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但凡得罪、頂撞過曹操的人，幾乎都沒有好下場。實在找不到岔子，就誣以謀反；謀反的贓也栽不了，便誣以「腹誹心謗」。腹誹心謗可是既說不清又不要證據的事，當然一抓一個準。這種以「腹誹心謗」為罪名殺人的事，劉邦幹過，漢武帝劉徹幹過，曹操幹起來也很得心應手。那個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風最正派，在群眾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這樣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當時最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書上稱他「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也就是清廉忠貞，正派儒雅，既有高風亮節，又有遠見卓識，看人看得準，做事做得正，而且儀表堂堂，凜然於朝。據說連曹操看到他，也為他那一身正氣而懾服（太祖亦敬憚焉）。事實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說他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sup/sup，「貧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認為崔琰是眾人的表率，時代的楷模。
崔琰也確實不負眾望。他在擔任組織部長兼人事部長職務期間，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錄用，不講情面，以致「朝廷歸高，天下稱平」，杜絕了用人的腐敗，樹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個光明磊落、胸懷坦蕩的人。曹操晚年，曾為立嗣問題苦惱，不知是立最年長的曹丕呢，還是立最有才的曹植。於是便以信函密問百官，請他們陳述意見，密封以答。唯獨崔琰卻「露板」（不封板牘）公開作答，說：根據《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何況五官中郎將（曹丕）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我崔琰願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為驚異。因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舉薦曹植而舉薦曹丕，說明他確實是處以公心的，連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嘆息」，敬佩他的大公無私。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也被曹操殺了，而且完全是誣殺。殺他的理由，就是「腹誹心謗」。以所謂「腹誹心謗」為罪名來殺人，原本就是混賬邏輯，更何況說崔琰「腹誹心謗」，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這樣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後，有一個名叫楊訓的人寫了表章，稱頌曹操的功勳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議，說他迎合權勢，為人虛偽。進而又議及崔琰，認為他居然舉薦楊訓做官，是他作為組織部長的失察和失職。於是崔琰便把楊訓奏章的底稿要來看了一下，給楊訓寫了一封簡訊，說：「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們現在已無法確知崔琰寫這封信的真實想法和動機，但此信確實有些含糊其辭模稜兩可。它直譯過來是：表章我看過了，事情做得還算可以嘛！時間啊時間，隨著時間的變化，情況也一定會發生變化的！這裡的關鍵是：那個還算可以的事是什麼事，而那個會發生變化的情況又是什麼。它們可以理解為楊訓的這份奏章寫得還算可以，或他上奏章這件事做得還算可以，而隨著時間的遷移，人們對楊訓的看法也是會發生變化的。這種理解，就事論事，順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這麼理解。他的解釋翻譯過來就會是這樣：表章我看過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還算是可以嘛！天時啊天時，總會有變的時候。所以曹操憤怒地說：老百姓通常都講，生個女娃兒罷了，不過「還算可以」而已，這個「耳」字不是好字眼。「總會有變的時候」，更是出言不遜，別有用心！於是便處崔琰以髡刑輸徒。也就是剃個陰陽頭，送去勞改隊吧。崔琰受此凌辱，內心卻很坦然，行止如故，辭色不撓，毫無猥瑣卑屈、搖尾乞憐的樣子。那個告密者又去報告曹操，說崔琰並無認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手令說：崔琰雖然受刑，卻仍接交賓客，門庭若市，說話抖動著鬍鬚，看人直瞪著眼睛，好像心懷不滿嘛！三天後，負責監視崔琰的官吏報告說崔琰並未自殺，曹操竟發怒說：崔琰難道一定要我去動刀鋸嗎？崔琰聽說這話，點點頭說：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這個意思。於是從容自盡。
崔琰之死，無疑是當時最大的冤案。連陳壽作史時，都忍不住要說：「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崔）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實，崔琰並無「不虔」，而曹操早有殺機。西元204年，曹操攻克鄴城，平定袁氏，領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對剛從冀州監獄裡被救出來、當了他的別駕從事的崔琰說：昨天我查了一下戶口，這一回我可得三十萬人，冀州可真是個大州啊！誰知崔琰卻說：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屍荒野。王師駕到，沒聽說先傳佈仁聲，存問風俗，救民於塗炭，反倒首先算計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擴充實力為當務之急，這難道是鄙州男女老少寄希望於明公的嗎？這一番義正詞嚴，嚇得旁邊的賓客臉都白了，曹操也連忙收起得意的神態，向崔琰道歉。因為這實在是正義和正直的聲音，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結在了心底。應該說，從204年結怨，到216年殺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已經等得夠久的了。
我們不要忘記，專制時代那些掌握了權力的傢伙，沒有一個不打擊報復、公報私仇的，曹操當然也不例外。因為就連最窩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員都會這一手。所不同的僅僅在於：有的人會當場翻臉，立即實施報復；有的人則會為了長遠的目標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來，等到秋後再算賬。
但，是秋後算賬還是當場翻臉，卻是英雄或奸雄與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於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證明自己是君子；曹操則用崔琰的死，證明自己是奸雄。
孔融的死則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舉，據說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孫，來頭自然很大。他小時候便很聰明，被視為「神童」；十六歲時為掩護受宦官迫害的張儉，與哥哥孔褒爭死，被視為「義士」。於是孔融便名滿天下，世人皆知，與前面說到過的那位邊讓同為「後進冠蓋」，三十八歲就當了北海相。後來，他又被曹操請到許昌，當了主管工程的將作大臣（建設部長）。每次朝廷開御前會議，都是他做主發言人，其他卿大夫則不過掛名委員而已。
孔融的才氣大，名氣大，脾氣和架子當然也不小。197年，袁術稱帝，曹操便想公報私仇趁機殺掉與袁術有婚姻關係的太尉楊彪。孔融聽說後，立即去找曹操，說《周書》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況楊彪和袁術只是親家！曹操推託說，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媽的淡！嘴上也不饒人：莫非成王要殺召公，周公也說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為您聰明仁智，辦事公道。如果濫殺無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個，我孔融堂堂魯國男子漢，明兒個就不來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說得也有道理，就不殺楊彪了，但心裡肯定結了個疙瘩。
然而孔融卻不放過曹操，一有機會就找他的岔子，用諷刺挖苦和故意搗亂的方式來發洩他對曹操的不滿。曹操攻破鄴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搶來做小老婆。孔融就給曹操寫信，說當年武王伐紂，把妲己賜給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學，以為真有這事，便問他是在哪本書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說：「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又比如曹操為了節約糧食，下令禁酒，說酒可以亡國，由此非禁不可。孔融又跳出來唱反調，說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間有酒德，酒怎麼可以禁？再說從古以來就有因女人而亡國的，怎麼不禁女人？這些話，當然讓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來頭大，名氣大，曹操輕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說些諷刺刻薄話，也許曹操忍一忍也就罷了。可惜孔融還要攻擊曹操的政治路線和政治綱領，對曹操的每一重大決策都要表示反對，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劉備關係非同一般，曹操又正好要用兵荊州，留著這樣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於是曹操便決定在消滅劉備之前，先消滅了孔融。
殺孔融畢竟不是殺別的什麼無名鼠輩，還得講點法律程式。因此曹操便任命郗慮去當檢察長（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麼問題。郗慮原本與孔融不和，對曹操的任命自然心領神會，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證，並讓一個叫路粹的人寫了舉報材料。其中最嚴重的一條，是揚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劉）字。這便是謀反了，當然該殺，可殺。於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獄、處死、棄市，老婆孩子也統統受到株連。
不過曹操殺孔融，用的卻不是「謀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據路粹的揭發和後來公佈的罪狀，孔融有兩條「反動言論」。一是說：父與子，有什麼恩？論其本義，不過當時情慾發作而已。子與母，又有什麼愛？就像一件東西暫時寄放在瓦罐裡，倒出來後就什麼關係都沒有了。二是說：鬧饑荒時，有點吃的，如果父親不好，便寧肯拿給別人去吃。這樣的言論，當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佈告上惡狠狠地說：「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不但該殺，而且還殺晚了。
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專制政治。首先，我們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論。但曹操說有，那就有，不容申辯的。其次，即便有，也頂多是不像話，有錯而無罪。但曹操那個時代是不講人權的，連「腹誹心謗」都有罪，何況「猖狂攻擊」？當然該死。最後，曹操自己說「唯才是舉」，盜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緊，怎麼可以因為不孝而殺人呢？豈非出爾反爾、自打耳光？再說，孔融只不過有不孝的言論，曹操還把它用到組織路線和人事政策上去了，豈不更該殺？不過，這些話我們並不能去問曹操。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sup/sup
其實，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殺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極有心計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氣用事的書呆子。第一，漢王朝歷來主張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殺孔融，說明他維護孝道，而維護孝道就是維護漢室。這就光明正大，同時還洗刷了自己「謀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撈了一票。第二，這樣做，不但能消滅孔融的肉體，還能詆譭孔融的名譽。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孫居然主張不孝，他的人品還靠得住嗎？一個連祖宗都背叛的人，難道還不該死嗎？顯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還要讓他死有餘辜，死了以後也翻不過身來，遺臭萬年。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厲害的。陳壽作《三國志》時，便不敢為孔融立傳。
說來曹操的殺孔融，確有正一正風氣的目的。只不過這風氣與孝不孝的沒有什麼關係，卻與政治關係頗大。我們知道，東漢末年，許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標榜。其中自然有潔身自好的高潔之士，也不乏沽名釣譽之徒。但不論何種「清流」，共同的特點，是才氣大脾氣也大，或沒有才氣脾氣卻很大。他們都自命清高，不肯與所謂俗人來往，也不肯與當局合作，或裝作不與當局合作。如果只是個人生活鬧鬧脾氣，還不要緊，然而他們還要把這種風氣帶到政治生活中來，而且弄得影響很大，這就不能不讓曹操頭疼。曹操是一個在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專政，豈容別人天天說他的怪話？他要用人，豈容大家都不來合作？這就要殺一儆百，才能一正風氣，而孔融正好是這樣一隻大公雞。所以他要殺孔融，還要批判他。對另一個才氣和脾氣也很大，地位和影響卻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動他，而是交給別人去殺。
這個人，就是禰衡。
禰衡，字正平，平原（今山東省平原縣）人。《後漢書》說他「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氣用事，非常剛愎狂傲，喜歡故意和時尚唱反調，和別人過不去，也不把別人放在眼裡的意思。大約意氣相投之故，他和孔融的關係非常之好，無話不談。孔融那兩條不孝言論，據說就是對禰衡說的，並由禰衡到處散佈傳播。路粹還揭發說，孔融和禰衡相互吹捧。禰衡說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則誇禰衡是「顏回復生」。路粹的舉報材料一再提到禰衡，可見孔融一案，在某種意義上是禰衡一案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