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徐敬業敗就敗在這裡。軍師魏思溫曾對他說，他們既然是以匡復唐室、勤勞王事為號召，就該直取洛陽，爭取天下人的群起響應。然而徐敬業卻抵擋不了所謂「金陵王氣」和據地稱王的誘惑，不肯北伐而要東征，結果一敗塗地，在逃往高麗的途中被部下殺死。他只鬧騰了四五十天便身敗名裂，只能說是活該。
就在武則天取消徐敬業姓李資格的前一天，即光宅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斬殺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謀反罪被殺的。證據是他曾與叛亂分子駱賓王私下接觸，並與徐敬業有書信來往。據說，駱賓王為了策反裴炎，曾編造民謠「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並解釋說：「緋衣」即裴，「一片火，兩片火」即炎，「小兒」即子隆（裴炎的字），「當殿坐」自然是當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據說裴炎給徐敬業的信中只有「青鵝」兩個字，被武則天猜出謎底，是「十二月（青），我自與（鵝）」，也就是裴炎將於十二月在朝廷發動政變，以應揚州軍事。總之，按照這些說法，裴炎的謀反，既有犯罪動機，又有犯罪事實，鐵證如山，不容狡辯，該殺。
其實，裴炎與徐敬業並不是一路人。他對徐敬業這個人和徐敬業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並不想摻和進去。徐敬業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稱王；裴炎的目的則是逼退太后，還政睿宗。他們在倒武這一點上有共同之處，但分歧則更大。裴炎反對搞武裝叛亂，更不想讓徐敬業成什麼氣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務挺一起，對武則天進行「兵諫」，就像「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楊虎城對蔣介石做的那樣。只不過張、楊搞成了，裴、程沒搞成。沒搞成的原因是運氣不好。他們的計劃，原本是打算趁武則天游龍門時，「以兵執之」，逼她交出政權。只是因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這個計劃一直無法實施。
因此，當徐敬業在揚州起兵時，裴炎的心情，可以說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終於有人向武則天的權威公開挑戰，她大約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懼的是戰端一開，時局將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現在對付足智多謀的皇太后，還是將來對付重兵在握的徐敬業，都是難題。但他實在不願放棄這千載難逢可以坐收漁利的天賜良機。於是便決定豪賭一把。他對武則天說：皇帝年長，不親政事，這才給叛匪以口實。如果太后還政於皇上，臣以為叛軍不討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著險棋。他的如意算盤是：既然自己兵諫不成，就借徐敬業的兵。先借徐敬業的兵逼武則天下臺，再用武則天的兵逼徐敬業就範。只要太后退位，皇上還朝，徐敬業的軍事行動便師出無名，再堅持下去就是謀反。那時，不說是「不討自平」，便是要討，也容易得多。無論兵不血刃平息叛亂，還是不動干戈奪回朝政，他裴炎都是蓋世英雄，千古名臣。何況，裴炎的說法，也並非沒有道理。徐敬業並沒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復唐室的旗號。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業豈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稱臣之理？
可惜武則天沒那麼好哄。她臉上不動聲色，心裡卻暗暗好笑：少跟老孃來這一套！不討自平？天下哪有不討自平的反賊！大軍征討還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頭腦之清醒、政治經驗之豐富，難道不懂這個道理？難道看不出徐敬業的真實目的是「凡諸爵賞，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權還給皇帝，他徐敬業也會藉口「還政是假」云云繼續興兵作亂。看來，所謂「不討自平」是假，要老孃下臺才是真。難怪他對討伐叛賊毫無興趣（不汲汲議誅討）了。對這種人，武則天從來就不手軟：你裴炎和徐敬業不是南北呼應一唱一和嗎？那好，不管你是敲邊鼓也好，做內應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渾水摸魚也好，老孃先殺了你再說，免得變生肘腋，防不勝防。所以，武則天沒有絲毫猶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斷頭臺。平息揚州叛亂以後，又斬殺程務挺于軍中。
裴炎謀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動。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謀反是真的。因為誰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後，照例抄家，卻發現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程務挺就更是冤枉。作為大唐一代名將和功臣，他不但沒有謀反，而且在前方奮勇作戰保衛邊境，殺得敵人聞風喪膽不敢來犯。程務挺被害後，邊境將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則歡呼雀躍，大擺宴席。武則天殺程務挺，實在是做了一件親者痛仇者快的事。
實際上，裴炎和程務挺反不反，只有武則天和他們兩人心裡有數。這就是：如果武則天不當皇帝，還政於睿宗，裴炎和程務挺必不反；如果武則天悍然稱帝，裴炎和程務挺必反無疑。只不過這話誰都不能說出口罷了。所以，當有人勸裴炎認罪求情，或可免於一死時，裴炎只是笑著搖搖頭說：宰相下獄，斷無全理。多餘的話無須再講。同樣，當朝中大臣擔保裴炎不反，說「若裴炎謀反，臣輩也謀反了」時，武則天也只是笑著搖搖頭說：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見雙方都心照不宣。
其實，不論裴炎謀反一案是否證據確鑿，他的死，都是一個悲劇。對裴炎是悲劇，對武則天也是悲劇。因為他們都沒有「錯」，又都付出了代價，而且損失慘重。裴炎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主張而被殺的。這個主張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來當，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孫來當。從封建禮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來看，這是對的，是「正義」和「正道」。武則天的主張則是：強者為王。皇帝應該由有能力的人來當，而不拘於這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姓李還是姓別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也不錯，也是「正義」和「正道」。結果，裴炎和武則天為各自不同的「正義」和「正道」發生衝突，並分別付出代價：裴炎丟了性命，武則天則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將，等於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過，武則天在內心深處還得感謝裴炎。
如果說，徐敬業短命的叛亂增強了武則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並非不可為之，那麼，裴炎未遂的政變則提醒她要小心，萬萬不可大意失荊州。道路並不平坦，前途也不會一帆風順，而是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徐敬業的叛亂固然不得人心（誠如時人陳子昂所說「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自己的臨朝稱制也同樣頗遭物議（亦如重臣劉禕之所言：「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來，李唐宗室的殘渣餘孽倒不可怕，禮法傳統卻是很難戰勝的勁敵。想當年，曹操在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武某要在尋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舉。顯然，對於武則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屍骨來鋪就。她頭頂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鮮血來染成。她不能等著人撞到槍口上來。她必須製造恐怖，大開殺戒，讓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蟬。
現在武則天深信她是在進行一次翻天覆地的偉大革命。「革命」這個詞，在中國古代原來就是「改朝換代」即「變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過，商湯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則天的革命都頗不相同。前者發生在舊王朝行將就木之際，後者則發生在新王朝蓬勃興旺之時；前者是一個男性家族取代另一個男性家族，後者卻是一個女人要顛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過武裝奪取政權，後者可只能搞宮廷政變。顯然，武則天的難度更大，是否「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大成問題。然而武則天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輸、連日月星辰都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偉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給她革命的氛圍，她就自己來創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贊成她革命，她就讓大家都不敢開口說話。總之，她必須創造一種政治氣氛，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對她的反抗已徒勞無益。
於是武則天開始理直氣壯地實行她的特務政治和恐怖統治。這種政治和統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和冤假錯案。製造冤假錯案，誣陷自己的政敵和不喜歡的人謀反，是一切專制獨裁者的慣用伎倆。劉邦用過，曹操用過，武則天當然也可以用。武則天的不同之處，是公開地、普遍地通過鼓勵告密和起用酷吏來大規模製造冤假錯案。大約很少有人像武則天這樣把告密合法化並公開予以鼓勵了。她規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攔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農民，也可以到京師面見皇帝，提出控告。他們將由官府供給驛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進京後住官家客棧，吃官傢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則天的親自接見和賞賜。最重要的是：即便揭發不實，也不反坐，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這種只有進項沒有虧損的無本生意誰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費旅遊一回，過把五品官的癮，也值。於是乎，四方密告蜂擁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則天則每天都要堅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樂此不疲。這些告密信為她提供了許多線索，使她對朝廷中社會上的動向瞭如指掌，洞若觀火。這實在讓她喜出望外笑逐顏開。她沒有忘記，因為情報不靈，徐敬業一夥搞了那麼多陰謀詭計，朝廷居然一無所知，直到他們集結起十萬大軍攻城略地時，才大驚失色，匆忙應對。她也沒有忘記，正是因為有人告密，裴炎兵變的預謀才被扼殺在搖籃之中。告密，對於獨裁者來說，真是個好東西。
因此，武則天決定重獎告密者，並從告密者當中選拔一批酷吏。這些酷吏之所以要從告密者當中選拔，是因為不屑於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變成案件，置反對派於死地？在嚐到告密的甜頭以後，武則天已不滿足於僅僅通過這種手段獲取情報了。她還要通過對所有密告的處理，製造一個又一個的冤案，以便把反對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事實上，只有一個個「駭人聽聞」的案件被不斷揭露出來，才能證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這些人都是些什麼出身，是否讀過書、有學問，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會看武則天的臉色，以及有足夠的卑鄙和殘忍。
可見，告密制度、酷吏集團、冤假錯案，這三個東西是一環扣一環的。有人出來告密，就有了情報和線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藉口；有人充當酷吏，告密者的舉報才可能被「坐實」，也才可能製造冤假錯案；有了冤假錯案，才能不斷宣稱「國家受到威脅」，從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團顯得合理合法。既然國家安全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就更需要鼓勵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惡性迴圈，恐怖的氣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實，國家何曾受到威脅？只不過武則天自己神經過敏，或者只是她殺人立威的一種藉口。
儘管武則天這一手段極其卑鄙無恥、骯髒下流，卻挺管用。幾年下來，已沒有什麼人膽敢對她的所作所為說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頌德和阿諛奉承之聲。呈報所謂祥瑞的綠紙書和言說所謂天命的勸進表雪片般飛往宮中，飛到武則天的丹陛之下。在裝模作樣進行了一番推讓辭謝以後，天授元年（西元690年）九月九日，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終於如願以償，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這一年，她六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