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已經有很長的篇幅不使用第一人稱了，現在是該「我」再次短暫現身的時候了。我在前面幾章中已經拖著你穿越了很大的時空範圍，我對你能跟著我堅持到現在的堅韌精神十分欣賞。你剛才所經過的道路，與我在試圖搞清楚自己頭腦內部所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所走的正是同一條路。在神經可塑性科學和智力技術進步這兩個領域鑽研得越深入，我就越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在智力發展史的全面背景下來觀察，才能對網際網路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作出正確判斷。網際網路是一項革命性的技術，在眾多影響人類思維模式的工具當中，網際網路是最新出現的一種工具，這是對它的最佳理解。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使用網際網路會對我們大腦的工作方式帶來什麼樣的實際影響這個問題上，科學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毫無疑問，這個問題將會是未來大量科學研究的主題。不過，我們已經瞭解或者說可以總結的內容也有很多。新的研究結論甚至比我猜想的結果更加令人不安。心理學家、神經生物學家、教育專家以及網站設計人員進行了很多不同研究，這些研究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當我們上網的時候，就進入了一個鼓勵粗略閱讀、三心二意、膚淺學習的環境。上網時也存在深入思考的可能，就像讀書時也存在淺層思考的可能性一樣，不過，網際網路這種技術鼓勵的可不是那種深層的思考。
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在瞭解我們今天對大腦可塑性的認識之後，假如你打算發明一種傳媒技術，並希望這種傳媒儘可能迅速、徹底地重新排列我們的神經迴路，你最終設計出來的東西，無論外觀還是工作方式，可能都會跟網際網路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不僅僅是我們將會習慣甚至痴迷於使用網際網路的問題。問題在於，網際網路精確地釋放出某種型別的感官刺激和認知刺激——反覆的、高強度的、互動式的、使人上癮的，這種刺激已經導致大腦神經迴路和大腦功能發生了強烈而迅速的改變。除了字母和數字之外，網際網路可能是引起大腦改變的唯一一項最有力的通用技術。最起碼是自有書籍以來最有力的一項技術。
一天當中，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花在網上的時間不少於兩個小時，有時候還要長得多。上網期間，我們通常會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相同或類似的動作，動作的速度一般都很快，這些動作通常是對通過顯示屏或揚聲器發出的提示性資訊所作出的反應。有些動作是肢體行為：敲擊電腦鍵盤；拖著滑鼠點選右鍵或左鍵，要不就是旋轉滑鼠轉輪；用指尖在寫字板上劃過；用拇指在黑莓手機的實際鍵盤或虛擬鍵盤上點選一篇文章；點選iphone、ipod、ipad等裝置觸控式螢幕上的一個個圖示，在「場景」模式和「肖像」模式之間來回切換。
在我們做出這些動作的過程中，網際網路會向我們大腦中的視覺皮層、觸覺皮層和聽覺皮層傳送穩定的刺激輸入流。我們點選滑鼠、滾動轉輪、敲擊鍵盤、觸控式螢幕幕的時候，會有通過手和指尖傳來的感覺產生。同樣，新郵件到達、即時訊息傳來、手機振鈴等發出的聲音會通過耳朵發出聽覺訊號以提醒我們這些事件的發生。當然，在我們暢遊網路世界的時候，會有無窮無盡的視覺訊號從我們的視網膜上閃過：除了變化不停的文字、圖片和影片內容，還有畫線或彩色文字標出的超連結、隨不同功能變換形狀的游標符號、以粗黑字型顯示的新到電子郵件的標題、等著你去點選的虛擬按鈕、敬候你去拖動的各式圖示及其他螢幕元素、需要一一填寫的網路表格、等待閱讀或刪除的彈出式廣告和視窗。到目前為止，除嗅覺和味覺外，網際網路動員我們所有的感官參與進來，而且是讓這些感官同時參與活動。
網際網路還提供了一個高速傳遞響應和回報的系統，用心理學術語來說就是「正強化」，這個系統鼓勵肢體行為和精神行為的重複進行。我們點選一個連結，就獲得了一些可用來檢視和評價的新內容。我們在谷歌搜尋引擎上搜尋一個關鍵詞，眨眼之間就得到了一個有趣資訊的列表，可以讓我們加以評判。我們傳送一篇檔案、一條資訊或者一封電子郵件，經常是分秒之間就能收到回覆。我們使用facebook之類的社交網站，可以吸引結交新朋友，也可以跟老朋友加強聯絡。我們通過twitter傳送資訊，可以贏得新的追捧者。我們寫博文，可以吸引來自讀者的評論，也可以被別的博主加為連結。網際網路具有互動性，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強大的新型工具，可以用來查詢資訊、表達自我，也可以跟別人交談、結識。與此同時，網際網路也把我們變成了實驗室裡的小白鼠，為了得到社會營養或智力營養的小藥丸，堅持不懈地壓動槓桿。
網際網路以遠超過電視、廣播和報紙的強迫性，牢牢掌控著我們的注意力。觀察一下這樣的情景：小孩子給他的朋友傳送手機簡訊，大學生在facebook網站頁面上查詢新訊息和新請求，商務人士在黑莓手機上瀏覽電子郵件。或者你也可以現身說法，考慮一下你在谷歌搜尋引擎中輸入關鍵詞，然後點選各個連結檢視的情形。你所看到的是一個被傳媒深深吸引的頭腦。我們上網的時候，常常會把身邊的其他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就在我們忙於處理通過電腦傳送過來的各種符號和感官刺激的過程中，現實世界不斷向後退卻。
網際網路具有的互動性同樣也放大了這種效應。由於我們通常是在一種社會環境中使用電腦，比如用來跟朋友和同事交談，或者用來製作自己的「個人簡歷」，或者通過博文和個人主頁更新發布自己的思想，因此我們的社會地位總是處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展開的競賽之中，從而也就總是充滿風險。結果就是個人的自我意識——有時候甚至是恐懼意識——加劇了我們沉溺於網路的強烈程度。這對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千真萬確的，對年輕人尤其如此，他們往往更多地使用手機和電腦傳送資訊。今天的青少年在不睡覺的時候，平均每隔幾分鐘就會傳送或接收一條資訊。心理醫學家邁克爾·哈斯烏爾（michaelhausauer）發現，青少年和年齡更大一些的成年人「對同齡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具有令人震驚的強烈興趣，同時，他們對遠離這個圈子表現出一種令人震驚的焦慮」。
對網際網路的使用涉及許多似是而非的悖論。其中，必將對我們的思維方式產生長遠影響的一個最大的悖論是：網際網路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只是為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我們全神貫注於傳媒本身，專心致志地盯著忽明忽暗的螢幕，可是通過螢幕快速傳來的各種資訊和刺激讓我們眼花繚亂，心神不寧。無論何時，無論何地，只要我們一上網，網際網路就會對我們產生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誘惑。人類「想獲取更多的資訊，想留下更多的印象，想擁有更復雜的特性」，瑞典神經學家托克爾·科林博格（torkelklingberg）如是說。我們傾向於「尋找那種需要多種功能同時執行的情形，或者是被資訊完全淹沒的場景」。對於我們渴望被淹沒於精神刺激的強烈願望，如果說印刷書籍的緩慢進展令人沮喪，那麼網際網路則滿足了這個心願。較之歷史上所有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技術，網際網路給我們帶來的讓人分神的內容實在是太多了。就在網際網路向我們呈上資訊盛宴的同時，它也把我們帶回了徹頭徹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狀態。
精力分散並不一定都是壞事。大部分人從自身經驗中瞭解到，如果我們過分專注於一個棘手的問題，可能會陷入一種思維定勢。如此一來，我們的思路就會變窄，徒勞無功地苦苦思索，結果總是提不出新想法。可是如果把問題暫時放下，「留待明天解決」，等我們回頭拾起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經常會有新的視角，創造性隨之迸發。荷蘭心理學家艾普·迪克特赫斯是內梅亨大學潛意識實驗室主任，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注意力出現中斷，可以讓我們在潛意識層面思考問題，從而獲取有意識地考慮問題時難以獲得的資訊和無法開展的認知過程。他的研究揭示出，如果我們把注意力從一個極其困難的思想挑戰上轉移開一段時間，通常可以作出更好的決定。可是迪克特赫斯的研究同時也表明：在我們對問題進行有意識的明確定義之前，潛意識的思考過程並不會涉及這個問題。迪克特赫斯寫道，如果我們頭腦中沒有一個特定的智力活動目標，「潛意識的思考就不會出現」。
網際網路所鼓勵的持續不斷的精力分散，借用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的說法，就是「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狀態，與暫時性的分神截然不同，後者是我們在權衡利弊從而作出決定的過程中有目的地分散精力，它可以讓我們的思維重新恢復活力。網際網路發出的各種刺激性雜音，既造成了有意識思維的短路，也造成了潛意識思維的短路，因而既阻礙我們進行深入思考，也阻礙我們進行創造性思考。我們的大腦變成了簡單的訊號處理器，不斷地把資訊迅速轉變成意識。
2005年，邁克爾·梅爾則尼奇在接受訪談的時候表達了自己對網際網路強大威力的反思，這種威力給我們的神經結構帶來的不是輕微變化，而是根本性改變。他注意到「每次學會一項新技能或者練就一種新能力，我們的大腦在結構和功能兩個方面都會發生相當程度的改變」，因此他把網際網路描述為一系列「現代文化專業化程式」的最新發展，「可以重複‘練習’數百萬次的事件，1000年前的人是絕對沒有機會接觸的」。他得出的結論是「這種影響對我們的大腦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梅爾則尼奇在2008年的一篇博文中又談到這個主題，他再次強調了他的觀點。他發現我們的頭腦會「強化那些經過大量練習的特殊過程」，進而寫道，「當文化驅動我們的用腦方式發生變化的時候，這種變化就會造就‘不同’的大腦」。儘管他承認現在很難想象沒有網際網路、沒有搜尋引擎的生活情形，但他強調說：「網際網路的大量應用造成了神經學後果。」
我們因為上網而不再做的事也會產生神經學結果。正如同步放電的神經元會連線在一起，不同步放電的神經元就不會連線在一起。由於瀏覽網頁擠佔了我們用來讀書的時間，由於收發簡訊擠佔了我們用來遣詞造句的時間，由於在網路連結中不斷跳轉擠佔了我們用來沉思冥想的時間，原本用來支援舊有智力功能和精神追求的神經迴路逐漸弱化，並且開始分崩離析。大腦會回收那些閒置不用的神經細胞和神經突觸，將其用於其他更迫切的工作。我們會獲得新的技能和新的視角，可是舊的技能和視角也會因此而喪失。
蓋瑞·斯默爾（garysmall）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學教授，兼任該校記憶與退化中心主任。斯默爾一直從事數字傳媒帶來的生理學效應和神經學效應的研究，他的研究發現為梅爾則尼奇認為網際網路造成大腦廣泛變化的觀點提供了支援依據。他說：「當前出現了數字技術的大爆炸，這不僅在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而且還迅速而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大腦。」計算機、智慧手機、搜尋引擎以及其他類似工具的日常使用「刺激了大腦細胞的改變和神經遞質的釋放，在逐步強化大腦當中新的神經通路的同時，也在弱化那些舊的神經通路」。
2008年，斯默爾與兩位同事一道開展了針對網際網路應用造成影響的首次實驗，該實驗結果表明，為適應網際網路的廣泛應用，人腦正在發生變化。研究人員徵集了24個志願者，其中12個是經驗豐富的網民，另外12個是網路新手，在他們利用谷歌搜尋引擎進行搜尋的時候，研究人員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由於核磁共振成像儀內部無法容納計算機裝置，他們為實驗物件配備了一副專門的眼鏡，把網頁內容投映到眼鏡上，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手持式觸控板，用來瀏覽網頁。）掃描結果顯示，谷歌搜尋經驗豐富的實驗物件的大腦活動要比網路新手的大腦活動廣泛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熟悉上網的實驗物件使用了大腦左前區域（就是生理學上所說的左前額葉皮層背外側區）中的一個特定神經網路，而網路新手在這個區域表現出的大腦活動微乎其微，如果說不是完全沒有的話」。為了檢驗實驗結果，研究人員還讓實驗物件在模擬讀書環節閱讀線性文本，在這個時候，兩組實驗物件的大腦掃描結果沒有表現出大腦活動的顯著差異。顯然，經驗豐富的網民通過大量使用網際網路，建立起了與眾不同的神經通路。
6天之後再次重複這項實驗的時候，實驗結果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出現了。在實驗間隔期間，研究者讓網路新手每天上網一小時，在網際網路上搜尋內容。新的掃描結果顯示，他們原來基本上處於靜止狀態的前額葉大腦皮層現在表現出廣泛的活躍性，就像上網老手大腦活動的情況一樣。斯默爾寫道：「剛剛經過5天練習，網路新手大腦前部區域同樣的神經通路就變得活躍起來。上網5小時後，網路新手已經完成了大腦內部的重新佈線。」接下來他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的大腦對每天短短一小時的電腦使用如此敏感，當我們把更多的時間用來上網的時候，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另外一項研究發現讓閱讀網頁和閱讀圖書之間的差異顯露無遺。研究人員發現，跟閱讀紙質圖書相比，當人們在網際網路上進行搜尋時，他們表現出一種極為不同的大腦活動模式。在跟語言、記憶和視覺處理相關的大腦區域，讀書人的大腦表現出很大的活躍性，而在大腦前額葉區域，他們大腦的活躍程度不高，這個區域與制定決策和解決問題的功能密切相關。相形之下，當有經驗的網民搜尋網頁的時候，在上述各部分大腦區域都表現出廣泛的活躍性。這一結果令人高興的方面在於，因為上網可以調動如此之多的大腦功能，所以上網可以幫助老年人保持敏銳的思維。斯默爾說，在網上搜尋和瀏覽網頁類似於填字遊戲，可以「鍛鍊」人的大腦。
至於上網時深度閱讀以及其他需要長時間聚精會神的行為為什麼會變得那麼困難，網民大腦中廣泛的活動情況也指明瞭箇中原因。上網的時候，大腦需要評估網頁連結，需要作出相關的瀏覽選擇，同時還得處理目不暇接的感官刺激，這都要求持續不斷地進行精神協調和決策，從而把大腦注意力從解釋文本及其他資訊的工作中轉移開來。作為閱讀者，我們不管是在什麼時候遇到一個網頁連結，都得稍作停頓，至少也會停頓一瞬間，讓前額葉大腦皮層評估一下是否應該開啟這個連結。智力資源改變方向，從閱讀文字轉向作判斷，對我們而言是無法察覺的——大腦的執行速度很快。但是，研究已經表明這種活動會阻礙我們對所閱讀內容的理解和記憶，停頓動作頻繁重複的時候，阻礙作用尤其明顯。由於前額葉大腦皮層需要承擔執行功能，因而我們的大腦不光得到了鍛鍊，還會變得負擔過重。網際網路把我們真真切切地送回了單詞連寫的時代，在那個時候，讀書是一項勞心費神的認知行為。瑪麗安·沃爾夫說，選擇網上閱讀，我們犧牲了實現深度閱讀所需要的條件。我們回到了「單純的資訊解碼」狀態。在全神貫注地深度閱讀時，我們形成了建立豐富的神經連線的能力，現在這種能力基本上被閒置了。
史蒂文·約翰遜在2005年出版的《一切壞事對你都有好處》（every-thingbadisgoodforyou）一書中，對從計算機使用者大腦中觀察到的豐富而廣泛的神經活動與圖書閱讀者大腦中表現出來的較輕微的神經活動作了對比。二者比較的結果讓他提出這樣的論點：使用計算機比閱讀圖書產生了更加劇烈的神經刺激。他寫道，神經學證據甚至可以讓人得出「讀書會習慣性地不產生感官刺激」的結論。不過，儘管約翰遜的論斷是對的，但他對大腦活動不同模式的解釋卻會誤導他人。恰恰是讀書「不產生感官刺激」這一事實使得這項活動在智力方面具有極大的好處。深度閱讀讓我們得以過濾掉那些分散精力的刺激，保證大腦額葉平靜安寧地發揮解決問題的功能，從而使深度閱讀變成了一種深思的形式。博覽群書的讀者擁有一個平和而非喧鬧的頭腦。在神經元的相互連線問題上，認為越多越好的想法是錯誤的。
澳大利亞教育心理學家約翰·斯威勒（johnsweller）30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大腦如何處理資訊，尤其是我們如何學習。他的研究結果闡明瞭網際網路及其他傳媒是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風格和思維深度的。他解釋說，兩種迥然不同的記憶功能並存於我們的大腦當中：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我們把即時的印象、感覺和思考作為短期記憶存放，這些記憶內容通常只能維持幾秒鐘。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所有認識，無論是有意識學到的還是無意識學到的，都會以長期記憶的形式儲存，這種記憶可以在我們的大腦中保持幾天、幾年，甚至一輩子。有一種特殊型別的短期記憶叫做工作記憶，它在把資訊轉化為長期記憶進而建立個人的知識儲存方面發揮著十分有益的作用。工作記憶是我們在任一特定時刻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內容。「我們對處於工作記憶中的內容都有意識，而對在此之外的其他內容沒有意識。」斯威勒說道。
如果說工作記憶是大腦當中的便箋本，那麼長期記憶就是大腦中的檔案櫃。長期記憶的內容基本上都在意識之外。為了想起以前學習或經歷過的事情，大腦必須把相關內容從長期記憶轉變成工作記憶。斯威勒解釋說：「只有將其轉為工作記憶後，我們才會知道長期記憶中存放著什麼資訊。」人們過去一度認為，長期記憶的作用僅僅相當於一個大倉庫，用來存放事實、印象及事件，「在大腦思考和解決問題等複雜的認知過程中幾乎不起任何作用」。不過，腦科學家已經認識到，長期記憶實際上是人們理解領悟的場所，存放其中的不只是事實，還有複雜的概念，或者說「圖式」。這些圖式把零散資訊組織排列起來，形成知識模式，從而使得我們可以進行深入而豐富的思維活動。斯威勒說：「我們高超的智力主要來自長期獲得的各種圖式。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自己專業領域裡的相關概念，是因為我們擁有與這些概念密切相關的圖式。」
把資訊從工作記憶轉為長期記憶，進而形成概念性的圖式，這種能力決定了我們的智力深度。不過，從工作記憶到長期記憶的傳輸通路也形成了大腦當中的主要瓶頸。工作記憶不同於具有很大儲存容量的長期記憶，它能儲存的資訊非常之少。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喬治·米勒在1956年發表了一篇題為「神奇的數字7，加減2」（themagicalnumberseven,plusorminustwo）的著名論文，他在論文中提到，大腦的工作記憶一般只能存放7條資訊，或說7個「元素」。現在看來，連這個數字也有誇大之嫌。根據斯威勒的說法，當前證據表明，「在任一特定時刻，我們能夠處理的元素不會超過2~4個，而實際數值大都偏於這個範圍的下限而非上限」。此外，我們在工作記憶中儲存的元素轉瞬即逝，「除非通過反覆記誦不斷更新這些內容」。
想象一下用水管往浴缸里加水的情形。把工作記憶中的資訊轉入長期記憶的時候，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媒體通過調節資訊流的速度和強度，對上述過程施加著強大的影響。讀書的時候，流出資訊的龍頭提供了穩定的水流，而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閱讀節奏來控制這股水流。當一心一意地專注於書本時，我們能夠把所有的或大部分資訊一點一滴地轉入長期記憶，進而形成建立圖式所必不可少的聯絡。使用網際網路的時候，我們面對著許許多多個資訊龍頭，每個龍頭都開到最大，水流噴湧而出。當我們從一個龍頭匆匆轉向下一個龍頭的時候，小小水管裡的水就會溢位來。我們只能把一小部分資訊轉入長期記憶，而且我們轉存的是從不同龍頭流出的混合內容，而不是從一個來源不間斷地流出的連貫水流。
在任一特定時刻流入大腦工作記憶區的資訊稱為我們的「認知負荷」。當負荷超出大腦儲存、處理資訊的能力時，亦即水流溢位水管的時候，我們就無法儲存資訊，也不能讓這些資訊和已經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那些資訊建立聯絡。因而，我們就不能把新資訊轉變為圖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學習能力受到損害，而我們的理解領悟也只能停留在膚淺的層次。由於我們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也取決於自己的工作記憶，用托克爾·科林博格的話說就是，「我們必須記住要把精力集中在什麼上」，因而高強度的認知負荷也會加劇我們的精力分散程度。大腦負擔過重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分神的事物更容易讓人分神」。（有些研究結論把注意力缺失症和工作記憶的負擔過重聯絡起來。）實驗表明，工作記憶達到極限的時候，把相關資訊從無關資訊中區分出來，即把訊號從噪音中區分出來會變得更加困難。我們變成了心不在焉的資料消費者。
斯威勒寫道，理解領會一個問題或一個概念，面臨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工作記憶的負荷」，我們學習的內容越複雜，大腦負擔過重所導致的後果就越嚴重。按照斯威勒的說法，造成大腦認知負荷過重的因素有很多，「與解決問題無關的外部因素」和「精力分散」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恰好也是網際網路這種傳媒形式的兩個核心特徵。蓋瑞·斯默爾提出，使用網際網路可以像做填字遊戲那樣鍛鍊大腦。但是，如此密集的鍛鍊一旦成了我們的主要思考模式，就會阻礙我們進行深度學習和深入思考。在做填字遊戲的同時又試圖好好讀書，這就是網際網路創造的智力環境。
時間回溯到20世紀80年代，各學校在那個時候開始大力採購計算機，電子圖書相對於紙質圖書表現出的明顯優點贏得了人們的熱情追捧。很多教育家堅信，在電子文本中引入超連結，這對學生的學習大有裨益。他們主張，超文本可以讓學生在不同的觀點之間輕鬆切換，從而強化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擺脫了印刷書籍所要求的那種古板陳舊的閱讀方式，讀者可以在五花八門的文本之間建立各式各樣的知識聯絡。超文本可以推翻作者那種家長式的權威，把權利轉交到讀者手上，這種信念與那個時候頗為時髦的後現代理論十分吻合，為人們對超文本的學術性熱情推波助瀾。這是一項帶來解放的技術。文學理論家喬治·蘭道（georgelandow）和保羅·德拉尼（pauldelany）寫道，超文本把讀者從印刷文本「頑固不化的物質性」中解放出來，從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啟示」。超文本把「書頁裝訂技術帶來的壓縮感一掃而光」，它「通過改變經驗之間的聯絡，為大腦提供了對它們進行重新排序的能力」。
到20世紀80年代末，這種熱情開始降溫。關於超文本產生的認知效應，科學研究正在描繪出一幅更加全面而又迥然不同的影像。事實證明，評估網路連結並瀏覽它們指向的內容是一項需要動用大腦解決問題的智力任務，對閱讀本身而言，這項任務是與之無關的外部因素。解讀超文本實實在在地增加了讀者的認知負荷，從而削弱了他們領會、記憶所讀內容的能力。1989年所作的一項研究表明，超文本讀者到最後經常會心煩意亂地「掃過頁面，而不是仔細閱讀其中的內容」。1990年的一項實驗顯示，超文本讀者經常「不記得他們讀了什麼，沒讀什麼」。在同年所作的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讓兩組實驗物件分別查詢一組檔案，並據此回答一系列問題。一組實驗物件在做成超文本形式的電子檔案上查詢，而另一組則在傳統的紙質檔案上查詢。在完成指定任務方面，使用紙質檔案的一組實驗物件明顯勝過另一組。1996年，有一本關於超文本及認知理論的著作出版，該書編輯在回顧評論上述實驗及其他實驗的時候寫道，既然超文本「給讀者增加了更大的認知負荷」，與「紙質呈現方式（人們習以為常的情形）和超文本（認知要求極高的新情形）之間的實驗對比結果並不總是有利於超文本」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他們預言，隨著讀者獲得越來越多的「超文本閱讀素養」，這個認知問題可能會隨之消失。
這種情況沒有發生。雖然全球資訊網已經把超文本變成了司空見慣甚至無處不在的文本形式，研究結果還是表明，比起閱讀充滿超連結的電子文本的讀者，紙質圖書讀者領會的更多，記住的更多，學會的也更多。兩位加拿大學者在2001年開展了一項研究，他們要求參與實驗的70個人閱讀現代主義作家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bowen）的短篇小說《魔鬼情人》（thedemonlover）。其中一組讀的是傳統形式的紙質圖書，另一組讀的是加入了超連結的電子文本，也就是我們在網頁上看到的那種形式。結果表明，閱讀超文本的讀者花了更長的時間，而在隨後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們對自己讀過的內容表現得更加含糊，更加不確定。這一組中有3/4的實驗物件表示他們讀小說的時候困難重重，而在閱讀紙質圖書的那一組中，反映這一問題的讀者只有1/10。有一位閱讀超文本的讀者抱怨說：「故事的跳躍性太強了。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不是超文本造成的，不過總是要去作選擇，而且這些選擇會冷不丁地冒出，簡直就像是突然蹦出來的新想法，而不是沿著我自己的思路往下走。」
同一組研究人員還用肖恩·奧法萊恩（seano’faolain）所寫的《鮭魚》（thetrout）這篇更短小、更簡單的故事進行了第二次實驗，實驗得出了同樣的結果。超文本閱讀者還是反映閱讀的時候會出現混亂，較之閱讀紙質圖書的讀者，他們對故事情節和故事意象的評論都不夠詳細，不夠準確。研究人員得出結論：使用超文本的時候，「全神貫注的私人化閱讀模式受到了阻礙」。讀者的注意力「被導向超文本這種技術手段及其相關功能，而不是故事情節」。用來呈現字詞的媒體模糊了字詞的含義。
在另一個實驗中，研究人員讓實驗物件坐在計算機旁邊，回顧兩篇網路文章，這兩篇文章描述了兩種對立的學習理論。一篇文章認為「知識是客觀的」，另一篇則主張「知識是相對的」。兩篇文章的寫作套路一樣，都有類似的標題，而且彼此連結，允許讀者在兩篇文章之間快速跳轉，以比較二者的異同。研究人員猜測，由於閱讀紙質文章需要先看完一篇才能轉向另一篇，因而使用連結的那些人對兩種理論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會有更好的理解。結果他們錯了。在隨後進行的理解測驗中，以線性方式閱讀紙質文章的實驗物件得分比在頁面之間來回切換的讀者高出很多。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連結妨礙了學習。
另一位研究者朱爾平進行了一項不同型別的實驗，這個實驗的目的也是認識超文本對理解過程的影響。朱女士讓幾組實驗物件閱讀同樣的網上內容，不過她在網頁中包含的連結數量有所不同。然後，她要求實驗物件寫出所讀內容的概要並完成一項多項選擇題測試，以此檢驗讀者的理解情況。結果她發現，人們對所讀內容的理解程度隨連結數量的增多而下降。為了評估連結，以決定是否點選這些連結，讀者被迫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和腦力。這樣一來，就只能剩下更少的注意力和認知資源，可以用於理解所讀的內容了。朱女士寫道，這個實驗說明「連結數量和定向障礙或認知過載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閱讀和理解需要建立概念之間的聯絡，需要進行推論，需要啟用已有知識，也需要綜合形成思想要點。因此，定向障礙或認知過載可能會干擾閱讀、理解的認知活動。」
2005年，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應用認知研究中心的兩位心理學家戴安娜·德斯特法諾和喬安妮·勒菲弗對以往做過的38個涉及超文本閱讀的實驗加以綜合評述。儘管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超文本會削弱對內容的理解，但是她們發現，「超文本將會帶來更加豐富的文本閱讀技能」這種一度十分流行的理論「根本沒有什麼科學依據」。與此相反，佔優勢的證據表明，「超文本中增加的對作出決定和視覺處理的需求削弱了閱讀功效」，在跟「傳統的線性呈現方式」相比較的時候尤其顯著。她們總結說：「超文本的很多特徵導致認知負荷加重，從而對工作記憶提出了超出讀者能力的容量要求。」
網路將超文本技術和多媒體技術融為一體，用來傳送所謂的「超媒體」內容。超媒體不只是以電子方式連結起來的文字，它還包含影像、聲音和影片。正如超文本的倡導者一度相信連結會為讀者提供更加豐富的學習技能一樣，很多教育專家也認為多媒體會加深理解程度，強化學習效果。輸入越多，效果越好。但是，這一沒有多少證據支援卻又長期為人們所接受的假設同樣也與研究結論相牴觸。多媒體所要求的精力分散進一步加劇了認知疲勞，從而削弱了我們的學習能力，降低了我們的理解程度。當我們給大腦供應思考原料的時候，並非越多越好。
《傳媒心理學》（mediapsychology）雜誌在2007年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徵集了100多名志願者，讓他們通過網路瀏覽器觀看有關非洲國家馬裡的介紹。其中一組實驗物件觀看的演示版本只包含一系列文字頁面；另一組實驗物件觀看的版本除了文字頁面之外，還包含一個視窗，視窗中是以流媒體形式播放的相關音像資料。實驗物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停止或開啟流媒體播放。
看完講解內容之後，研究人員對實驗物件進行了一個針對所看材料的小測驗，測驗內容包括10個問題。觀看純文本版本的實驗物件的平均得分是7.04，而觀看多媒體版本的實驗物件的平均得分只有5.98。按照研究人員的說法，這是一個十分顯著的差異。針對實驗物件對講解內容的理解，研究人員還問了他們一系列問題。跟觀看多媒體版本的實驗物件相比，觀看純文本的實驗物件認為介紹內容更加有趣、更加具有教育意義，而且看得更加津津有味。對於「我從這個介紹中沒有學到什麼」的表述，觀看多媒體版本的實驗物件表示贊同的比例要高出許多。這些研究人員得出的結論是，網路上普遍存在的多媒體技術「會限制而非提高獲取資訊」的能力。
在另一個實驗中，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研究人員把一個班上的學生分成兩組。允許一組學生邊聽課邊上網。上網日誌顯示，他們既瀏覽了與講課內容有關的網站，也訪問了與此無關的站點，這些活動內容包括：檢視電子郵箱、逛網路商店、觀看影片節目以及其他事情。第二組學生聽的是相同的授課內容，不過他們必須把電腦關上。下課之後馬上對兩組學生進行測驗，以考察他們對講課內容的掌握情況。據研究人員報告，上網學生「在對講課內容的即時記憶方面，測評表現明顯較差」。而且，不管他們上網瀏覽的資訊與講課內容密切相關還是毫無關聯，對結果都沒什麼影響——上網的學生全都表現糟糕。研究人員在另一個班級重複這一實驗的時候，結果一模一樣。
堪薩斯州立大學的有關學者進行了一項與此類似的現實研究。他們讓一組大學生觀看美國有線新聞網的一個典型節目，節目中有一個主持人報道了四條新聞，與此同時，資訊圖片不斷閃現在螢幕上，文字新聞也在螢幕底部滾動。第二組大學生觀看的是同樣的節目，不過去掉了圖片資訊和滾動文字。研究人員通過隨後進行的測驗發現，觀看多媒體版本新聞節目的學生能夠記住的新聞事實明顯少於觀看簡潔版的學生。研究人員寫道：「看來這種多類資訊同時出現的形式超出了收看者的關注能力範圍。」
同時提供多種形式的資訊，並不總是妨礙理解。通過閱讀附有插圖的教科書和操作指南，我們都知道圖片有助於加強對文字的解釋，使內容更加清晰易懂。教育領域的研究人員也發現，經過精心設計的融合瞭解釋性或指導性音像內容的講述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當前的相關理論提出，上述現象出現的原因在於，我們的大腦使用不同的通道來處理所見和所聞。斯威勒解釋說：「聽覺和視覺對應的工作記憶是彼此分離的，起碼在某種程度上是分離的。因此同時呼叫兩種而不是一種處理功能，有效執行的工作記憶就會增多。」結果，在某些情況下，「精力分散帶來的負面效應可能會被同時呼叫視覺處理和聽覺處理功能產生的積極效果所抵消」。換言之，就是同時處理聲音和影像。然而，網際網路可不是由追求學習效果最最佳化的教育家們建設起來的。網際網路提供資訊的方式不是小心翼翼地尋求平衡，網上資訊是以高濃度的碎片化大雜燴的形式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