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最初開始書寫的時候，他們會把那些記號隨手畫在碰巧出現在身邊的東西上——光滑的岩石，小塊的木片，剝下的樹皮，零碎的布條，片狀的甲骨，大塊的陶片。這類臨時的物件是書面文字的原始媒介，其優點是成本低廉、數量充足，缺點是可用面積小、形狀不規則，而且容易丟失、破碎，或者由於別的原因而損毀。它們適合用來題詞，或者寫個簡短的便條，不過，寫得再多就不行了。誰也不會想到要把深刻的思想或冗長的論證寫到小石塊或者陶瓷碎片上。
蘇美爾人最早使用專門媒介來書寫，他們把楔形文字寫到精心準備的由黏土製成的陶片上，在他們居住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黏土資源十分豐富。他們將一把黏土弄溼，做成薄片，用削尖的蘆葦寫上字，然後曬乾，或者在窯中燒乾。官府檔案、公文函件、商業票據以及法律協議全都寫在這種經久耐用的陶片上。諸如歷史記載、宗教故事以及當代事件記錄之類篇幅更長、文學性更強的作品，也都是這麼寫的。為了適應篇幅長的書寫內容，蘇美爾人會給陶片編號，從而創造了一個黏土「頁碼」序列，這成了現代圖書的雛形。在此後的很多個世紀裡，黏土還將繼續作為普遍使用的書寫載體。不過，由於陶片的準備、搬運及儲存都很困難，通常只用於官府的正式檔案。讀寫能力一直都是一種神秘莫測的東西。
大約在西元前2500年前後，埃及人開始利用尼羅河三角洲大量生長的紙莎草製造紙卷。他們從這種植物上剝下纖維，放在一個十字形的器具中用力擠壓，擠出其中的汁液。樹脂把纖維黏結成薄片，然後再經過捶打，形成光滑的白色書寫面，這種東西跟我們今天所用的紙張已經很接近了。粘在一起首尾相接的紙張可以多達20頁，它們形成很長的紙卷。就像之前的黏土陶片一樣，這些紙卷有時候也會按數字序號排列。紙卷柔軟、輕便，易於存放，較之陶片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曾以草紙卷作為他們的主要書寫載體，儘管羊皮紙最終取代草紙，成了他們的首選。
草紙卷造價高昂，紙莎草必須從埃及引進。把羊皮製成羊皮紙是一項很費時間的工作，也需要具備一定的技巧。隨著書寫變得越來越普及，可供學生用來做筆記、寫作文的廉價書寫載體的需求日益增加。這種需求刺激了蠟版這一新型書寫裝置的發展。蠟版有一個簡易的木框，框裡是一層蠟。在蠟版上寫字用的是一種新型鐵筆，這種鐵筆有一個筆尖，另外一頭是鈍的，用來把蠟刮平。因為寫在蠟版上的字很容易擦掉，所以學生以及其他書寫者可以反覆使用，比紙卷經濟得多。雖然蠟版不是非常複雜的工具，但在推動讀寫行為從專業化的手藝向日常活動（當然，是對識字公民而言）轉變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蠟版之所以重要，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古人想要以低成本的方式儲存或釋出冗長文本的時候，他們會用皮條或布條把一些陶片捆紮起來。一位略晚於耶穌的無名氏羅馬工匠受此啟發，把幾張羊皮紙縫在一對堅硬的矩形皮革中間，從而創造了第一本真正的圖書。儘管還要經過幾個世紀的時間，這種捆綁起來的書才能徹底取代寫有文字的紙卷，但對那些最早的使用者而言，這一技術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文字可以寫在紙的兩面，一本書所需要的草紙或羊皮紙就比一面書寫的紙卷少得多，從而顯著降低了生產成本。這些書也更加小巧，因而更易於運輸和收藏，很快就成了發行早期的《聖經》及其他作品的首選方式。這樣的書也很容易查閱。使用紙卷書寫時，要在一篇長文中找到某一特定段落是一項很麻煩的工作。現在通過前後翻檢頁碼，這變成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儘管成書技術飛速發展，口頭文化世界的遺產仍在繼續影響著書面文字的讀寫方式。在古人的世界裡，默讀基本上不為人所知。就像此前的陶片和紙卷一樣，新興書籍的閱讀規則一直都是高聲朗誦，不管閱讀者是一群人還是一個人。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一書的一個名篇中，描述了他在西元380年前後看到米蘭主教安布羅斯一個人默默閱讀時的驚訝之情。奧古斯丁寫道：「他看書的時候，目光掃過書頁，大腦探究含義，但是他舌頭不動，寂然無聲。我看到他讀書的時候，經常就是這個樣子，因為他從來不會出聲朗讀。」這樣的奇特行為讓奧古斯丁大感困惑，他猜想安布羅斯是不是「需要節制用嗓，以免嘶啞失聲」。
我們今天很難想象，早期書寫的單詞之間沒有空格。在那些書記員謄寫的書中，每一頁、每一行的單詞都連在一起，沒有任何分隔。單詞之間缺少分隔，這是語言起源於口頭講話的反映。我們說話的時候，不會在每個單詞之間插入停頓，一長串連續音節從我們的嘴唇上不間斷地流出。最早的書寫者也不會想到，要在單詞之間加上空格。他們只是簡單地記錄發言，寫下耳朵告訴他們要寫的內容。（現在，小孩學寫字的時候，他們也會像早期的書記員一樣，所寫即所聽，把單詞連寫在一起。）那時的書記員也不太注意句子中的字詞順序。在口語中，講話的含義主要通過講話者把重音放在不同音節上而產生的感染效果來表達，這一口語傳統仍在繼續支配著書寫。在中世紀早期，閱讀者在解釋書上的文字時，不會把詞序作為含義符號來使用。詞序規則那個時候還沒有發明。
約翰·桑格爾（johnsaenger）在其書寫史著作《單詞間隔》（spacebetweenwords）中解釋說，單詞之間缺少間隔，再加上詞序沒有規則，這給古代閱讀者增加了「額外的負擔」。閱讀一行一行的文字時，讀者的眼睛只能緩慢地移動，經常需要在行間停頓。由於很難搞清一個單詞到哪結束，新單詞從哪開始，也不容易弄明白每個單詞在句子中充當什麼成分，閱讀就會頻頻停頓。那時的閱讀就像是在猜謎，整個大腦皮層，包括負責解決問題和作出決定的前部區域在內，全都處於啟用狀態。
閱讀文本是一個認知解析活動密集的緩慢過程，這使讀書成了一件十分費力的差事。除了安布羅斯這樣特別的個例，沒有人會無聲地默讀，原因也在這裡。把音節讀出來，這對書面文字的解析至關重要。那些約束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是無法忍受的，但在依然植根於口頭傳統的文化中，倒也沒有多大關係。桑格爾寫道：「因為閱讀者陶醉於有聲閱讀產生的抑揚頓挫的韻律之美，所以希臘語和拉丁語雖然沒有單詞之間的分隔，但並沒有成為當時人們有效閱讀的障礙，就像對追求快速閱讀的現代讀者造成的麻煩一樣。」此外，對大多數有文化的希臘人和羅馬人而言，讓奴隸為他們讀書，那是一件再高興不過的事。
直到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書面語言才最終擺脫口語傳統，開始適應閱讀者的獨特需要。隨著中世紀不斷向前推進，讀書人——修道士、學生、商人、貴族——的數量穩步增長，書籍的有效供應不斷擴大。很多新書都是技術性的，不是用於消遣性或學術性的閱讀，而是作為實用性的參考。人們開始願意而且也需要進行私人性的快速閱讀。閱讀不再是一種履行職責的行為，而成了個人接受教育、實現進步的手段。這個轉變導致了表音字母發明以來最為重要的書寫變革。西元后第二個千年開始的時候，寫作者已經開始把詞序規則運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把遣詞造句納入可預知的標準化語法系統。與此同時，書寫者把句子劃分成單個的單詞，中間以空格區分。這種做法先是從愛爾蘭和英格蘭開始，隨後擴充套件到西歐其他地區。到13世紀，對拉丁文以及歐洲各國的本地語言來說，單詞連寫基本上已經成了陳規舊習。進一步方便讀者的標點符號也開始成了司空見慣的標記手段。書寫之於眼睛，不亞於書寫之於耳朵，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無論怎麼估計這些改變的重要意義，都不會言過其實。詞序標準的出現引發了語言結構的一場革命，正如桑格爾所注意到的，這場革命「天生就與古代修辭對抑揚頓挫、韻律優美的追求截然相反」。在單詞之間設定空格，減輕瞭解析文本時產生的認知壓力，使快速默讀成為可能，理解內容也大幅增加。這樣的流利閱讀技能必須通過學習獲得，它需要大腦神經迴路發生錯綜複雜的變化，當今對年輕閱讀者的研究已經揭示了這一點。瑪麗安·沃爾夫解釋說，嫻熟閱讀者大腦中負責快速解析文本的專門區域會得到發展。連通該區域，「是要呈現重要的視覺、音素及語義資訊，並以閃電般的速度記起這些資訊」。例如，大腦視覺皮層發展出一幅由神經細胞組成的「名副其實的拼貼畫」，用以在幾毫秒之內識別出「字母、字母模式以及單詞的視覺影像」。隨著大腦變得越來越習慣於解析文本，之前那種費力的解決問題的閱讀活動開始轉變成一個實質上自動進行的過程，於是大腦就可以把更多的資源投入文本含義的解析。我們今天所謂的「深度閱讀」變成了可能。桑格爾寫道，單詞分隔通過「改變閱讀的神經生理過程，解放了讀者的智力才能。即便是智力平平的閱讀者，都能快速閱讀，而且還能理解越來越多、越來越難的文章」。
閱讀者不光效率提高了，他們的專注程度也提高了。悄無聲息地閱讀一部厚書，需要具備長時間保持精力高度集中的能力，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陶然忘我」於書中。這樣的智力訓練並非易事。就像我們在動物王國中大部分近親的大腦一樣，人腦的天生狀態是不專心的。這種先天傾向會把我們的目光和注意力從一個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目標，總是想知道周圍儘可能多的事情。2004年《當代生物學》（currentbiology）雜誌上的論文指出，神經學家已經發現我們的大腦有一種原始的「由粗到精」機制，它「對原始的感官輸入加以粗略處理，不知不覺地把注意力迅速轉向具有潛在重要性的突出視覺特徵」。最能吸引我們注意力的是周邊環境發生變化的線索。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的瑪雅·派因斯（mayapines）解釋說：「我們的感覺對變化最敏感，固定不變的目標成了場景的一部分，基本上會讓我們視而不見。」但是，只要「環境一有改變，我們就會注意，因為這可能意味著危險——或者機會」。關注焦點的快速轉移曾經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這會降低掠食者對我們的偷襲，或者我們忽略附近食物來源等情形發生的機率。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人類思維的常規路徑一直都是線性的。
讀書活動是一個非自然的思維過程，這個過程要求對單一、靜止目標的關注持續不變，並且不能被打斷。按照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fourquartets）中的說法，讀書要求讀者置身於「旋轉世界的靜止點上」。讀者必須訓練自己的大腦，對周圍的其他事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抵抗把關注焦點從一個感官訊號跳轉到另一個感官訊號上的強烈慾望。他們必須對自己的注意力施加「自上而下的強力控制」，形成或強化反制本能的精力分散所需要的神經連線。倫敦國王學院心理學家沃恩·貝爾（vaughanbell）寫道，「相對不受干擾地專注於單一任務的能力」代表了「我們心理發展史上」一個「奇怪的反常現象」。
當然，早在書籍出現甚至字母出現之前很久，很多人就已經培養出持續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獵人、工匠、苦行僧，所有這些人都得訓練他們的大腦，使之能夠控制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讀書過程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與注意力高度集中相伴的還有高度活躍而又十分有效的文本解析和含義解釋活動。閱讀一連串印刷文字的價值不僅在於讀者從文字中獲得的知識，還在於那些文字在他們頭腦中引發心智感應的方式。長時間全神貫注的讀書為人們開闢了一片安靜的空間，他們在這片空間中展開自己的聯想，進行自己的推論，做出自己的類比，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們進行深度思考，一如他們進行深度閱讀。
就連那些最早的默讀者都已經認識到，當他們沉浸在書中的時候，自己的知覺會發生顯著變化。據中世紀的敘利亞主教艾薩克描述，無論什麼時候，一個人默默讀書都「像是在做夢，進入了感覺和思緒高度集中的狀態。記憶的騷動打破了這種沉寂，內心思考帶來的喜悅浪潮此起彼伏，意料之外的歡愉突然爆發」。讀書是一項沉思冥想的活動，不過讀書時大腦並非無所作為，而是要充分動員，全力運轉。為了全力應對字詞、思想及情感產生的內部刺激流，閱讀者會讓自己的注意力擺脫外部刺激流的干擾。這就是深度閱讀過程獨一無二的本質。是書本技術讓我們心理發展史上的這個「奇怪的反常現象」成為可能。讀書人的大腦不只是一個會認字的大腦，它更是一個博學的大腦。
書面語言的變化解放了書寫者，也解放了閱讀者。單詞連寫不只給閱讀者帶來麻煩，對書寫者來說也是一種折磨。為了逃避這個苦差事，作家通常會口授作品，由職業書記員負責書寫。等到單詞之間開始使用空格，書寫變得簡單起來，作者就拿起了筆，開始親自把字詞寫到紙上去。他們的作品變得更加個人化，更加具有冒險精神。他們開始表達有悖傳統、引發爭議的思想，甚至發表離經叛道的煽動性言論，從而推動知識和文化向前發展。法國本篤會修士吉貝爾在自己的房間裡獨自筆耕，對宗教經文的非正統解釋，對夢境的生動描述，甚至是有關性愛的抒情詩篇，他都有足夠的信心寫出來——假如要他把這些內容口授給書記員，他是永遠也不會寫出來的。到了晚年，吉貝爾雙目失明，不得不重新求助於口授，他對只能「用嗓子，而無法用手、用眼來寫作」的狀況多有抱怨。
作者們也開始反覆修改、校正他們的著作，這種情況在口授書寫時代是沒有的。這也改變了寫作的形式和內容。桑格爾解釋說，作家第一次「能夠從整體上看到自己的手稿，可以通過前後參照來建立作品的內在關係」，並能消除中世紀早期「口授文學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冗長重複現象」。由於作者自覺地努力提煉他們的思想和邏輯，書中的論證變得更充分、更清楚，同時也更為複雜，更加具有挑戰性。到14世紀末，文字作品通常會劃分章節和段落，有時候還會包括目錄，以幫助讀者掌握日趨詳盡的著作結構。當然，正如柏拉圖優雅的對話體著作那樣，在散文和詩歌方面，此前早已有了敏感而又自覺的文體大家。然而，新的寫作規則極大地推動了文學作品，尤其是用各國本地語言書寫的文學作品的產生。
書寫技術的進步改變了個人在閱讀和寫作方面的體驗。這種進步也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圍繞著無聲讀書這一實踐活動，更加寬泛的文化通過微妙而明顯的方式開始成型。由於大學開始強調私人閱讀的重要性，並將其作為課堂授課必不可少的有效補充，教育和治學的本性發生了變化。在大學生活中，或者在更普遍的城市生活中，圖書館開始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圖書館的建築結構也隨之變化，原本與有聲閱讀相適應的私密迴廊和閱讀單間都被拆除了，代之以大型公共房間，學生、教授及其他借閱者可以坐在一起，共同圍著長桌安靜地閱讀。諸如詞典、術語表、詞彙索引之類的參考書變成了重要的閱讀輔助物。書籍珍本經常被固定在閱讀桌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圖書需求，出版業開始形成。圖書製作這個長期由宗教書記員在修道院的寫字間裡把持的領域，開始以世俗的車間工廠為中心，職業抄寫員在這裡按照工廠主的指示有償從事圖書抄寫活動。一個生機勃勃的圖書市場應運而生。圖書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定價。
過去幾百年來，書寫技術一直都在反映並強化著催生它的口頭文化的智慧倫理。陶片、紙卷以及手抄本的書寫和閱讀都在強調知識的公共發展和廣泛傳播。個人的創造一直服從於群體的需要。寫作更多地作為一種記錄手段，而非創作手段。現在，寫作開始接納並傳播一種新的智慧倫理——書籍的倫理規範。知識的發展變成了一種日益私人化的行為，每個讀者都可以在自己的頭腦中，創造性地對其他思想者通過寫作傳遞出來的思想和資訊進行私人化的綜合。個人主義隨之得到強化。小說作家兼歷史學者詹姆斯·卡羅爾（jamescarroll）注意到，「由於知者要對所知負責，默讀既是自我意識的標誌，也是自我意識的手段」。一個人獨自進行研究成了取得智力成就的先決條件。思想和表達的原創性成了心智楷模的顯著特點。雄辯家蘇格拉底和大作家柏拉圖之間的爭執終於塵埃落定——柏拉圖取得了勝利。
但是這一勝利並不徹底。因為手抄本一直造價高昂，數量稀少，所以圖書帶來的智慧倫理以及深度閱讀造就的睿智頭腦仍然侷限於比較小的特權公民群體。字母這一語言媒介在書中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傳媒，這是一種寫作傳媒。然而，圖書還有待找到它自己的理想傳媒——能夠使它們廉價、迅速、大量製造併發行的技術。
1445年前後的某個時間，一位名叫約翰內斯·古騰堡的德國金匠離開居住了幾年的斯特拉斯堡，沿著萊茵河返回他的出生地美因茨。他當時帶著一個秘密，而且是一個大秘密。過去10年間，他一直在偷偷地從事幾項發明工作。他相信這些技術組合起來可以為一個全新的出版行業奠定基礎。古騰堡看到了以新的印刷機器取代古老的手工抄寫，從而推動圖書及其他書面作品自動化生產的重大機遇。從富有的鄰居約翰·福斯特（johannfust）那裡借得兩筆數量可觀的貸款之後，古騰堡在美因茨建起車間，購置了一些工具和材料，隨即開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金屬加工技術，把合金熔液澆鑄成模型，創制出高度統一、寬度不同的可調整型小型字模。這些字模或活字可以快速排成活版，以供印刷。印刷完成之後，可以拆下活字，為新書頁重新排版。古騰堡還改進了用於釀製葡萄酒的木質螺旋壓榨機，使其能夠把活字影像轉印到羊皮紙或木漿紙上，而不會弄髒印刷文字。在古騰堡的印刷系統中還有第三項關鍵發明：可以附著在金屬字模上的油墨。
活字印刷機造好之後，古騰堡很快就用它來為天主教會大量印刷宗教戒律。這項工作報酬不菲，不過在古騰堡的心目當中，這並不是他的新機器要做的工作。他雄心勃勃，從福斯特那裡籌集到資金後就開始著手準備自己的第一項重要工作：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宏偉的兩卷本《聖經》。古騰堡出版的《聖經》厚達1200頁，每頁分為兩欄，每欄有42行，用具有鮮明哥特式風格的字型印刷，這種字型是模仿德國最優秀的抄寫員的字跡設計出來的。《聖經》製作歷時至少3年方告完成，這是古騰堡的重大勝利，同時也是他的嚴重失敗。1445年，剛印了200本《聖經》，古騰堡的資金就已耗盡。由於無力支付貸款利息，他被迫把自己的印刷機、活字及油墨轉讓給福斯特，並從此放棄了出版業務。事實證明，通過經商積累了財富的福斯特在印刷生意上表現出的才能，絲毫不亞於古騰堡在印刷機器上的天才表現。他與古騰堡的一位極富才華的僱員彼得·舍費爾（peterschoeffer，此人以前是抄寫員）一道，組織起營銷力量，出版了很多種暢銷於法德兩國的圖書，從而使這項工作成為獲利豐厚的事業。
儘管古騰堡無法分享活字印刷帶來的豐厚回報，但他的這一發明仍然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培根在其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organum）一書中寫道，活字印刷以不同尋常的速度——起碼按中世紀的標準來衡量是這樣——「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可以說，沒有一個帝國、一個教派，或者一個明星曾經對人類事務施加過更大的威力和影響」。（培根認為，唯一能與活字印刷相提並論的其他重大發明只有火藥和指南針。）古騰堡把手工技藝轉化為機械工業，改變了印刷出版的經濟格局。只需要幾個工人，就能大批次地快速生產圖書的完美版本。圖書不再是昂貴、稀缺的物品，而成為大量供給、人人買得起的東西。
1483年，在義大利佛羅倫薩由修女經營的印刷廠中，印刷1025本柏拉圖《對話錄》的新翻譯版本收費3個弗羅林幣。而一個抄寫員完成這一工作的收費是1個弗羅林幣，不過他只能生產一本。隨著紙張應用的不斷增長，圖書製作成本大幅下降。造紙術是來自中國的發明，那裡的羊皮十分昂貴。由於圖書價格下降，需求激增反過來又引發了圖書供應的快速增長。各種新版圖書洪水般地湧入歐洲市場。有人估計，古騰堡印刷術發明之後50年間生產的圖書數量與歐洲抄寫員此前1000年間完成的數量相當。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在《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theprintingpressasanagentofchange）一書中指出，一度十分稀有的圖書突然大量出現，這讓當時的人們大為震驚，「非同尋常的特點讓人們認為那是一個匪夷所思的神奇發明」。福斯特一開始帶著大批印刷圖書前往巴黎推銷的時候，據說守城憲兵懷疑他是惡魔的同盟，因而把他趕了出去。
隨著人們競相購買並閱讀活字印刷機生產出來的廉價讀物，人們對其邪惡影響的恐懼很快煙消雲散了。1501年，義大利印刷商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引進了可以裝在口袋裡的八開本格式，這種開本明顯小於傳統的對開本和四開本，圖書因此變得更便宜、更便攜，也更加個人化。就像鐘錶微型化使得人人都成了計時員一樣，圖書微型化使讀書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不久之前，還只有學者和僧侶才能端坐在安靜的房間裡讀書。而現在，就連一個普通人都能組建一個擁有數卷藏書的圖書館，不光博覽群書成為可能，還可以在不同著作之間對照比較。在1534年出版的拉伯雷暢銷著作《巨人傳》（gargantua）中，主人公驚呼：「全世界到處都是知識淵博的聰明人，有學問的校長、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比比皆是。柏拉圖時代，西塞羅時代，帕皮尼安時代，都沒有今天這樣便利的學習條件。」
一個良性迴圈就此啟動。圖書供應不斷增加，激發了公眾對讀書識字能力的渴求，而這一期望又進一步刺激了圖書需求。出版行業隨之蓬勃發展。到15世紀末，將近250個歐洲城鎮擁有印刷廠，先後出版的圖書約有1200萬冊。16世紀，古騰堡印刷術從歐洲傳播到亞洲和中東。1539年，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墨西哥城建立了印刷廠。到17世紀初，活字印刷已經無處不在，不光生產圖書，還有新聞報紙、科技期刊以及其他各種雜誌。由於莎士比亞、塞萬提斯、莫里哀、彌爾頓，不用說還有培根和笛卡爾等大師的作品紛紛問世，不斷進入書店和圖書館，印刷文學的第一個鼎盛時期隨之到來。
不僅當代作家的作品大量印刷出版。為了滿足公眾對廉價讀物的需求，出版商推出了大量經典著作，其中既有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原版作品，也有各國語言的翻譯版本。雖然大多數出版商出版經典著作的動機是為了獲利，但對新興的以圖書為中心的文化而言，古老作品的流傳為其提供了智力的深度和歷史的連續性。正如愛森斯坦所說，「重印古舊作品」的出版商可能只是為了充實自己的腰包，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為讀者呈上了「一道比以前的抄寫員提供的更加豐盛、更加多樣化的大餐」。
與高尚一道而來的是卑鄙。低俗的小說，騙人的理論，陰暗的小報，氾濫的宣傳，當然還有大量的色情描寫，紛紛湧向市場，而且都能在社會上的每個角落找到熱切的讀者。英國首位書報審查官在1660年指出，牧師和政治家開始懷疑，「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給基督教世界帶來的危害」是不是「大於好處」。西班牙著名劇作家洛佩·德·維加在1612年的戲劇《全民皆兵》（allcitizensaresoldiers）中，表達了很多貴族的感受。他寫道：
這麼多的書——這麼多的混亂啊！
包圍我們的是印刷品的汪洋大海，
而大部分海面上都泛著無聊的泡沫。
不過，泡沫本身也是至關重要的。泡沫不但沒有抑制由印刷圖書催生的智力轉變，反而放大了這種轉變。無關緊要的閒書加快了圖書在大眾文化中的傳播速度，使其成為人們閒暇時的主要消遣方式，從而也有助於推動聚精會神的深層閱讀。愛森斯坦寫道：「伴隨著純粹精神投入而來的靜默、孤獨及沉思，同樣也會與精讀庸俗小報的過程相伴而生。」不管一個人沉迷於英雄救美的言情小說，還是陶醉於清麗高雅的詩詞名篇，對神經突觸造成的影響大致是一樣的。
當然，不是人人都能成為讀書人。很多人——窮人、文盲、離群索居者、百事不問者——從來沒有參與到古騰堡的技術革命中，起碼是沒有直接參與其中。即便是在最渴望讀書的普通大眾當中，通過口頭進行資訊交流的古老傳統依然十分流行。人們繼續交談爭論，繼續參加演講、辯論及佈道活動。在新技術的採納和應用問題上，任何一個概括性結論都不會是盡善盡美的，這種限制值得關注，但是這種限制不會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活字印刷技術的發明是西方文化發展史和西方心智發展史上的根本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