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還有更陰險的打擊方法——丈夫一邊默默地把碗遞過來（意思是「給我添飯」），一邊扭頭去看稍遠處電視裡的棒球比賽時，妻子掀開電飯鍋蓋給他盛飯，自言自語地說：「今天我去找過你那位情人了！」
以上舉了三個場景，打擊效果應該是層層遞進吧。
「告訴你一個秘密，你別說出去」
這句話簡直就是耍無賴。我不知聽過有多少次了！而每次聽到，我都覺得很不舒服，渾身起雞皮疙瘩。例如下面這個場景。
某上司和我隨意閒聊了一會兒，忽然變得一本正經，注視著我的雙眼，上半身稍向這邊傾斜，慢慢湊近我耳邊，壓低聲音向我爆料——無非都是說同事（主要是領導）的壞話。這太卑鄙了。他知道我既然是他的下屬，當然不可能拒絕說：「我不想聽，別跟我說這些。」所以才對我說的。一旦他對我說：「告訴你一個秘密。」就意味著我必須投靠他，不能投靠「敵方」，沒有別的退路。
而且，他所說的都是些超級無聊的八卦訊息，多聽無益。例如：「我知道，那傢伙兩年前曾因為耍流氓被警察抓住。」「那傢伙和別人太太搞婚外戀。」……也有一些聳人聽聞的重磅訊息：「聽說那傢伙現在正在偷偷研製原子彈。一旦做出來，第一個就要先把這所大學炸掉。」「那傢伙其實是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正策劃明日闖入皇宮。」……
而且，他還把這些無聊訊息當作可以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如果是自得其樂那倒也罷了，但他卻覺得這些獨家猛料只有自己獨享太可惜，於是一看見「信得過的同事」（大都是年輕下屬），就低聲說：「告訴你一個秘密，你別說出去。」這樣，逐漸形成一個共享「重大秘密」的圈子。
這其實是一種曲線策略，或者說是耍女人心計（這不算歧視語言吧）——他知道和對手正面開戰沒有勝算，所以就逐漸拉攏人心，形成一個「討厭某人」的圈子。他對你說：「告訴你一個秘密，你別說出去。」如果你以為他只對你敞開心扉，那就大錯特錯了。很快你就會發現，和你一樣被告知「秘密」的「犧牲者」還有好幾人、好幾十人……當然也就索然無味了。
另外，這種人往往具有很高的警惕性——害怕別人說自己壞話。這態度頗為滑稽。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名聲已經壞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而且不是針對其個別行為，而是對他的整個不誠信人格已有定論。所以，對於他的種種行徑，大家已經毫無興趣。即便他的無恥行為被曝光，大家也已經見怪不怪：「唉，他又幹這種勾當！」
何為「清楚」
為了避免誤會，我們要「表達清楚」。何為「清楚」，下面就來稍做分析。首先，當然是要把內心的想法如實說出來。覺得對方醜就說「醜」；見對方禿頭就說「禿子」……像三歲小孩一樣想到什麼說什麼。大家也許覺得我會否定這種單純的做法吧。很遺憾，我提倡的正是從這種單純的方法開始做起。當然，如果因此而遭受厄運，自己必須負責——這一點就和「三歲小孩」很不一樣。用歧視語言稱呼周圍的人時，需做好心理準備：被對方殺死也無所謂，被社會排斥也在所不惜。真是勇氣可嘉。
然而，這屬於最低層次的「清楚」。我所提倡的是，從最低層次開始，逐步邁向更高層次的「準確」。歧視語言之所以卑鄙、粗暴，是因為它把每個人複雜而豐富的個性極其簡單地標籤化了。用「胖子」「基佬」「初中學歷」稱呼對方，一下子就給人烙上了負面的印記。其實每個人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豐富個性、性格、能力、表情，但卻全部被抹殺，被籠統地歸結為一句「他是個猶太人」或「他是個私生子」。最粗暴的一點就在於，人的個性特徵完全被忽略了。
日語裡經常用「果然」這個副詞。例如：「他果然是個生意人，這麼會算計。」又如：「他果然沒什麼教養，一點禮貌都不懂。」「果然」一詞確認了自己的判斷，加深了消極觀念。
這種貼標籤式的做法最為輕鬆愉快，所以我們必須極力抵制它的誘惑。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把眼前的某個人看作集團中的一員，而要儘量把他看作個體，仔細地去觀察、感受、思考，然後再用準確的語言表達出來。
唉，開會！
開會時，那種拖拖拉拉的氛圍總是讓人著急。比起浪費時間，更讓我受不了的是講話人（特別是會議主持）的發言方式。本來可以更簡潔明瞭，但如今卻流行拐彎抹角、面面俱到的說話方式，讓人十分反感。例如：圍繞「吸菸區設在哪裡」這種無聊問題，大家反覆討論了足足30分鐘，才決定下來把它設在大樓西側外的某個場所。系主任環顧會場，問道：「這樣可以嗎？」見眾人紛紛點頭，又再確認一遍：「這樣可以嗎？」這時，有個糊塗教授忽然提出異議：「那裡的地面沒鋪混凝土。大家踩了滿腳泥，又走進大樓的話……」於是，有人提議：「那就改設在對面那塊鋪了混凝土的地方？」但隨即有人反對：「那個地方不好找。」「煙會從視窗飄進來。」……又開始沒完沒了地討論。我幾乎要衝他們發火：「這種問題有什麼好討論的！」但轉念一想，又想看看他們是怎樣在這種小問題上浪費寶貴時間的，於是拼命強忍怒火，繼續冷眼旁觀。又討論了15分鐘後，總算決定設在「原先位置對面的中間那塊地方」。系主任又環顧會場，問道：「這樣可以嗎？」見眾人紛紛點頭，又再確認一遍：「這樣可以嗎？」最後才拍板說：「那就這樣決定了。」在每月召開一次的系內會議上，討論各個議題都要走這樣的流程，所以每次開會都須重複10多次這樣的場景。
所有決議的效率都非常低下，令人失望。特別是有可能牽涉到批評某個人時，進展速度更是趨近於零——整個會場只有沉默和「這事不太好辦呀」之類的嘆息聲。最近開會時，有個年輕的女講師報告了這麼一件事：她為我校一名學生寫了推薦信，讓他參加東京大學研究生特別推薦錄取考試（特別推薦的條件是：不能報考其他學校，並根據三年級之前的成績和麵試進行錄取）。結果這個學生還真的考過了，那現在該怎麼辦呢？我本來想馬上表態說：「這顯然違反規定，不能讓他去東京大學。」但見到其他老師紛紛發言，於是暫且冷眼旁觀。——「這事不太好辦呀。」「那學生知道這條規定吧？」「你寫推薦信之前先問一下我就好了。現在不太好辦呀。」……都是一些不痛不癢的話。尤其令人驚訝的是那位女講師的辯解，她說：「我看他很想報考……而且，我以為他反正也考不上……所以就給他寫了推薦信。」於是，大家又紛紛說些不痛不癢的話：「唉，怎麼辦呢？」「這事不太好辦呀。」……
我終於忍無可忍地發言了（語調平靜地）：「這事沒必要討論吧。很顯然是違反規定，不能讓他去東京大學。」大家一聽，頓時都傻了眼。也許是感覺到了「危險」吧，主持會議的研究生院主任連忙出來打圓場：「那現在就暫且不討論這個問題，等下次有機會再說……」我一時來氣，追問道：「討論這個問題不就等於浪費時間嗎？」這時，那位女講師的上級領導，一位教授回應道：「主任都說了下次有機會再說嘛。」我仍不依不饒：「剛才的時間也浪費了呀。」當然，對於這樣的場面，大家都已經見怪不怪了。
我為什麼沒受到打壓呢？
聰明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我經常如此「出言不遜」，為什麼沒受到打壓、沒招致同事反感、沒受人欺侮、沒有被孤立呢？下面我就稍做解釋。我根本不「愛」我所在的大學，只是為了拿工資才在這裡工作，對它並沒有過多的期望。所以，我內心並沒有任何企圖，只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而已。
因此，我給自己設立了一條規則：發言時要忠於自己的信念、要徹底、要合理（並不是非要「講分寸」）。也就是說，我幾乎從沒試過為了追求個人利益而發言。當然，這是因為我幾乎從沒有在大學裡爭取過個人利益。
既然不追求個人利益，那就能做相當多的事。大學是個經常開會的地方，而我們專業的教師人數又少，本來每個人的工作量就很多了。所以，在第一天開會時，我一定會質問：「為什麼同一個專業非得出兩個人來參加會議呢？」然後說明了我們專業的特殊情況，並對另一名同事說：「會議這邊由我負責，你不用來了，回去搞研究吧。」（我這人很有大哥派頭。）開會時如果有人交頭接耳，即便對方是輩分很高的老先生，我也會大聲制止……像這樣追求「合理行為」的例子，簡直不勝列舉。
前文也提到過，我不太受學生歡迎，所以並沒有承擔很多指導學生的任務。（那些受歡迎的老師似乎任務特別繁重！）有些老師會因為不受學生歡迎而苦惱，我則毫不介意。然而，我的研究室卻常常「收留」由於各種原因和指導教師鬧翻的學生。前年，有個決定退學的學生來找我蓋章（我是系主任），說是和指導教師的教育理念有分歧，所以長期受到刁難。「不能畢業，實在是不甘心。」他說著說著就大哭起來。這種情況下，具體原因是什麼並不重要。總之，學生是弱者，教授是強者，所以我站在學生這邊——這也屬於「合理的判斷」吧。於是我拒絕給他蓋章辦退學手續，並對他說：「你不要退學，來我研究室吧。」說來也真幸運——最後，他的畢業論文竟然被評為當年最優秀的畢業論文，榮獲「校長獎」。
去年也收留了一個學生，他原來的指導教師因病無暇顧及他；今年也收留了一個彷徨無依的學生，他原來的指導教師調到其他學校去了。就這樣，我的研究室成了電通大學裡的「難民庇護所」乃至「孤兒院」。我為此感到自豪。
那為什麼我能指導各種各樣的學生呢？對於這個質樸的問題，我的回答很簡單：在同意學生加入我的研究室前，我必須先向他們說明，我不會手把手地教他們。我堅信，學生如果不能畢業，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責任；如果找不到工作，也100%是他自己的責任，跟我毫不相干。所以，從我研究室畢業的學生的就業率往往很低，只有50%左右。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不少人雖然剛畢業時找到了工作，但很快又辭職了。有個學生是這麼說的：「如果我的指導教師不是中島先生的話，可能我不會這麼快辭職吧。」我想：「原來如此。」不由得覺得有些可笑。
我雖然討厭開會，但卻很喜歡講課。現在我一週講8節課，並不覺得負擔很重。（為了「平等地」分配各個教師的「課時負擔」，經常要進行激烈討論。）所以，有時候忽然缺人手，我也願意去代課（只要自己力所能及）；願意替別人承擔研究生院入學考試出題工作（只要自己力所能及）。
下面的話可能會招來其他教師的忌恨：說得極端一點，我不需要研究經費，有就用，沒有就自己想辦法籌措；研究室有就行，沒想過再多要幾間。也就是說，學校開會時的議題大都集中在指導學生、負擔課時、研究經費上。我本來就對這些問題毫不關心，只不過在大家面前假裝稍為關心而已。
再說一遍：我並不「愛」我所在的電通大學。我不願意為了把它建設得更好而努力，甚至覺得讓它垮掉也無所謂。所以，我對機構改革和人事沒有一點兒興趣。無論大學機構如何變化，誰上任、誰升遷，都跟我一概無關。
學校行政工作徒勞無益
就這樣，我獲得了「大公無私」的口碑，在兩年前被委任為系主任，而且工作相當出色——真是一自誇就停不下來。當時的下一任校長（即現在的校長）聽說了我的事蹟，想讓我在學校行政工作方面擔當重任，但我卻給他寫了一封信，斷然拒絕了。
……今年我被委任為系主任，這讓我感到非常意外，甚至還認真考慮過要辭職離開學校。就這樣，一直懷揣著辭職信堅持至今。您也許想象不到，其實我認為，為任何組織付出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勝任工作，但我覺得完全是在浪費時間，徒勞無益。
因此，今後除了最基本的義務之外，我不想跟大學改革以及學校的組織運營方面有任何瓜葛。這是我的真實想法。如果您不同意的話，那我只能辭職離開學校。
對於我的請求，校長十分寬容地回覆說：「只要你留下來就行。」從那以後，我一直處於「自由立場」，貫徹實行我的合理性原則。偶爾擔任人事委員時，我也只遵循擇優錄取原則。平庸無能的副教授哪怕做到退休，也堅決不能讓他升教授。大學裡有個慣例：退休前一年，把副教授在形式上升為（名義上的）教授。但我卻總是投反對票。
說到這裡，順便提起另一件事。今年春季召開的教授會議上，關於某位教授能否成為名譽教授（不符合年限條件）的問題進行了投票表決。我自己無意當名譽教授，所以對這種「名譽」不抱任何同情。我想，所謂名譽教授，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於是就投了反對票。最後，工作人員宣佈投票結果：「總投票數〇〇張。其中，贊成票〇〇張；反對票一張。根據投票結果，××教授擔任名譽教授議案獲得通過。」——只有我一個人投了反對票。
可見，無論我在組織里待了多久，還是對組織的氛圍和慣例一無所知，常常忽然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合群」。剛開始時，別人還拼命追查，以為我的行為背後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動機。但其實根本就沒有。所以，對於學校內和專業內的派系之爭，我也能做到「超脫」其外。——這次我贊同a派，下次卻贊同敵對的b派；這次我拼命反對執行部門，下次又完全擁護執行部門……對我來說，「是否合理」成了唯一的判斷標準。而且，我重在表達自己的「合理」見解，至於結果如何，則並不關心。所以，我和誰的關係都不會惡化——確切地說，即使對方覺得關係惡化，我自己也渾然不覺。
很久之前，我們專業人事選拔時，發生過爭論——候選人f先生進入了最後一輪評審，然而有傳言：「他雖然很能幹，但有人格上的缺陷。」所以關於是否錄用他存在爭議。我一如既往地表明自己的觀念：「能幹就行了唄。總不能選那些八面玲瓏卻啥也不能幹的人吧。」後來，有個反對錄用f先生的教授來到我的研究室，提醒說：「你既然什麼都不懂，關於人事方面，還是少插嘴吧。」我回答道：「哦，我知道了。」之後就不再多嘴。而f先生最終也沒被錄用。
我這種「質樸的態度」最終贏得了大多數人的信賴。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大家並不討厭我。所以，我建議各位聰明的讀者：不妨鼓起勇氣，在自己所屬的組織中嘗試一下。（當然，如果稍有差錯，也說不定會被掃地出門。）
笠智眾（1904—1993）：日本演員。
小津安二郎（1903—1963）：日本電影導演。
這裡舉的是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秋刀魚之味》裡的場景。
這裡指奧姆真理教前負責人上祐史浩，以擅長詭辯而聞名。
《假名手本忠臣藏》：日本歌舞伎的經典劇目，講赤穗藩四十七義士為主公復仇後集體切腹自殺的故事。
指作者任教的電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