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最痛恨的是心術不正。二年（西元1724年）十一月，巡撫金世揚剛剛調離貴州，布政使劉師恕的惡狀便告了上來。這種上司在任時吹吹捧捧，離任後又說壞話的行徑，最為雍正所不齒，便給了他當頭一棒，說「此奏甚屬巧詐」。然後問他：你說金世揚種種不是，當時如何不從實奏來？現在，人家把一切事務都料理停當，你又來說三道四，分明是「貪他人之功以為己利，無恥之甚」！因此警告他：為國家臣子的，難道可以用這種心眼對待君父？七年（西元1729年）五月，四川夔關監督隆生奏報地方事務，還說自己已派人密訪偵緝，也捱了雍正的當頭棒喝：「此等事與你何干？不過奏聞而已。」「如此託人訪察，甚屬多事。」「如此多事，可謂無知之極。」因為隆生的職司是稅務，不是政務。聽到什麼報告一下，也不為錯。但居然當起秘密偵探來，就是居心不良了。不是想找別人的岔子，便是想在雍正這裡討什麼好。沒想到這點小心眼也被雍正看穿。因此，雍正警告他：「你若再一犯法負恩，莫想保全首領（腦袋）也，小心！」
其實，雍正早就打過招呼：「莫將朕作等閒皇帝看！」他自詡最不好糊弄，也最痛恨別人糊弄他。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輿論二字不但不足憑，竟全然聽不得。」因為撕破臉皮秉公辦事者，自然輿論不佳，而好好先生們的口碑卻好得出奇。另外，新官到任，一定會把當地的問題說得非常嚴重。過一段時候，又會報告風清民安，吏治井然。這些伎倆把戲，早被雍正看穿，因此明確表示「只可信一半」。同時，他也告誡臣僚，以後少來這一套。你們這些花招，「不但朕必聞知，何能掩天下之耳目也」？最好是老老實實的「少（稍稍）為聲譽小利存私，恐難逃朕之鑑察也」！
然而居心不良的人總是層出不窮。李紱在天津衛辦理糧運時，因賣糧庫中的變色米而有五千兩銀子的盈餘。一些人想把這筆錢作本部門的小金庫，遭李紱反對。這些人便趁李紱調廣西巡撫時，把這筆錢送到李紱家中，讓李紱家人帶到廣西，想給李紱栽贓，卻被雍正看破。於是雍正對李紱說：「此等事朕皆不究計麼，意思真小哉！他既然送到，朕已徹底曉得了，你留粵西以充公用就是了。這也算得他們失計。大笑話。」一次差點釀成冤案和悲劇的事件，就這樣被雍正變成了喜劇。
所以雍正再三強調：「朕之前惟以真實二字方可保長久。」欺上瞞下不行，誣陷他人不行，投機取巧、討好賣乖也不行。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朱藻喜歡搞浮誇風，經常向雍正報告「形勢一片大好」，雍正批評他說：「觀汝不知根本實理，惟在枝葉虛浮邊作活計」，正告他以後多做些實事，少搞些花架子。署理江南總督範時繹奏報江南喜降瑞雪，文章寫得花團錦簇，卻被雍正認為是不知體諒君父。雍正說：朕日理萬機，年底事情又多，「哪裡有工夫看此幕客寫來的閒文章，豈有此理」！年羹堯的哥哥年希堯在雍正六年升任廣東巡撫。為了表忠心，他上摺子說，廣東巡撫衙門的慣例，是每年要收受下屬大約五萬兩銀子的「節禮」。「奴才欽遵聖訓，概行拒絕。」雍正批示說：「此等碎小之事，朕亦不問不管。」雍正說，做督撫的，都喜歡搞這沽名釣譽的一套。表面上一文不撈，其實卻轉彎抹角大撈特撈，所得更甚。所以，「此等私套，皆不中用」。你們也「不必這些面前打鬨」，只要「取出良心來將利害二字排在眼前，長長遠遠地想去，設法做好官就是了」。總之，漂亮話少說些，假門面也不必裝，「好歹朕自有真知灼聞的道理」。換句話說，誰要想在雍正面前耍點花槍，誰就不會有好果子吃。
何況，雍正向來不怕得罪人。他對江蘇布政使張坦麟說：「因公獲罪於人何妨乎？」他自己是皇帝，當然更沒什麼可怕。他曾毫不客氣地警告群臣，別指望他像康熙皇帝那樣好說話（恐朕未必能如先帝之寬仁容恕也）。因此，誰要是敢欺騙他，糊弄他，辜負他，他雍正皇帝就一定會讓這個人死了都不得安寧。謂予不信，年羹堯就是「榜樣」，就是前車之鑑。
雍正對年羹堯，可以說是恨到骨頭裡，也整到底了。他給年羹堯的最後上諭說：「爾自盡後，稍有含怨之意，則佛書所謂永墮地獄者，雖萬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專制君主殘害他人，真比強盜還要厲害。強盜不過要人錢財，最多謀人性命，專制君主則不但要別人的性命，還要別人的靈魂，而且還要說這是為你好，是慈悲為懷菩薩心腸，真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年羹堯、隆科多之罪，說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確實曾寄大希望於年、隆。他的希望，不僅是要年、隆二人盡力輔佐他，更是要樹立一種君臣關係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間的互相信任和互相體諒。有一次，在給年羹堯的信中，他特別提到，西寧軍事危急時，年羹堯擔心皇上看了奏摺，會「心煩驚駭」，便「委曲設法」，在報告戰況時「間以閒字」，既沖淡了火藥味，又不隱瞞軍情。雍正對他的這份小心極為感激，說「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每次向怡親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淚告之，種種亦難書述」。他還說，「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顯然，他是把年羹堯當作忠君模範來看待和培養的。
因此，當年羹堯被賜團龍補服而上表致謝時，雍正批示說：「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賞爾之待朕；爾不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應朕之知遇。惟將互相黽勉，在唸做千古榜樣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堯為被賜自鳴表一事上表謝恩，雍正又批示說：「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說，「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足矣」。為了表示他們君臣之間的親密無間，雍正甚至秘密寫信給年羹堯，託他買酒。信中說：「寧夏出一種羊羔酒，當年有人進過，今有二十年停其不進了。朕甚愛飲它，尋些進來，不必多進。」這種口氣，已完全是朋友間的以私事相托。
不能說雍正講的都是假話。他確實是想當一個好皇帝的。好皇帝當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關係。雍正這個人，是比較孤獨的。做皇子時，他是「孤臣」；當了皇帝，則是「獨夫」。他生性剛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諸王大臣中很沒有人緣，幾乎和誰都搞不來。康熙晚年，又特別痛恨阿哥結黨。雍正為討父皇喜歡，更是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結果是自己更加孤獨，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當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盡力支援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統治系統。然而當是時也，諸王不服，而群臣觀望，信得過且可以依賴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堯。這時的年、隆二人，對於雍正，真可謂久旱之甘霖，撐天之支樁，怎麼感激都不過分。所以雍正對他們的褒獎吹捧，甚至到了巴結的地步，可能連他自己，事後也覺肉麻，有失君王體統。不難想見，當他發現年、隆二人竟是那樣地有負聖恩時，心裡是何等的惱羞成怒、怒不可遏。
但他哪裡知道，他說的那種君臣關係，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專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關係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援、相互信任、相互關心、相互激勵等等，只能存在於平等的人之間。因此雍正對年羹堯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年羹堯本人也不知檢點。據揭發，年在西北軍營，十分的作威作福，飛揚跋扈。給他送禮要叫「恭進」，他給人東西叫「賞賜」；屬員道謝要說「謝恩」，新官報到要稱「引見」。給將軍、督撫的函件，也不用諮文而用令諭，簡直就是視同僚為下屬。他班師回朝時，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員們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們下馬問候，他居然也只點點頭。年羹堯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斂。雍正把自己的貼身侍衛派到他軍中，他卻拿來當儀仗隊，吆喝來吆喝去就像使喚奴才。雍正找他談話，他叉開雙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畫腳，唾沫橫飛。更為嚴重的是，當時社會上盛傳，說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聽了年羹堯的話。這就大大地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貫以乾綱獨斷、洞察幽微自居的，哪裡受得了這個？他曾氣憤地對諸王大臣說：我又不是小孩子，為什麼要聽年羹堯的？這就有些賭氣了。聲高震主者危，本是專制時代鐵的規律；而年羹堯的恃寵妄為，橫行不法，更讓苛刻挑剔的雍正覺得大失所望。雍正是個要強的人，他決不能容忍有人讓他失望，更不能容忍他曾寄予極大希望的人讓他失望。誰要膽敢如此，則他所施加的打擊，必將十倍於所施加的恩寵。
雍正也不是沒有提醒過年羹堯。二年（西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堯正在從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摺上批示說：「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去聲，適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然後他講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個條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漸，不讓功臣們陷於危地；二靠功臣相時見機，自己不至於蹈其險轍；三靠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把功臣們推上絕路。雍正這話，說得已很明白：作為一個功臣，是很危險的。一不小心，就會進入危地，踏上險轍，走進絕路，由功臣變為罪人。所以他說：「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堯把這些話全當成了耳邊風，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樣趾高氣揚，作威作福。因此雍正的心情，就像一個被玩弄了感情又很厲害的女人對待她的負心漢，報復心起一發而不可收拾。同時他也決定，既然年羹堯不識好歹，自己放著君臣際遇的楷模不當，偏要去當辜恩背主的角色，那就讓他永遠釘在恥辱柱上好了。讓所有的人都看看，辜負了雍正，背叛了皇上，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下場。sup/sup
這就是雍正的「君臣觀」：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騙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雍正一貫自詡「為人居心真正明鏡鐵漢」。誰要是背叛他，休怪他心狠手辣；誰要是欺騙他，糊弄他，或被認為是在耍心眼，也休怪他尖酸刻薄。用雍正的話說，叫作「就是佛爺也救不下你來」。相反，誰要是忠心耿耿，沒有半點巧詐欺瞞，那麼，雍正就是他的菩薩。這個臣子不但會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雍正還會和他交朋友。
隆科多的情況約略似之而稍有不同，本書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