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形式和內容方面的其他變化將會是很微妙的，並且這些變化發展得很慢。譬如，由於越來越多的讀者通過網上搜尋來尋找要讀的書，書的作者必將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他們需要斟酌詞句以適應搜尋引擎，而這正是當今博主及其他網路寫手習以為常的寫作方式。史蒂文·約翰遜大致勾畫出了一些可能出現的結果：「作家和出版商會開始考慮單獨的頁面或章節在谷歌搜尋結果列表中如何排名，有些片段經過精心設計，顯然是希望吸引搜尋訪客。面向潛在搜尋者，給每個段落加上描述性標籤。為了使排名靠前，章節標題經過反覆調整。」
觀察人士相信，社交網路功能融入電子閱讀器只是個時間問題。一旦融入這種功能，讀書就會轉變為一種類似於團體活動的行為。在瀏覽電子文本的時候，我們可以彼此交談，也可以傳遞虛擬筆記。我們將會訂購新型服務，自動對我們的電子書進行更新，新增其他讀者的評論意見和修改內容。圖書未來研究所是美國南加州大學安納堡傳播中心下屬的一個研究機構，該研究所的本·弗什波夫（benvershbow）說：「書中很快就會出現關於本書的討論，這些討論既有現場交談，也有通過批註形式進行的非同步交流。你將可以看到還有誰在讀這本書，並且可以向他們發起對話。」科普作家凱文·凱利（kevinkelly）在一篇引發廣泛討論的文章中甚至提出，我們將會在網上舉行剪貼聚會。我們會對舊書進行一些零碎的修補，使之成為新書。他寫道，「圖書一旦實現了數字化，就可以分拆成單獨的頁面，或者進一步縮減為一頁當中的許多片段。這些片段可以重新組合，成為重新編排的新書」，而這些新書隨後又可以「出版發行，在公眾之間相互交換」。
上述這種場景可能會出現，也可能不會出現。但是，網路把所有傳媒都轉變為社會化傳媒的趨勢看來是無法避免的，這種趨勢將會對閱讀方式和寫作方式產生深遠影響，進而也會對語言本身產生深遠影響。與默讀習慣相適應，書的形式也會發生轉變，一個最重要的結果就是私人化寫作的發展。作者可以假定全神貫注的讀者在理智和情感上都能深深地沉浸在書中，這樣的讀者「最終一定會來的，而且會對他們心存感激」，他們很快就擺脫了社會性語言的固有限制，開始探索獨特的文學形式，其中一些形式只能存在於書頁之中。我們已經看到，私人作家獲得的新自由帶來了寫作試驗的大爆發，這些試驗擴大了詞彙量，拓展了語法邊界，並且在一般意義上提高了語言的靈活性和表現力。既然閱讀背景又一次面臨轉變，要從私人化的書頁轉移到公共性的螢幕，作者必將再一次作出適應性改變。他們會越來越刻意地加工自己的作品，使之適應評論家凱萊布·克雷恩（calebcrain）所說的「群體化」閱讀環境。在這種環境下，人們讀書主要是「為了尋求歸屬感」，而不是為了獲得啟迪和樂趣。隨著人們對閱讀活動社會性的關注全面超越對文學性的興趣，作家必定會捨棄文學創作的藝術鑑賞要求和大膽試驗做法，轉而鍾情於四平八穩、通俗易懂的寫作風格。寫作將會變成一種記錄聊天內容的手段。
電子文本具有臨時性的本質屬性，這種性質必然也會對寫作風格造成影響。印刷圖書是一件已經完工的精美物品，油墨一旦印到紙上，書中的詞句就無法抹掉了。對那些最優秀、最負責的作家和編輯而言，以盡善盡美的作品作為出版活動的最終結果，這是長期滲透於他們內心的熱切願望，甚至是焦急渴望——以追求傳世不朽的眼光和態度寫作。電子文本是暫時性的。因此在數字化市場上，出版發行變成了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斷斷續續的事件，電子書的修訂可以無限制地進行。即便是在把一本電子書下載到聯網裝置之後，也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自動更新——就像今天軟體程式的自動更新一樣，這早已成了家常便飯。寫作過程宣告結束的感覺沒有了，這很快就會改變作者對待自己作品的態度。力求完美的壓力即將消失，一起消失的還有這種壓力帶來的在藝術上精益求精的嚴苛要求。作家設想情境和寫作態度發生的小小變化，最終怎麼會對作品造成那麼大的影響？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只要看一下書信發展史就會明白。比如，19世紀的私人信函跟我們今天所寫的私人電子郵件和手機簡訊迥然不同。我們習慣於非正式的直白表達，從而造成了表達方式的日趨萎縮，也導致了修辭技巧的不斷喪失。
毫無疑問，電子書具有的連通性及其他特點必將給人們帶來新的樂趣。就像凱利所說的那樣，我們甚至可以把數字化看成一場解放運動，這是一種把文本從書頁中解放出來的方式。不過，這種解放的代價是孤獨的作者和孤獨的讀者之間私密的智力聯絡的進一步弱化——如果這種聯絡不是徹底終結的話。古騰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喚醒了人們，深度閱讀隨之成為普遍流行的閱讀習慣，在這種閱讀活動中，「寂靜是書中含義的一部分，寂靜是讀者思想的一部分」。今後，深度閱讀將會持續式微，完全有可能變成規模越來越小的少數知識精英群體的專屬活動。換言之，我們將要回歸歷史的常態。2005年，美國西北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在《社會學年鑑》（annualreviewofsociology）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這些教授寫道，我們的閱讀習慣最近發生的變化表明，在人類智力發展史上，「大規模深入讀書的時代」是一個短暫的「例外」，「我們看到，這種性質的閱讀正在迴歸以前的社會基礎，即所謂讀書人階級這個可以讓自己流傳後世的少數群體」。隨著這種情形的出現，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是：讀書人階級是會擁有「與日漸稀缺的文化資本相伴而生的權力和威望」，還是會被視為「有著神秘嗜好」的古怪人群。
亞馬遜公司執行長傑夫·貝佐斯在介紹他們的電子書kindle的時候，以揚揚得意的語調宣稱：「能將像書一樣先進的東西加以改進，這是多麼雄心勃勃的目標啊！這甚至有可能改變人們的閱讀方式。」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什麼「模稜兩可」。人們閱讀以及寫作的方式已經被網際網路改變了。而且，隨著書本中的詞句被從印刷書頁當中提取出來，嵌入計算機「中斷技術系統」中，這種變化還將緩慢但肯定地繼續下去。
很長時間以來，批評人士一直在致力於埋葬圖書。19世紀早期，報紙開始蓬勃發展，僅倫敦出版的報紙就超過100種，很多觀察家認為，圖書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處於被拋棄的邊緣。它們怎麼能競爭得過天天發行的報紙與生俱來的即時性呢？1831年，法國詩人政治家拉馬丁宣稱：「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報紙雜誌將會成為出版業的全部內容，也是人類思考的全部內容。人們可以立即構思，立即寫作，立即領會，這些思想將會以光速傳遍全世界。從地球的這一極到那一極，都將為這樣的思考所覆蓋——這種思想突如其來，是從心靈深處爆發出的激情之火。那將是一個人類的字詞居於絕對統治地位的王國。沒有時間等待思考成熟，沒有時間將其編纂成書——等到書印出來，那就太晚了。從今往後，唯一可能存在的圖書就是報紙了。」
拉馬丁錯了。到19世紀結束的時候，圖書依然悠然自得地活在報紙之外。但是，一個危及它們存在的新威脅已然出現：愛迪生髮明的留聲機。起碼在當時的知識階層看來，人們很快就會轉向收聽而不是閱讀文學作品了，這是顯而易見的大勢所趨。菲利普·休伯特（philiphubert）在1889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預言：「很多圖書和故事根本不會印刷出版，它們會以唱片的形式進入讀者，更準確地說是聽眾的手中。」在當時，留聲機可以記錄並播放聲音。他寫道，作為創作文章的一種工具，留聲機肯定也會「遠遠超越打字機」。就在同一年，未來主義者愛德華·貝拉米（edwardbellamy）在《哈潑斯》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們以後將會「閉著眼睛」閱讀。他們會隨身攜帶一個小小的語音播放器，這個東西叫做「必不可少」，可以囊括他們的全部藏書、報紙和雜誌。貝拉米寫道，媽媽們再也不用「為了防止孩子下雨天在家裡調皮搗蛋，給他們講故事講到嗓子都啞了」。孩子們全都會有自己的「必不可少」。
5年後，《斯克里布納雜誌》（scribner’smagazine）做出了一個看起來有些離經叛道的舉動，發表了一篇題為「書的末路」（theendofbooks）的文章，作者是赫赫有名的法國作家兼出版商奧克塔夫·於扎納。他寫道：「書是我的親密朋友，我關於書的命運的觀點是什麼呢？書是我們當前用來闡釋精神產品的一種手段，早晚會淪落到被人拋棄的境地。除了這個結局，我不相信（電氣技術和現代化機器裝置的不斷進步不允許我相信）古騰堡發明的印刷術還能有什麼前途。」印刷術「對人類的思想實施了」幾個世紀的「專制統治」，這種「多少有些陳舊過時」的技術將會被「留聲機」取而代之，圖書館必將轉變成「唱片庫」。隨著解說員取代作者，我們將會看到「口頭表達藝術」的迴歸。於扎納斷言：「女士們談到功成名就的創作人時不會再說‘多有魅力的作家啊’，在無比激動的時候，她們會感嘆‘啊，這位解說員的聲音是多麼讓人震顫、讓人著迷、讓人感動呀’。」
面對留聲機帶來的威脅，圖書活了下來，就像它曾經躲過了報紙的傾軋而倖免於難一樣。聽沒有取代讀。愛迪生的發明後來主要用於播放音樂，而不是朗讀詩詞文章。到20世紀，讀書行為又經受了一場看似致命的新威脅：看電影、聽廣播、看電視。時至今日，圖書還是一如既往的隨處可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印刷作品今後還會繼續大量出版，還會繼續被人們捧著閱讀。紙質圖書或許正走在被淘汰的路上，不過，可以肯定，這將是一條漫長而又曲折的道路。手抄本儘管會讓藏書家欣喜若狂，卻無法改變書籍及讀書已經逐漸沒落的事實，起碼按照過去的定義來看是這樣。就整個社會而言，我們用於閱讀印刷文字的時間空前減少。即便讀印刷文字，也是在上網的間隙匆匆掃過。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steiner）在1997年寫道：「清淨的環境，充裕的時間，全神貫注地默默記誦，這些都是‘高階閱讀’賴以進行的條件，現在基本上已經難覓蹤影了。」他接著說，不過「比起電子技術開創的新天地，這些侵蝕力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50年前，要說我們仍然生活在印刷技術時代，還有可能為這種說法找到理由。如今，是沒有這種可能了。
有些思想家對圖書以及由讀書培育而成的文學思想的衰落表示歡迎。不久前，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教育研究專家馬克·費德曼（markfederman）在對教師們演講時提出，我們傳統上所理解的那種學問「只是一個古雅的概念，現在可以說一無是處。這種審美形式就像是歷代傳誦的詩詞歌賦一樣，與當今教育領域的現實問題毫無關係。文學素養當然不是毫無價值，但是顯然已經不再是當今社會的結構性力量」。他繼續說道，對教師和學生而言，已經到了徹底摒棄書本中那個「線性的、等級分明的」世界，轉而進入「隨時隨地可以相互連通、靠近的」網路世界的時候了——在這個世界中，「最偉大的技能」是「能對不斷變化的上下文加以整合以發現其整體意義」。
紐約大學數字傳媒研究學者克萊·舍基（clayshirky）在2008年的博文中提出，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去哀悼深度閱讀的消亡——它的價值自始至終都被高估了。他寫道，「沒人讀《戰爭與和平》」，儘管那是托爾斯泰最高文學成就的經典代表作。因為「這部小說太長了，而且也不是那麼有趣」。人們已經「越來越確信，托爾斯泰的經典作品實際上並不值得花那麼多時間閱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也是一樣。按照克萊言辭犀利的說法，這些小說迄今為止一直都被「稀裡糊塗地奉為極其重要」的作品，「過去這些年來」，我們實際上一直都在「空洞虛無地讚美」托爾斯泰和普魯斯特之類的作家。我們古老的文學習慣「不過是在缺乏求知途徑的環境中生活的一種副產品」。舍基總結說，由於網際網路賦予了我們無比豐富的「求知途徑」，我們終於可以把那些陳腐的舊習慣拋到一邊了。
這樣的宣言看上去多少有點表演的成分，因而不能太當真。這是某個學術界派別的最新主張，反智面孔是這個派別一以貫之的特點。不過，對於他們的荒誕表演，這次可以給予更寬容的解釋。費德曼、舍基等人可能是後文學時代思想的早期典範，對他們這些知識分子而言，首要的資訊來源一直都是螢幕而非書本。阿爾貝託·曼古埃爾（albertomanguel）寫道：「在傳統上公認的經典著作和我們通過自己的本能、情感及領悟而認可的經典著作（同一部著作）之間，存在著一條極難逾越的鴻溝：通讀經典時經受痛苦折磨，領悟經典時獲得歡欣愉悅，最終把經典轉化為自身體驗，並且在實質上成為經典著作的一流讀者（而不是僅僅停留在把書捧在手上閱讀的層面）。」如果你沒有時間或缺乏興趣，或者不具備接納文學作品的條件——按照曼古埃爾的說法，就是讓它成為自己認可的經典著作，那麼，你當然會認為托爾斯泰的不朽名著「太長了，而且也不是那麼有趣」。
對於那些認為文學精神的價值一直都被誇大了的人，置之不理是很容易的做法，但那麼做是錯誤的。人類社會對待智力成就的態度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們的論點正是一種重要跡象。通過這些人的言辭，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證明這種改變的正當合理性，他們可以說服自己，對深度閱讀及其他形式的專心致志的思維活動而言，上網是一種適當的甚至是更好的替代做法。在論證書籍已經變得陳舊過時、可有可無的過程中，費德曼和舍基提供了智力上的掩護，讓勤于思考的人們舒舒服服地滑入精力分散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正是網上生活的最好定義。
我們對情節緊湊、扣人心絃、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的娛樂內容充滿渴望，這並非起源於全球資訊網的發明。隨著我們的工作、生活節奏不斷加快，隨著廣播電視等傳媒不斷為我們帶來亂七八糟的節目、資訊和廣告，上述情形已經出現幾十年了，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雖然網際網路在很多方面標誌著對傳統媒體的徹底背離，但它也代表著人們在擁抱20世紀的電子傳媒的過程中形成的智力趨勢和社會趨勢的繼續發展。自從電子傳媒誕生以來，這樣的趨勢一直都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和思維。在我們的生活中，精力分散、心煩意亂的情形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不過，從來沒有一種媒體像網際網路一樣，如此廣泛而持續地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戴維·利維在《捲動向前》一書中描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參加施樂公司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召開的一次會議的情形。在那個時候，高科技實驗室的工程師和程式設計師們正在開發許多我們現在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計算機功能。一組傑出的的電腦科學家受邀來到帕洛阿爾託研究中心，參觀一個新型作業系統的現場演示，這個系統讓「多工」執行變得輕而易舉。該系統不同於一次只能執行一項任務的傳統作業系統，它可以把螢幕劃分成許多「視窗」，每個視窗都可以執行一個不同的程式，或者顯示一個不同的檔案。為了說明新系統的靈活性，施樂公司的演示人員點選滑鼠，從一個正在編寫軟體程式碼的視窗切換到了另一個視窗，這個視窗顯示的是剛剛收到的電子郵件。他迅速閱讀並回復了郵件，然後返回程式設計視窗，繼續編寫程式程式碼。現場的一些觀眾為這個新系統鼓掌歡呼。他們發現，多工系統可以讓人們使用計算機的效率提高很多。另一些人則心生畏懼，往後退縮。「當你正在編寫程式的時候，你怎麼會願意被一封電子郵件打斷並且搞得心煩意亂呢？」一位現場參觀的科學家憤怒地質問道。
放在今天，這個問題會顯得很奇怪。視窗介面已經成了所有個人電腦的標準介面，絕大部分其他電腦裝置也是一樣。在網際網路上，視窗之中的視窗之中還有視窗，更別提一長串隨時可以開啟更多視窗的標籤按鈕了。我們對多工已經習以為常，假如不得不回去使用一次只能執行一項任務的計算機，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無法忍受。可是，儘管前面那位科學家所提出的問題一直被擱置，但它在今天仍然像30年前一樣至關重要。正如利維所說，這個問題指出了「兩種不同工作方式之間的衝突，以及對應當如何利用技術來支援工作的兩種理解之間的衝突」。儘管施樂公司的研究人員「熱衷於耍弄多執行緒同時工作的花招」，但在質疑者看來，他自己的工作可是「一項孤獨寧靜、一心一意、全神貫注的活動」。關於如何使用電腦這個問題，在我們有意或無意的選擇下，我們已經拋棄了孤獨寧靜、一心一意、全神貫注的智力傳統，而這種智力規範正是書籍贈與我們的。我們已經把自己的命運交到了雜耍者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