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妨再來比較一下海瑞和張居正。
張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張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極強；海瑞卻不懂政治，還有些意氣用事。按說張居正是不該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於他不僅想做官，還想做事，希望對帝國有貢獻，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國並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貧窮的低水平低標準前提下維持所謂長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點事的人在它那裡都討不到好，混日子的則官運亨通。不過，張居正自己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道德水平與海瑞不可同日而語。海瑞表裡如一，始終如一；張居正則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這雖不是他死後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卻是其直接原因。
萬曆小皇帝對張居正本來是極尊重且畏懼的。原因之一，就因為張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國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為帝王之師，就更要將德育放在壓倒一切的高度。我們帝國是靠道德與禮儀來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禮，則奈天下蒼生百姓何？所以張先生對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極緊，反覆告訴他一個為人君者，必須仁愛、寬和、節儉、勤勉，不能隨心所欲，也不能玩物喪志。在張先生的監督下，小皇帝每天要完成很重的功課，不能偷懶，也不能玩耍，甚至不能愛好藝術，因為張先生告訴他：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比如陳後主、隋煬帝、李後主和宋徽宗，都是喜愛藝術和精通藝術的。這些教導，都有聖賢的訓示或歷史的教訓為依據，當然絕對正確。小皇帝如有違背，太后就要罰他跪在祖宗靈前，直到叩頭痛哭保證下次不犯為止，或者要抄寫張先生代擬的「罪己詔」（其實就是公開發表的檢討書），直抄到小皇帝自己也臉紅。因此，小皇帝的童年，過得十分乏味，甚至有些清苦。
然而張居正自己又怎樣呢？揭發者報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場，生活也極為奢靡。幾年以前，小皇帝聽說張先生要改建住宅，考慮到老師的官俸不高，曾給了一千兩銀子做資助，沒想到，這次裝修實際耗銀一萬兩，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何況他這豪華的住宅裡還堆滿了珠寶和字畫，蓄養了許多絕色的美女，這些東西和人又是從哪裡來的？小皇帝還被告知：萬曆六年（西元1578年）張居正回鄉葬父時，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轎子，內分臥室和餐廳，還有小童兩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費驚人。每餐飯要上一百道菜，張居正居然還說沒有地方下筷子。至於平時其他種種聲色犬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麼了。
這一狀告得極準。萬曆的憤怒立即被激發起來。年輕的皇帝想起了許多往事：在張居正當國的這十年裡，他雖然號稱天子，富有四海，實際上卻窮得一文不名。有時想拿幾個小錢賞賜宮女，都只能打白條，同幾百年後中國最基層的鄉鎮幹部一樣。有一次他不過只是和幾個小太監做了遊戲，讓兩個宮女唱了小曲（實際沒唱），就差一點被廢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為了表示對母親的孝敬，他想裝修一下太后的宮室，也被張居正阻止，還講了一大套愛民惜物的道理。他的外祖父李偉更慘：因為官俸太低，不得不承攬公物的採購，以便吃些回扣，也被公開申飭，當眾出醜。然而這個道貌岸然的張居正，卻在限制皇帝私慾的同時膨脹自己的私慾，而且佔盡了便宜。僅此一項，就該千刀萬剮！
萬曆皇帝在憤怒之餘倍感傷心，在傷心之餘又極其灰心。他不知道，如果連張先生這樣的人，其道德品質都是靠不住的，那麼，天下還有沒有可靠之人？如果天下人的道德品質都不可靠，那麼，以禮儀道德為立國之本，還能不能成立？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海瑞的復出，無疑有著特殊的意義。
萬曆和申時行對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為實在地講，全國上下，像海瑞這樣真正清廉的官員，恐怕真的沒有幾個了。因此他們希望海瑞能夠成為一個榜樣，一個楷模，至少能成為一個象徵，一個點綴。關於這一點，申時行似乎很清醒。他給海瑞寫信說：「維公祖久居山林，於聖朝為闕典。」這意思很明顯：老兄一直住在鄉下，對朝廷和官場的情況並不甚瞭然。不過既然是政治清明的聖朝，也不能沒有老兄這樣的清官。潛臺詞其實也很清楚：做做擺設就好，別惹什麼事了！
海瑞對自己的第三次復職也曾有過憂慮。他反覆問自己：我出來以後，能做什麼，該做什麼呢？難道像漢朝的魏桓那樣，說些「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之類無關痛癢的話麼？多年的閱歷，使他對前景已不存樂觀。
然而海瑞畢竟是海瑞。儘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還是一如既往地颳起了廉政旋風。除採取種種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頭指向了皇帝。他給萬曆寫信說：如果各省的巡撫都貪汙，那貪汙還禁得了嗎？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還止得住嗎？如果天子腳下的是非對錯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還有希望嗎？在這封奏摺裡，他還提出廉政要從皇帝做起，比如宮內該不該有那麼多怨女（指宮女）和曠夫（指太監）。當然，他也沒有放過那些貪官汙吏。他提出，本朝開國年間之所以比較清廉，就因為用了重刑，貪贓枉法受賄八十貫，就要剝皮實草。如今要想真的肅清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這封惹是生非的奏摺再次掀起了軒然大波，彈劾海瑞的奏摺也再一次紛紛飛到御前。只不過這一回的攻擊有了新花樣：指斥海瑞是偽君子。
表裡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為偽君子，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戲劇性的事情。同時它也說明，當時的道德已墮落到何種地步。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由三根支柱支撐起來的，這就是小農經濟、孔孟之道和文官集團。小農經濟是其經濟基礎，孔孟之道是其意識形態，文官集團則是其上層建築的核心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孟之道，因為無論是重農抑商，還是儒者治國，都包含在孔孟之道當中。孔孟之道的核心，是禮儀道德。因此，道德就成了帝國最重要的事情。它是立國之本，也是治國之道，不但可以指導行政，還可以代替行政。
有明一代的許多制度和政策，就是依照道德原則制定的。依照這個原則，文官對於民眾，有兩個作用或者說有兩項任務，一是治理他們，二是教化他們。也就是說，文官不但是管理者，也是教育者，不但要執行國家的法令，還要宣傳國家的精神。這就要求所有的文官，在理論上應該是道德的楷模，足以垂範小民、感化小民。如此，文官們當然只能領取微薄的薪水，過簡樸的生活了。
然而這樣一種理想化的政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因為即便官員們都很廉潔，起碼的生活水準和必要的官場體面也總得維持。何況低薪制度和官治體制（即「官本位」）也不相容。很難設想，在一個以「官」為「本位」的國度裡，官員們竟然會是一副捉襟見肘的寒酸相。本來，正確的做法是「高薪養廉」，即一方面大量裁減冗員，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官員的俸祿，同時禁絕一切「小費」，也不準公車私用、公費吃喝等。但這是做不到的。sup/sup第一沒人敢提，因為「高薪」的方案，與前述道德原則不符，誰也不願去背道德的罪名。第二，許多官員也不願改變制度。因為薪水提得再高，也不會超過灰色收入。於是便只好對前面所說的「常例」睜眼閉眼，同時允許地方官的生活費、招待費、饋送上司的禮品費等等，均可以用公事的名義向地方攤派，或用公款報銷。
這種變通辦法的依據，也是從孔子那裡來的。孔子的學說中原本就有「經」和「權」的說法。經就是經常，權就是權變，也就是允許在不改變政策的前提下通融，因此總算是有了「理論根據」。然而由此造成的後果卻很嚴重：官員們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要說為民表率，能保住自身的節操也已經很不容易。
結果，文官們便大體上分成了三類人。一種是像海瑞這樣極廉，這類人很少；一類是像嚴嵩那樣極貪，這類人也不多。更多的人則徘徊在兩者之間。他們從小飽讀詩書，明德知禮，知道一個正派君子在做了官以後，應該廉潔奉公、自我犧牲，卻又無法抵禦那些「擋不住的誘惑」。於是，他們多半採取這樣一種態度：隨波逐流地接受一些數額不大的「好處」，但也不做太出格的事情。這在當時，就已經算很不錯了。
不過，高尚的道德總是要受到表彰和鼓勵的。在道德水準普遍下降的情況下，就尤應受到讚揚。這種讚揚不但出於政治的需要，也出自不少人的內心。於是一些人又發現了一種沽名釣譽、投機倒把的好辦法：販賣道德。
人臣的道德，除了忠以外，無非兩種，一是廉，二是直。無論何種，都能贏得聲譽併成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但靠廉潔來獲取「清名」，遠不如製造「直聲」來得便當快捷。具體的做法，是找一個題目去批評皇帝，犯下大不敬的罪，受到廷杖、降職、罷官、流放等懲罰，卻可以贏得「直臣」的名聲，為今後東山再起、名垂史冊打下基礎。這樣一種「苦肉計」，就叫作「訕君賣直」，也就是訕議人君、販賣正直。臣僚靠誹謗君父來博取聲名，當然決非帝國制度設計者的初衷，卻是這種制度的必然產物。因為如前所述，帝國的制度已經預設了官員可以過雙重生活，同時又堅持以道德治國，並不肯承認那道德不過只是門面。
海瑞政敵的做法，便正是誣衊海瑞「訕君賣直」。這一手是很毒的。第一，海瑞之所以打不倒，就因為道德高尚。但如果被指控並確認為「訕君賣直」，那就不但毫無高尚可言，而且是最陰險最卑劣的小人，要遺臭萬年的。第二，萬曆最痛恨「訕君賣直」，有一個名叫鄒元標的監察官便曾受到這一指控。這一回如果能把這頂帽子扣在海瑞頭上，他可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因此，他們在海瑞頭上扣了一大堆帽子，有「貶奪主威」「損辱國體」「詆譭孔孟」和「崇詭飾虛」等，總之是要把海瑞說成既驕且偽、賣主求榮的壞人。顯然，政敵們的預謀，是不但要把海瑞鬥倒，還要把他搞臭。
幸虧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氣無懈可擊，萬曆皇帝也還不算十分糊塗。在攻擊者和捍衛者爭辯了一段時間後，萬曆表態說：「海瑞屢經薦舉，故特旨簡用。近日條陳重刑之說，有乖政體，且指切朕躬，詞多迂戇，朕已優容。」至於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見：職務應予保留，但不應有所職司。萬曆批示說：海瑞「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之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著高風亮節的人只能「鎮雅俗、勵頹風」（說白了就是做擺設），而不能「當局任事」，豈非反過來說只有道德敗壞、作風不正的人才能擔此重任？看來，皇帝陛下本人對所謂「以德治國」，也已經喪失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