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明晰的要求使教授吸納和放棄某種工作習慣的決策變得簡單了。比如，下面一段是已故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feynman）在一次採訪中對一種並不是太正統的生產能力策略的解釋：
要真正做好物理工作，你需要大塊實在的時間……需要很高的專注度……如果你要負責任何行政事務，就不會有這樣的時間。因此我還有另外一種對個人的認識：我是不負責任的。我主動逃避責任。我和所有人都說，我什麼都不做。如果有人請我到某個許可委員會任職，我會告訴他們：「不行，我是個不負責任的人。」
費曼固執地逃避行政職責，因為他知道這些事務只會降低他的工作能力，讓他無法出色地完成職業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務：「真正做好物理工作。」我們應該可以認定，費曼並不善於回電子郵件，如果要他搬到一間開放式辦公室或發推文，他很可能會轉去別的大學。明晰了重要的工作，同時也就明晰了不重要的工作。
我舉教授的例子是因為他們在知識工作者中算是特例，大多數知識工作者在工作中到底做得多好，並不像教授一樣明晰。下面一段話是社會評論家馬修·克勞福德（matthewcrawford）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描述：「經理棲居於一片迷茫的精神領地，受冥冥中難以捉摸但必須應答的命令驅使而焦躁不安。」
儘管克勞福德的話特指知識工作中層管理人員的困境，但是他所說的「迷茫的精神領地」卻適用於這個領域的很多職位。正如在2009年對商貿的讚歌《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哲學》（citeshopclassassoulcraft/cite）中所述，克勞福德辭去了華盛頓智囊團主管的職位，開了一家摩托車修理鋪，以此躲避迷茫之地。收到一件壞掉的機器，努力修好它，享受具象化的成功之喜悅（車子靠自己的動力駛出店鋪），獲得一種實在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恰是他在迷茫地圍著報告和溝通策略團團轉的日子裡孜孜追求的。
同樣的現實狀況給很多知識工作者帶來了問題。他們想要證明自己是有生產能力的團隊成員，能夠勝任自己的職位，但是他們卻完全不清楚這專案標到底該如何體現。他們沒有不斷提高的h指數，也沒有修好的摩托車，作為自身價值的證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很多人都追溯到生產能力尚可觀察到的時代：工業時代。
要理解這項論斷，可以回憶一下伴隨著生產線的興起而盛行的效率運動（efficiencymovement），尤其典型的是其創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taylor），他廣為人知的做法是拿著秒錶站在那裡監測工人的動作效率——尋找提升工人完成任務速度的方法。在泰勒的時代，生產能力沒有任何歧義：單位時間產出產品的數量。似乎在當今的商業領域，很多知識工作者別無他法，只能投向這種傳統的生產能力概念，試圖在職業生活的茫然之地穩固自身價值——比如大衛·艾倫甚至用「裝配小部件」（crankingwidgets）這一特定詞語來形容高效的工作流程。我認為知識工作者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可視的忙碌，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方法證明自身價值。我們來給這種傾向性起一個名字。
忙碌代表生產能力（busynessasproxyforproductivity）：在工作中，對於生產能力和價值沒有明確的指標時，很多知識工作者都會採用工業時代關於生產能力的指標，以可視的方式完成很多事情。
這種思維方式為很多有損深度的行為之盛行提供了又一種解釋。如果你隨時都在收發電子郵件，如果你不斷安排、參加會議，如果有人在hall之類的即時通訊系統中釋出一個新問題，讓你在幾秒鐘內就參與其中，又或者你在開放式辦公室中漫步，隨時向遇到的人道出自己的想法——所有這些行為都可以使你在公眾眼裡看似很忙碌。如果你將忙碌看作生產能力，那麼想要自己和他人信服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這些行為就至關重要。
這種思維方式並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對於有些人而言，他們的工作的確要依賴於此類行為。比如，2013年雅虎的新任執行長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mayer）禁止員工回家工作。她先檢視了雅虎員工遠端登入公司伺服器的虛擬個人網路伺服器記錄之後才做出的這個決定。梅耶爾很失望，因為在家工作的員工白天登入的時間不夠多。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在懲罰員工沒有花更多時間檢視電子郵件（登入伺服器的首要原因之一）。她傳遞出這樣的訊號：「如果你看起來沒有忙碌，我就認為你的產出不高。」
然而，從客觀角度來看，這種理念已經過時了。知識工作並非生產線，從資訊中提取價值的行為往往並不忙碌，也並非靠忙碌支撐。
比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沃頓商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亞當·格蘭特就常常與外界隔絕，專注於寫作。此類行為與外在忙碌恰好相悖。如果格蘭特為雅虎工作，瑪麗莎·梅耶爾或許就會辭退他。但是這種深度策略卻能創造出巨大的價值。
如果我們能夠證明這種刻意忙碌的過時做法會對底線帶來負面影響，當然就可以摒棄之，但是度量的黑洞卻在此時出現，使我們無法得到如此明晰的結果。工作含糊，加之評價不同策略有效性的度量缺失，二者相互作用使一些從客觀角度看來滑稽可笑的行為，得以在日常工作之難以捉摸的精神領地長盛不衰。然而在下文中，我們會發現，即使是那些在知識工作任務中對於何為成功有明確定義的，還是有可能失掉深度。這一切只需要一種有足夠誘惑力的理念，說服你丟掉常識。
對網際網路的頂禮膜拜
我們來看一下艾麗薩·魯賓（alissarubin）的例子。她是《紐約時報》巴黎分部的主管。在此之前她是阿富汗喀布林分部的主管，當時她在前線報道那裡的戰後重建工作。大約在我寫作本章的時候，她發表了一系列言辭激烈的文章，深入窺探了法國政府在盧安達大屠殺期間的合謀之罪。換言之，魯賓是一位擁有卓越職業技能的嚴肅記者。她也會發推文，但是我認定她的這種做法是在僱主的不斷強烈要求下才做的。
魯賓的推特賬戶每隔2～4天定時釋出一些零散訊息，好似收到了《紐約時報》社交媒體辦公室（真有這麼一個部門）的定時通知，提醒她要安撫粉絲。除少數個例，這些推特訊息大多隻是簡單地提及她最近閱讀、喜歡的一些文章。
魯賓是一名記者，而非社交名人。她對報社的價值在於培育重要新聞源頭、綜合事實、寫出引人注目之文章的能力。正是全球各地如艾麗薩·魯賓一樣的記者為《紐約時報》帶來了聲譽，而這種聲譽恰恰是這份報紙在滑鼠閱讀風行的年代取得商業成功的基礎。那麼為什麼要勸說艾麗薩·魯賓時時打斷這種必要的深度工作，為一家總部都不在矽谷的無關媒體公司提供免費、膚淺的內容？或許更為重要的是，為什麼這種行為在大多數人的眼中看似很正常？如果我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就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希望探討的最後一種潮流，為什麼深度工作如此罕有？
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從已故傳播學理論學者、紐約大學教授尼爾·波茲曼（neilpostman）提出的一個警告中找到基礎。20世紀90年代初期，個人電腦革命首次進入快車道，波茲曼在文章中辯稱我們的社會與科技的關係愈發令人不安。他寫道，我們不再權衡新科技的利弊，不再平衡新增效益和新引入的問題之間的關係。我們開始自以為是地認定，只要是高科技就是好的，而不用再做探討。
他將這種文化稱作技術壟斷（technopoly），在提出警醒時也沒有拐彎抹角：「技術壟斷阻斷了其他選擇，恰如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在《美麗新世界》（citebravenewworld/cite）中概括的一樣。」他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同主題著作中寫道，「技術壟斷並不會使其違法，也不會令其不道德，甚至不會使其不受歡迎。只不過會使它們隱形，因此變得無關緊要。」
波茲曼於2003年去世，但是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會驚訝於他在90年代的擔憂如此快地成為現實。所幸，在網路時代，波茲曼有其繼承人繼續宣揚他的觀點：著名社會批評家葉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morozov）。莫洛佐夫在2013年的著作《拯救一切，點選此處：技術解決方案主義的愚行》（citetosaveeverything,clickhere/cite）中嘗試揭開我們對「網路」（他刻意加引號，以此強調其在意識形態中起到的作用）的技術壟斷式迷戀，他說：「恰恰是將‘網路’作為智慧和政策建議來源的傾向，使其從相當無趣的電纜和網路路由器轉變為具有魅力且令人興奮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是當今的優步-意識形態（uber-ideology）。」
莫洛佐夫在評論中稱，我們將「網路」當作商業和政府革命性未來的同義詞。使公司更像「網路」就意味著與時俱進，忽略這種潮流就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老古董。我們不再將網路工具看作一種由逐利的公司推出，由希望獲得回報的投資者提供資金，由二十幾個人經營，經營過程中時不時編排出一些噱頭的產品。相反，我們急於將這些小玩意兒奉為至寶，作為進步的象徵和（容我說，勇敢）新世界的先聲。
這種網路中心主義（盜用莫洛佐夫的又一說法）恰是當今技術壟斷的真實模樣。認清這一事實對我們很重要，因為這恰恰解釋了我們本節開頭提出的問題。《紐約時報》一直有一個社交媒體辦公室，並給艾麗莎·魯賓之類的記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做一些分散精力的工作，因為在以網路為中心的技術壟斷時代，此類舉動容不得半點討價還價。不積極擁抱網路產物的其他選擇則如波茲曼所說的「隱形了，也因此變得無關緊要」。
此等隱形也解釋了此前我們提及喬納森·弗蘭岑敢於宣揚小說家不應發推特時引起的軒然大波。人們之所以因此心懷怒氣並不是因為他們深諳圖書市場，也並非不同意弗蘭岑的結論，而是因為他們驚訝於一個嚴肅的人會認為社交媒體無關緊要。在以網路為中心的技術壟斷時代，此種宣言無異於焚燒國旗——是一種褻瀆，而非爭辯。
這種思維方式在現實中或許可以通過我最近一次通勤到我工作的喬治城校園時的經歷來體現。我在紅燈後面等著通過康涅狄格大道時，在一輛冷鏈運輸公司的卡車後面閒來無事。冷鏈運輸是一種複雜且競爭性很高的行業，要求同時具備管理交易方和線路設計的技能。這是為數不多的傳統行業，從很多方面都與當前引人注目的面向客戶的科技創業公司恰恰背道而馳。然而，在我排在這輛卡車後面等紅燈時，令我吃驚的不是這家公司的複雜性和規模，而是一張定製的圖片，花費想來一定不菲，圖片張貼在整個卡車隊的後箱上——上面寫著：「在臉譜網上關注我們。」
在技術壟斷的時代，深度工作有很大的劣勢，因為它所建立的品質、匠心和通達等價值都是傳統的，與技術壟斷無關的。更糟糕的是支援深度工作往往要抵制新的高科技。深度工作已經讓位於分散精力的高科技行為，比如專業人員會使用社交媒體，但箇中原因並非前者在實踐中劣於後者。其實，如果我們有切實的衡量標準判斷兩類行為對底線的影響，當前的技術壟斷現象可能就會崩潰。但是度量黑洞阻礙了這種清晰的判定，使我們將所有與網路相關的事物都提升到莫洛佐夫所擔憂的「優步-意識形態」。在這種文化中，我們就不應訝異於深度工作不受重視，而炫酷花哨的推文、點贊、貼圖、上牆、發貼和其他很多類似行為大行其道了。
對生意來講是壞事，對個人來講是好事
深度工作在當今的商業氣候下應該成為優先考慮的事情,但現實卻並非如此。我們在上文中總結了出現這種矛盾現象的各種原因。包括深度工作很難，浮淺工作更簡單；當工作中沒有明確目標時，圍繞浮淺工作的表面忙碌會成為一種本能；還有在我們的文化中已經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與「網路」相關的行為都是好的，不論其對我們創造有價值事物之能力有何影響。由於深度工作價值以及忽略深度工作所造成的損失很難直接衡量，這些潮流才會大行其道。
如果你相信深度工作的價值，那麼對商業整體而言將是一個壞訊息，因為這種信念會另他們失去價值產出的巨大增長潛力。但對你個人而言，這卻是好訊息。同伴和僱主的短視，使你獲得了巨大的個人優勢。假定上文列出的潮流繼續下去，深度工作將變得愈發罕有，其價值也因此會愈來愈高。我們剛在上文中論證了深度工作並無本質缺陷，妨礙深度工作的令人分神的行為也並非必須，由此你便可滿懷信心地繼續本書的終極目標：系統地培養個人進行深度工作的能力，並由此獲得豐富的成果。
我將在第二部分詳細闡釋這句話並不一定正確的原因。
財務領域中指淨利潤。——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