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杜邦環島酒吧和戴維·德懷恩（daviddewane）小酌之後不久，他提出極樂機（eudaimoniamachine）的概念。德懷恩是一位建築學教授，因此喜歡探究概念與實體之間的交集。極樂機恰好是這種交集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機器原來是一座建築，名字源自古希臘的「eudaimonia」一詞（指能夠開發出人體全部潛能的一種狀態）概念。「這種機器的目的在於，」戴維解釋說，「創造一種環境，讓使用者身處其中時可以達到深度人體繁榮狀態，即實現達到個人能力極限的成果。」換言之，設計這個空間的唯一目的是實現最深度的深度工作。你或許也能想到，我當時就提起了興趣。
德懷恩一邊向我解釋這種機器的原理，一邊抓起一支筆，畫出了佈局草圖。整個建築結構是一座一層高的長方形，由5個房間組成，一字排開。幾個房間沒有互相連通的走廊：必須穿過一間房間才能進入到下一間。德懷恩是這樣解釋的：「互相不連通是關鍵，因為這樣一來，想要深入到機器更裡層，你不可能越過任何一點空間。」
你從大街走進的第一個房間叫作陳列室。在德懷恩的計劃中，這個房間裡將展示在這座建築中產出的深度工作案例。旨在激勵機器使用者，創造出一種「健康壓力和同伴壓力的文化」。
離開陳列室之後，你將進入到沙龍。在這裡，德懷恩想安排高品質的咖啡館，甚至可以設一個全品酒吧。這裡還有沙發和無線網。沙龍的設計旨在醞釀出一種「徘徊於強烈的好奇和爭辯之間」的情緒。這個場所用於爭辯和「沉思」，從總體上把控你將在這臺機器中深入探究的一些想法。
走過沙龍之後將進入圖書館。這個房間裡永久儲存了這臺機器裡產出的所有工作，同時還存有此前工作中使用過的圖書和其他資源。房間裡有影印機和掃描器，可以用於蒐集整理你的專案所需的資訊。德懷恩將圖書館描述為「機器的硬碟」。
下一個房間是辦公空間。房間裡有一個標準會議室，有白板和一些帶桌子的小隔間。德懷恩解釋說：「辦公室用於低強度的活動。」用我們的術語講，這片空間用於完成專案所需的浮淺工作。德懷恩設想辦公室裡有一張管理員桌，管理員可以幫助使用者改善工作習慣，最佳化效率。
之後我們可以進入機器的最後一個房間了，裡面有一些小室，德懷恩將其稱作「深度工作室」（他從我的同主題文章中選取了「深度工作」這一說法）。每一個小室擬為6英尺×10英尺大小，有很好的隔音牆保護（德懷恩計劃設計的厚度為18英寸，以隔絕外部干擾）。「深度工作室的目的在於實現全心投入和無干擾的工作。」德懷恩解釋說。他設想你在其中工作90分鐘，然後休息90分鐘，如此迴圈兩到三次——此時你的大腦將達到一天專注工作時間的極限。
眼下，極樂機僅僅是一些建築圖紙，但即使僅僅是一個計劃，其實現高效工作的前景也令德懷恩興奮不已。「在我看來這仍然是我設計過的最有趣的一件作品。」他告訴我說。
在深度工作的真正價值能夠得到認可和渴求的理想世界裡，我們都有機會接觸到某種類似於極樂機的東西。或許和戴維·德懷恩的設計並不完全一樣，概括地說，這是一種專門設計的工作環境（和文化），能幫助我們從大腦中提取儘可能多的價值。不幸的是，這種願景與我們眼前的現實差太遠。我們身處令人分神的開放辦公室中，收件箱無法忽略，會議不斷。在這種環境下，同事寧願你儘快回覆他們最新發的電子郵件而不是產出最好的成果。換言之，作為本書的讀者，你們將成為膚淺世界裡的深度信徒。
這一項準則——本書第二部分四種準則中的第一條，旨在減少此類衝突。你或許沒有自己的極樂機，但是下述策略將幫助你在相對紛亂的職業生活中模擬出極樂機的效果。文中將向你展示如何將深度工作從一種渴望轉變為你日常工作計劃中的常規安排和重要組成部分。（準則2到準則4將展示一些培養專注能力和抵抗無孔不入的煩心事的策略，幫助你從深度工作習慣中獲得最大的益處。）
然而，在繼續探討這些策略之前，我想先解決一個或許一直困擾你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深入的干預？換一種說法，一旦你接受了深度工作有價值的觀念，開始更多地做到深度工作不就足夠了嗎？我們真的需要極樂機（或類似的機器）這樣複雜的機器來幫助我們記住要更專注這麼簡單的事情嗎？
不幸的是，想要不分心做到專注，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想要理解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究深度工作的主要障礙之一：將注意力轉移到某種膚淺事物上的衝動。大多數人都能意識到這種衝動會使專注於困難工作的努力變得無效，但是大多數人低估了這種衝動出現的頻率及其力量。
我們來看心理學家威爾海姆·霍夫曼（wilhelmhofmann）和羅伊·鮑邁斯特（roybaumeister）在2012年牽頭進行的一項研究。實驗中，205名成年人配備了傳呼機，傳呼機會隨機響起（在第一部分的抽樣法中也有同樣的做法）。傳呼機響起時，實驗物件需要停頓一會兒，回想當時的慾望或過去30分鐘的感受，然後就這些慾望回答一系列問題。一週之後，研究人員蒐集了7500多個樣本。實驗結果簡要概括如下：人們整天都在抵抗慾望。鮑邁斯特在後續的著作《意志力》（citewillpower/cite）（與科學作家約翰·蒂爾尼聯合創作）中如此總結：「結果顯示慾望是常態，而非個例。」
實驗物件抵抗的慾望中最普遍的五種包括吃、睡和性，這些都不足為奇。但是前五榜單中還包括「在困難工作中休息一會兒……檢視電子郵件和社交網站，上上網，聽聽音樂或是看電視」。網路和電視的誘惑力尤其強：實驗物件只有大約一半的時間能夠成功抵禦這些讓人上癮的消遣。
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我們這條以幫助讀者培養深度工作習慣為目標的準則而言，是個壞訊息。這項研究告訴我們，一整天你將遭遇各種慾望的連番攻擊，除了深入工作之外。而且如果你和霍夫曼、鮑邁斯特的實驗中的德國實驗物件一樣，這些爭先湧現的慾望往往能夠贏得勝利。此刻你或許會認為，這些實驗物件失敗的地方你能夠成功，因為你理解了深度的重要性，所以會有更強的保持專注的主觀意願。這是一種美好的想法，但是這項實驗之前的數十年研究顯示這種主觀意願往往是徒勞的。如今大量的調查——羅伊·鮑邁斯特在寫作一系列首創論文時發起的——顯示出有關意志力的重要事實：你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它在使用的過程中會被不斷消耗。
換言之，你的意志力並非性格的展現，可以無限制地使用；相反，它恰如肌肉一般，會疲勞。這也是霍夫曼和鮑邁斯特的實驗中，實驗物件很難抵抗慾望的原因——經過一段時間，這些煩擾會榨乾他們的意志力，直到最後無法抵抗。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你身上，不管你的主觀意願如何堅定，除非你很講究個人習慣。
由此我得出了一種令人振奮的想法：培養深度工作的習慣，關鍵在於越過良好的意圖，在工作生活中加入一些特別設計的慣例和固定程式，使得進入並保持高度專注狀態消耗的意志力最小化。如果你在一個渾渾噩噩的下午正瀏覽網頁，忽然想要將注意力轉移到一項需要高認知度的任務上，便需要大量抽取有限的意志力，強行將注意力從絢爛的網路內容上轉移開。這樣的嘗試往往以失敗告終。但如果你能夠佈置一些精妙的慣例和固定程式，比如每天下午安排特定的時間或安靜的場所用於完成深度任務，就只需很少的意志力便能啟動工作並保持下去。從長遠看，你會因此更成功地實現深度工作。
基於上述觀點，下文中介紹的6種策略可以看作慣例和固定程式的彈藥庫，根據有限意志力的科學設計，旨在最大限度地實現日常安排中的持續深度工作。除此之外，這些方法還要求你按照某一特定的模式籌劃一項工作，培養習慣，以確保每一次練習開始之前保持高度專注。這些策略中有一些利用簡單的啟發法控制你大腦的刺激中樞，另有一些則旨在以最快的速度補充你的意志力。
你可以很簡單地將深度工作放到優先考慮事項中。但是，利用下述策略，或者由你根據同樣的原則設計出來的策略支撐這個決定，將極大提升你將深度工作變成職業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可能性。
選定你的深度哲學
著名的電腦科學家唐納德·克努特（donaldknuth）很關注深度工作。他在個人網站上這樣寫道：「我所做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無人干擾的高度專注。」有一位名為布萊恩·查普爾（brianchappell）的博士研究生，他有全職工作，還是一位父親，他很重視深度工作，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在有限的時間裡按進度完成博士論文。查普爾告訴我，第一次瞭解到深度工作的理念時，是「激動人心的一刻」。
我提及這兩個例子是因為儘管克努特和查普爾同樣贊同深度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將深度融入到工作生活中的哲學卻有所不同。克努特採用了一種禁慾生活，優先深度工作，儘量剔除或減少其他所有型別的工作。查普爾則採用一種節奏策略，每個工作日上午開始日常充滿分心之事的工作之前，他都在同樣的時間段裡工作一段時間（上午5點至7點半），從無例外。這些我都將在下一節中詳細論述。兩種工作方式都可行，但都非普遍適用。克努特的方法或許適用於主要工作職責在於思考重大事項的人，但是查普爾如果採用同樣的策略，拒絕所有浮淺工作，那麼他很可能就會丟掉自己的工作。
你需要有自己的哲學，將深度工作融入你的職業生活中。（正如我們在本準則的引言中介紹的，嘗試用特別的方式安排深度工作，並不能有效地管理你有限的意志力。）但是這個例子強調了做此類選擇時應特別注意的問題：你必須精心挑選一種適用於你所處特定環境的哲學，因為不匹配的哲學會讓你在深度工作習慣成形之前脫離軌道。這種策略可以幫助你避免同時面對4種不同的深度工作哲學（我見證過這4種哲學在實踐中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說這些的目的在於使你相信，有很多方法可以將深度工作融入你的日常工作日程中，因此值得花時間選擇一種對你而言合理的方法。
禁慾主義哲學（monasticphilos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我們回到唐納德·克努特的例子上。他因為在電腦科學領域的多項創新而聞名，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開發出嚴謹的演算法分析方法。然而在同行中，克努特也因對電子通訊的使用態度而飽受抱怨。如果你訪問克努特在斯坦福大學網站中的個人網頁，想要找到他的電子郵箱地址，只會看到下面一條注意事項：
從1990年1月1日起，我成了一個快樂的人，那一天我不再有電子郵箱。我從1975年開始使用電子郵箱，在我看來一生用15年電子郵箱已經夠長了。對於生活中要站到風口浪尖的人而言，電子郵箱是一種奇妙的東西。但對我來說卻不是；我的角色是站到背景後。我所做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無人干擾的高度專注。
克努特也承認，他並不打算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絡。他注意到寫書需要與成千上萬的人交流，而且他想要回應他人的問題和評價。他的解決方法是提供了一個郵寄地址。他說，行政助理會將那個地址收到的所有信件分類，挑出她認為重要的。真正緊急的信件，她會第一時間送到克努特手中，所有其他郵件則會被分批處理，每3個月左右處理一次。
克努特採用的是我所謂的禁慾主義哲學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這種哲學通過摒棄或最小化浮淺職責，從而實現深度工作的最大化。禁慾主義哲學的實踐者往往有明確且價值極高的職業目標追求，而且他們在職業上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是由於工作表現特別突出。這種清晰的狀態使他們能夠排除紛雜的浮淺關注點，而這些浮淺關注點恰恰是那些在工作世界中價值定位複雜化之人的夢魘。
比如，克努特是這樣解釋他的職業目標的：「我努力掌握電腦科學某一領域的全部知識；然後我努力消化這些知識，將其形式加以轉化，使沒時間做這些研究的人也能獲取這些知識。」試圖勸說克努特在推特建立粉絲群以獲得難以捉摸的回報，或是通過更加開放性地使用電郵而得到難以預料的機會，結果肯定是失敗的，因為這些行為對他的目標——掌握電腦科學某一領域的全部知識，然後用易讀的語言將這些知識寫出來——沒有直接幫助。
另外採用禁慾主義深度工作的人還有廣受歡迎的科幻作家尼爾·斯蒂芬森。如果你訪問斯蒂芬森的作者網站，就會注意到網站上並沒有電子郵箱或郵寄地址。從斯蒂芬森21世紀初期在他早期網站（thewell）上發表的幾篇文章（它們通過網際網路檔案儲存了下來），可以對刪除郵箱地址這種做法的原因略窺一二。其中，2003年存檔的一篇文章裡，斯蒂芬森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溝通原則的：
想要打擾我專注工作的人會得到友好的提醒，不要這樣做，而且會得到警示，我不回覆電子郵件……為免關鍵資訊湮沒在冗詞中，我將在此簡述：我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已被佔據——再強調幾次，請不要索求郵箱。
為了進一步講明自己的原則背後的道理，斯蒂芬森又寫了一篇名為「為什麼我是一個糟糕的通訊聯絡人」的文章。這篇解釋「為何無法聯絡到他」的文章的核心如下：
換言之，作品產量並非一個線性的方程式。因此我才會成為一個糟糕的通訊聯絡人，也很少接受對話的活動。如果我的生活中能安排出很多較長的、連續的、不受打擾的時間塊，我就可以寫作小說。但是如果這些時間塊支離破碎，我的小說作品產量就會大幅下降。
斯蒂芬森看到了兩個完全相對的選擇：他可以按照正常的速率寫出好的小說，或者他可以回覆很多個人電郵，出席會議，結果以較慢的速度寫出質量較差的小說。他選擇了前者，這種選擇要求他在職業生活中儘可能避免浮淺工作。這個主題對於斯蒂芬森而言特別重要，他在2008年的科幻史詩鉅著《飛越修道院》（anathem）中再次探究其中的積極和消極的含義。《飛越修道院》講述了一個世界中有一個智慧精英群體過著隱修生活，遠離了塵世喧囂和科技，做著深度思考。
以我的經驗，禁慾主義哲學會遭到很多知識工作者的牴觸。我發現，禁慾主義的追隨者判定個人對世界價值的明晰性，往往會觸及那些對資訊經濟貢獻的判定更加複雜之人的痛處。當然，要注意「更加複雜」並不意味著「更少」。比如，一位高管或許在一家產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她不可能指著像一本完整的小說這樣實在的東西說「這是我今年產出的成果」。因此，適用禁慾主義哲學的個人是有限的。如果你不屬於這個群體，也大可不必太過嫉妒。如果你屬於這個群體——對世界的貢獻是實在的、清晰的、可以個體化的，那麼你就應該認真考慮一下這種哲學，因為這種哲學或許會成為決定性因素，決定你完成的是一個庸庸碌碌還是能為後人所銘記的職業生涯。
雙峰哲學（bimodalphilos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本書開頭介紹了劃時代的心理學家、思想家卡爾·榮格的故事。20世紀20年代，恰在榮格試圖擺脫導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禁錮的同時，他開始常常隱居到伯林根小鎮外樹林裡建造的鄉村小石屋中。隱居小石屋期間，榮格每天早上都會將自己鎖在一個房間裡，不受干擾地寫作。之後他會冥想，在樹林裡走走，理清思路，為第二天的寫作做好準備。我前文中辯稱這些努力旨在提升榮格深度工作的強度，使他在與弗洛伊德及其大量擁躉的智慧比拼中取得成功。
我回顧這個故事是想要強調一點重要的事情：榮格並沒有採用禁慾主義的深度工作方式。我們前文中舉例的唐納德·克努特和尼爾·斯蒂芬森嘗試完全遮蔽職業生活中的干擾和浮淺內容。而榮格則只有在隱居所的時候才會追求這種生活。榮格餘下的時間在蘇黎世度過，在那裡的日子可不是禁慾主義的：他的診所非常忙碌，經常看病人一直到深夜；他是蘇黎世咖啡屋文化的積極參與者；而且他還在城裡名牌大學講學、聽課。（愛因斯坦在蘇黎世的一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來還在另一所任教；而且有趣的是，他還認識榮格，兩人一起吃過幾次晚餐，還探討了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核心觀點。）換言之，榮格在蘇黎世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與當今數字時代「超連線」的知識工作者很相似：將「蘇黎世」換成「舊金山」，將「信件」換成「推文」，我們討論的就可以變成某個當紅科技公司的執行長了。
我將榮格這種方式稱作雙峰哲學的深度工作。這種哲學要求你將個人時間分成兩塊，將某一段明確的時間用於深度追求，餘下的時間做其他所有事情。在深度時間裡，雙峰工作者會像禁慾主義者一般工作——追求高強度、無干擾的專注。在浮淺時間裡，專注並非首要目標。這種劃分深度和開放時間的做法可以在多個時間層級上實現。比如，按周劃分的話，你可以每週4天做深度工作，餘下的時間為開放時間。同樣的，如果按年劃分，你可以選一個季節完成大部分的深度工作（很多做學術的人都在夏季或休假期間完成）。
雙峰哲學認為深度工作可以得到極端的產出，但只有主體在這項工作中投入足夠的時間，實現認知強度的最大化（真正的突破會在這種狀態下出現）方可實現。這也是在這種哲學下深度工作的單位時間至少是一整天的原因。早上安排幾小時的時間實在太短，對於一個這種方式的信徒而言根本算不上深度工作。同時，雙峰哲學特別適用於那些如果不在非深度追求中有實質投入便無法取得成功的人。比如榮格需要診所的診療收益付賬單，需要蘇黎世的咖啡屋交流刺激自己思考。在兩種模式下轉換，為他提供了較好滿足兩種需求的方法。
選取一個相對現代的雙峰哲學案例，我們可以再次拿來亞當·格蘭特的例子，這位沃頓商學院的教授對工作習慣的思考最早在第一部分介紹過。你或許還能記起來，格蘭特平步青雲期的日程安排是個很好的雙峰案例。按學年考慮的話，他將所有的課程集中到一個學期，因此其餘時間可以專注於深度工作。在這些深度學期中，他又按周實施雙峰法。他大約每月兩三次選出2～4天的時間過上徹底的禁慾生活。他會關上房門，為電子郵件設定不在辦公室的自動回覆，不受干擾地進行自己的研究。在這些深度階段之外，格蘭特非常開放，也很容易接觸。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必須這樣：他在2013年的暢銷書《沃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成功課》中倡導分享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不求任何回報，並將此作為職業進步的核心策略。
採用雙峰深度工作哲學的人羨慕禁慾主義的高產出，但同時也認同個人從工作生活的浮淺行為中獲得的價值。或許實施這種哲學的最大障礙在於即使最短時間的深度工作也需要一定的靈活性，很多人在當下的職位上也會擔憂難有這樣的靈活度。如果離開收件箱一小時就會讓你坐立不安，那麼一次消失整整一天就更是不可能了。但是我發現，雙峰工作比你想象中適用的工作型別要更多。比如，早先我介紹過哈佛商學院教授萊斯利·佩羅做的一項實驗。在這項實驗中，一家管理諮詢公司的一個團隊被要求每個工作周離線整整一天。這些諮詢師害怕客戶會反對。結果客戶其實並不關心。從榮格、格蘭特和佩羅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們往往會尊重你隱身的選擇，只要你能夠很好地決定離開的時間段，並廣泛告知，而且在這些時間段之外，你要很容易聯絡到。
節奏哲學（rhythmicphilos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在《宋飛正傳》（citeseinfeld/cite）上映初期，傑瑞·宋飛還是個普通的喜劇演員，有忙碌的巡演計劃。恰在這段時間裡，一位名為布萊德·埃塞克（bradisaac）的作家、喜劇演員正在組織開麥之夜，他在一家酒吧遇到準備上臺表演的宋飛。埃塞克後來在一篇經典的生活駭客（lifehacker）文章中解釋說：「我看到了機會。我必須問問宋飛有沒有給年輕喜劇演員的好建議。他告訴我的事情將使我受益一生。」
宋飛給埃塞克的建議以一些慣常的內容開始，提及「成為優秀的喜劇演員就是要創作出更好的笑話」，而後又解釋說，想要寫出更好的笑話就要每天都寫。宋飛接著介紹了用於律己的一種特別技巧。他在牆上掛了一本日曆。每天他寫過笑話就會在日曆的這一天上劃上一個大大的紅x。「過幾天你就能連成一條鏈子。」宋飛說，「只需保持下去，這條鏈子每天都會變得更長。你會喜歡上看這條鏈子，特別是有一定經驗之後。你下一步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讓這個鏈子斷掉。」
這種鏈條法（有些人這麼叫）很快在作家和發燒友——追求持續完成高難度事務能力的群體——中風行起來。從本書的目的來看，這恰恰提供了一種將深度整合到生活中的普遍方法：節奏哲學。這種哲學認為輕鬆啟動深度工作的最好方法就是將其轉化成一種簡單的常規習慣。換言之，其目標是創造一種工作節奏，讓你不需要你投入精力便可以決定是否需要以及何時需要進入深度狀態。鏈條法是節奏哲學深度工作日程安排的典型例子，因為這種方法結合了一種簡單的啟發式排程（每天都要做這項工作）和一種提醒你做這項工作的簡單方法：日曆上的大紅x。
實施節奏哲學的另外一種常見方式是拿掉鏈條法中的視覺輔助工具，轉而設定一個啟動時間，每天在這個時間開始深度工作。恰如視覺工具提醒工作進展可以降低進入深度狀態的門檻，剔除諸如每天何時工作等最簡單的日程安排決定，也可以降低這種門檻。
回顧我們引入這種策略開始時介紹的忙碌博士研究生布萊恩·查普爾。查普爾因實際需要採用了節奏哲學。在他努力完成論文的階段，他就讀學校的一箇中心為他提供了一份全職工作。從職業角度講，這是一個好機會，查普爾也很願意接受。但從學術角度講，一份全職工作，特別是查普爾的第一個孩子也剛降生，使他很難找到時間深入完成論文的寫作。
查普爾開始摸索著嘗試深度工作。他定下原則，深度工作必須在90分鐘的時間段裡才能實現（這點認識是正確的，因為要逐步進入專注的狀態需要一定的時間），並決定他將努力在恰當的時機挑出專門的時間開始深度工作。這種策略並沒有帶來太好的成效。查普爾此前一年參加了一次論文訓練營，經過一週高強度的深度工作，完成了論文的一個完整章節。接受了全職工作之後，他整整用了工作第一年全年的時間，才又完成了一個章節。
這一年緩慢的寫作進展驅使查普爾接納了節奏法。他定下規則，每天早晨5點半起床工作。他會一直工作到7點半，做早餐，然後去上班，當日的論文寫作任務已經完成。他對最初的進展很滿意，很快將起床時間提前到4點45分，擠出了更多的清晨深度時間。
我為寫作本書採訪查普爾時，他將節奏法描述為「既極為高效，又不會令人心懷愧疚」。他每日慣例是完成4～5頁的學術論文寫作，能夠做到每2～3周完成一個章節的草稿：對於一個還要朝九晚五工作的人來說，這是非常罕見的產出。「誰說我不能多產？」他總結說，「為什麼說我不行？」
節奏哲學與雙峰哲學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節奏哲學下或許難以達到雙峰哲學追隨者喜好的最高強度深度思考。然而，這種方法的好處在於更符合人類的真實天性。節奏日程安排者通過雷打不動的慣例支援深度工作，確保能夠定期完成一定的工作，在一年的時間裡往往能夠累積更多的深度工作時長。
如何選擇節奏法和雙峰法，取決於你在此類日程安排方面的自控能力。如果你是卡爾·榮格，要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支援者進行論戰，應該很容易就能意識到找出時間專注於個人想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如果你要寫作論文，但並沒有人給你壓力去完成這項工作，那麼節奏哲學的習慣性特徵或許對於保持進度就更必要了。
然而，對於很多人來說，並非因為自控原因才傾向於選擇節奏哲學，而是由於現實中某些工作的確不允許你在需要深入的時候一連消失幾天。（對於很多老闆而言，底線在於，隨便你多麼專注都好……只要老闆的電子郵件能及時回覆就可以。）這或許也是在常規辦公室工作的深度工作者最常選擇節奏哲學的原因吧。
新聞記者哲學（journalisticphilosophy）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
20世紀80年代，記者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isaacson）三十多歲，在《時代週刊》正處於職業快速上升期。這個時候，他毫無疑問已經進入了思想界的視野。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hitchens）在這段時間為《倫敦書評》（citelondonreviewofbooks/cite）寫的一篇文章中將他稱作「美國最優秀的雜誌記者之一」。艾薩克森認為是時候寫一本大部頭的重要著作了，這是記者成功路途上的必經一步。於是艾薩克森選擇了一個非常複雜的主題，在冷戰早期政策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六個人的敘述傳記，他與《時代週刊》一位年輕的編輯伊萬·托馬斯（evanthomas）合作，創作出一部相當有分量的書：一本864頁的史詩鉅著，名為《聰敏人：六個朋友和他們創造的世界》（citethewisemen：sixfriendsandtheworldtheymade/cite）。
這本書出版於1986年，在受眾人群中反響很好。《紐約時報》將其稱作「結構豐富的傳記」，而《舊金山紀事報》則異常欣喜於這樣兩位年輕的作家寫就了「普斯塔克式的冷戰史」。不到10年，艾薩克森達到記者生涯的頂峰，受聘為《時代週刊》編輯（後來又擔起了一家智囊團的執行長職位，同時還作為流行傳記作家寫就了本傑明·富蘭克林、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史蒂芬·喬布斯的傳記）。
然而，艾薩克斯真正令我感興趣的並不是他第一部著作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他如何寫作這本書的。我也是因偶然的機會通過私人關係瞭解到了這個不為人知的故事。我後來發現，在《聰敏人》籌劃出版那幾年裡，我的叔叔約翰·保羅·紐波特也在紐約做記者工作，恰好和艾薩克斯同租了一套夏季海濱度假房。直到今天，我的叔叔還對艾薩克斯的工作習慣記憶猶新：
一直都很令人驚詫……他會退回到自己的臥室用上一段時間寫書，而我們其餘人則在露臺或別的什麼地方閒聊……他會在樓上待20分鐘或1小時，我們能聽到打字機的聲音，然後他會像我們餘下所有人一樣輕鬆地走下樓……工作似乎從來都不會攪亂他的節奏，只要有空閒時間，他就會愉快地到樓上工作。
艾薩克斯很有條理：只要有空閒時間，他就能立刻轉入深度工作模式，苦心打磨他那本書。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才能在寫就一本900頁書的同時，用去每天大部分的時間做記者，成為（美國）全國最優秀的雜誌記者之一。
我將這種在日程安排中隨時可插入深度工作的方法稱作記者哲學。這個名稱是對沃爾特·艾薩克森一類記者的認可，他們經過訓練可以隨時轉入到寫作模式，因為他們的工作中經常要面對截稿期的催促。
這種方法並不適用於深度工作的新手。正如我在本準則的開頭所述，使頭腦迅速從浮淺轉入深度模式的能力並非自然得來。未經練習，這種轉換可能會嚴重削弱你有限的意志力儲備。這種習慣同時還需要你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堅信自己所做之事是重要的而且將會成功。這種堅定的信念往往建立在已取得的職業成就基礎之上。比如艾薩克森就比一名新手小說家更容易轉入寫作模式，因為艾薩克森此時已經成為一名受尊重的作家，他知道自己有能力寫出一部史詩級的傳記，也懂得這將成為他職業道路上的一項關鍵任務。這種自信對於激勵艱苦的努力會有很大的作用。
我個人也偏愛記者哲學的深度工作，因為這也是我將各項工作安排到日程中所採用的主要方法。換言之，我在深度工作中不是禁慾主義（儘管偶爾我也會嫉妒同行電腦科學家唐納德·克努特完全與世隔絕但卻不用心懷歉意），我也不會像雙峰主義者一樣接連安排多天的深度工作時間，此外，儘管我很有興趣採用節奏哲學，但是我的日程安排已經很滿，沒辦法壓縮出時間施行這種習慣。我更多的時候如艾薩克森一樣，面對每週的工作，竭盡可能壓縮出更多的深度工作時間。比如，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會充分利用任何一小段空閒時間。如果我的孩子睡著了，我就會拿出筆記本，把自己鎖到書房裡。如果妻子在週末要去附近的安納波利斯拜訪她的父母，我就會抓住有額外的人照看孩子的機會，躲到他們房子的一個安靜角落去寫作。如果工作中有一次會議取消了，或是下午沒有安排，我就會來到學校裡最喜歡的一間圖書館裡，寫上幾百個詞。諸如此類。
我要承認，自己並沒有徹底採用記者哲學。比如，我不會臨時決定所有的深度工作。我通常會在每週開始的時候制定計劃，決定一週的哪些時候要深度工作，然後再在每天開始的時候根據需要調整決定（想了解我是如何制定慣例計劃的，參見準則4）。我減少了臨時決定是否做深度工作的次數，因此保留了更多的心理能量用於深度思考。
最後還要提一點，記者哲學的深度工作日程安排是很難辦到的。如果你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價值有足夠的信心，實現深度工作的技能也足夠熟練（我們將在後續策略中繼續探究這種技能），記者哲學將是一種出乎尋常的好辦法，能幫助你在緊密的日程安排中擠出大量的深度工作時間。
習慣化
人們對於那些利用頭腦創造有價值事物的人經常忽略的是，他們很少會打亂自己的工作習慣。我們來看看普利策獎獲得者、傳記作家羅伯特·卡羅（robertcaro）的例子。2009年的一份雜誌檔案透露「卡羅紐約辦公室的每一英寸空間都是按規則來佈置的」。他放書的位置，他堆放筆記本的方法，在牆上張貼的東西，甚至穿什麼衣服到辦公室也都一樣：所有一切都形成了特定的習慣，在卡羅的漫長職業生涯中只有很小的變化。「我培養自己變得有條不紊。」他解釋說。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darwin）在雕琢《物種起源》期間也保持著類似的嚴格工作安排。他的兒子弗朗西斯後來回憶，達爾文每天早上7點準時起床，然後去散一會兒步。然後他會獨自用早餐，從8點到9點半在書房工作。之後的一小時用於拆閱前一天的信件，而後從10點半到中午又會回到書房工作。經過這樣一段工作之後，他會沿著既定的路線從花房開始，沿房周圍的路走圈，深入思考一些具有挑戰性的想法。直到想出滿意的答案他才會停下來，宣告一天工作的結束。
記者曼森·卡里用了5年的時間編錄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習慣（也是通過他整理的資料我才瞭解到上述兩個例子），他總結了這種系統化傾向：
有一種很普遍的認識，認為藝術家的工作靠的是靈感——不知從何而來的創意魔法讓你靈機一動，靈光一閃，才思泉湧……但是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使大家明白，等待靈感來襲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計劃。事實上，我能給出的最好的建議或許就是，任何做創造性工作的人都應忽略靈感。
在《紐約時報》的同主題專欄中，大衛·布魯克斯（davidbrooks）用更坦率的方式總結了這種現狀：「偉大的創造性頭腦如藝術家般思考，卻如會計般工作。」
這項策略提出如下的建議：要想使深度工作的效果最大化，就需要養成像前述的重要思想家一樣嚴格內化的習慣。卡羅和達爾文這類偉大的思想家養成習慣並非為了特立獨行，而是因為他們工作的成功依賴於不斷進入深度狀態的能力——如果不將大腦開發到極限就不可能獲得普利策獎或是孕育出宏大的理論。他們的習慣使過渡到深度工作狀態的阻力壓縮到最小，使他們能夠更輕鬆地進入深度狀態並保持更長的時間。如果他們等待靈感降臨之後再開始認真工作，成就很可能會大幅降低。
沒有哪一種深度工作習慣是絕對正確的——一種習慣是否合適取決於個人，同時也取決於從事的專案型別。但是這裡有一些所有高效習慣都應注意的普遍問題：
·strong你將在何處工作，工作時間多長/strong。你的習慣中需要指定一個深度工作的場所。場所可以是你正常辦公的地方，只需把門關上，桌子清理乾淨（我有一位同事在處理有難度的問題時，習慣在辦公室門把手上掛一個酒店式的「不要打擾」標籤）。如果可能的話，找到一個專門用於深度工作的場所——比如，會議室或安靜的圖書館——這樣積極的效果會更加明顯。（如果你在開放式辦公室工作，找一個深度工作處所就非常重要了。）不管你在何處工作，都要設定一個具體的時間框架，將這個過程保持為一個離散型的挑戰，而非漫無盡頭，無休無止。
·strong工作開始之後你將如何繼續工作/strong。你的習慣需要規則和程式，確保你的努力具有結構性。比如，你可以約定不準使用任何網路，或設定每20分鐘間隔產出的文字數量，以保持持續專注。如果沒有這種結構，你的頭腦就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審視自己在深度工作期間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需要不斷地評估自己的工作深度是否足夠。這些都是對意志力的不必要的浪費。
·strong你如何支援自己的工作/strong。你的習慣要確保大腦能夠得到必要的支援，以便保持大腦在高深度水平下運轉。比如，你可以設定以一杯上好的咖啡開始工作，或是確保能夠獲得足夠的讓你保持能量的食物，或是包含諸如散步之類的輕度活動，幫助大腦保持清醒。（正如尼采所說：「只有散步中得到的想法才是有價值的。」）此類支援或許還包括環境因素，比如工作原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條，使精力耗費降到最低（如我們在卡羅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樣）。要使你的成功最大化，就需要為自己進入深度的努力提供支援。與此同時，這種支援也需要系統化，這樣你才不會浪費心理能量去理清某個時刻需要做什麼。
這些問題將幫助你打磨自己的深度工作習慣。但是要記住，找到自己的習慣需要實驗嘗試，因此要樂於去做。我向你保證，這樣的努力是值得的：一旦你培養出正確的習慣，影響將極為深遠。深度工作是一件大事，不應草率了事。在深度工作周圍包裹複雜的（或許在外人看來很奇怪）習慣恰是對這種現實的接納——要設定結構性，做出承諾，使大腦能夠進入專注狀態，這樣你才能開始創造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要有大手筆
2007年初冬，羅琳正努力完成哈利·波特系列最後一部《死亡聖器》（citethedeathlyhallows/cite）。她的壓力很大，因為這本書要串聯起此前的6本書，滿足數億粉絲的期望。羅琳需要深度工作才能達到這些要求，但是她發現在蘇格蘭愛丁堡的家庭辦公室中越來越難做到全神貫注了。「我正在努力完成《死亡聖器》的過程中，有一天擦窗戶的人來了，孩子也都在家，幾隻狗也都叫了起來。」羅琳在一次採訪中回憶說。干擾實在太多，於是羅琳決定做一點極端的事情，將大腦關注點轉移到應有的方向：她入住了愛丁堡市中心的五星巴爾默勒爾酒店（balmoralhotel）套房。「我入住這家酒店是因為它很漂亮，但是當時並沒有想一直待在那裡。」她解釋說，「但是第一天的寫作完成得非常順利，於是我就不斷回來住到這裡……最後在這裡完成了《哈利·波特》的最後一本書。」
回想一下，也難怪羅琳最後會住進這家酒店。酒店環境對她所做的專案來說非常完美。巴爾默勒爾酒店是蘇格蘭最奢華的酒店之一，經典的維多利亞時代建築，裝飾著華麗的石雕和一座高高的鐘塔。而且這座酒店距離愛丁堡城堡也只有幾個街區遠——這座城堡恰恰是羅琳寫出霍格沃茨魔法學校（hogwarts）的靈感之源。
羅琳決定入住愛丁堡城堡附近的一家豪華酒店套房，在深度工作的世界裡是一種有趣但卻有效的策略：要有大手筆。這個理念很簡單：對周圍慣常環境做出巨大改變，輔以可觀的精力或金錢投入，都只為支援一項深度工作任務，由此你也提升了這項任務的外現重要性。這種重要性的提升，降低了你的大腦繼續拖延的本能，並注入了激勵和能量。
比如，寫作一章哈利·波特小說是很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心理能量投入，不管你在哪裡做這項工作都是一樣。但是當你每天付1000美元，在一家距離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式古堡幾個街區的古老酒店的套間中寫作時，與在充滿干擾的家庭辦公室中相比，控制心理能量開始並堅持這項工作要容易許多。
當你研究其他著名深度工作者的習慣時，大手筆策略經常會出現。比爾·蓋茨任微軟執行長期間的「思考周」習慣就廣為人知。在思考周裡，他會暫時放下日常工作和家庭責任，帶上一堆白紙和書，隱居到一間小屋裡。他的目的是拒絕任何打擾，深度思考與公司相關的重大事務。正是在一次思考週中，他提出網路將成為行業的主要動力這一著名論斷。在微軟西雅圖總部辦公室裡，並沒有什麼能從身體上妨礙蓋茨深度思考，但是這種新奇的一週隱居生活幫助他達到了期望的專注水平。
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家、備受讚譽的小說家艾倫·萊特曼（alanlightman）也用過大手筆的方法。他每年夏天都會隱居到緬因州的一座「小島」上，做深度思考，補充能量。在2000年他接受採訪介紹這種方法時，那座小島不僅沒有網路，而且也沒有電話服務。後來他又解釋說：「在那大約兩個半月的時間裡，我感覺自己似乎恢復了生命中一些沉靜的東西……真的是很難得。」
雖然並非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在緬因州過上兩個月，但是包括丹·品克（danpink）和邁克爾·波倫（michaelpollan）在內的很多作家都會在自己的園子裡建造——通常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和精力投入——寫作小屋，一年四季模仿這種經歷。（波倫甚至寫了一本書，講述他在以前康涅狄格的家門後小樹林裡建造小屋的經歷。）對於這些作家而言，建這些附屬小屋並非必需，他們其實只需要一臺筆記型電腦和一張桌子就能開工。但是體現這些小屋價值的並不是其舒適度，而是僅僅為了寫出更好的東西而設計和建造小屋的大手筆。
並非每一次大手筆都是這種永久性的。貝爾實驗室物理學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shockley）有近乎病態的好勝心，當了解到電晶體的發明被他人搶走的訊息之後（我在介紹下一種策略時將詳述，肖克利的團隊中有兩名成員在他離開研究其他專案的時候實現了這項突破），他將自己鎖到芝加哥的一家旅館房間裡，他假借參加會議的名義旅行到這裡。他一直待在房間裡，直到最後將頭腦中一直構思的想法夯實成一種更好的設計。他最終離開了那個房間，通過航空郵件將筆記寄回了位於新澤西茉莉山丘（murrayhill）的實驗室總部，請同事將筆記貼上到實驗室筆記本中並簽註，由此確定發明時間。肖克利在這短暫的深度爆發之後發明的結式電晶體，幫他贏得了後來頒給此項發明的諾貝爾獎。
另外還有一個關於彼得·尚克曼（petershankman）的單次大手筆的例子更加極端，尚克曼是一名企業家和社交媒體的先驅。作為一位著名的演說家，尚克曼大部分時間都在四處飛。最終他意識到3000英尺的高空是幫助他保持專注的理想環境。他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解釋說：「封閉在一個座位裡，眼前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任何東西干擾我，沒有任何東西激發我那‘哇！好晃眼！’的dna。」有了這種認識之後一段時間，尚克曼簽了一本書的合同，要求僅用兩週的時間完成全部手稿。要趕上截稿日期，要求他極度專注。為了達到這種狀態，尚克曼做了一件非常規的事情。他預定了一張往返東京的商務艙機票，在飛往日本的航班上寫了一路，抵達日本後在商務艙休息室裡喝了一杯濃咖啡，然後登上返航的飛機，又寫了一路。等他回到美國時，已經有了完成的手稿，這距他最初離開時僅僅30小時。「這趟旅行花了4000美元，但是完全物有所值。」他解釋說。
所有這些例子中的人物，並非僅僅是靠環境的改變才實現了更深度的工作。其中主導的力量是嚴肅認真致力於手頭任務的心理。置身異域專注於寫作專案，或是遠離工作一週只做思考，又或是將自己鎖到酒店房間裡直到完成一項重要的發明：這些舉動推動你的深度目標占據心理優先的地位，有助於你解鎖必要的心理資源。有時想要做到深入，必須先要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