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被罷官的官
海瑞是一個清官。不過他這個清官，卻是以「罷官」而聞名的。
現在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大約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罷官」的。1966年，以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為導火線，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當然，不管歷史上有沒有海瑞這個人，以及他是否被罷過官，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進行。只不過，這樣一來，便弄得海瑞這個名字家喻戶曉，而且一提起海瑞，便想起罷官。
海瑞這個人，的確與罷官有緣。海瑞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從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十二月十日在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當教諭（一種低階學官），到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十月十四日病死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與官場差不多算是打了半輩子交道，其間罷官和請求辭職就有好幾回。僅在南京任上的兩年之中，請求告老還鄉就達七次之多；而賦閒時間最長的一次，竟達十六年之久。這樣折扣下來，則海瑞踏入仕途三十三年，就有一半的光陰屬於罷官。如果按照嚴格的計算方式，以他被提升為地方行政長官，擔任浙江淳安知縣（時在嘉靖三十七年即西元1558年）作為正式從政的起點，則當官的時間還要更短，半數以上處於罷官狀態。
不過海瑞罷官也升官，而且罷一次升一次，官也越做越大。他第一次罷官是在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被免去淳安知縣（正七品）職務，但很快就平調江西贛州府興國縣，一年半以後調升戶部雲南司主事，由地方官變成了京官，官階也由正七品升到了正六品。第二次罷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西元1566年），這次長達數月之久，還坐了牢。出獄後先是官復原職，後改任兵部武庫司主事，又調尚寶司司丞（均正六品）、大理寺寺丞（正五品）、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最後升調右僉都御史（正三品）、欽差總督糧道巡撫應天十府，已是封疆大吏，方面之員。第三次罷官是在隆慶四年（西元1570年）。這一回直到十六年後才重新出山，先是恢復了他的南京右僉都御史職務，赴任途中升為南京吏部右侍郎，次年（萬曆十四年即西元1586年）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官階二品，成為大明王朝的高階幹部。這時，海瑞已是七十三歲的老人，而他的學歷或功名又只是一個舉人。
這就使海瑞的仕宦生涯帶有了傳奇色彩。於是我們有點弄不清他究竟是好官還是壞官。如果是好官，為什麼屢屢被罷？如果是壞官，為什麼又一升再升？皇帝也好，官場也好，究竟是喜歡他呢，還是不喜歡他？
如果按照中國普通老百姓衡量一個官員好壞最通用的標準來評估海瑞，他當然是一個好官。這個標準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舉世聞名的，也是絕對真實的。他晚年職任右都御史（監察部長）sup/sup，官居二品，留下的積蓄竟不夠殮葬之資，還得靠同僚們來捐助費用。一個人，做官做到連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見底」了。
關於海瑞死後所遺資產的數目，有三種說法。最多的一種說是一共有一百五十一兩銀子，綾、綢、葛各一匹。最少的一種則謂「檢點行囊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居中的一種，則說有白銀二十兩。即便按一百五十一兩計算，數目也十分可憐。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知府不過正四品。一百多兩銀子，對於任何一位二品大員的家產而言，都夠不到一個零頭，更不要說和嚴嵩那樣的奸相相比了。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嚴嵩倒臺，抄家時單單白銀一項就抄出兩百萬兩之多。由此可見，海瑞的清廉，不但名副其實，而且難能可貴。
更難能可貴的是，海瑞始終如一地堅持著他的清廉。他當知縣的時候，飯桌上的蔬菜都是他親自帶人在衙後種的。酒肉之類，大約也很少食用。據說他唯一的一次「奢侈」，是為了給母親做壽（海瑞是孝子），買了兩斤肉。這事當時就作為新聞在官場上廣為傳播，就連總督胡宗憲都忍不住用大驚小怪的口吻對別人說：你知道不知道，海瑞買肉了，買了兩斤肉，兩斤哪！
海瑞擔任了應天巡撫後，其地位與知縣已不可同日而語，轄區包括應天、蘇州、常州、鎮江、松江、徽州、天平、寧國、安慶、池州十府及廣德州，多為江南富庶的魚米之鄉。但他仍節儉清廉如常。他下車伊始，就頒佈《督撫憲約》，規定巡撫出巡各地，府、州、縣官一律不準出城迎接，也不準設宴招待。考慮到朝廷大員或許仍須稍存體面，他准許工作餐可以有雞、魚、豬肉各一樣，但不得供應鵝和黃酒，而且也不準超過伙食標準。這個標準是物價高的地方紋銀三錢，物價低的地方兩錢，連蠟燭、柴火等開支也在上述數目之內。至於叫「小姐」來席間作陪，或酒足飯飽後的各項餘興節目，當然不言而喻地均在嚴禁之列。
海瑞的清廉，甚至達到了不近人情或匪夷所思的地步。按照當時官場的風氣，新官到任，舊友高升，總會有人來送些禮品禮金，以示祝賀。這些禮品禮金只要數額不大，不過意思意思，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一點意思也沒有。他公開貼出告示說，「今日做了朝廷官，便與家居之私不同」。「彼酬此答，殊是虛繁，卻之不為已甚。」然後當真把別人送的禮品一一退還，連老朋友賀邦泰、舒大猷遠道送來的禮也不例外。至於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佔。海瑞臨終前，兵部送來的柴金多算了七錢銀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七錢銀子實在不算什麼，他海瑞卻決不肯為這蠅頭小利，毀了自己一世清白。
這樣的清官，老百姓當然由衷擁護，官員們卻反感異常。他們雖然嘴上不便多言，心裡卻是說不出的嫌厭和膩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頭皮發麻。可資證明的一個事實是：海瑞調升應天巡撫的任命剛一發表，應天十府官員便幾乎快要哭出來。不少人紛紛請求改調他處，有的甚至自動離職，寧肯不要頭上的烏紗。這固然說明海瑞的清廉和聲威已足以讓人聞風喪膽，但也說明他在當時的官場上，其實已很孤立。
海瑞確實是不講什麼官場規矩的。他並不是一個胡來的人。相反，他的原則性很強。他的原則有兩條，一條是「四書五經」闡述的道德準則，一條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這兩個東西里面，可都沒說過一個官員應該貪汙腐化，以權謀私，也都沒說過要當官就得學會阿諛奉承、吹牛拍馬、迎來送往、請客吃飯。聖人和明太祖沒說過可以做的，就不能做。聖人和明太祖明確規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至於時下的風氣，決非海瑞之可效法，也決非海瑞之應趨附。有人曾勸他不要太死心眼兒，該走動的還要走動，該打點的還要打點。海瑞卻瞪著眼睛反問：假設所有的地方官都不打點走動，是不是就沒人升官呢？假設所有的地方官都打點走動，是不是就沒人降職呢？那人見海瑞榆木腦袋死不開竅，所言「假設」云云又根本不能成立，完全是書生氣十足，也就只好悻悻而去。
海瑞不但謹遵聖賢教誨且身體力行，而且還要和不良風氣作鬥爭，而無論對方職位有多高，來頭有多大。哪怕是公認的老虎，海瑞也敢摸他的屁股。海瑞擔任淳安縣令時，出任總督的是胡宗憲。總督與知縣，官階之別，如同天壤。胡宗憲這個人，又是當朝權相嚴嵩的黨羽，權傾天下，炙手可熱，加上他官風凌厲，氣勢逼人，境內官民無不凜然畏懼。然而海瑞卻如初生牛犢。胡宗憲的兒子到淳安，耀武揚威，頤指氣使，對驛站的款待百般挑剔，還把驛丞倒吊起來。海瑞毫不客氣，立即下令將其拘捕，押往總督衙門，其隨身所攜一千兩銀子也沒收充公。海瑞還給胡宗憲呈上一份公文，聲稱久聞總督大人節望清高，愛民如子而教子甚嚴。此人既然品行惡劣胡作非為，其所稱胡公子云雲必系假冒，其隨身所攜也必系贓銀。胡宗憲心知是自己的兒子不爭氣，卻也不敢聲張，只好打落了牙齒往肚裡咽，自認倒霉。
嚴嵩的另一黨羽鄢懋卿也在海瑞這裡碰了一個軟釘子。鄢懋卿奉命欽差巡視浙江鹽務，事先曾明發通令，聲稱本院「素性簡樸，不喜承迎」，因此「凡飲食供帳俱宜簡樸為尚，毋得過為華奢，靡費里甲」。這種官樣文章，原本是此類人物標榜儉樸以沽名釣譽的把戲，十足地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員都不當真，接待也極盡奢靡，所費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卻一本正經地上了一個稟帖，規規矩矩寫上「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謹稟」。稟帖先是照錄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著又說：據悉欽差大人所到之處，接待逢迎與通令所言完全兩樣。不但要擺酒席，還要供應女人，每席耗銀三四百兩，連小便器都要用銀子打造。因此下官糊塗起來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還是照前面的樣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生怕簡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樣子來做吧，又怕違背了大人體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懇請大人明示，到底怎樣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稟帖，一肚子火氣發作不得，只好不過嚴州，繞道而去。
海瑞這一手不但嚇退了鄢懋卿，也嚇壞了嚴州知府。他對海瑞大發雷霆，問他為什麼這樣惹是生非。海瑞既不頂撞，也不辯白，等知府把脾氣發夠了，才作揖告退。後來，知府大人見海瑞此舉並沒有惹來什麼禍事，又感激地對海瑞說：淳安百姓逃此一難，真難為你了！真難為你了！
不過這回知府大人又搞錯了。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頂撞上峰，連欽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臺，豈有不遭報復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興通判調令，正準備和新任淳安知縣辦移交時，袁淳在京彈劾了他。袁淳也是嚴嵩一黨，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為巡鹽御史出巡浙江時，在海瑞那裡親身領教了簡慢的招待，還和海瑞大吵了一架，於是便彈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儘管海瑞並無過錯，也儘管嚴嵩已被免職，鄢懋卿也被充了軍，但朝中大臣們此刻熱衷的是權力與利益的再分配，沒有人關心這個舉人出身、既無後臺而脾氣又有些古怪的七品芝麻官。只是由於曾當過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極力向吏部尚書嚴諷推薦，海瑞才在免職後又被調任興國知縣。
按說，像海瑞這樣不會巴結上司，還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縣令的職位，已經是萬幸了。他原本只能在幾個邊遠貧窮的小縣調來調去，最多升個六品閒差然後退休。然而海瑞的運氣出奇的好。嚴嵩的倒臺終於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人們開始對嚴嵩當權時的人和事一一進行清理和甄別。中國官場歷來就是以人劃線的。嚴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憲、鄢懋卿之流也得跟著完蛋。這些人既然被確定為壞人，那麼，當年反對過他們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這也是中國政治鬥爭中最通用的邏輯，歷來如此。海瑞以卑微之職公然對抗令人談虎色變的權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這樣的英雄如果不能加以表彰，委以重任，那就不但是帝國的奇恥大辱，而且是吏部的嚴重失職。於是，在擔任興國知縣一年半後，海瑞被調往北京，任戶部雲南司主事，官階正六品。
戶部主事，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針出自堂官尚書侍郎，技術上的細節則為吏員所操縱。像海瑞這樣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辦公，不過是日漸一日增積做官的資歷而已。」sup/sup
然而海瑞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歡琢磨問題的人，對國家對君主認真負責的人，也是個只知進不知退的人。即便居於一個閒散的職位，他也不想在無所事事中打發時光。既然沒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慮大事。他現在已經進入中央政府（儘管職位低得可憐，離所謂中樞還十分遙遠），不再是一個有侷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歷史和全域性的高度思考一些問題了。何況他的工作任務又不繁重，不像在做縣令時那樣，每天要處理許多煩瑣而具體的事務。這就使他有充裕的時間去胡思亂想。而且，與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為己任的儒生一樣，海瑞認為他應該對時局和朝政發表自己高屋建瓴的見解，而國家的現狀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滿意。不但離孔夫子他們設計的唐堯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遠，而且簡直就是危機四伏。海瑞覺得自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不負責任，就是對歷史對國家對君王對祖宗犯罪。一股正義感和使命感從他心中升起。他決定發起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