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公司創立的故事廣為流傳，如今已成為一段傳奇。1974年的冬天，一位名叫比爾·蓋茨的年輕哈佛學生在《大眾電子》（popularelectronics）雜誌的封面看到了「牽牛星」（altair），這是世界上第一臺個人電腦。蓋茨意識到為這臺機器編寫程式是個機會，於是他拋棄所有，在保羅·艾倫和蒙特·大衛杜夫的幫助下，用接下來的8個星期為牽牛星設計了一套basic程式語言。這個故事經常用來證明蓋茨的遠見和勇敢，但是近來的一些採訪展現了在蓋茨的成功故事中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另外一種品質：蓋茨異乎尋常的深度工作能力。
正如瓦爾特·艾薩克森2013年在《哈佛報》（citeharvardgazette/cite）上發表的一篇同主題文章所述：在兩個月的時間裡，蓋茨如此努力地工作，以至於常常在寫程式碼的時候睡倒在鍵盤上。之後，他會接著睡一兩個小時，醒來後繼續寫下去。蓋茨的這種能力至今仍令保羅·艾倫印象深刻，將其稱為「專注力的驚人之舉」。艾薩克森後來在《創新者》（citetheinnovators/cite）中是這樣總結蓋茨對於深度工作的獨特情結：區別蓋茨與艾倫的特質就是專注力。艾倫的頭腦中滿滿的都是點子與激情，而蓋茨則痴迷專注於一件又一件事。
在蓋茨沉迷於專注的這個故事中，我們找到了關於深度工作的最有力論據。在這個日新月異的資訊時代，人們容易出現兩種辯證的牢騷。急脾氣的人對於人們在手機上投入的注意力感到隱隱不安，懷念以前專注於某件事那種悠然自得的日子；然而電子發燒友卻認為這種懷舊是盧德主義，很無聊，並且認為日益緊密的聯絡才是未來烏托邦的基礎。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說「媒介就是資訊」，但是我們當前在這個領域的對話卻暗含了「媒介就是道德」的意味——你不是同意臉譜網代表未來，就是將其看成是人類的墮落。
正如我在本書的前言中所強調的，我無意於這場辯論。致力於深度工作並不涉及道德立場，也不是一種哲學論斷，而只是從實用角度認可專注的能力可以完成有價值的事情。換言之，我們說深度工作是重要的，不是因為分心是邪惡的，而是因為深度工作能夠使比爾·蓋茨在一個學期創立起10億美元的產業。
我個人在職業生涯中也不斷地加深對這一道理的認識。我作為深度工作擁躉已經十多年了，但是我仍然會經常驚訝於它的力量。我在讀研究生時，第一次瞭解到並開始著重利用深度工作這種技能，使我不用在工作日和整個週末加班（在我的同學中很少見），還能每年都寫出兩篇同行審評的高質量論文（對於一名學生而言，已經很了不起了）。
然而，當我將要升為教授時，又開始擔心了起來。作為一名學生、博士後，我投入的時間是最少的，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了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我知道，在我職業生涯的下一階段，或許無法再有這樣奢侈的特權，因為我不確信自己是否可以實現足夠的深度工作，融入到要求更高的日程安排中，保持自己的產出。我不願坐以待斃，決定嘗試一種提高個人深度工作能力的鍛鍊計劃。
我在麻省理工的最後兩年展開了這些訓練，當時我正攻讀博士後並開始尋找教授職位。我主要的策略就是對日程進行刻意的限制，以更好地估算出成為教授後難得的自由時間預期。除了不在夜晚工作的原則外，我開始安排更多的午飯休息時間，先跑步，然後再把午餐帶回到公寓。在這期間，我還簽了第4本書《優秀到不能被忽視》（citesogoodtheycan’tignoreyou/cite）的寫作合同——當然，這個專案迅速佔用了我大量的時間。
為了抵消這些新限制的影響，我又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深度工作能力。我嘗試了很多方法，我會更細緻地圈劃出深度工作時間，避免在這些時間段受打擾。我還培養出在每週步行的多個小時裡認真梳理思路的能力（對我的產出大有裨益），並且特別痴迷於尋找利於聚精會神的偏僻之所。比如，在這個夏天，我會經常到貝克工程圖書館的穹頂下工作，那是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洞穴式建築，但在學期中會擠滿人。在冬季，我會尋找更偏僻的處所以獲得安寧，最終我愛上了小而精緻的路易斯音樂圖書館。在某些時候，我甚至會買50美元一本的實驗室用高階網格筆記本來做數學驗證，因為我認為高成本會引導我在思考時更細心。
我最後驚喜地發現，所有的這些努力都得到了回報。我於2011年秋天在喬治城大學獲得了電腦科學教授的工作，但我的實際工作量並沒有大幅增加。由於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一直訓練自己，我的研究效率不僅沒有受影響，反而提高了。我研究生期間那段輕鬆的時光裡，一年可以寫兩篇好論文，成為教授後，雖然工作任務更多，但是發表的論文數卻提高到了平均每年4篇。
這令我大吃一驚，但是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其實還沒有達到深度工作的極致。我在成為教授之後的第三年意識到了這一點。在喬治城的第三年，也就是從2013年的秋天到2014年夏天，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深度工作習慣，尋求更多的進步空間。這其中的原因與你當前讀的這本書有很大關係——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在那個階段寫就的。寫出一本7萬字的書稿，自然而然地給我本已經緊湊的日程添了新的負擔，因為我不想讓寫作影響到我的學術事業。我轉向深度工作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即將到來的終身教職申辦。在提交終身教職申請之前，我還有一兩年的時間寫論文。換言之，這是一個展示我個人能力的關鍵時刻（尤其是在我參評終身教職前的最後一年，我太太和我準備生第二個孩子）。我轉向深度工作的最後一個原因是更加私人的，並且（坦誠講）有些任性。我申請了一個特別著名的專案撥款卻被拒絕了，但是許多同事都申請到了。我感覺十分沮喪和尷尬，於是決定不再抱怨，也不要懷疑自己，而是要增加自己出版文章的數量和質量，彌補得不到撥款的損失——讓這些文章為我證明，即使得不到這項撥款，我也確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已經是一個熟練的深度工作者，但是這三個原因使我能將這種習慣推向極致。我開始果決地拒絕耗時的約會，在辦公室外更封閉的環境裡工作。我在辦公桌附近顯眼的位置放上計分板，記下我深度工作的時間。當這些計分板沒有按照預期的速度累積時，我會變得不安。可能最有效的是，我恢復了自己在麻省理工時的習慣：不論是遛狗還是在上下班路上，一旦有好的時機我就開始思索解決手頭上的問題。在此之前，我只是在接近最後期限的時候才增加深度工作時間。今年，無論是否有一個明確的最後期限，我無時無刻不嚴格地敦促自己著力於有意義的任務。在搭地鐵的路上，在剷雪的時候，我會處理文章校樣。週末當我兒子小睡時，我就繞著院子踱步思索。當遇到交通阻塞時，我就開始有條理地解決那些困擾著我的問題。
隨著這一年的慢慢過去，我變成了一臺深度工作機器——這個轉變帶來的結果令我猝不及防。這一年裡，我寫完了一本書，我的大兒子到了兩歲這個令人不省心的年齡，與此同時，我還將學術方面的平均產出提升了一倍多：在堅持晚上不工作的前提下，發表了9篇同行審評文章。
我必須要承認這一年激進的深度工作或許過於激進：這段經歷十分消耗腦力，在未來我將緩和強度。但是這段經歷印證了我結論的第一點：深度工作遠比大多數人所瞭解的強大。正是堅持使用這個技能，使得比爾·蓋茨抓住了突然而至的機遇並開創了一項新產業，使得我能夠在寫一本書的同一年裡把學術方面的產出提高一倍。脫離思想不集中的大眾，加入那些能集中精力的少數人群，我認為這是一個能讓你脫胎換骨的轉變。
當然，深度的生活並不是適合所有人。你需要為此付出艱苦的努力，從根本上改變你的習慣。對於很多人來說，快速地收發電子郵件和在社交媒體上發訊息所帶來的繁忙假象會給他們帶來慰藉，深度的生活卻是要你擺脫這些東西。在你盡個人全力去創造一件美好的事物時，會有一種不安牽擾著你，因為這迫使你面對自己最好的成果（暫且）還沒有那麼好的可能。與涉足政壇，期望做出一番事業相比，誇誇其談地品論我們的文化會顯得更安全。
但是如果你願意跨過這些舒適區和恐懼，將自己的頭腦發揮到極致，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你將會如前人一樣發現，深度能造就富有效率和意義的生活。在第一部分裡，我引用了作者威妮弗雷德·加拉格爾的話：「我將活出專注的人生，因為這是最好的選擇。」我贊同這句話，比爾·蓋茨也贊同。希望你在讀完這本書之後也會贊同。
luddism，強烈反對提高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的主張。——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