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記憶的時候，我們通常所指的是外顯記憶，這是我們對人物、事件、事實、觀點、情感以及印象的回憶，這種記憶內容能夠被有意識的思維調動到工作記憶區，在那裡進入活躍狀態。外顯記憶的內容包括我們說自己「記得」的所有事情。坎德爾把外顯記憶稱為「複雜記憶」，這是有道理的。外顯記憶內容長期保持的時候，儲存內隱記憶時的「突觸鞏固」階段發生的所有生化過程和分子過程都會出現。不過，前者還需要進行另一種形式的鞏固過程，這種鞏固叫「系統鞏固」，這個過程涉及在大腦廣泛區域內發生的一致性互動作用。科學家直到最近才開始報告系統鞏固的工作機理，他們的很多研究發現都還停留在實驗階段。即便如此，有一點是明確的：外顯記憶的鞏固需要在大腦皮層和大腦海馬狀突起之間進行一次長時間的相關「對話」。
海馬狀突起是大腦中的一小塊組成部分，它位於大腦皮層之下，深深地疊放在大腦內側顳葉之中。海馬狀突起是我們產生方位感的場所，也就是倫敦計程車司機在大腦中存放城市地圖的地方，同時也在外顯記憶的形成和管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海馬狀突起和記憶儲存之間存在聯絡，這個發現要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一位名叫亨利·摩萊森的不幸病人。摩萊森出生於1926年，年輕時頭部受過重創，之後患有癲癇症。成年以後，摩萊森的癲癇症越發嚴重，讓他受到越來越痛苦的折磨。摩萊森的病痛根源最終追溯到大腦中的海馬狀突起，醫生在1953年為他切除了大部分海馬狀突起，一併切除的還有大腦內側顳葉的其他部分。手術治好了摩萊森的癲癇症，可是卻給他的記憶帶來了十分奇怪的影響。摩萊森的內隱記憶完好無損，時間久遠的外顯記憶也沒有問題，他能十分詳細地回憶起童年往事。但是，時間更近的很多外顯記憶——手術之前幾年發生的事情——反而消失了。眼前發生的事情更是轉眼就忘。
英國心理學家布倫達·米爾納（brendamilner）在科學文獻上發表報告，認為摩萊森的經歷說明海馬狀突起對鞏固新的外顯記憶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很多外顯記憶就可以不依賴海馬狀突起而獨立存在。人們在過去半個世紀進行了大量實驗，實驗結果已經幫助我們解開了這個謎團。以往經歷形成的記憶最初不僅存放在負責記錄經歷體驗的大腦皮層——聽覺皮層負責記憶聲音，視覺皮層負責記憶景物等等，而且也會存放在海馬狀突起區。海馬狀突起為新的記憶內容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儲存場所，因為其中的神經突觸能夠非常迅速地發生變化。海馬狀突起通過一個歷時幾天且迄今仍未探明的訊號處理過程，幫助大腦皮層中的記憶內容穩定下來，隨之開始把短期記憶轉化為長期記憶。一旦記憶內容得到徹底鞏固，它們就會從海馬狀突起中消失，大腦皮層隨即成了唯一的存放場所。把外顯記憶從海馬狀突起中完全轉移到大腦皮層，這是一個逐步處理的緩慢過程，這個過程可以花上好多年。摩萊森之所以有那麼多的記憶內容隨著海馬狀突起的切除一道丟失，原因就在這裡。
海馬狀突起在有意識記憶中的作用方式，似乎跟樂隊指揮在指揮樂隊演奏交響樂時的情形相似。海馬狀突起不僅幫助把特定的記憶內容固定在大腦皮層上，而且在把同一時期出現的多種記憶——視覺記憶、空間記憶、聽覺記憶、觸覺記憶、情感記憶——交織在一起的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記憶內容在大腦中是分開存放的，不過它們可以組合在一起，天衣無縫地形成對某一事件的完整回憶。科學家還提出一種理論：海馬狀突起可以幫助建立新記憶和老記憶之間的聯絡，從而形成豐富的神經連線網路，這種網路使記憶有了彈性和深度。不同記憶之間的很多神經連線很可能是在我們睡覺時形成的，此時海馬狀突起也會從一些其他認知雜務中獲得解脫，得以放鬆。精神病理學家丹尼爾·西格爾（danielsiegel）在《不斷發展的大腦》（thedevelopingmind）一書中解釋說：「儘管夢中滿是白天經歷的看似雜亂無章的活動、表象與過去的一些要素的混合，不過，做夢可能是大腦鞏固不可勝數的外顯記憶，把它們組合成永久而牢固的連貫性完整記憶的基本方式。」研究顯示，睡眠不好的時候，記憶力也不好。
關於外顯記憶和內隱記憶的工作機理，還有很多內容有待了解。通過進一步研究，我們現在瞭解的很多知識必將得到修正和提煉。不過，越來越多的證據已經表明：我們大腦當中的記憶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自然處理過程的產物。這個過程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極其巧妙地跟我們每一個人所生活的獨一無二的環境以及每一個人所經歷的獨一無二的體驗協調一致。在以植物比擬記憶的古老比喻中，重點強調的是有機體生長發育的連續性和模糊性。事實證明，這樣的比喻是非常恰當的。事實上，它們似乎比我們那些時髦的高科技比喻更貼切，我們把生物記憶等同於儲存在資料庫中由計算機晶片處理的可以精確定義的二進位制資料。人類記憶由種類極為豐富的生物訊號支配管理，包括化學特性、電氣特性、記憶特性——記憶形成、保持、連線以及記起的方式——在內的每一個方面都有幾乎無限的漸變狀態。計算機儲存器所謂的記憶是以0和1這種簡單的二進位制數字形式存在的，這種訊號由固定電路負責處理，電路狀態非開即關，絕不會是二者之間的某種狀態。
科比·羅森布魯姆（kobirosenblum）是以色列海法大學神經生物學與動物行為學系主任，他和坎德爾一樣，在記憶鞏固領域開展了廣泛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次重要發現，那就是生物記憶究竟是如何不同於計算機記憶的。羅森布魯姆說：「人腦中建立長期記憶的過程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過程，這個過程明顯不同於計算機儲存器之類‘人工大腦’執行的過程。人工大腦接收資訊之後，馬上就把資訊儲存在儲存器上，而人腦在接收資訊之後的很長時間內，還在繼續處理這些資訊，並且人腦記憶的質量取決於資訊處理的方式。」生物記憶是有生命的，而計算機儲存器的記憶是沒有生命的。
那些極力鼓吹把記憶「外包」給網路的人被一個比喻誤導了。他們忽視了生物記憶根本的有機性質。暫且不說真正記憶的神秘性和脆弱性，賦予生物記憶豐富特性及其他特徵的是它的不確定性。生物記憶無時不在，它隨人體變化而變化。事實上，對記憶內容的每次回憶都會重新啟動鞏固記憶的完整過程，其中包括為形成新的突觸終端而進行的蛋白質生成過程。一旦我們把顯性儲存的長期記憶送回工作記憶區，記憶內容就會再次變成短期記憶。當我們再次鞏固這些記憶的時候，它又會獲得一些新的神經連線——這是一種新環境。約瑟夫·勒杜克斯解釋說：「恢復記憶的大腦不是那個形成初始記憶的大腦。為了讓老記憶能在當前大腦中生效，記憶必須及時更新。」生物記憶一直處於不斷更新的狀態。相形之下，儲存在計算機中的記憶內容是靜態的位元形式，你可以把這些位元資料從一個磁碟轉移到另一個磁碟上，只要你願意，轉移多少次都可以，這些內容永遠都會跟以前一樣無比精確。
提出記憶外包這個想法的那些人也把工作記憶和長期記憶混為一談了。當一個人無法在長期記憶區鞏固一個事實、一個想法或者一次經驗的時候，他是不會「釋放」大腦空間，用來執行其他功能的。工作記憶區容量有限，而長期記憶區則具有不受限制的伸縮彈性，因為大腦具有生髮、去除突觸終端，不斷調整神經連線強度的能力。二者因此形成鮮明對比。美國密蘇里大學記憶研究專家納爾遜·考恩（nelsoncowan）寫道：「正常的人腦不會像計算機那樣，永遠不會出現個人經歷再也裝不進記憶中的情況，人腦不會被塞滿。」托克爾·科林博格表示：「長期記憶區能夠儲存的資訊量實質上是無限的。」此外，也有證據表明，隨著我們個人記憶內容的不斷增加，我們的大腦也會變得更加敏銳。臨床心理學家希拉·克羅威爾（sheilacrowell）在《學習的神經生物學》（theneurobiologyoflearning）中解釋說：「記憶這項行為可以按照某種方式調整大腦，讓大腦今後更容易學會觀念和技能。」
在我們儲存新的長期記憶內容時，並不會抑制我們的腦力，相反還會提高腦力。記憶每增加一次，智力就會加強一些。網路為個人記憶提供了一個非常便利的補充，這種便利讓人難以抗拒。但是，當我們開始利用網路代替個人記憶，從而繞過鞏固記憶的內部過程時，我們就會面臨掏空大腦寶藏的風險。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學校開始允許學生使用便攜計算器，很多家長表示反對。他們擔心對機器的依賴會削弱孩子對數學概念的掌握。隨後開展的研究表明，學生家長的擔心基本上是杞人憂天。學生不再被迫花費大量時間進行重複性數學計算，很多人對數學原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如今，計算器的故事經常被人作為論據，以此證明我們越來越依賴網路資料庫是有利的，甚至是對大腦的解放。他們說，網路把我們從記憶任務中解放出來，讓我們得以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創造性思維活動中。不過，這樣的類比是站不住腳的。便攜計算器減輕的是我們工作記憶的壓力，從而允許我們把這種萬分重要的短期記憶用於更多的抽象推理。正如學生的數學學習經歷所表明的那樣：有了計算器，大腦可以更容易地把想法從工作記憶轉化為長期記憶，並以概念圖式的形式對其編碼。對知識的建立而言，概念圖式非常重要。網路產生的影響截然不同，它給我們的工作記憶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不僅從高階推理功能中擠佔資源，而且對長期記憶的鞏固和概念圖式的發展形成阻礙。計算器是一個功能很強但卻高度專門化的工具，事實證明，它是對人類記憶的一種輔助。網路則是一項讓人健忘的技術。
是什麼決定我們記住什麼而忘記什麼呢？鞏固記憶的關鍵就是專注。儲存外顯記憶，以及在記憶內容之間建立聯絡，二者同等重要，都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不斷重複記憶過程，或者有強烈的智力參與或情感參與，記憶效果會隨之增強。關注程度越高，記憶效果越好。坎德爾寫道：「對需要長期保持的記憶而言，輸入的資訊必須經過徹底而深入的處理。要完成這樣的處理過程，就得留意這些資訊，並把這些資訊跟記憶中已有的知識有意義地、系統化地聯絡起來。」如果我們不能在工作記憶中對資訊予以關注，那些資訊能維持的時間最多隻有幾秒鐘。然後，資訊就會消失，不會在大腦當中留下任何痕跡。
注意力看似虛無縹緲，按照發展心理學家布魯斯·麥克康德利斯（brucemccandliss）的說法，那是一個「大腦中的幽靈」，但它是一種真正的物理狀態，它可以產生貫穿整個大腦的物質效應。近年來在老鼠身上所做的實驗揭示，對一個想法或者一種經歷予以關注，會引起遍佈大腦的連鎖反應。有意識的關注活動以大腦皮層顳葉區域發生的對關注焦點徹底而全面的強行控制為開端。專注狀態建立以後，會引導大腦皮層上的神經元向中腦區負責產生強有力的神經遞質多巴胺的神經元傳送訊號。這些神經元的軸突一直延伸至海馬狀突起，為神經遞質提供分配渠道。多巴胺一旦注入海馬狀突起上的神經連線，就會啟動外顯記憶的鞏固過程。多巴胺對記憶鞏固過程的啟動可能是通過啟用負責刺激合成新的蛋白質的基因實現的。
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們一上網，資訊流就會奔湧而來，這不僅會給我們的工作記憶帶來過重的負荷，而且還會導致大腦顳葉難以聚精會神地關注任何一件事。鞏固記憶的過程也因此而難以啟動。而且，因為神經通路具有可塑性，我們上網越多，對大腦適應精力分散狀態的訓練就越多——非常迅速、高效地處理資訊，可是注意力不會持續太久。之所以有那麼多人覺得即便遠離計算機，我們也難以全神貫注，原因就在於此。我們的大腦變得善於遺忘而不善於記憶了。我們越來越依賴網路資訊儲存，實際上這可能是一個追求自我永存、實現自我放大的迴圈的產物。由於對網路的使用導致我們在生物記憶中儲存資訊的難度加大，我們被迫越來越依賴網際網路上那個容量巨大、易於檢索的人工記憶，哪怕它把我們變成了膚淺的思考者。
我們大腦中的各種變化是自動發生的，根本不在我們意識的範圍內。但是，這一點並不能免除我們對自己作出的選擇應該承擔的責任。人之所以區別於其他動物的一點就是我們早已被賦予了控制自己注意力的能力。長篇小說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在美國肯尼恩學院2005年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說：「‘學會如何思考’的真正含義就是要學會訓練對思考方式和思考內容加以控制的能力。這就意味著，對於你選擇關注的物件以及你如何從經驗當中構建意義，你要有足夠的意識和了解。」放棄這種控制，就會陷入「無窮無盡的得而復失造成的永恆痛苦」之中。華萊士在發表那次演說兩年之後自縊身亡。作為一個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他以其特有的迫切性瞭解到：在全神貫注地集中注意力這個問題上，我們怎樣選擇，抑或未能選擇，實在是利害攸關。我們主動放棄對自己注意力的控制，會讓我們面臨極大的危險。神經學家對人腦細胞級和分子級工作機理的所有研究發現無不著重指出了這一點。
蘇格拉底對書寫產生效應的預測可能錯了，但他警告我們，不要認為人的寶貴記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這一點上他無疑是十分英明的。蘇格拉底預言將會出現一種能把健忘性「植入」大腦的工具，因而開了一個「不是為了記憶，而是為了提醒的處方」。隨著網際網路的出現，事實可能會證明，他的這個預言儘管不太成熟，卻不是錯誤的。當我們把網際網路作為自己的萬能傳媒，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時候，在我們作出的所有犧牲當中，最大的犧牲可能就是專注能力的喪失。網際網路本身是一個彼此連線的網路，這是不錯的。可是，網路上把線上資料對應的一個個位元連成一體的超連結完全不同於我們大腦當中的神經突觸。網路連結只是個地址，只是些簡單的軟體標籤，它只能引導瀏覽器載入另一個離散的資訊頁面。它們根本不具備我們的神經突觸所具有的有機性和靈敏性。艾瑞·舒爾曼寫道，大腦中的神經連線「並非僅僅提供對記憶的訪問路徑，從很多方面來講，它們構成記憶」。網路連結不是我們的神經連線，不管我們在網上花多少時間，網路連結永遠不會變成我們的神經連線。當我們把自己的記憶外包給機器的時候，我們同時也把自己智力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外包了出去，一道外包出去的甚至還有我們的身份。1892年，威廉·詹姆斯在總結有關記憶的授課內容時說道：「連線就是思考。」可以補充的一點是：「連線就是記憶本身。」
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在《草葉集》（leavesofgrass）的卷首題詩中寫道：「我在設計將來的歷史。」一個人的成長環境會影響他記憶的背景和特徵，這是人們早就知道的事實。譬如，生在崇尚個人成就的社會，比起生在強調集體成就的社會，人們往往更能記住自己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現在發現，正如惠特曼憑直覺感受到的一樣，成長環境對記憶的影響是雙向的。個人記憶形成並支援著作為文化支撐的「集體記憶」。人類學家帕斯卡爾·博耶（pascalboyer）寫道，儲存在個體頭腦中的內容——事件、事實、概念、技能——不只是構成自我的「與眾不同的人格表現」。它還是「文化傳播的關鍵所在」。我們每個人都在表現和設計將來的歷史。文化在我們的神經突觸中得到支援和延續。
把記憶任務推卸給外部資料庫，並不僅僅危及個體的深度和獨特個性，還會危及我們共享的社會文化的深度和獨特個性。劇作家理查德·福爾曼（richardforeman）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這種危險。他寫道：「我出身於西方文化傳統，在這一文化中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構建極富教養的、能言善辯的人格，這樣的人格構造應該是錯綜複雜的、密不透風的、‘像教堂那樣雄偉的’，也就是以西方文化的全部遺產為模板，在自身內化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人格。」現在可好，福爾曼繼續寫道：「我在我們全體當中（包括我自己）看到，一種新型的自我取代了錯綜複雜的內在身份，這是在資訊過載和‘唾手可得’的壓力之下不斷演化的結果。」福爾曼最後總結說，隨著我們「深厚文化遺產的內部庫存」日趨枯竭，我們面臨著變成「扁平人的危險，我們訪問那個規模龐大的資訊網路時，僅需點選按鈕即可，可謂廣闊延伸但極其稀薄」。
人類文明不只是網際網路所表現出來的「全世界資訊」的總和，也不只是可以簡化為二進位制程式碼並上傳到網際網路的所有內容。人類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機，就必須在每一代人所有成員的頭腦當中重建。記憶外包，文明消亡。
題外話有關本書寫作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這本書能夠問世，本身似乎就跟書中提出的命題相矛盾。如果說我很難集中精力，無法按照線性思維方式持續關注一個目標，那我是怎樣寫出這本至少還算連貫的幾百頁的著作的呢？
這件事做起來確實不容易。2007年年底，在我開始著手寫作的時候，我努力讓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任務上，結果徒勞無功。網際網路一如既往地為我提供了大量的有用資訊和搜尋工具。可是，網上連續不斷的干擾不停打斷我的思路和文字組織過程。我的寫作過程就像寫博文一樣，往往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地想到哪寫到哪，所寫內容很不連貫。顯然，這種局面應該有個大的改變。次年夏天，我和妻子一道，從波士頓市郊搬到了科羅拉多山區。在我們的新家中，沒有手機，上網用的是網速相對較慢的dsl連線業務。我取消了twitter賬號，停止使用facebook，關閉了部落格。我還關閉了聚合新聞閱讀器，減少了對即時通訊工具的使用。最重要的是，我減少了電子郵件的使用。長期以來，我幾乎每分鐘都會去檢查一下有無新郵件到達。開始我堅持每小時只檢查一次郵箱，可是這樣仍然很分散精力，後來我調整了軟體設定，在一天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不接收郵件到達提示。
遠離原本習以為常的網上生活，帶來的可絕不是不痛不癢的感覺。一連幾個月，我的神經突觸都在為所處的網際網路困境而號啕大哭。我有時候會偷偷摸摸地去點選「檢查新郵件」按鈕，偶爾也會在網際網路上「狂歡」一整天。不過，隨著上網渴望的逐漸減弱，我發現自己能心無旁騖地堅持打字幾個小時了，也能專心致志地通讀一篇學術性很強的論文了。看起來，一些閒置已久的舊有神經通路正在獲得重生，而另一些跟上網有關的新通路正在歸於沉寂。我開始有一種更加心平氣和、更能掌控自己思路的感覺——越來越不像實驗室裡按壓槓桿的小老鼠，而更像是一個人了。我的大腦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我知道，我的情況沒有典型意義。我是一個自由職業者，個性孤僻，因而傾向於選擇離群索居的生活。當今時代，絕大部分人不是這樣。網路對他們的日常工作和社會生活極其重要，即使他們想規避網路，肯定也做不到。年輕作家本傑明·昆克爾（benjaminkunkel）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達了自己對網際網路與日俱增的控制力的思考：「網際網路倡導者提醒我們說，網際網路帶來了多樣性和便利性，它並沒有強迫你做任何事情。事實上，網際網路給人的感覺根本不是這樣。我們並不覺得自己是自由自在地在網上進行自主選擇。相反，我們感覺上網行為是被動接受或者歷史發展強加於我們的習慣，我們並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願或喜好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人們是否還能偶爾讀完一本書或寫出一本書。他們當然能做到。在開始使用一項智力技術的時候，我們並不會馬上就從一種思維模式轉向另一種思維模式。人的大腦並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進位制形式。智力技術讓我們的思維重點發生轉移，以此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對那些最早接觸某種智力技術的使用者而言，在他們的大腦逐步適應新型傳媒的過程中，他們經常能夠察覺到自己的關注模式、認知模式和記憶模式所發生的變化。儘管如此，在智力技術變得跟人們的工作、休閒及教育越來越密不可分的過程中，影響最深遠的變化發生得較為緩慢，往往會經歷幾代人的時間。我們的閱讀方式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們的寫作方式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們的思維方式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無論對我們自己，還是對我們的子孫，都應該這樣問一問。
就我而言，我已經開始倒退了。本書即將完成的時候，我又讓電子郵件的到達提示隨時發出，並且重新開始閱讀聚合新聞了。我又開始流連於一些新興網路社交服務，在部落格上張貼文章了。最近我還買了一臺內建wi-fi聯網功能的藍光播放器，從而可以通過電視機和立體聲音響裝置，在網站上線上播放音樂、電影或影片。我不得不承認：藍光播放器太棒了。沒有這個東西，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