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大展兵威
張士誠被消滅，使朱元璋再無敵手。劉、朱模式的歷史已到尾聲，不過，這一尾聲持續的時間很長。
張士誠壯烈的兩個月後，劉伯溫被朱元璋任命為監察院副院長(御史中丞)。這個禮物和劉伯溫所建下的功勳極不成正比，不過，劉伯溫什麼都沒有說，欣然接受了。很多人會發現，官職的高低刺激不了劉伯溫的神經，他是個「心不動」的人，想讓他心動，要頗費工夫。
不過在朱元璋看來，劉伯溫做不了宰相，因為他性情太剛，他也做不了副宰相，因為副宰相就是宰相旁邊的一片綠葉，劉伯溫做不了綠葉。世界上沒有哪一片綠葉能如劉伯溫那樣，稍一釋放生命的力量，就如最嬌豔的花一樣引人注目。劉伯溫黑白分明的性格，恰好可以做御史，御史負責監督百官、彈劾百官。可問題是，朱元璋居然讓劉伯溫做了個御史臺的二把手，而劉伯溫的頂頭上司居然是軍人出身的湯和。雖然朱元璋說湯和是個文武兼備的人，可沒有人相信湯和的文能比過劉伯溫，況且，御史這一職務本身就是文臣的特權。也許，正是因為當時全國還未全解放，朱元璋為了給武將以激勵，才讓湯和坐在御史大夫座位上的。或許劉伯溫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什麼都沒有說，人們連他急促的一聲嘆息都沒有聽到。
那個時候，沒有人會為劉伯溫在官職上的不公正操心，因為應天城中所有人都在忙碌著。新的城池已經初具規模，朱元璋的將軍們騎著高頭大馬，背後跟著英姿颯爽計程車兵到前線去為朱元璋爭奪最後的地盤。文臣們在光線充足的辦公室裡制定各種制度規章，為朱元璋不久後建立的新中國作著真心實意的準備。即使是老天也在為朱元璋即將建立的新中國而錦上添花，入冬以來，應天城始終溫暖如春。鳥兒唧唧喳喳地在城市上空掠過，春天才開始有的花香在1367年的冬天就已經沁入心脾了。
劉伯溫說，他很少見到應天城如此好的天氣。他說：「也許中國的春天真的來了。」朱元璋說：「人人都喜歡和煦的春光，可必須要經歷秋冬的肅殺。沒有秋冬的肅殺，就不可能有明媚的春光。」
這話劉伯溫早就說過：「元王朝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全是因為對官員的約束不嚴，法律太輕。」實際上，元王朝的法律太隨意，連成文法典都沒有，純粹的人治。朱元璋可不想自己即將建立的王朝是這樣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在他的命令和暗示下，唐宋法典不但死灰復燃，而且還添枝加葉，幾乎織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法網。
劉伯溫提出自己的意見：「網太密，水無大魚；法太密，則國家就沒有清白的百姓。所有的刑名條目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必須要仔細斟酌。」
朱元璋對劉伯溫的意見表示贊同，倒不是因為他有慈悲的情懷，而是當時他的吳王國還未解放全中國，法律太嚴苛，恐怕會失去解放區的人心，使元統區的人因恐懼他的法律而頑強抵抗。
在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不是沒有敵人，但這些敵人已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南方的方國珍、陳友定在朱元璋眼中，只是小股土匪，只有北方的元朝皇帝，似乎要嚴肅對待一下。就是在這年十月，應天城裡百花幾乎要迫不及待地綻放時，他下達了對元王朝的總攻。1367年，距偉大的英雄人物劉福通掀起反抗元王朝的旗幟已過去十六年，距朱元璋自己參加紅巾軍已過去十三年，他才正式面對他一直叫囂著是敵人的元王朝。
如果以「成敗論」來論述朱元璋，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朱元璋是個胸懷大略、善於韜光養晦的智謀人物。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朱元璋，那他是個具有罕見手腕和獨特眼光的人，他善於坐山觀虎鬥，善於儲存實力，在關鍵時刻給對方致命一擊，取得最後的勝利。
但如果從「人性」上來論述朱元璋，那他就是個貨真價實的癟三。他在1368年稱帝前打擊的所有對手其實都是他的戰友，他的戰友劉福通始終在和當時人類最大的敵人元王朝戰鬥，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張士誠，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方國珍都有過和元王朝的軍隊血戰的記錄。只有朱元璋，這個渾水摸魚、始終在謀殺自己戰友的癟三和元王朝軍隊未發生過引起轟動的戰鬥。
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但絕對不是個好人。所以，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在閱讀朱元璋的事蹟時一定要小心，如果像他那樣做人，你會不得好死。但如果你不想做個普通人，人性對你而言只是垃圾，那你一定要學習一下朱元璋，因為他是個異形政治家和生存魔王，你只需要學習到他身上的一門，就足以橫行天下。
朱元璋把攻擊當時世界上的合法政府元政府的軍事行動稱為「北伐」，北伐軍的總司令自然又是他的得力將軍徐達。
對於這次「北伐」，徐達有自己的一套軍事戰略。他說：「應採取斬首行動，直逼大都，一戰而下，全國解放的鐘聲就可以敲響了。」
劉伯溫根據劉福通北伐失敗一事和自己對元大都城池的瞭解，又結合了朱元璋兵團的特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說：「劉福通北伐採取的就是斬首行動，最後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穩紮穩打。另外，元大都城牆堅固，短時間內不可下，一旦山東的元軍全部奔赴元大都，我們就是腹背受敵。況且，我們在南方打陳友諒和張士誠，海戰居多。我們兵團在陸地作戰的能力，或者說，是到北方陸地上戰鬥的能力是否能全部發揮出來，還是未知的。」
朱元璋點頭認可，最後，兩人商量了一套戰略。這套戰略最終成功，它打破了中國歷史上南方政權「北伐」總以失敗告終的常規。朱元璋的「北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南方政府向北方政府進攻成功的案例，而這場成功案例的先期規劃者正是劉伯溫。
這份計劃是這樣的：先平定山東，這叫撤了元大都的屏障；移兵河北、河東，這叫毀了元大都的籬笆牆；再攻陷潼關而守之，這叫扼其門檻。於是，元大都就成了勢孤援絕之地，不戰而下。元大都一下，向西進軍，關隴之地可席捲而解放也。
朱元璋宣佈了這個戰略，他的將軍們都稱「善」。朱元璋聲稱，他自己是漢族人的救世主，他現在北伐合法政府元政府，是為了漢人的復興，他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朱元璋又說，他還是個解放者，他有解放全中國，甚至是全人類的高尚情操。他要把蒙元反動政府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他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當徐達兵團渡過黃河，進攻山東時，朱元璋的另外兩路大軍同時向福建和廣西進軍。1367年農曆十一月，徐達兵團攻陷沂州(今山東臨沂)。劉伯溫建議朱元璋讓徐達大展軍威，不作停留，攻擊益都(今山東益都)。朱元璋說：「益都是蒙古人在山東的重地，徐達兵團需要休整，恐怕以疲憊之師攻擊它有難度。」劉伯溫說：「我已看過天象，火星驅逐著金星，現在兩顆星正以齊、魯的益都為界。我占卜後得到的結果是，宜大展兵威。」
朱元璋說：「好，那就依你之言。」徐達在接到朱元璋「宜大展軍威」的命令後，毫不猶疑，命令他的兵團以閃電的速度奔赴益都，一抵達城下，即發動猛攻。益都在徐達兵團的猛攻下，無法支援，頃刻陷落。徐達兵團再接再厲，繼續保持著凌厲而持續的攻擊。1368年正月，山東戰場捷報頻傳，朱元璋心花怒放，預料山東已是囊中之物。李善長適時地向朱元璋提出：「您應該建立新中國了。」
朱元璋說：「善。」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舉行開國大典。他宣佈他現在是中國的皇帝，他所建立的國家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的國號稱為「明」，建元洪武，1368年就是洪武元年。
雖然開國了，但劉伯溫的職務仍沒有任何起色，只是多了個「太子率更令」的職務。這個職務只是太子宮的一名普通官員，掌東宮的宮殿門戶和賞罰。
劉伯溫絲毫不感到沉悶，當時應天城中的空氣極為清新又極為忙碌。朱元璋在北伐的同時，還在向方國珍發動最後的攻擊，應天城裡仍然忙碌異常。
方國珍在1367年農曆七月突然有種神秘的感覺。有一天他看到一個滿頭是小蛇的婦人穿過他的宮殿到後花園中去，那個婦人穿過他宮殿時，向他回眸一笑。方國珍馬上打了個冷戰，他把自己投進回憶的泥沼中，他記得兒時在老家的鄉下玩耍時，也看到過這樣一個婦人。一些老人告訴他，這個婦人是死神。那時候他還小，但已知道了死亡是件可怕的事，於是他號啕大哭。自他革命以來，無數次險象環生，他都未曾見過這個死神，他幾乎忘了還有死神這個神，當他在那1367年農曆七月那個雨後的下午看到死神時，他垂頭喪氣。
幾個月以來，他一直關注著朱元璋和張士誠的最後決戰。當他得知張士誠困守蘇州城時，驚慌地大叫起來，說：「完了，完了，朱禿子下一個目標就是我啊。」
他想過一百種方法擺脫滅亡，可他又不自覺地用了一千種理由否定了這些方法。他思來想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故伎重施：積累糧食和財寶，泛舟海上，過海盜一樣的浪漫生活。
就在他遇到死神的幾天後，朱元璋派人送了一封信給他，信中嚴厲指責他到了這個時候還給元政府運送糧食，這是冥頑不靈。朱元璋還熱心地為他指明瞭一條路：「投降我，這是唯一的活路。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你搬到船上的財寶會成為你墳墓裡的蛆，你的家人會和你一樣，在墳墓裡哭泣。」
方國珍被這封信氣得跳了起來，說：「朱禿子這人說話太不要臉，他怎麼就知道我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他居然恐嚇我。我本來有要歸順他的心，現在全完了。」
他想給朱元璋回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可提起筆來想了想，又放下了。他一向是個給自己留後路的人，就是因此，他才多活了這麼多年。可朱元璋等他的投降等了兩個月，最後等得實在不耐煩了，1367年農曆九月，朱元璋命令他的一位副宰相朱亮祖帶領兵團進攻方國珍。
張士誠在應天城中壯烈的幾天後，朱亮祖兵團攻陷了方國珍的台州。方國珍知道朱元璋兵團強大無比，可從沒想過強大到這個地步。當他在琢磨朱元璋的兵團如此神速的原因時，1367年農曆十一月，朱亮祖兵團直抵方國珍所在的慶元，方國珍抵抗了一會兒，發現根本不是對手，急忙放棄慶元，逃到海上。方國珍此時已狼狽不堪，可朱元璋不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派出一支海軍，會合朱亮祖兵團，到海上去尋找方國珍的主力。
1367年農曆十二月，方國珍黔驢技窮，在海上動彈不得，無奈之下，給朱元璋寫了封投降書。朱元璋對方國珍的使者說：「回去告訴他，他這個人反覆無常，我本來應該窮追猛打把他趕進地獄的，但我是個大度之人，不計較他的過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劉伯溫嘆了口氣，方國珍是他前半生最討厭的人，想不到斗轉星移，他最討厭的人，即將要和他成為同僚。世事無常，他這個半仙也卜算不到這樣戲劇性的事情。
這位劉伯溫最討厭的人於七年後病死在應天城，朱元璋還假惺惺地讓宋濂給他寫了墓誌銘。
對於這樣一個人，如果劉伯溫能做主，他會說：「對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這樣的主。1368年到來後，他能做主的事越來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謀關係已接近尾聲。
《御史中丞誥》
1368年農曆三月，朱元璋賞賜給劉伯溫一道手詔，名為《御史中丞誥》，摘錄如下：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當兵起，乘時紛壇。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視祲，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期為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為範模於諸道……
這道手詔，是朱元璋對劉伯溫七年來的工作成績作的一個打分。朱元璋說：「劉先生您的才學、人品那是沒得說，您的軍事謀略、經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這麼多年來，您提出的先南後北、先陳後張的戰略使我混到今天，這是多麼偉大的功績啊。雖然您那麼多神乎其神的觀天象、擺卦象幫了我很多，但我認為，您的這些都是業餘娛樂，也就是說，我沒有把你當成個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謀略大師。」
只有天知道，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話。政治家向來把說真話當成是不祥的妄動。我們所以有此懷疑，是因為朱元璋還有句話：您所有的計策，我都是審視而後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謀劃策偉大，但我能審視而用你的計策，那證明，我比你偉大。
這道手詔中還談到劉伯溫自擔任御史中丞以來的工作成績，朱元璋說：「自從您擔任這一監察部門的官員以來，紀綱振肅，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劍，斬那些倨傲的官員。」
朱元璋這段敘述的確是真的，劉伯溫黑白分明、剛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擔任監察官時嚴肅法紀，他自己成了法律嚴肅的象徵。
劉伯溫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對任何觸犯法律，甚至只是違反了禮儀制度的行為都深惡痛絕，並且會採取行動。每次的朝堂上，劉伯溫都是發言最多的人，被他發言擊中而名譽掃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結隊。
劉伯溫在太子朱標的東宮中主管懲罰。太子宮從上到下，無論是服務人員還是教師，稍有過錯，就會受到劉伯溫的嚴厲懲治。那些被懲治的人突然發現，這個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和從前萬惡的舊社會相比，他們更懷念後者。
很多人都有一種錯覺，劉伯溫此時終於可以發揮他性格中的積極因素大展拳腳，而且朱元璋也給了他一個堅固的平臺——朱元璋對劉伯溫在御史職權範圍內的所有要求，幾乎有求必應。看上去，朱元璋和劉伯溫的合作還是親密無間的，可如果我們透過現象去看本質，就會得到與此截然相反的結論。
朱元璋嚴苛陰毒，他喜歡把這種性格中的毒素施法於政治上，也就是說，他的嚴苛陰毒是目的。劉伯溫的嚴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裡對不公現象的一種化學反應，是手段。他希望通過這種與生俱來的手段達到公平的目的。
劉伯溫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歡喜異常，因為他需要有個人整頓秩序，維持紀律。這麼多年來，他為了能有今天，曾縱容過他的手下，讓他們極致地發揮人性中的惡。徐達、常遇春等諸多武將都有過屠殺平民百姓的記錄，他們在多次凱旋中逐漸沾染了傲慢、無視規則的放蕩心態。即使他那些以李善長為首的文臣群體，也在多年為他營造功業的過程中養成了飛揚跋扈的脾性。這是朱元璋必須要剷除的，而武器就是劉伯溫。
劉伯溫絲毫沒有感覺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劍，因為他是個單純的人，是個直來直去的人。他只是認為自己在做分內之事，為了營造一個美麗和諧的新中國，他認為得罪人天經地義，作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險就在他這種性格的執行下，開始嗅著他的蹤跡，準備給他一擊。劉伯溫沒有感覺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國建立後，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許多。
朱元璋不僅為他寫了篇《御史中丞誥》這樣空虛的評價書，還為他做了可用肉眼見到的感謝。
朱元璋平定張士誠後，浙西全成為他的領土。1368年農曆二月，他派人到曾經是張士誠的地盤上核實田畝，制定賦稅。朱元璋做這件事之前是怒氣衝衝的。因為在對張士誠開戰以來，他的兵團所到之處都沒有受到「王師」的待遇。張士誠領土內的居民對朱元璋兵團來解放他們反應冷淡，甚至有些地方還咒罵他的軍隊，認為他們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剛被「解放」的蘇州，居民還稱張士誠為張王，對於解放了他們的救世主「朱元璋」這三個字，他們連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說，西吳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於是在罵街。對張士誠政府抱有無限好感的人，認為說「朱元璋」這三個字，會引起口臭，甚至會爛舌頭。
朱元璋對張士誠領土內的人民沒把他當回事這件事，早有耳聞。所以這次派人去核實張士誠曾佔據的浙西田畝、制定賦稅政策時，怒氣衝衝地把該地區的賦稅定得奇高，幾乎高出了其他地方兩倍。青田本屬處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這種喜怒用事的範圍內。
劉伯溫提出異議，他說：「青田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壘石作田，耕種起來特別難，如果還收那麼重的稅，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圖，發現青田只是個彈丸之地，就在青田那裡畫了個圈，說：「劉先生有功於我的新中國，青田是劉先生的家鄉，所以這地方的賦稅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這樣做，能讓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劉先生的恩情。」
劉伯溫深為動容，但他對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卻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個吳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國的大明皇帝。以當時的眼光來看，這個新中國是貨真價實的新中國，近一百年來，中國始終在蒙古人的統治下，中國的民族主體漢族被蒙古人騎在脖子上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個漢人的身份，把中國重新拿到漢人的手裡，這份功績，如果拋掉歷史時勢的因素，那是可與日月爭輝的。
可很多人在1368年時都沒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只是他自己的新中國，跟漢人無關。實際上，任何一個獨裁者建立的國家都是他和他家族的，和百姓無關。朱元璋所建立的國家名稱為「明」，可能有豐富的內涵。日月為明，《周易》上說：「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中國遠古時代，就有祭祀「大明」的典禮，祭祀的物件就是太陽、月亮。明是火，象徵光明，而朱元璋的姓「朱」又是赤的意思，「朱明」恰好把皇帝的姓和國號連線在一起，渾然一體。有人說，這是劉伯溫的主意，顯然，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劉伯溫最厭惡的就是以白蓮教為革命思想的紅巾軍，紅巾軍信奉的則是明教中的明王轉世。小明王韓林兒是劉伯溫很不屑的一個人，他不可能把他最討厭的「明」當作是新中國的國號。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明」是朱元璋自己設計出來的，為的就是給「家國一體」一個好彩頭。
劉伯溫似乎也沒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只是他朱家的財產，實際上在那個時代，根本不可能有人存著「為百姓建國家」的思想。即使如劉伯溫這種比魔法和奇蹟走得更遠的大仙，也不可能有這種思想。
不過，劉伯溫卻有個清醒的認識——一個好的國家對百姓一定要寬仁。朱元璋嘴裡說的也是這樣，他曾和劉伯溫探討過如何對待百姓的問題。劉伯溫說：「要寬仁，政府有時候需要不作為，讓百姓自己發展。」朱元璋說：「這是扯閒話，寬仁的前提是要讓百姓豐衣足食，只有這樣，才能談得到寬仁。」
朱元璋的意思是說，百姓必須要在他這位偉大領袖親自的帶領和指導下，才能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而讓百姓有吃有穿，這就是寬仁。至於說讓政府不作為，朱元璋想都沒有想過。明王朝對百姓的控制最為嚴厲，百姓必須要生在一個地方，死在一個地方，不得任意遷徙。值得一提的是，戶口制就是朱元璋時代發展完善起來的。
但當朱元璋問劉伯溫，怎樣對待吏治的問題時，劉伯溫毫不遲疑地回答：「要嚴，極端的嚴。」
朱元璋又問他：「最近坊間傳說，任何開國都是嚴刑峻法三十年(殺運三十年)，時間太長了吧。」
劉伯溫說：「當然太長啦。如果讓我來治理，一兩年就足矣，還用得了三十年嗎？」
對於劉伯溫這樣極端自負的自信，朱元璋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當他在寫給劉伯溫的《御史中丞誥》時，就特意提到了劉伯溫在吏治監察上的成績。這一成績看上去是蛋糕，其實是定時炸彈。劉伯溫正是有了這種鼓勵，才有了他和朱元璋的第一次說再見。
衛所制
劉伯溫五十八歲那年在應天城中擔任明帝國政府的御史中丞，這個職務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峰，從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再有。不過，他還有另外的身份，就是朱元璋最得力的謀士，從前是，現在也是。在1368年年初，他以謀士的身份向朱元璋提出了一項軍隊改革，這就是明朝軍制獨具特色的「衛所制」。
衛所制的特點是這樣的：在全國各個要地建立軍事據點「衛」，每一衛有5600人，長官稱為指揮使，這位指揮使管轄五個千戶所，每個千戶所有1120人；千戶所又下轄十個百戶所，一所為112人，百戶所下設兩個總旗，總旗下再設五個小旗，每個小旗為十人；千戶所的長官稱為千戶，百戶所的長官則稱為百戶。
有戰事時，中央政府國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衛所最高長官指揮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來，然後皇帝再指派一人擔任這支軍隊的司令，司令領著這群衛所計程車兵出征。
如果把5600名士兵看成是武器，那麼，指揮使就是製造和維護武器的人，他沒有權力使用武器，有權力使用武器的人必須是皇帝指派的人。這是有戰爭時指揮使的尷尬處境，即使平時，指揮使的權力也相當有限。衛所的部隊平時要做的除了訓練外，還要務農。中央政府會在他們的駐地附近劃出一塊地來(軍屯區)，讓他們來耕種，他們自己養活自己。在衛所制最健康的那些年，全國的衛所軍士每年都能生產三億公斤糧食，足以供養一百萬軍隊，從而使中央政府節省了大量軍費。
衛所軍士和軍官的身份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你如果是軍士，你的後代也必須有一個人是軍士，你如果是軍官，你的後代裡也必須有一個人是軍官。如果你倒霉，生的全是女兒，那政府就一直等著你，等你生出能當兵的男孩來為止。如果你真的太無能，那隻好讓你的親戚來充數。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衛所制度的好處是，將不知兵，兵不識將，不會有大將趁出征時造反。這是每天都處在恐懼中的獨裁分子最喜歡的。衛所制還有個好處是，由於士兵在衛所是帶著家人的，政府已經把他們的家人記錄在冊，所以他們為了養家，必然要努力耕種。當他們出去戰鬥時，由於牽掛家人，也必然竭盡全力地戰鬥，而不會逃跑。
劉伯溫曾仔細研究過中國曆代以來的兵制，他發現，主導中國多年的兵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徵兵制，這一兵制的好處是，舉國皆兵，有事召集，無事務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平時軍費開支少；但缺點也很明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爭，勢必影響農業生產。而另一種募兵制，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遊民，當兵是職業，訓練有素，戰鬥力強悍，兵員數量和服役時間不受農業生產的限制；可缺點是，要維持龐大的軍隊，軍費開支就很大，招募計程車兵大部分來路不明，沒有妻兒老小的牽掛，容易當逃兵，也容易叛變。劉伯溫的想法是，揚長避短，將武裝力量和生產力量結合起來，既可以在戰時有軍隊可用，又可以避免財政負擔。於是就有了衛所制。
明代衛所的兵源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朱元璋起事時所指揮的軍隊，它的班底就是朱元璋當初在郭子興手下回老家徵募計程車兵700人；第二種是歸附軍，包括元政府的投降部隊，陳友諒、張士誠等群雄失敗後的軍隊；第三種則是謫發，都是因犯罪而被罰充軍的，也叫思軍；第四種是籍選，亦即垛集軍，是根據戶籍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
這種軍事制度一經劉伯溫提出、朱元璋確認後，發展迅猛，到1390年時，全國共有衛547個、所2563個，可以參戰計程車兵達300萬。
其實，衛所制並非是劉伯溫的原創，早在1363年，那位「身在江南，心懷塞北」的張昶在元大都時就已提出過。張昶提出衛所制是他的高瞻遠矚，也是他設想對元王朝兵制作的一個升級。
蒙古帝國兵團的最高統帥自然是大汗。大汗的下面設有宗王、萬戶長、千戶長、百戶長、五十戶長、十夫長等各級指揮官。
蒙古帝國軍隊的基本戰鬥單位是千戶，有一部分千戶分屬於宗王，即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成員，其他千戶則編入左右兩翼軍，由左右翼萬戶長分掌。
蒙古帝國軍隊的兵員主要是蒙古各部成年男子(15歲到70歲)。這些人服兵役被納入國家法律，無論貴賤，也不論家中人口多少，只要你符合條件，就必須要服兵役。在平時，他們進行牧業生產和其他活動，一旦有戰事，就要根據大汗的需要，或者「空營帳而出」，舉國皆兵，或者抽調其中一部分人出征，被抽調者的奴僕也要隨軍行動。
隨著地盤的不斷增加，滅亡的國家不斷地增多，蒙古帝國積極擴軍。這一支擴充的軍隊被稱為漢軍，兵員主要是金朝末年中原地區出現的守土自保的地方武裝，他們被蒙古帝國擊敗或是招安後，成為蒙古軍；還有就是蒙金戰爭中投降蒙古的各個軍隊，如中都(今北京)的乣軍、北京(今內蒙古寧城縣)的契丹軍等；最後一類則是中原漢人民戶中籤發計程車兵，數量達到十萬人。元王朝建立，統一中國後，元朝的軍制依然延續著成吉思汗時代的制度。
他們把漢軍也編為千戶和萬戶，各漢軍萬戶所統人數多的有五六萬，少的有二三萬，漢軍的萬戶長由蒙古大汗指定。漢軍萬戶長之上設立統軍都元帥，由探馬赤軍將領擔任。蒙古大軍出征，都元帥要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親王、萬戶長、千戶長等前線指揮官的調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