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拿起錘子的時候，只要不是心不在焉，錘子就成了手的一部分。戰士舉起望遠鏡的時候，大腦就會通過一雙新的眼睛去看東西，它能立刻適應截然不同的視野。在會使用鉗子的猴子身上所做的實驗表明，具有可塑性的靈長類動物大腦可以輕易地把工具融入自己的感覺圖譜中，使人工工具感覺非常自然。在人的大腦中，這種能力進化得遠遠超過跟我們親緣關係最近的靈長類動物表現出來的情形。我們能跟形形色色的工具融為一體，這是最能把我們區分為一個單獨物種的屬性之一。這種能力與我們高超的認知技能相結合，使我們擅長使用新技術。這種能力也使得我們擅長髮明新技術。在新裝置出現之前，我們的大腦就能想象出它的製造方法以及使用這種新裝置所能帶來的好處。美國俄勒岡大學神經學家斯科特·弗瑞（scottfrey）說，讓內在和外在、人體和工具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這是進化給我們帶來的非凡心智慧力，「毫無疑問，這是技術發展過程的一個基礎步驟」。
我們和工具之間形成的緊密聯絡是雙向的。就在技術成為我們自身的外延時，我們也成了技術的外延。木匠把錘子拿在手中的時候，他用手能做的只有錘子能做的事情。那隻手變成了釘釘子和拔釘子的工具。戰士把望遠鏡放在眼前的時候，他能看到的只有鏡頭允許他看到的東西。他的視野變遠了，卻對近處的景象視而不見了。尼采使用打字機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證，可以說明技術對我們發揮影響力的方式。這位哲學家不僅逐漸認為他的球形打字機是個「像我一樣的東西」，而且他還感到自己正在變成像它一樣的東西，也就是說他的打字機正在塑造他的思想。艾略特在放棄手寫詩詞散文而改用打字機的時候，也有類似的體驗。他在1916年致康拉德·艾肯的信中寫道：「用打字機寫作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正在拋棄過去鍾愛的長句。簡短，不連貫，就像現代法語散文似的。打字機有利於文章清晰明朗，不過我可不敢肯定它會使行文微妙深奧。」
所有工具在開創種種可能性的同時，也會帶來諸多限制。工具用得越多，工具的形式和功能對我們本身的影響就越大。用了一段時間的計算機文書處理程式之後，我就開始喪失在紙質文本上書寫、編輯的靈巧性，以上道理可以解釋箇中原因。我後來知道，自己的經歷一點也不稀奇。諾爾曼·道伊奇報告指出，「習慣於用電腦寫作的人不得不用手寫字時，經常會不知所措」。就在他們逐漸習慣敲擊鍵盤、觀看魔術般出現在螢幕上的文字的過程中，他們「把思想轉換成手寫文字」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孩子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使用鍵盤，學校也不再開設書法課，有足夠的證明表明，手寫能力正在從我們的文化中徹底消失。書寫正在變成一種失落的藝術。基督教牧師兼傳媒學者約翰·卡爾金（johnculkin）在1967年說道：「我們塑造工具，然後工具塑造我們。」
麥克盧漢是卡爾金的良師益友，他闡明瞭技術立竿見影地強化和侵蝕我們的方式。在《理解傳媒》一書最具洞察力的一段中，麥克盧漢寫道，我們的工具「增強」了人體的哪個部分，哪個部分最終就會「麻木」。當我們用人工方式延展我們自身的某些部分時，我們同時也在讓自己遠離那個被增強的部分以及這個部分所具有的自然技能。動力織布機發明之後，織布工人一天生產出來的布匹遠遠超過手工織布時的產量，可是他們犧牲了一些手工操作的靈巧性，更不要說他們對紡織品的某些「感覺」了。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他們的手指變得麻木了。無獨有偶，農民開始使用機器犁地、耙地的時候，他們也失去了對土壤的感覺。在今天的工業化農場中，農業工人坐在龐大拖拉機上方裝有空調的駕駛室裡，已經很少接觸到土壤了——儘管他一天耕種的地，使用鋤頭的先人一個月也耕不完。開著汽車，我們可以到達的地方會比步行能夠抵達的地方遠得多，可是我們失去了步行者跟大地之間的親密接觸。
麥克盧漢承認，自己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技術帶來麻木效應的人。這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思想，《聖經·舊約全書》中的讚美詩對此作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表達：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卻不能言，
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
有鼻卻不能聞。
有手卻不能摸，
有腳卻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造他的要和他一樣。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為了利用技術的力量，我們付出的代價是疏離。使用智力技術的時候，代價尤其高昂。智力工具增強同時也麻痺了我們自然能力中最本質、最人性化的部分——用於推理、領悟、記憶和情感的能力。儘管機械鐘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可是它也讓我們遠離了時間的自然流逝。劉易斯·芒福德在描述鐘錶如何「幫助人們創立一種信念，認為獨立世界是可以用數學方法測量的序列」的同時，他也強調了鐘錶造成的另一個後果，那就是把「時間跟人類活動割裂開來」。在芒福德所持觀點的基礎上，魏澤鮑姆提出，從計時儀器中形成的世界觀念「當時是並且一直都是舊觀念的簡單翻版，因為這一觀念仍然建立在拒絕接受直接經驗的基礎上，而正是這些直接經驗形成了舊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並且也正是這些直接經驗構成了舊的現實世界」。在決定何時吃飯、何時工作、何時睡覺、何時起床時，我們不再聽命於自己的感覺，而是開始服從鐘錶。我們變得科學多了，可是我們同時也變得更機械了。
即便是像地圖這樣一種看起來很簡單、很有利的工具，同樣也會產生麻木效應。地圖的出現極大地增強了人們的導航能力。人們第一次滿懷信心地穿行於以前從未到過的地方——這一進步刺激了探險、貿易及戰爭的歷史性擴張。但是，他們領略自然風光的能力、在頭腦中為周邊環境繪製地圖的能力衰退了。地圖對空間的二維抽象表現使其成為使用地圖的人及其對現實環境的認知的媒介。我們根據近來的大腦研究結論可以推斷，上述能力的喪失必定對應著物理上的改變。在人們逐漸依賴地圖而不是自己的方位感判斷位置的過程中，他們會經歷大腦中專門負責空間解析功能的海馬狀突起的萎縮。這種麻木肯定也會出現在他們的神經細胞當中。
今天，我們開始依靠以計算機為基礎的gps全球定位系統為我們指引方向，我們可能又將經歷一個這樣的適應過程。牽頭開展倫敦計程車司機大腦研究的神經學家埃莉諾·馬圭爾（eleanormaguire）擔心，衛星導航系統會對計程車司機的神經元造成「很大影響」。她在代表研究團隊發言時說：「我們非常希望他們不要使用導航系統。我們認為，計程車司機大腦內的海馬狀突起的體積增大，是由於他們需要記住大量資訊。如果開始使用導航系統，這種知識庫將遭到削弱，並且可能帶來我們預見的大腦變化。」計程車司機將會從牢記城市道路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來，可是他們同時也會失去這種訓練帶來的與眾不同的智力優勢。
技術會讓它們所增強的那種能力麻木，甚至完全喪失。麥克盧漢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並沒有把社會浪漫化為人類發明地圖、鐘錶、動力織布機之前的那種情形。他明白，疏離是技術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不管我們在什麼時候使用能對外部世界施加極大控制力的工具，我們都會改變自己跟世界的關係。心理上的距離是施加控制的前提。有些情況下，疏離恰恰就是工具的價值所在。我們之所以建造房屋、縫製衣服，是因為我們想要遠離風吹雨淋，遠離寒冷侵襲。我們之所以建造排汙管道，是因為我們想要遠離自己的排洩物，希望跟它們保持健康的距離。自然不是我們的敵人，但它也不是我們的朋友。麥克盧漢的觀點是，實事求是地評價任何一項新技術，或者一項新的進展，需要對所失和所得具有同樣的敏感性。我們不應該允許技術的榮耀矇住內心的雙眼，完全無視我們自身某個至關重要的部分將陷入麻木狀態的可能。
聯網電腦作為一種通用傳媒，是對我們的感覺、認知和記憶的絕對擴充套件，它是一個強大的神經中樞放大器。計算機造成的麻木效應同樣十分強大。諾爾曼·道伊奇解釋說，「計算機擴充套件了我們中樞神經系統的處理能力」，並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中樞神經系統」。電子傳媒「在改變神經系統方面非常有效，因為它們的工作方式類似，並且基本上能夠互相相容，易於連結」。由於神經系統具有可塑性，因而「可以利用這種相容性，跟電子傳媒合二為一，構成一個更強大的單一系統」。
我們的神經系統之所以會如此迅速地跟計算機「合二為一」，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哈佛大學社會認知與情感神經學實驗室主任詹森·米切爾（jasonmitchell）說，進化已經為我們的大腦注入了強大的社會化本能，這種本能「帶來了一套推理方法，讓我們認為周圍的東西都是會思考、有感情的」。最近的神經影像學研究表明，有三個高度活躍的大腦區域——一個位於大腦前額葉，一個位於大腦頂葉，還有一個位於頂葉和顳葉的交界部分——「專門負責理解他人的心理活動」。米切爾說，我們與生俱來的「讀心」能力對人類的生存發揮著重要作用，有了這種能力，我們可以「讓龐大的群體協調一致，共同實現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然而，在我們進入計算機時代之後，我們跟他人心靈相通的能力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米切爾寫道，「進行社會化思考的那些大腦區域長期處於過度活躍的狀態」，這會導致我們把無腦當有腦，甚至會認為「沒有生命的物體」也有思想。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的大腦天生就會模仿跟我們發生互動作用的他人的思想狀態，不管這個思想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我們之所以那麼快就把人的特徵賦予計算機，同時又把計算機的特徵賦予我們自己，這種神經「映象」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其中的原因。
我們願意甚至渴望跟計算機一道進入道伊奇所說的「一個更強大的單一系統」，這不僅是數字計算機作為資訊傳媒所具有的特徵的派生物，也是我們的大腦對社會進行適應的派生物。儘管大腦和機器之間的這種模糊性可能會讓我們執行特定認知任務時的效率提高很多，但它也會對我們作為人的身份界定構成威脅。我們的大腦心甘情願融入其中的那個系統在讓我們擁有更加強大的力量的同時，也把自己的限制強加給了我們。把卡爾金的說法略作調整就是：我們給計算機程式設計式，然後計算機給我們程式設計式。
這種效應的實際效果並不總是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有利。很多針對超文本和多媒體的研究表明，當網上五花八門的刺激導致大腦過載的時候，我們的學習能力會受到嚴重影響。資訊越多，知識越少。我們使用的很多軟體工具又怎樣呢？至於我們賴以發現資訊、評估資訊，我們賴以醞釀思想、交流思想，以及我們賴以執行其他認知任務的所有應用程式，它們是怎樣影響我們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的呢？2003年，荷蘭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夫·範·尼姆韋根的臨床心理醫生開始對計算機輔助學習展開研究。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位撰稿人後來把這項研究稱為「對當前計算機應用以及我們對基於螢幕的跟資訊系統之間互動行為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潛在危害的最有趣的探討之一」。尼姆韋根讓兩組志願者在計算機上解決一個棘手的邏輯難題。這個難題要求按照一套規則轉移兩個盒子之間的綵球，那套規則規定了在什麼時間可以移動哪個球。一組實驗者使用計算機軟體，軟體的設計原則是儘可能地為人提供幫助。在志願者解決這個難題的過程中，軟體會在螢幕上顯示幫助資訊，比如說，哪一步移動可以執行，軟體會給出視覺提示。另一組實驗者使用的是基本程式，不提供任何幫助資訊。
在解決難題的早期，一如我們的預期，使用有提示資訊軟體的那一組志願者正確移動綵球的操作比另一組快。可是隨著測試的繼續進行，原本落後的那一組正確操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到最後，使用沒有幫助功能的軟體的那組志願者反而能又快又準地解決問題。他們操作中出現僵局——一步都不可能再前進的狀態——的情況也比另一組少。尼姆韋根在研究報告中寫道，研究發現表明，使用沒有幫助功能的軟體的那組人可以更好地預先規劃、制定策略，而使用具有幫助功能軟體的那一組傾向於依賴簡單的試錯方法。事實上，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使用有幫助功能的軟體的那些人經常在那裡「漫無目的地點來點去」。
在那次實驗的8個月之後，尼姆韋根又把兩組人召集起來，讓他們再次解決綵球難題，這次的實驗內容有所變化。結果他發現，原先使用沒有幫助功能的軟體的那些人解決問題的速度幾乎達到另一組人的兩倍。在另一個測驗中，他讓兩組志願者使用普通日曆軟體安排一連串複雜的會議，其中有些人需要交叉參會。還是一組使用提供大量提示資訊的軟體，另一組使用不帶幫助功能的軟體。結果跟上次一模一樣。使用不帶幫助功能的軟體的志願者「在解決問題時，多餘移動的次數少，表現得更加直截了當」，他們展示了更加「有計劃的行為」特徵和「更聰明的解題思路」。
尼姆韋根在研究報告中特別強調，志願者在基本認知技能方面經過對比，不存在什麼差異。能夠解釋兩組志願者表現上的差異的，正是軟體設計的不同。使用不帶幫助功能的軟體的志願者始終如一地展現出「更集中的焦點目標，更直接、更經濟的解決辦法，更優秀的解題策略，以及對知識更好的銘記效果」。人們對軟體提供的外在指導依賴越多，他們在解題過程中自身投入得就越少，最終學會的東西也就越少。尼姆韋根總結說，這個研究發現表明：在我們把解決問題的工作以及其他認知任務「外包」給計算機的時候，我們就削弱了我們的大腦「建立穩固的知識結構」，也就是圖式的能力，而這種知識結構可以在以後的「新情況下加以應用」。言辭犀利的人還可以表述得更尖銳：軟體越聰明，使用者越愚蠢。
尼姆韋根在討論自己的研究結果隱含的意義時提出，為了強迫使用者更深入地思考，程式設計師可以有意在軟體設計中減少幫助功能。這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可是很難想象商業軟體和網路程式開發人員會這樣做。尼姆韋根本人也注意到，計算機軟體程式設計的一個長期趨勢就是追求「越來越友好的使用者介面」。放在網際網路上，這個趨勢尤其準確。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更輕鬆，為了把解決問題及其他腦力勞動的重擔從使用者身上轉移到微處理器上，網際網路企業展開了異常激烈的競爭。搜尋引擎的演化發展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證。在谷歌公司成立之初，它的搜尋引擎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工具：在搜尋框裡輸入關鍵詞，然後點選「搜尋」按鈕。可是，面對來自微軟等其他公司搜尋業務的激烈競爭，為了讓自己的服務越來越殷勤周到，谷歌公司一直都在堅持不懈地努力。你現在只要在搜尋框裡輸入關鍵詞的第一個字母，谷歌搜尋引擎馬上就會提供一個以此字母開頭的搜尋條目列表。谷歌公司解釋說：「我們的軟體演算法利用非常廣泛的資訊，來預測使用者最有可能想查詢的內容。我們把更加精煉的搜尋條目送到眼前，可以讓你的搜尋過程更便利、更高效。」
這種形式的自動化認知處理已經成了程式設計者的慣用手段。這樣的做法很有道理：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尋求能夠提供最大幫助和最好指導的軟體工具和網路站點，對難以掌握的事物則避之唯恐不及。我們想要友好型、帶有幫助功能的軟體。然而，當我們把思考的苦差事扔給計算機軟體的時候，我們可能正在以微妙但肯定的方式弱化自己的腦力。農夫在把鐵鍬換成耕犁的時候，他的耕地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但與此同時他自己胳膊上的肌肉變弱了。在我們將腦力勞動自動化的時候，與此類似的得失也會發生。
我們用來篩選網上資訊的工具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習慣，如何界定我們的思想內容？最近開展的另外一項學術研究為這種影響方式提供了證據。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詹姆斯·埃文斯（jamesevans）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資料庫，涵蓋了從1945年到2005年期間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大約3400萬篇學術論文。他對這些論文的引用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刊物由印刷發表轉為網上發表之後，引用模式以及由此推論出來的研究模式有沒有發生變化。考慮到檢索數字文本要比檢索印刷文本容易得多，人們普遍認為刊物在網上出版會極大地拓寬學術研究範圍，從而使引用的類別更加廣泛。然而，埃文斯發現的情況根本不是這樣。隨著越來越多的刊物轉到網上，學者們實際引用的論文數量比以前減少了。在以往印刷刊物上的文章紛紛實現數字化並上傳到網際網路的過程中，學者們對發表日期更近的文章的引用頻率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可用資訊範圍日益加寬，可是卻導致了埃文斯所說的「科學和學問的日趨狹窄」。
埃文斯在2008年的《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他在解釋這一有違直覺的研究發現時指出，像搜尋引擎這樣的自動化資訊過濾工具往往會成為文章聲望的放大器，關於什麼資訊重要，什麼資訊不重要，這種過濾工具建立起一種輿論觀點，然後持續不斷地強化這種觀點。此外，跟隨超連結一路前行輕鬆便捷，這也導致在網上進行調查研究的那些人「會跳過很多相關程度不高的文章」，而閱讀印刷文章的研究者在一頁頁地翻閱期刊或專著的時候，通常會習慣性地略讀這些內容。埃文斯寫道，學者們「找到主流觀點」的速度越快，他們「遵從這種觀點，從而導致在更少的篇幅當中引用更多內容」的可能性就越大。儘管在圖書館裡辛苦翻檢這種傳統研究方法的效率大大低於網上搜尋，不過這種研究方法會開闊學者的視野：「在印刷文本上瀏覽和精讀會讓研究者翻閱不相關的論文，在更廣的範圍內進行對比。」輕鬆的方式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不過輕鬆的方式是我們的計算機和搜尋引擎鼓勵我們採用的方式。
在泰勒引入他那套科學管理制度之前，單個勞動者利用自己受過的訓練、學過的知識和積累的經驗，可以自行決定如何工作。也就是說，他可以按照自己寫的劇本行事。而在泰勒之後，勞動者開始遵循別人寫好的劇本。人們不指望機器操作員理解操作指令碼是怎麼寫的，更不指望他能理解劇本背後的推理過程，對他的期望只是簡單地遵守劇本要求。個體自治造成的凌亂一掃而光，工廠作為一個整體變得效率更高了，工廠的產出更容易預測了。工業生產隨之蓬勃發展，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伴隨著凌亂性一併消失的是個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和奇思妙想。有意識的創造變成了無意識的例行公事。
上網的時候，我們也是在遵從別人寫好的劇本——即便把那些藏在幕後的程式程式碼展示給我們，也很少有人能理解。我們通過谷歌搜尋引擎或其他搜尋引擎查詢資訊時，是在遵照劇本演出。我們瀏覽網站推薦給我們的內容時，是在遵照劇本演出。這些劇本可以是匠心獨具、極其有用的，就像它在奉行泰勒主義的工廠裡表現的那樣。但是，它們也把智力探索的凌亂過程機械化了。計算機程式設計師托馬斯·洛德（thomaslord）認為，軟體最終會把人類活動中最具私密性、最個人化的行為轉變為具體步驟「在網頁邏輯中編碼實現的」無意識的「例行公事」。我們不是按照自己的知識和直覺行動，而是心不在焉地敷衍了事。
霍桑坐在沉睡谷綠樹成蔭的空地上忘我沉思的時候，他的大腦裡究竟在想什麼呢？霍桑內心的活動又是如何不同於擁擠嘈雜的火車上那些都市人的呢？過去20年來，一系列心理學研究揭示，人們在寂靜的鄉間獨坐，與大自然接近時，會表現出更強的注意力、記憶力以及認知能力。他們的大腦變得既沉著又敏銳。根據注意力恢復理論，原因在於：人們不受外部刺激影響的時候，大腦能夠有效放鬆。在這個時候，大腦不再需要為處理源源不斷的分神刺激而加重工作記憶的負擔。沉思狀態加強了他們對思緒的控制能力。
這類研究的最新結果發表在2008年年底的《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science）上。美國密歇根大學心理學家馬克·伯曼（marcberman）領導的一個研究團隊招募了三四十名實驗物件，先讓他們接受一系列嚴格測驗，以測試他們工作記憶的容量以及他們控制自己注意力的能力。隨後實驗物件被分為兩組，一組在一個僻靜的公園裡散步大約一小時，另一組則在繁忙的鬧市街道上步行同樣長的時間。然後，兩組實驗物件接受第二次測驗。研究人員發現，在公園裡散步「顯著提高」了人們在認知測驗中的成績，這標誌著他們的專注程度有了實質提高。相比之下，在鬧市區散步則沒有提高測驗成績。
研究人員隨後又對另一組實驗物件進行了類似實驗。在新的實驗中，兩輪測驗中間不安排散步，只是讓他們分別觀看不同的照片，一組照片反映的是寧靜的田園風光，而另一組反映的則是城市中的繁忙生活。實驗結果跟前面一樣。觀看自然風光的實驗物件能實質性提高對自己注意力的控制力，而觀看城市景象的那些人在專注程度方面沒有提高。研究人員總結說：「總而言之，跟大自然之間簡單而短暫的互動作用可以在認知控制方面產生明顯的提高效果。」對「有效發揮認知機能」而言，在自然界中花點時間看來是「極其重要」的。
網際網路上沒有沉睡谷，也沒有寧靜的場所可以讓寂然凝慮的沉思狀態展現其恢復大腦元氣的神奇魔力，有的只是城市街道上無窮無盡的嘈雜之聲。網際網路就像熱鬧的城市一樣，帶來的刺激令人振奮。我們不願意放棄這些刺激。但是，這些刺激同樣也讓人心緒煩亂、疲憊不堪。我們讓腦力工作自動化，我們把對思考和記憶的控制拱手讓給威力強大的電子系統。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科學家魏澤鮑姆和藝術家福爾曼共同擔憂的問題：對我們人性的緩慢侵蝕。
不光深層思考需要一個平靜安寧、全神貫注的頭腦，同情心也同樣需要。關於人們怎樣經受恐懼，如何應對身體威脅，心理學家早就展開研究了。不過，直到最近，他們才開始研究我們高貴本能的根源。美國南加州大學大腦與創造性研究所主任安東尼奧·達馬西歐（antoniodamasio）解釋說，他們的研究發現是高階情感來自「天生緩慢」的神經過程。在最近開展的一次實驗中，達馬西歐和他的同事讓實驗物件聽關於人們經受肉體痛苦或精神痛苦的描述。然後讓實驗物件進入核磁共振成像儀，要求他們回憶故事情節，並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掃描。實驗結果揭示，雖然人腦對肉體痛苦的反應非常迅速——一看到有人受傷，自己大腦裡的疼痛中樞幾乎馬上就會啟用，但對精神痛苦表示同情是一個更為複雜的過程，這個過程要緩慢得多。研究人員發現，對大腦而言，「超越身體上的即時參與」，開始理解並感受「一種情境下的心理因素和道德因素」，這需要時間。
研究專家說，這個實驗表明，我們的精力越容易分散，我們就越難以體驗同情、憐憫等最具人性特徵的微妙情感。瑪麗·海倫·伊莫蒂諾·楊是這個研究團隊裡的一員，她說：「對某種型別的思想，尤其是對有關他人的社會境況和心理境況的道德判斷而言，需要我們有足夠的時間，進行足夠的反思。如果事情發生得太快，你可能無法全面體會他人的心理狀態。」網際網路正在破壞我們的道德感，得出這樣的結論或許未免失之輕率。網際網路正在重新佈置我們生死攸關的神經通路，網際網路正在不斷削弱我們沉思冥想的能力，因而它正在改變我們的情感深度以及我們的思想深度，提出這樣的觀點並不輕率。
我們的頭腦輕而易舉地適應了網際網路的智慧倫理，有些人為此歡欣鼓舞。《華爾街日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寫道：「技術進步不會逆轉，因此以多工方式處理、消費各種不同種類資訊的趨勢只會繼續下去。」然而，我們無須擔憂，因為我們的「人性軟體」會及時「趕上讓資訊充分成為可能的計算機技術」。我們會不斷「進化」，變成更機敏的資料消費者。《紐約》雜誌一位封面故事作者說，在網路資訊中「過濾篩選」是「21世紀的任務」，隨著我們對此習以為常，「為了更加高效地處理更多資訊，大腦連線將會不可避免地改變」。我們可能會喪失「自始至終全神貫注於一項複雜任務」的能力，但是作為補償，我們會獲得諸如能夠「通過6種不同媒體同時進行34場交談」之類的新技能。
這些作者認為我們所處的新型資訊環境正在塑造我們，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大腦具有適應能力，這是固化在大腦工作機理中的規律，也是智力發展史的基調。可是，如果說他們的心安理得能給人帶來安慰的話，那這種安慰令人不寒而慄。適應能力讓我們更好地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但那在性質上是一箇中立的過程。到頭來，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們正在改變，而是我們變成了什麼。20世紀50年代，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說，即將到來的「技術革命浪潮」是「那樣的迷人，那樣的誘人，計算思維必將作為唯一的思維方式為人們所接受和踐行」。在他看來，人之為人的最本質的「沉思冥想」能力將會變成魯莽進步的犧牲品。甚囂塵上的技術進步就像康科德鎮上到來的火車一樣，帶走了只能由沉思冥想而來的領悟、思考和情感。海德格爾寫道，「技術狂熱」帶來了「讓技術遍地生根」的威脅。
我們現在可能正在步入技術遍地生根的最後階段。我們熱烈歡迎技術狂熱進入自己的靈魂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