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禩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講居喪不用過奢時，便捎帶著指責允禩昔日為母妃出喪時過於奢靡，是「偽孝矯情」。講喪事從簡是對的，但拿一個親王、總理大臣來做反面教員，就讓允禩在朝臣中很沒有面子，實際上是拿他開涮，故意要叫他丟臉。更讓允禩感到寒心和傷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藉口太廟更衣帳房油味煮蒸，竟然罰主管工部的允禩，在太廟前跪了一個晝夜。這種小事，頂多罰到一個科長，何至於體罰王爺？顯然是雍正陰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難想見，跪在太廟前的允禩，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齒和著眼淚往肚裡咽，說不出的酸楚，說不出的委屈，說不出的悲憤交加，說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確，他沒法想通，為什麼像他這樣眾人擁戴的「賢王」不能當皇帝，還非得讓他去伺候這麼個心胸狹窄的主子？
允禩當然不能坐以待斃。我們現在已無法確知允禩都做了些什麼動作，搞了些什麼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緊張。雍正後來曾對人解釋說，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樣離京遠行，到塞外秋獵，就因為允禩、允禟他們「密結匪黨，潛蓄邪謀，遇事生波，中懷叵測，朕實有防範之心，不便遠臨邊塞」。臣下把皇上嚇成這個樣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遠。
其實雍正很可能是神經過敏。像他這樣猜忌心極重，一點風吹草動都要疑心他人別有用心，些許偶然失誤也要視為故意的人，總是神經過敏的，何況他的皇位還「來歷不明」！
實際上，允禩對雍正的威脅，倒不一定是有暗殺或政變的陰謀（當然也不一定就沒有），更主要的還是威望太高。二年（西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說他每次申斥允禩時，「審察眾人神色，未嘗盡以廉親王為非」。次年四月，又說「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禩為屈抑者」。這麼多人為允禩抱不平，對雍正的打擊不以為然，就不好說全是允禩的錯了。
顯然，在雍正與允禩的鬥爭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諸王大臣的心都向著允禩，只不過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覺不出來？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滿腹委屈地下了一道聖旨：「爾諸臣內，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謂允禩賢於朕躬，為人足重，能有益於社稷國家，朕即讓以此位，不少遲疑！」不難想見，如果不是被逼無奈，雍正不會說出這樣賭氣的話。他的威望人緣遠不如允禩，已是不爭之事實。
於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寶——專制特權。四年（西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發出上諭，歷數允禩種種罪惡，聲稱「廉親王允禩狂逆已極，朕若再為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至於罪惡的具體內容，則很空洞。二月，降允禩為民王，圈禁高牆。三月，下令允禩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禟改名為塞思黑，意思是豬。sup/sup同時，向內外臣工、八旗軍民人等宣佈允禩、允禟、允䄉、允禵的罪狀。允禟被從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隸總督李紱就地「圈住」。李紱給允禟的待遇真正做到了「豬狗不如」，以致允禟常常在酷暑中暈倒。八月二十四日，允禟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禩也死於禁所。兄弟倆的死亡，相距不過六天。
允禩和允禟死得都不明白。當時就有人懷疑李紱秉承君意謀殺了允禟，因為雍正曾要李紱「便宜行事」。雍正則指責李紱沒把允禟的病情講清楚，害得他背黑鍋。李紱有口難辯，裡外不是人，只好自認倒霉。不過，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何況雍正也有雍正的解釋，即他們都是服了「冥誅」（鬼來要命）。至於有沒有什麼冥誅，那就真的只有鬼知道了。
對於雍正和允禩的這場鬥爭，我們很難說誰是誰非。
平心而論，雍正和允禩都夠格當皇帝。他們都有理想、有抱負、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執政十三年的政績可以為證。這些政績證明，他至少是一個有才幹有作為的皇帝，這才使康熙創造的盛世得以延續，以後又在他兒子乾隆手上延續了六十年。允禩的能力，則可以在雍正那裡得到證明。雍正即位以後，曾多次說過：「允禩較諸弟頗有辦事之材，朕甚愛惜之」；「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出其右者」（沒有比得上的）。其實不用聽他說，只要看看他為了整垮允禩費了多大的勁，就知道允禩不是等閒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個，也不能輪班。所以他倆的關係只能是四個字：你死我活。不管誰當了皇帝，都不會信任對方，對方也都不會服氣。所以，如果當皇帝的是允禩，他對雍正也不會客氣手軟。在權力鬥爭中，尤其是最高權力——君權的爭奪中，是從來沒有什麼仁慈、客氣可講的。當年李世民殺李建成、李元吉，不也是手足相殘嗎？怎麼沒人說閒話？顯然，僅因為「屠弟」就指責雍正，這不公平。
但我們還是要同情允禩，因為他實在太冤。
允禩究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該受康熙、雍正父子兩代皇帝的一再打擊和壓制？殺人放火？貪汙受賄？謀財害命？弒君篡權？都沒有。他唯一的罪過，是德才兼備，以致老王誇讚，群臣擁戴，諸多阿哥愛護，成了皇子中出頭的椽子，這才被康熙視為肉中刺，被雍正視為眼中釘。因此，允禩的罪，無妨叫作「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眾罪」。
這並不稀奇。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只是這風來自父兄，便不免讓人傷心；而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讓人寒心，更是讓人驚心了。實際上，無論在康熙晚年，還是在雍正早期，允禩做人都很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動輒得咎。比方說，一個案子，雍正交給允禩辦，他是嚴一點好呢，還是寬一點好呢，就很為難。寬一點，是出賣原則，收買人心；嚴一點，則是居心不良，妄圖讓人主背上苛察、忌刻的惡名，總之都是別有用心。在康熙手下也是一樣。工作賣力一點，是好勝逞能、沽名釣譽；消極一點，則又是心懷不滿、懶惰怠工。也許，他應該一開始就表現得傻乎乎的。但這也未必能讓康熙滿意。康熙會說：我怎麼養了這麼一個蠢兒子！
實際上，雍正對允禩的猜忌防範，是和康熙一脈相承的。康熙曾對人說，允禩「黨羽甚惡，陰險已極，即朕亦畏之」；而允禩一黨之所以不顧自己的一再警告，偏要硬著頭皮保薦他，則是為了給允禩撈取政治資本，以便在時機成熟時發動政變或與康熙指定的繼承人爭奪皇位。因此康熙說，允礽「屢失人心」而允禩「屢結人心」，因此「此人（允禩）之險實百倍於二阿哥（允礽）也」。
人一旦被猜忌，日子就不會好過。怎麼也想不通的允禩，有一次忍不住對康熙說：兒臣實在不知該如何做人，情願臥病不起。誰知康熙更加憤怒，並認定這就是允禩的「大奸大邪」。理由是：一個小小的貝勒，需要裝什麼病！當然是因為有非分之想。否則，怎麼會奏此「越分之言」？後來，允禩得了傷寒，命幾不保，康熙的態度卻相當冷漠。sup/sup允禩病好後，大約康熙也覺得自己所作所為太不像個慈父，於是傳諭允禩，問他想吃點什麼；朕這裡什麼都有，但不知對你合適不合適，「故不敢送去」。皇父自稱「不敢」，皇兒哪敢承當。因此允禩到宮門外跪求免用「不敢」二字。康熙又不高興了，怪允禩小心眼兒，沒事找事。他對諸皇子說：「允禩往往多疑，每用心於無用之地」，這一回又「於無事中故生事端。眾人觀之，成何體統」！其實允禩並不多疑，亦非無事生非。做臣子的，誰聽了皇上說「不敢」都要嚇一跳，何況允禩又是備受猜忌動輒得咎之人？當然，康熙說「不敢」二字，也未必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然而允禩如果不辭，豈非又是失禮？辭與不辭都不是，芥蒂既深，怎麼說，都話不投機。
看來雍正在這一點上，倒真是像極了康熙，只是猜忌更深，下手更重。這也難怪，兄弟畢竟不同於父子。胤禛曾說，以父皇之「神聖」，尚且還要「防允禩等之奸惡，不能一日寧處」，自己能不處處設防麼？不過雍正並無康熙的權威。加上自己即位未幾，屁股還沒坐穩，只好對允禩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一再曲加優容。但忍耐總有極限，而一旦爆發，便不可收拾。這就像借高利貸一樣，借的錢越多，拖的時間越長，利息也就越嚇人。雍正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整治允禩，心中當然充滿了怨毒。不難想象，當他下令將允禩、允禟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時，一定是面目猙獰，咬牙切齒，一臉的殺氣。
雍正和允禩並非天生是敵。直到康熙第一次廢太子時，他們的關係還算不錯。允禩得傷寒病時，雍正頗為關切，還因此受到康熙責罰，認為他「亦似黨庇允禩」。顯然，如果不爭奪皇位，這哥兒倆也不會反目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復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對方於死地的仇恨和鬥爭。歷史上所有的宮廷鬥爭莫不如此，雍正和允禩當然也不例外。
兄弟如此，君臣亦然。事實上，在雍正翦滅允禩之前，就有一個寵臣先做了他的刀下之鬼。這個寵臣，就是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
仁壽皇太后去世後，雍正為告慰皇妣在天之靈，曾封允禵為郡王，但後來又降為貝子。
也有人認為含有別的意思。請參看馮爾康：《雍正傳》第133—14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其時，康熙正從熱河出發，準備回北京西郊的暢春園。允禩的園子，正在必經之路上。為了保證自己不會碰上什麼不祥之物，康熙竟讓病得奄奄一息的允禩立即搬出園子，回城裡去。重病之人哪經得起這般折騰？因此允禟憤怒地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誰負責？康熙聽說，立即指示胤禛他們：「八阿哥病極其沉重，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斷不可推諉朕躬令其回家。」其意仍是要攆走允禩，唯不肯承擔責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