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著，盼望著，冬天來了
劉伯溫二十三歲那年到元大都進行科考。據他說，元大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商鋪林立，人山人海，繁華蓋世。當然，劉伯溫是元朝人，肯定對元朝的首都有溢美之處。這就正如唐王朝的人說長安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北宋的人說開封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南宋的人也想說開封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但開封已成了敵人的城市，所以就說臨安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至於到底哪個城市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劉伯溫後來說，大都裡雖然有窮人，可都能找到臨時工作，所以都能吃飽喝足，絕不像後世史學家信口開河說的那樣，元王朝即使是大都也餓殍遍地。
劉伯溫還說，大都唯一不好的就是氣候，四月份的天氣，仍然有使人不能抵抗的寒氣。所以在中了進士，等待吏部的任命時，劉伯溫每天都躲在驛館裡，呵著手讀書。
那段時間，揭傒斯經常和一群大都城裡的半吊子文人來找劉伯溫，大家談論詩詞歌賦，談論為政之術，談得不亦樂乎。揭傒斯有一天拿著吏部的任命書興奮地來找劉伯溫，說：「你被任命為江西高安縣長助理(縣丞)啦!」
劉伯溫大喜，雖然內心澎湃，但表情平靜，只是一個勁兒地謝揭傒斯。揭傒斯說：「你這樣的定力，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還是那句話，你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劉伯溫的手因為激動而劇烈地顫抖，趕緊去握住揭傒斯的手，顫聲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任？」
揭傒斯說：「哎喲，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按程式，高安縣丞的位子空出來，你才能去，不空出來，你就只好等著。」
劉伯溫險些叫出聲來。這就如同內急，跑到廁所前，別人給了紙，但不能馬上進去。因為廁所裡還有人，只有人家爽完了，才能輪到你。
揭傒斯見劉伯溫悵然若失，急忙安慰道：「事情沒有你想的那麼糟，那個位置總會空出來的。你倒不如趁著這段空閒時間，在大都積攢下人脈，將來到官場上，在中央沒有點人脈，怎麼可以啊？」
劉伯溫說：「我有自知之明，在人際上，我是弱者。我不善和人交往，尤其是不善和我不喜歡的人交往。而且，我回老家有事要辦。」
揭傒斯問：「什麼事？」
劉伯溫回答：「我要成親了。」
劉伯溫一生共有三位老婆，第一位是他的表妹富女士。當然這是父母之命，他的母親認為劉家的子女就該和他們富家的子女成婚。而他的父親也認為，劉家的男人就該和富家的女人結婚。劉家和富家的婚配已經持續了九代，劉伯溫沒有理由拒絕，按照來大都前的約定，他必須要在中進士後回老家迎娶自己的表妹富小姐。
婚禮的第二天，處州全境開始下起了毛毛雨，這雨一下，就是一年。劉伯溫經常站在窗前，看著昏暗的天空發呆。據知情人透露說，劉伯溫很愛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特別愛他，每當劉伯溫站在窗前時，他的妻子就會貼到他身邊，兩人一起看那昏暗的天空，劉伯溫想要上班的心於是就越發強烈。
1333年的冬天，劉伯溫從京城的朋友那裡得到訊息，高安縣丞仍未空缺。也就是說，他必須還要等下去。
等待，是一種煎熬，尤其是等待渴望之物時，那是一種使人無法忍受的煎熬。等待的時候，感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時間，因為一切都凝固了，但時間卻在你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地流走。
涵養極為深厚的劉伯溫也無法忍受這種等待，每天早上睜開眼，射入腦海的就是那個高安縣丞的官職。當他百無聊賴時，他的老婆就勸他：「我們還有正經的事沒有做呢。」
劉伯溫就問是什麼事，富女士靦腆地一笑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啊。」
劉伯溫「哦」了一聲。結婚兩年，富女士的肚子不見動靜，劉伯溫突然發現自己正身處情緒的爛泥塘裡，如果再不抽身，可能就死在裡面了。
他拿著一根棍子，走到院子裡。一場大雨馬上就要來了，但他沒有注意到，而是專心致志地在地上畫起八卦圖來。
他先畫了個小八卦，然後圍著小八卦畫大八卦，正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院子裡全是八卦圖，像個蜘蛛網，劉伯溫現在就站在網的正中央，手裡拎著棍子，有點失魂落魄的樣子。
但劉伯溫畫八卦的心思和大都那個妓院旁邊的書店老闆畫八卦截然不同，那位老闆畫八卦是為了解題，就像我們今天的理科生解方程式一樣。而劉伯溫畫八卦是推算，想卜算一下，自己為什麼沒有孩子，什麼時候能有孩子。
他站在院子裡茫然無知時，大雨已來，雨點打在芭蕉葉上「啪」的一聲，芭蕉葉馬上彎了下去，雨點從芭蕉葉上滑落，芭蕉葉又猛地彈了起來。又是幾滴大雨點打在劉伯溫頭上，然後是一群雨點，「噼裡啪啦」地打得他直皺眉。他這才從八卦陣中醒悟過來，急忙跑進房裡。坐到椅子上，沉思許久，他發現，自己和富女士此生沒有兒女。
不過，他沒有把這結果告訴老婆和老孃，因為老婆很希望有個孩子，而老孃更是希望趕緊抱孫子。劉伯溫很愛他的老婆，愛一個人，就不能讓她傷心，對自己的愛人，就要報喜不報憂。所以，他對老婆和老孃說：「根據卦象顯示，我們很快就有孩子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是1335年的六月份。他盼望著，盼望著，冬天又來了，富女士的肚子仍然不見動靜。不過，元大都宮廷裡卻有了動靜，而且是個大動靜。
妥懽帖睦爾終身最喜愛的權臣伯顏初期干政時，並不順利。因為還有個左丞相騰吉斯，騰吉斯又有個弟弟塔剌海，這二人有個妹妹，就是妥懽帖睦爾的皇后答納失裡。兄弟三人對伯顏熏天的權勢早就看不慣，塔剌海就和騰吉斯商量說：「幹掉伯顏，咱們兄弟當伯顏。」答納失裡是個女流之輩，聽到兩位哥哥的計劃後，掩耳而跑。塔剌海說：「婦道人家只可與其共富貴，不可與其共患難，還是咱哥倆幹吧。」騰吉斯應道：「說幹就幹。」
於是，兩人準備造反，但計劃洩露，伯顏重兵剿殺。騰吉斯先被殺，塔剌海跑到皇后宮中，躲在皇后座下，伯顏搜了出來，當著皇后的面，砍了塔剌海的腦袋，兄弟的血濺了皇后一身。皇后面無人色，顫聲向自己的男人求情，妥懽帖睦爾早就想換個皇后了，斥責她：「你兄弟謀逆，你也不是好東西，我不殺你，但肯定要廢了你。」
這件事的影響雖然只侷限於宮廷鬥爭，但傳到劉伯溫耳中時，他還是懊痛不已。慶幸的是，春節過後不久，大都就來了通知書：高安縣丞那個茅坑騰出來了，劉伯溫趕緊上任去。
劉伯溫熱淚盈眶，無法自已。在那一刻，他忘記了皇后被殺事件的陰霾，忘記了自己兩年多來在老婆身上付出的辛苦沒有得到回報的不快，忘記了已病入膏肓的元王朝。他把手放到通知書上，就像是虔誠的基督徒把手放到《聖經》上作證一樣，說：「這是偉大的祖國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高安，難以高安
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縣(今江西高安)在江西中部偏北，在元王朝時是個不起眼的地方。其實，終元一朝，蒙古人對江南的政治興趣始終提不起來。忽必烈對南宋發動總攻前，曾計劃滅掉南宋後，把江南的人統統殺光，然後從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移植草種，把江南變成蒙古人的養馬場。只是因為南宋滅亡後，江南地區的激烈反抗，又因為江南地區的財富，忽必烈才打消了這個念頭。雖然如此，江南地區仍只是蒙古人的物資供應處，政治地位上不了檯面，這可能也是後來江南爆發大規模農民造反後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
或許有人會說，蒙古人真夠奇思妙想的，居然想把江南開闢成養馬場。關於奇思妙想，北宋時有個更神乎其神的。王安石變法時，千方百計要增加財政收入，有人就建議王安石，應該把山東梁山泊的水抽光，八百里肥沃的土地種上莊稼，畝產必能達到十萬斤。王安石興奮異常，還特意派人去梁山泊考察，發現果然如此。但他有個疑問，梁山泊的水抽乾後，放到哪裡？有個極有幽默精神的人說，簡單啊，再挖個和梁山泊一樣大小的湖泊，把水放那裡。
無疑，這是給那種奇思妙想的人的一記悶棍。劉伯溫雖然滿腹八卦象術，可就沒有這種放浪的想象力。
他從青田縣出發，過括城，一直向西北，進入高安地界時，秋意濃濃。一路上，劉伯溫的心情是極舒暢的，他在《放歌行》中把自己比喻成展翅翱翔的大鳥，又把自己比作西漢的張良和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他說，這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行政編制，他內心發誓就是把心掏出來，也要做好這份工作。然後「叱吒倒江河」，讓「玄陰變白晝」。
白天，他仰頭看天，「秋雲曠無際」；晚上，他又仰頭看天，「馬首掛高月」；傍晚，他的脖子受不了了，所以就平視，「夕陽滿洲紅葉明」。想到從家鄉出來的情景，更是喜上眉梢，說：「哇啦，‘西風吹客上馬去’。」
不過，他馬上意識到，這種放鬆的心態很不好。他是要去做官的，做官就要秉公執法，為民做主，所以必須要堅持原則。而原則來自哪裡呢？有人說，來自通行的規則，人人都在遵守的；也有人說，來自聖人的教導。劉伯溫說，其實原則來自吾心。一個人如果憑良心去做事，那就是遵守著做人的原則。也就是說，我的良心就是原則。
一個人如果能在官場上有良心，他未必能混得下去，但不會提心吊膽。向上看看天，向下看看地，都會驕傲地說，我沒有對不起你們!
劉伯溫正是這樣的心思，所以在他製作的《官箴》裡，他信念堅定地說：「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
我就做我有良知的自己，不害怕任何人，不欺負任何人，不取悅任何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讓任何從我手中出去的事都有它應該具有的道理。
劉伯溫騎在馬上，看秋風吹起，聽雲彩飄動，昂首道：這就是我，一個讀書人的自白。
當他昂首闊步踏入高安縣衙時，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書。
前面我們談到過一個令人遺憾的現實，元王朝的行政結構是，漢族人縱然是堯舜復生，如果仍然堅持自己是漢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問題還不在位置上，劉伯溫當然知道自己這個縣長助理頭上有個非漢族人的縣長，可他不知道，縣長上頭還有個達魯花赤(地方最高監治長官)。這個官職由蒙古人和高貴的色目人擔任，大權在握，但他是虛無縹緲的，平時見不到他，一旦縣長或者是縣長助理要作決定時，他就出現了。達魯花赤，蒙文讀音「荷包壓口」，「荷包」就是這樣來的。
官場中人的印象中，跳出來的「荷包」的確很像「荷包」，大多時候是個胖墩子，滿臉橫肉，僅憑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幾句話就能測試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說的話就是聖旨，任何人不得違背。稍有質疑，他就會對你動武，有的胖墩子已經行動遲緩，無法動武，就指著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誤判形勢，言外之意是，他是這裡的老大。
北宋初年，開國皇帝趙匡胤擔心地方長官權力過大，所以總會派一個通判(行政長官的副手)去監督行政長官。這個通判名義上是二把手，實際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內容就是跟一把手較勁。所以，當時北宋官員到地方去做長官時，燒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講道理，有些膽大的會祝福：上任的地方沒有通判。
現在，元王朝也有個通判似的達魯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總給一把手找麻煩，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級別和一把手一樣高。也就是說，當他認為找麻煩不足以讓一把手死去活來時，他會拿出行政級別來讓一把手必須死去活來。
劉伯溫在高安縣衙裡待了才一個月，就清醒地意識到，這個地方太操蛋了，應該辦成的事永遠都辦不成，能辦成的事就是達魯花赤要辦的事。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劉伯溫受到了辯證法的困擾。辯證法認為，你越是以為什麼，就越不是什麼，你越是想辦成事，就越是辦不成。辯證法為什麼發揮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有個白痴般的達魯花赤。
多年以後，劉伯溫用一個寓言對元朝的這一用人法則進行過嘲諷。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馬。伯樂的後人告訴他，這是匹千里馬，趕緊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給你好處。主人公屁顛屁顛地把馬牽到政府，一位肥佬出來，觀察了幾個小時，最後確定說：「像是千里馬，是吧？」主人公正等著拿賞賜，這些錢可以讓他買個幾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卻說：「不過，這馬的戶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進入皇宮馬圈。」主人公不但沒有得到賞賜，那匹千里馬還被扔到皇宮外的馬圈，每天拉京城裡的糞桶。
劉伯溫回想往事，認為在高安的那段時間，自己就是一匹貨真價實的拉糞桶的千里馬。但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他當著縣長大人的面感嘆世事多艱、懷才難遇。縣長大人也當著他的面抱怨起來，說自己其實也是懷才不遇。劉伯溫看到腦滿腸肥的縣長都敢感嘆懷才不遇，心裡頓時就翻江倒海起來。
縣長大人對他說：「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為難。你混，時間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沒有煩惱伴隨。如果你不想混，光陰還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煩惱。人有太多的煩惱，就會生病。」
劉伯溫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寫出來了，不去實踐，那對《官箴》太不公平了。他決定做幾件事，證明給自己看。至於給別人看，這不是他的風格，而且，他也明白，別人根本沒有閒情雅趣看他做事。
別人雖然沒有興趣看他做事，但卻有心情讓他做不成事。劉伯溫每次都按照法律辦事，所以當地的官賊勾結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魚都不來，人太苛刻了就沒有好朋友，你想孤獨到死嗎？做事要給人留後路，薪水不必政府發，我們也可以給你。」
劉伯溫冷笑，因為他是個從不懼怕威脅的人，人家越對他警告，他越是把別人的話當成屁。很快，高安衙門裡有個鐵面無私的劉伯溫的訊息就傳了出去。
其實，劉伯溫初入官場，僅憑一腔熱血做事，處處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見，此時的他心智並未完全成熟，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幾年後，他回想在高安的歲月時悲痛地說：「世路如何？險惡實多。昨夜燈前相笑語，豈意今朝化為虎。」
他初到高安，雖然官職卑微，但畢竟是個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對他獻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馬屁。平時，大家坐在一起，張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維，劉伯溫也認為這些人不錯，但一提出要辦幾件老百姓讚賞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時，劉伯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亂麻似的藉口、託詞和障礙之中，最後他所有的計劃都變成了一種十足天真的幻想。
對於別人的消極抵抗，劉伯溫還算能忍受，畢竟這是一種抵抗，而不是對他的進攻。可有時候，劉伯溫發現官場中的同僚都長了一張狗臉，說翻就翻。天長日久，劉伯溫探析出這些人翻臉都發生在他要憑良知做事的時候。
劉伯溫在他的《行路難》中對這種弔詭的人際關係的評價是：政治場和官場中的友誼是絕對靠不住的，因為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難知心。所以難知心，不僅僅是因為心在體內，使人看不到，還因為它隨時在變化。你不是看不到一個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變化。
西漢武帝時代的竇嬰和田蚡都推崇儒術，並且受到竇太后的貶斥，兩人可謂是患難之交，應該心心相印才對，兩人開始時的確心心相印，田蚡就經常跑到竇嬰家裡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來報答竇嬰對他的照顧。可後來他掌了大權，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居然把竇嬰活活害死了。
但此時的劉伯溫有情緒是真，可仍然像個初生牛犢一樣，在現實中不懼任何人。他向來是個孤傲到骨子裡的人，做事僅憑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沒有朋友就沒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沒有理解就沒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聖人不是說，天地萬物和我心是一體的嗎？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萬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幾個如塵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麼關係？
這種對良心的堅守，使劉伯溫獲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時也讓他感到納悶的是，胖墩子達魯花赤從來沒有找過他的麻煩。這讓劉伯溫從烏雲中看到陽光，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人間自有正氣在，憑良心為民辦事，就得了他們的心，得了他們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實，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為專制時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專制國家的官不是百姓選出來的，而是被當權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樣伺候好長官就穩居其位了。
唐朝武則天的寵臣兼「小老婆」張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應該是這樣的：高高在上時，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敗失勢時，上萬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來。」這句話的本質就是說：當領導寵幸我的時候，就算天下百姓都罵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檢舉我，啥用都沒有，我就是不倒；而當領導討厭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揚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舉我，啥用都沒有，我還是做不了大官。
劉伯溫的直屬領導、高安縣縣長老爺看著孤傲的劉伯溫，說：「你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但你看我現在，還不是混吃等死。儒家總教我們要在官場中修行，官場越是烏煙瘴氣，就越認為是修行的最好場所。這就如同去泥塘裡洗腳、醬缸裡洗菜，豈不是越洗越糟糕？」
劉伯溫說：「理學的精神領袖周敦頤說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氣，就是進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
縣長大人說：「哎喲，人怎麼能和蓮花比？人就是人，身處社會中，你必須要和別人交往，你現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劉伯溫說：「沒有啊，我也是個有朋友的人!」
縣長大人冷哼，說：「你那些朋友對你的前途沒有任何幫助。」
高安縣縣長大人說的好像沒有錯，劉伯溫在高安時結交的幾個好友都是一身正氣的文人。其中有個叫李爟的是個畫家，但他的畫作似乎是意識流，沒有人能看懂。至於黃伯善兩兄弟，詩歌寫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別好，可對劉伯溫身在官場，卻總報以「鄙夷」的眼光。幾個人在一起，唯一能談的就是辭章之學。劉伯溫有一次喝了點酒，感嘆說：「‘滿懷荊棘無人掃’啊!」李畫家對劉伯溫翻著白眼說：「俗事，這都是俗事。來，喝酒!」
其實，劉伯溫面對的是無以復加的官場腐敗，一個真有責任感的爺們兒就該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縮頭烏龜。做縮頭烏龜其實也不要緊，但不能洋洋得意於縮頭策略。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孔子那樣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另一種是莊子那樣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後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種人類的高階情操。
劉伯溫當然屬於孔子那樣的人，不過，孔老夫子很慘，有時候連基本溫飽都解決不了，當時有一些如李爟那樣的所謂隱士就嘲笑孔子是喪家狗。可劉伯溫和孔子有個不同之處，劉伯溫不靠遊說，只靠做實事。孔子是玩嘴巴，劉伯溫是玩行動。
他的行動也的確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縣長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兇手是蒙古人，案發後，兇手用大量金錢賄賂初審官，初審官本著「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古老中國式處世原則，就判為誤殺，案子草草了結。
——我們在這個案子上就可以發現，元王朝的民族歧視政策，並沒有堅持到底。至少到了劉伯溫在高安做官時，可能已經瓦解。不然，初審官不會判那個蒙古人是誤殺，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殺人，不過賠對方一頭毛驢的錢。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來是當地的豪族，於是整合各種資源，終於上訴到了上一級政府瑞州路。知府是個官場油條，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個愣頭青充當敢死隊，有人馬上不懷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劉伯溫。
劉伯溫聽到天降大任於身，興奮異常，在他看來，這儼然是被重視的象徵。於是，他風塵僕僕趕到瑞州路，雷厲風行，不出幾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兇手按照法律必須要償命。初審官只好抱著那筆受賄銀回老家養老去了。初審官走時，召集了被告家屬和許多蒙古朋友，把劉伯溫攻擊得體無完膚，並且提醒這些人，劉伯溫這人就是個瘟神，在這地方一日，你們就不能有自由，好自為之。
蒙古人一聽，就要從腰裡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時代的蒙古刀和現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長一尺，插進人的肚子裡，向上一挑，再抽出來，大腸冒著熱氣就掛在上面了。腸子在肚外還保溫，但人卻不死，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大腸熱氣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騎兵所以所向披靡，他們的那種彎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敵人互相沖殺時，他們的彎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對方的馬肚子，然後一挑，馬肚子就開了，馬的五臟六腑全落入塵埃，自然，對手只能從馬上摔下來。
蒙古人要把劉伯溫開膛破肚的事，劉伯溫那位頂頭上司最先得到了訊息。他並不是個正義的人，只是良知還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薦信交給劉伯溫，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龍興路(今江西南昌)南昌縣去。因為在那裡有個他的朋友，對劉伯溫早有耳聞。
劉伯溫面不改色地問：「如果不走呢？」
縣長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橫切了一下，說：「剖腹的幹活。」
劉伯溫說：「我不信。」
縣長大人說：「我不管你信不信，總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這是命令，趕緊給我滾出高安!」
劉伯溫感嘆了一句：「高安，難以高安啊!」感嘆完這句話，他骨子裡的傲氣突然噴湧上來，又憤恨地感嘆一句，「賢士無路可走啊!」
關於這句感嘆，劉伯溫當時只是意氣用事，並無例子證明。多年以後，他在其著作《郁離子》中填補了這句感嘆的空白，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三個商人在集市上販賣藥材。商人a專賣好藥，根據進價定價，不賤賣，但也不漫天要價；商人b既收上等藥也收下等藥，有人要買上等藥，他就給上等藥，有人買下等藥，他就給下等藥；商人c從不收上等藥，只管多收下等藥，而且價格便宜，顧客要求添點他就添點，從不計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時間，商人c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來。只有那個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藥鋪門口像墓道一樣安靜，結果很快破產了。
劉伯溫在這個故事最後感嘆說：「現在做官的，就是這種情況。春秋時期楚國邊境上有三個縣的長官，其中一個很廉潔，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歡心，離任的時候窮得連頭毛驢都僱不起；另一位，常瞅準機會，能撈的時候就撈一點，人們非但不指責他，反而稱讚他能幹；第三位無所不貪，用聚斂的錢財巴結上司，對待部屬像親兒子般的關懷，對待富家大戶像對待賓客一樣的熱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還認為他非常好，這真是太陽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實，劉伯溫感嘆的無非是賢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惡人拔頭籌。
這種感慨，其實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總覽歷史，許多英雄人物在未飛黃騰達、深處底層的時候，都有過這樣的感慨。注意一點，中國古人喜歡寫詩，而且特別喜歡用誇張修辭，所以我們總能看到一群怨婦般的人，站在高岡上，看著萬里長的綿綿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彎，對自己的失敗發出哀嘆。
劉伯溫在二十多歲時會發出這樣的哀嘆，也在情理之中。但他發出的哀嘆並未在高安終結，還有高安續——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難安」的思路，那麼南昌對他而言，就是難(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後的職務是掾史(省長秘書)，行政級別上有所提高，但權力卻不如高安縣丞。縣丞還能獨立辦案，掾史只能寫寫報告。
江西行省長官對劉伯溫的印象不錯，不過遺憾的是，體制原因決定他不能對劉伯溫委以重任。這一體制就是蒙古人對漢人的歧視，漢人在官場，永遠是老二，永遠是被猜忌和排擠的物件。
江西行省長官對劉伯溫說：「你僥倖不被我們蒙古人開膛，應該心存感恩，在這裡好好幹吧。」劉伯溫就皺起了眉頭，但還是點了點頭。那位長官看他點頭並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勵他說：「好好幹吧，你是進士出身，不出人頭地，那是沒有天理的。」
劉伯溫一聽到這話，馬上就起了奮起之心。但他的長官突然又問了句：「你說進士這玩意有用嗎？我們大元廢除了那麼久，也沒見天塌地陷啊!」
劉伯溫對這位省級大員的愚昧吃驚不小，他很想用科舉的歷史來證明長官的愚昧，但隨即一想，長官說的也沒錯。大元王朝沒有科舉，的確存活了很多年。現在天下有點亂，可不是沒有科舉惹的禍，而是有些自以為是的人自擾之。
劉伯溫如果站在中國專制王朝的末期，就會發現，元王朝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也有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元王朝終其一生沒有文字獄，沒有文字獄，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時候，劉伯溫看不到，他也不會因為這點和自己無關的事而沐浴焚香擺靈棋。因為他沒有分身術，進入江西不久，劉伯溫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僅是案牘，還要和官場圈子打交道。
圈子對於官場人而言就是氧氣，看著是沒有，但一離開它，非死不可。劉伯溫雖然懂奇門遁甲、五行八卦，但這些神奇的技術不能自行製造氧氣，所以，他必須要跟官場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這方面是個廢物。在爛汙的政治環境下，官場更是烏煙瘴氣，在這裡，高階情操是忌諱，氣節、道德、名譽都被擯棄在外。劉伯溫身上恰好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常常警告他，對它們不要視而不見，這就讓劉伯溫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應明的隱士說：「標節義者，必以節義受謗；榜道學者，常因道學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惡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氣渾然，才是居身之寶。」
洪隱士又說：「處世不必與俗同，也不要與俗異；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們說，中國歷史上有太多洪應明這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所謂人生導師了。洪應明早期做官，因為受不了當時的官場文化，所以辭職在家，專心著書，於是有了本《菜根譚》。《菜根譚》裡全是人生處世哲理，不過注意一點，這些處世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應明從之前的宦途失敗中總結出的，總結出來後，就再也沒有在官場中實踐過。
《菜根譚》乍一看上去，處處機鋒，處處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場或者在名利場中實踐過它嗎，實踐得又如何呢？
人生經驗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說了，事非經過不知難。看到一兩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沒有這種人。
當然，不是說洪應明的《菜根譚》不好，只是他在說那些哲理的時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當然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中國歷史上那些道教氣質濃厚的人，說著些超然度外的話，卻不肯把這些話拿到實踐中去，結果只能是紙上談兵。
再來看《菜根譚》這類中國式處世的內容，全是龜縮律令。它讓人遇事不要抱怨社會，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報怨，以保全肉身為第一要務。
中國道家這種「退讓」思想正是兩千年君主獨裁製的溫床，因為「退讓」就意味著不爭，苟且偷安。獨裁者最喜歡的就是人民不爭，沒有爭鬥，他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