的觀點，並且改變他自己原有的信念，實在是太難了，應該說幾乎不可能。
我經常看見各位先生在雜誌上進行論戰，但往往說不到一塊兒，僅是曲解對方的觀點、滔滔不絕地論證自己的正確之處。雙方都在嘆息說對方誤解自己，互相指責對方缺乏「謙虛」的態度。這些來回來去的爭論，只要看上兩回合，就已覺得無聊透頂。
最近，我在雜誌《新潮45》上和小谷野敦先生展開了論戰。小谷野先生此前寫過很多關於我的文字。在2005年1月的期刊上，我做出了回應：「他好像對我是大學專職教師這點耿耿於懷，而我卻不在乎他是專職還是兼職；他好像對我的粗製濫造頗為不滿，但我對他寫了這麼多垃圾書卻毫不介意。」於是，小谷野先生在他自己的2月期刊專欄上寫了一篇題為「答中島義道」的長文章。
這篇文章的論點到處跑，不太明白他到底想說什麼。文章結尾處有這麼一句：「作為康德研究者，中島先生本人卻是個和康德相去甚遠的卑鄙小人！」我想，小谷野先生這麼寫真是太失敗了。如果只是一些泛泛而談的誤解，那不去追究也罷。但關於我對哲學家的態度，卻一向很明確——我在這份雜誌上開了個題為「有一種無賴叫作哲學家」的連載專欄，第一篇（2004年10月刊）是這麼結尾的：「哲學家是最狡猾、低賤、軟弱的卑鄙小人。他們自己也承認，但就是死性不改，即所謂‘無賴’也。」在接下來的11月那期，我更是把目標對準了康德，以「醜陋、精明、狡猾的康德」為題，不厭其煩地寫道：「典型的哲學家康德，就是典型的無賴。正因為他的做法巧妙而狡猾，所以愈發顯得卑鄙。」但小谷野先生竟然用「和康德相去甚遠的卑鄙小人」這樣的話來攻擊我，實在太可笑了。唉，他都不看我寫的東西，所以犯錯也不知道吧。我很久以前寫過一本《康德的人類學》，從那時起，我心目中的康德形象就一直是這樣的了。而小谷野先生卻對此一無所知，僅僅憑著街談巷議的印象就大肆批判我。於是，我在下一期專欄提出瞭如下的更正請求：
……我當然承認自己是個「卑鄙小人」，但其實康德也是如此。在去年11月那一期雜誌上，我明明寫了一篇題為「醜陋、精明、狡猾的康德」的文章，不厭其煩地揭露他的卑鄙！小谷野先生，對不起，煩請您更正為以下這句話：「作為康德研究者，中島先生和康德一樣是個卑鄙小人！」
我很討厭在雜誌上進行爭論，因為我幾乎沒有半點「要打敗對方」的好勝心。再稍做分析：（1）關於我的康德觀，和小谷野先生繼續爭論下去也是徒勞；（2）關於小谷野先生的質樸的康德觀，不必做無謂的批評；（3）即使指責小谷野先生的輕率和愚蠢也無濟於事。尤其是考慮到這第（3）點，我不願在雜誌上和他繼續糾纏下去。而且，我意識到自己的這種態度看似謙虛，實則傲慢。關於這一點，後來的經歷讓我有了更深的體會。
我和小濱逸郎先生的夢幻書信集
小濱逸郎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我。去年9月至10月，我應邀去他主辦的「人類學研究所」做了三次講座。講座最後安排了我和小濱先生的對談環節，大約30分鐘，學員們也踴躍提問，現場氣氛非常熱烈。之後，我提議出版對談集，以便把講座中的對談繼續下去。小濱先生說自己不擅長講話，所以就改成書信集的形式，從今年3月至6月，我倆通過郵件進行了幾次對談。但最終我還是決定放棄——取消出版計劃。其實，為了準備這次對談，我幾乎讀完了小濱先生的所有著作（30多本），而且滿懷熱情地回信……但終於漸漸感到厭煩，最後實在無法再堅持下去，只得放棄。我向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做了解釋，並請他轉告小濱先生。就這樣，在我倆的對談已基本完成的時候，出版計劃卻夭折了，就像已經看見機場跑道、準備降落的飛機忽然空中解體了！
為什麼我要決定放棄呢？小濱先生可能不明白我的想法。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1）隨著對談次數增加，我確信我們無法「互相理解」；（2）明知如此還要勉強維持下去，我討厭自己這種虛偽的態度；（3）在繼續對談的過程中，我根本就不期望得到小濱先生的「理解」，這一態度在我的字裡行間清楚地表現出來，讓我更加厭惡自己；（4）對於我的這種心理狀態，小濱先生似乎沒有絲毫覺察，他的遲鈍令我反感……
其實還可列出許多。總而言之，就是我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對小濱先生毫無興趣，所以決定放棄。為了證明這並非虛言，下面就摘錄幾篇，來看看我「努力掙扎的痕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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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坦白地說，其實上一次收到來信時，我已經開始產生這種想法：「沒辦法，還是放棄吧！」畢竟，我倆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不可能互相理解，不值得為此浪費精力。這種感覺與日俱增。過了幾天，稍冷靜下來，我又想：「這個書信集的計劃當初是我提議的，不好出爾反爾。不如就當作一次‘試驗’，看看兩個互不理解的人到底能談攏到什麼程度。反正，這場論戰何時停止都無所謂，輸了也無所謂，本來就沒想贏……」這麼一想，反而覺得輕鬆了，又鼓起了繼續堅持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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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您內容簡潔的來信，非常感謝。對談至今，已經完全偏離了我的初衷，所以我反而不再焦躁，能夠冷靜地進行思考。我仍然想努力把書信集繼續做下去，直至完成。所以，我在回信時將會注意以下幾點：（1）避免沒完沒了的抬槓；（2）不吹毛求疵；（3）不岔開話題，不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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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您誠懇的來信。我這人雖然做事馬虎，但對於「語言」還是很認真的。但壞就壞在我對別人也這樣要求。至於這次的書信集，雖然在內容上有時令人鬱悶，但小濱先生對語言的態度卻從未讓我感到不愉快。當然，我已經漸漸感到疲憊，這也是事實。也曾想過要放棄，但轉念一想：不能這樣懦弱，不能讓之前的努力都化為泡影。說得誇張一點，為了今後的生活，現在也必須努力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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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您的長信，非常感謝。不出我所料，現在這書信集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正如您也承認的那樣，重複太多；而且雙方都被自己的固定模式所束縛，很難去理解對方的本意。隨著對談次數增加，這樣的情況變得越來越頻繁。
我和朋友討論哲學問題時，常常一說就是幾個小時，甚至十幾個小時，所以並沒覺得小濱先生特別難纏。可是，雖然您的語言剛勁有力，但卻始終誤解我的觀點、宣揚您自己的理念，這讓我感到有些厭倦。並非因為糾纏不休，而顯然是因為雙方走岔路了，才導致彼此浪費精力。正因如此，所以我討厭「思想辯論」。根據以往的經驗，我知道：本來就註定了不可能有結果，只會增加彼此的誤解和憎恨。
為什麼思想辯論會變得徒勞無益呢？具體地分析一下，可舉出如下理由：（1）書信集中多次出現這種情況——雙方使用同一個詞（例如「信念」「存在」），但賦予詞的含義卻各不相同；（2）本來大家對世界的看法和關注點就各不相同；（3）價值觀各不相同；（4）對什麼感到愉快（或不愉快）也各不相同。
如果不充分考慮這些因素而一直繼續下去，結果只會變成互相攻擊，變成毫無成果的無聊爭論。
收到小濱先生的回信後，我就立即向責任編輯提出放棄。以前，我和永井均先生也試過互通書信，但一輪之後就半途而廢了。但這次是我提議開始，又是我自己提議取消的。從今往後，為了不給別人添麻煩，我似乎不該再做什麼書信集，也不該再和別人爭論。反正，從本質上來說，我對別人毫無興趣——無論別人的想法多麼荒謬、行為多麼愚蠢，我都覺得無所謂。無論他對我有什麼看法（包括誤解），我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一句：「噢，原來如此。」
三島由紀夫（1925—1970）：日本小說家、劇作家。
出自《三島由紀夫最後的話》。
薩特（1905—1980）：法國哲學家、作家。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
伯特蘭·羅素（1872—1970）：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和平主義社會活動家。
小谷野敦（1962—）：日本文學評論家、小說家。
小濱逸郎（1947—）：日本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