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人腦的基本形態在過去4萬年中沒有多大變化。基因水平的進化極其緩慢，起碼就人類的時間概念來說是這樣。不過我們也知道，千萬年來人類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早已變得面目全非。韋爾斯在其1938年出版的《大腦世界》（worldbrain）一書中評論說：「自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他的社會生活和日常習慣完全改變了，甚至發生了根本的逆轉，然而他的遺傳特徵看起來毫無變化。」關於神經可塑性的新知識解開了這個謎團。在基因密碼為我們設定的智力護欄和行為護欄之間，道路很寬廣，掌握方向盤的是我們自己。我們通過我們的行為和行為方式——時時刻刻，日復一日，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改變著神經突觸之間化學物質的流動，從而改變著我們的大腦。我們通過樹立榜樣、創辦學校、使用傳媒等方式，把自己的思維習慣傳給我們的子孫，一併傳承的還有我們大腦結構的改變。
儘管考古學家還無法探明大腦灰質的工作方式，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智力技術的運用塑造並重塑了我們大腦中的神經迴路，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任何重複性的經驗都會影響神經突觸，連續使用能夠擴充套件或補充神經系統的工具會造成神經系統的改變，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儘管我們無法在物理水平上證明發生在遠古時代的思維變化，但我們可以通過這一變化的現代形式來尋找證據。例如，在盲人學習閱讀盲文的時候，他的大腦會發生變化，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智力重建和智力退化過程的直接證據。盲文畢竟是一項技術，是一種資訊媒體。
瞭解倫敦計程車司機大腦發生的變化之後，我們可以假定：在定位和通行過程中，由於人們越來越依賴地圖而不是自己的記憶，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的海馬狀突起及其他涉及空間建模和位置記憶的大腦部位發生瞭解剖上的和功能上的雙重變化。負責維持空間表徵的神經迴路很可能會萎縮，而用來解析複雜而抽象的視覺資訊的區域很可能會擴張或加強。我們還知道，由使用地圖引起的大腦變化也可以用於其他目的，這也有助於解釋製圖工藝的發展如何推動一般性抽象思維的發展。
我們對新的智力技術不斷作出心智性和社會性適應，這個過程既反映在我們用來描述自然、解釋自然的各種比喻中，同時也因為這些比喻而得到加強。一旦地圖得到普遍應用，人們就開始在真實空間或模擬空間中，以繪圖的方式描述各種各樣的自然關係和社會關係。我們開始把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甚至我們的思想「對映成圖」。機械鐘出現後，人們開始認為他們的大腦和他們的身體甚至整個宇宙都「像鐘錶」那樣執行。在鐘錶內部緊密咬合的齒輪結構中，錶針的轉動符合物理定律，形成了一個可以追本溯源的因果長鏈，我們由此發現了一個機械式隱喻，似乎可以用來解釋一切事物的工作方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上帝變成了「偉大的造鐘人」，他的創造不再是難以接受的神秘事物，而是一個已經揭曉的謎底。笛卡爾在1646年寫道：「春天到了，燕子肯定會飛來，它們就像鐘錶一樣執行。」
地圖和鐘錶為描述自然現象提供了新的隱喻，從而間接地改變了我們的語言。還有一些智力技術可以實際改變我們的聽說讀寫方式，因而對我們語言的改變更加直接、更加深刻。這些技術可以擴大或壓縮我們的詞彙，可以修改措辭規範和詞序，可以支援或簡單或複雜的語法規則。因為對人類而言，語言是意識思維的第一容器，是思維的更高形式，所以能夠改變語言結構的技術往往會對我們的智力生活發揮最強的影響。古典學者沃爾特·翁（walterj.ong）指出：「技術不只是外在的輔助手段，也是內在的意識轉化，它們對語言的影響更是無與倫比。」語言發展史也是頭腦變遷史。
語言本身不是技術，它是我們這個物種與生俱來的本能，我們的大腦和身體已經進化到能聽能說。小孩不用專門教導就能學會說話，就像羽翼漸豐的小鳥能學會飛翔一樣。讀和寫在我們的身份和文化中變得至關重要，我們很容易把讀寫能力當成內在的天賦。但是，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的。讀和寫是非自然的行為，只有通過有目的地開發字母符號以及其他多種技術，才有可能學會讀寫。我們的大腦必須經過教導，才能學會把看到的系統化的符號轉換成能理解的語言。讀寫能力的獲得需要我們接受學校教育和實踐練習，那是一個有意識的大腦塑造過程。
在很多神經學研究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大腦塑造過程的證據。實驗顯示，學者和文盲的大腦在很多方面都有區別，不僅表現在如何理解語言上，還表現在如何處理視覺訊號、如何進行推理、如何形成記憶等方面。墨西哥心理學家菲戈·奧斯托斯基–索雷斯稱，研究顯示「學習閱讀的過程對成年人的神經心理系統的形成具有強大的影響」。大腦掃描結果也顯示，使用像中文那樣的表意文字的人形成的閱讀神經通路，與使用表音文字的人的相應神經通路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美國塔夫斯大學發展心理學家瑪麗安·沃爾夫（maryannewolf）在她有關閱讀神經學的著作《普魯斯特與魷魚》（proustandthesquid）中解釋說：「雖然在所有的閱讀活動中，都要用到大腦額葉和顳葉的某些部分來組織和分析字詞的發音與含義，但是表意文字會啟用那些區域中極為特別的部分，尤其是與運動記憶有關的部分。」在使用不同表音文字的讀者當中，大腦活動的差異也已得到證明。例如，比較英語讀者和義大利語讀者可以發現，前者的大腦活動區更側重於與視覺化形象解析功能相關的部位。人們相信，這種差異源自這樣一個事實：英語單詞的拼寫和發音經常大相徑庭，而義大利語單詞往往是嚴格按照發音拼寫。
讀寫活動的最早例證可以追溯到上萬年前。早在西元前8000年，人們使用刻有簡單記號的小泥塊來表示牲畜及其他貨物的數量。即便是解析如此原始的記號，也需要人腦內部新的神經迴路出現重大發展，從而把大腦視覺皮層與附近的感覺形成區連線起來。現代研究表明，當我們看到有意義的符號時，沿著這些通路進行的神經活動兩倍或三倍於看到毫無意義的塗鴉時的情況。正如沃爾夫所描述的那樣：「我們的祖先之所以能讀懂那些記號，是因為他們的大腦能夠把基本視覺區和負責更加複雜的視覺處理與概念處理的鄰近區域連線起來。」人們在教導孩子使用那些記號的時候，相應的神經連線就會由孩子傳承下去，從而形成用於閱讀的基本通路。
大約在西元前40世紀末，書寫技術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在那個時候，居住在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即今天伊拉克地區的蘇美爾人開始使用楔形文字，而在其以西數百英里的地方，埃及人用以代表物體和思想的抽象的象形文字也日益發達。因為楔形文字系統和象形文字系統把很多音形兼顧的字元結合到一起，不僅表形而且表音，所以較之簡單的計數符號，它們對大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閱讀者要想搞清楚字元的含義，必須分析這個字元，領會其用法。按照沃爾夫的說法，蘇美爾人和埃及人需要發展形成的神經通路簡直就像在大腦皮層中「畫十字」，連線起來的區域不僅涉及視覺和感覺形成區，而且還涉及聽覺區、決策區及空間分析區。隨著這些音形兼顧的文字系統不斷發展，字元量逐漸增大，記憶理解這些文字開始變得困難，因此文字的使用只能侷限於擁有充裕時間和過人腦力的智力精英。為了讓書寫技術繼續進步，超越蘇美爾人和埃及人的使用模式，從而成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使用的工具，這一技術必須進行大幅簡化。
一直到相當晚近的時期——西元前750年前後，希臘人首先發明瞭完整的拼音字母，人類語言才得以大幅簡化。在希臘字母出現之前也有很多字母系統，尤為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在此前幾個世紀發展起來的字母系統。不過，語言學家普遍認為，希臘字母是第一個囊括了母音字母和子音字母的文字系統。希臘人對口語中的所有音素加以分析，僅用24個字母就代表了這些音素，使得希臘字母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有效讀寫系統。沃爾夫寫道，「字元的經濟性」減少了文字元號「快速識別所需的時間和精力」，從而使讀寫所需的「感知和記憶資源更少」。最近的大腦研究表明，閱讀由表音字母組成的字詞時，大腦活躍區顯著小於理解速記符號或其他圖形符號時的情形。
希臘字母成了後來大多數西方字母的模板，其中包括我們今天還在使用的羅馬字母。希臘字母的出現標誌著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場革命的開始：從主要依靠口頭交流知識的口頭文化轉變到書寫成為表達思想的主要媒介的書面文化。這是一場革命，最終將會改變地球上每一個人的生活和頭腦。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歡迎這一轉變，起碼一開始不是。
西元前4世紀初，寫作在希臘仍然很新奇，而且充滿爭議，柏拉圖在那時寫下了關於愛情、美景和雄辯的對話體著作《斐德羅篇》（phaedrus）。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是雅典市民斐德羅，他和偉大的雄辯大師蘇格拉底一起散步，二人在鄉間小河邊的一棵樹下展開了一場迂迴曲折的漫長談話。他們討論了講話的要點、慾望的本性、瘋狂的種類，還有不朽靈魂的旅行，最後，他們把注意力轉向書面文字。蘇格拉底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說道：「寫作中的恰當與不當一直成問題。」斐德羅對此深表贊同，蘇格拉底接著講了一個故事，故事講的是多才多藝的埃及神明特泰和國王賽穆斯之間的一次會面。在特泰的眾多發明當中，就包括埃及字母。
特泰向賽穆斯描述了書寫的藝術，並提出應該允許埃及人分享這一福祉。他說，寫字將會「讓埃及人更有智慧，並能增強他們的記憶力」，因為寫字「為記憶和智慧提供了訣竅」。賽穆斯不以為然。他提醒特泰，一項發明的價值大小，發明者本人不是最可靠的裁判：「噢，多才多藝的人呀，讓一個人去發明創造，讓別人去評判發明為其使用者帶來的利弊得失吧。對你也是一樣，由於你的子孫後代會對寫字更加關注，其真實效應將與你所說的截然相反。」埃及人應該學習寫字嗎？賽穆斯繼續說：「那樣會把健忘注入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記憶訓練必將就此止步，因為他們過於依賴書面記錄，不再依靠自身記憶而是依靠外部符號去想事情。」書寫出來的字詞「不是記憶的訣竅，而是提醒的妙法。你為自己的弟子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偽裝」。靠閱讀獲取知識的人「貌似知識淵博，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一無所知」。他們的頭腦將會「裝滿對智慧的自負狂妄，而不是裝滿智慧」。
顯然，蘇格拉底和賽穆斯持有相同的觀點。他告訴斐德羅，只有「頭腦簡單之人」才會認為書面記錄「勝過同樣內容的見聞和回憶」。通過口頭演說「銘刻在學習者靈魂中的智慧詞句」遠遠勝過用墨水寫下的字詞。蘇格拉底承認，書寫「作為抵抗老年健忘的助記手段」，具有捕捉人的思想的實際益處，但是他也提出，對字母這一技術的依賴會改變人的頭腦，而且不是讓頭腦變得更好。他說，書寫以外部符號替代內部記憶，讓我們面臨變成淺薄的思想者的危險，阻礙我們達到能夠帶來真正的智慧和幸福的智力深度。
與雄辯的蘇格拉底不同，柏拉圖是一位寫作者。閱讀能夠取代記憶，從而導致思想深度的喪失，雖然我們可以假定柏拉圖和蘇格拉底都對這個問題心懷憂慮，但是，柏拉圖顯然已經認識到書面記錄的詞句具有勝過口語的優點。人們相信柏拉圖的對話體著作《理想國》成書時間跟《斐德羅篇》大致相同，在該書結尾處極具啟迪意義的著名章節中，柏拉圖讓蘇格拉底宣稱禁止詩人進入他的理想國，並對「詩歌」極盡猛烈抨擊之能事。今天我們認為詩歌是文學的一部分，是一種寫作形式，但在柏拉圖時代不是這樣。高聲朗誦而不是默默寫下，側耳傾聽而不是靜靜閱讀，詩歌代表了口頭表達的遠古傳統，這一傳統一直居於希臘教育制度以及希臘文化的中心地位。在精神生活中，詩歌和文學代表了兩種相反的理想。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對於詩人的主張，這一主張不是反對詩歌，而是反對口頭文學傳統——既是遊吟詩人荷馬的傳統，也是蘇格拉底本人的傳統——以及為這一傳統所反映和鼓勵的思維方式。英國學者埃裡克·哈弗洛克（erichavelock）在《柏拉圖導論》（prefacetoplato）一書中寫道，「思想的口頭狀態」是柏拉圖的「主要敵人」。
正如哈弗洛克、沃爾特·翁及其他古典主義者所揭示的那樣，柏拉圖對詩歌的批評隱含著對書面寫作這項新技術以及它所鼓勵的閱讀者思維狀態——邏輯的、嚴格的、自立的——保護。柏拉圖看到了書寫能夠在人類智慧方面為文明帶來的巨大好處——這種好處已經體現在他自己的寫作當中。沃爾特·翁寫道：「柏拉圖那入木三分的哲學思維之所以有可能出現，唯一原因就在於書面寫作對思維過程產生的影響。」通過《斐德羅篇》與《理想國》表達出來的有關書寫價值的彼此衝突的微妙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從口頭文化向書面文化轉型而造成緊張局面的證據。柏拉圖和蘇格拉底各自以其不同的方式體會到，那是由字母這一工具的發明而引發的轉變，這個轉變將會給我們的語言和思維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純口頭文化中，思維受制於人類的記憶能力，知識就是你能記住的內容，而你能記住的內容又受到頭腦儲存容量的限制。在人類有文字記載歷史之前的千萬年間，語言不斷進化，成為個體記憶複雜資訊的輔助手段，並且使彼此之間可以很容易地通過講話交流資訊。沃爾特·翁認為，「嚴肅的思考」必然要與「記憶系統糾纏在一起」。措辭和語法使語言變得極富韻律、悅耳動聽，為了輔助記憶，資訊被編成常見的片語，即我們今天所說的成語。知識體現在柏拉圖所定義的「詩歌」中，詩人學者這樣一個專門階層成了一種有血有肉的裝置，用於資訊的儲存、使用和傳承。用哈弗洛克的話說，口頭文化中的法律、檔案、公報、決議、傳統，即今天會被「存檔」的所有文本，只能「作成套話連篇的詩歌」，「以高聲吟唱的形式」傳播。
我們遠古祖先的口頭世界在情感和直覺方面應該有足夠的深度，而我們今天已經不再欣賞這樣的深度。麥克盧漢相信，文字出現以前的人們肯定特別享受那種「天人合一」的美感。他認為，學會閱讀以後，我們會遭受「那種感覺的失落，失去了沒有文字的社會所經歷的那種情感介入」。但從智力上講，我們先人的口頭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現在的書面文化淺薄。書寫下來的文字把知識從個體記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得語言不再受到記憶和背誦所要求的詩歌韻律及公式化結構的約束，思維和表達的廣闊疆域隨之向大腦開放。麥克盧漢寫道：「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讀寫能力帶來巨大價值的有力證明，這是顯而易見的。」
沃爾特·翁在1982年出版的影響巨大的研究著作《口頭文化與書面文化》（oralityandliteracy）中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評論說，「口頭文化」能夠「產生強大而優美的口頭表現能力，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人文價值。一旦書寫佔據了人們的心靈，口頭文化連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但是，書面文化「是絕對必要的，不光對於科學的發展是必要的，對歷史、對哲學、對文學作品以及任何藝術都是絕對必要的。實際上，就連對語言本身（包括口頭語言）的解釋，也是絕對必要的」。沃爾特·翁得出結論，書寫能力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對人類更加完整的潛能的充分實現是必不可少的。書寫提高了人們的意識」。
在柏拉圖時代以及此後很多個世紀，因書寫而提高的意識為社會精英所獨佔。在字母帶來的認知好處擴散到社會大眾以前，不得不發明另一套智力技術——這套技術涉及文字作品的抄寫、生產和發行。
蓋革計數器，一種儀器，可以用來觀察和測量射線的密度，比如放射性物質的粒子，通常包括一個蓋革試管和其他相關的電子裝置。——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