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屁要拍得誠心誠意，這似乎很可笑，但在雍正那裡完全合乎邏輯。雍正的邏輯是君臣應該同心同德，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如果君臣俱為一體心心相印，則臣下對皇上的肯定，就是由衷的讚美，不會是什麼奉承逢迎了。這樣一種讚美，由於是發自內心的，便可以叫作「誠懇的馬屁」。比如鄂爾泰對雍正「出奇料理」的讚美就是。鄂爾泰認為，雍正處理曾靜一案，考慮的不是曾靜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千百億萬人」，因此，才敢於將曾靜一案的案情、口供、上諭「遍示臣民，佈告中外」。這就非有「大光明、大智慧」，能「無我無人，惟中惟正」不可。古往今來，實在沒有幾個人能做到。鄂爾泰這些話，別人聽著可能肉麻，雍正卻不認為是拍馬。因為講出了道理，而且講到了點子上——雍正處理此案，確實並非就事論事，確實體現著他的政治遠見。這些政治上的深謀遠慮不能為一般目光短淺、見識庸常的臣子們所理解，卻可能為鄂爾泰心領神會，由衷讚賞，因此是誠。
事實上，政治也是藝術。政治家匠心獨運的舉措和處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藝術品，也是要有人欣賞的。問題在於，這種欣賞必須發自內心，否則就是逢迎，就是諂媚，就是偽善，就是矯情，也就是奸。雍正自己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各類政治技巧的運用相當嫻熟，得心應手，出神入化，而且常有創新。再加上他心細如髮，目光如炬，洞察幽微，誰要是言不由衷地亂拍馬屁，一眼就會被他看穿。不過，別的皇帝對這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許只會一笑了之，雍正就不一樣了。因為他為人刻薄，又特別痛恨「不誠」。一旦發現對方所拍乃「虛偽的馬屁」，就會認為對方在欺騙他，耍弄他，看不起他。結果可想而知，那個馬屁客一定會碰一鼻子灰，弄不好還會被雍正撇著嘴巴冷笑著奚落一通。
看來，在雍正手下，拍馬屁也不容易。說得好聽一點，得像一個很有鑑賞力的批評家，由衷地為雍正的領導藝術叫好。這就一要誠心，二要懂行，沒有幾個人做得到。雍正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心情好的時候，對那些言不由衷的馬屁也就不太計較（心情不好時就該對方倒霉）。因為拍馬屁至少沒有什麼惡意，粉飾太平也總是政治所需。對於批評，雍正的態度就要認真得多。雍正並不是一個批評不得的人。他接受過批評，也獎勵過批評他的人。甚至有時雖然並不接受批評，卻獎勵批評者。比如大學士朱軾一貫是批評雍正的，耗羨歸公、西北用兵這些事，他都不贊成，雍正卻請他給弘曆當老師。後來連朱軾自己也覺得老提意見不是個事，便請求病退。雍正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朱軾感動，再不提退休的事。又比如李元直，剛剛當上監察御史沒兩天，就一連上了幾十道奏摺，攻擊朝中大臣，說現在的朝廷，是隻有堯舜，沒有皋夔。皋就是皋陶，堯的大臣。夔則是舜時的樂正。李元直的意思是說有聖君，無賢臣。雍正看了奏摺，把他叫來質問：沒有皋夔，哪有堯舜？李元直無言以對。結果，雍正對他的「處分」，是把廣東剛進貢來的荔枝賞給他。
然而雍正對某些批評者的處分卻很重。比如直隸總督李紱原本也是雍正的寵臣，為允禟的事還幫雍正背過黑鍋。但李紱彈劾田文鏡，卻為雍正所不容，被貶為工部侍郎。監察御史謝濟世「路見不平一聲吼」，也上奏彈劾田文鏡（並未替李紱鳴冤），結果被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李紱、謝濟世只不過攻擊了雍正的寵臣，就要受此嚴懲，陸生楠全面攻擊康熙、雍正兩朝政治，當然更不能為雍正所容。陸生楠是個小官，卻喜歡議論大事。他著有《通鑑論》十七篇，對包括國家政體在內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都發表了不合時宜的見解。比方說，他認為目前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害深禍烈」，應該恢復到西周封建制。又譏諷康熙，說康熙前不能教育太子，以致有廢黜之事；後不能預立儲君，以致有骨肉之爭。還說當皇帝的，抓抓大政方針就好，不要儘管些雞毛蒜皮。在言論並不自由的時代，這些議論當然都是大罪。於是，雍正下令，將其正法。
和陸生楠一起被參的還有謝濟世，罪名是借批註《大學》而譏諷時政。雍正下令，將謝濟世和陸生楠一起處斬。等到陸生楠人頭落地，行刑官卻宣佈雍正旨意：「謝濟世從寬免死。」原來雍正也明白謝濟世的「言罪」是冤案，卻仍不肯放過這個愛提意見的傢伙，非讓他嚐嚐「陪斬」的滋味不可。雍正的刻薄，由此又可見一斑。
雍正的這些處置，讓人甚覺乖張。同樣是提意見，有的賞吃鮮荔枝，有的賞吃「刀削麵」（殺頭），到底是鼓勵批評還是不準批評？
其實，雍正有雍正的標準和原則。正如他把馬屁分成誠懇的和虛偽的兩種，批評也有「誠懇的批評」和「虛偽的批評」。屬於前者的。批評錯了也不治罪；屬於後者的，說得再對也要倒霉。批評者的待遇之所以有天壤之別，原因就在這裡。
那麼，什麼是「誠懇的批評」，什麼是「虛偽的批評」？標準也只有一個：誠。具體地說，凡站在皇帝的立場上，一心一意為皇帝著想，就是誠。這樣的批評，就是「誠懇的批評」。相反，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夾雜著私心雜念，就是不誠。這樣的批評，就是「虛偽的批評」。而且，只要屬於心不誠者，不管是提出批評，還是提出建議，也不管他們說得對還是不對，統統都是小人的行為，小人的伎倆，因此不但不能鼓勵，反而要受重罰。楊名時的捱整，原因就在這裡。
然而楊名時也好，李紱、謝濟世也好，都是朝野上下公認的君子。他們為人正派、清高，不貪汙，不受賄，不投機，不鑽營，敢於犯上抗顏，據理力爭，很有些為真理而獻身，為國家民族利益而不顧自身安危的精神，怎麼是小人，又怎麼會是小人？
雍正自有說法。他認為，小人有好幾種。一種是錢名世式的，特點是投機鑽營；一種是年羹堯式的，特點是忘恩負義。這兩種小人，容易被人識破，所以無足為慮。還有一種小人最可怕，也最危險。他們的特點，是沽名釣譽。正因為是沽名釣譽，因此他們往往做正人君子狀，甚至不惜作出犧牲，最能迷惑群眾，混淆視聽。由是之故，他們的危害性也最大。在雍正看來，李紱、謝濟世、楊名時就是這樣的小人。所以，朝野上下越是同情他們，雍正就越是要狠狠地整治他們。雍正這個獨裁者，是從不顧忌什麼輿論的。
在雍正看來，楊名時這一類人，向來就「喜沽名邀譽，置國家之事於度外」。這些人表面上看並不貪財，好像沒有什麼功利之心，其實，他們的利慾比誰都大。這個利，就是名，就是他們自以為得計，可以用來到處招搖撞騙的所謂「清名」。他們不貪汙、不受賄，為的是這個「清名」；敢抗言、敢犯上，為的也是這個「清名」。為了這個「清名」，他們置國家、君父於不顧，放肆地宣揚自己的觀點，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全然不把安定團結之類的大局和君尊臣卑之類的禮法放在眼裡，一心一意只想博得眾人喝彩，青史留名。雍正認為：這就是私，就是欲，就是不誠，就是無君！那好，既然爾等心中並無君父，朕的眼裡也就容不得你們。你們不是要青史留名嗎？朕成全你們，把你們都斬盡殺絕，看看還有沒有人敢於效法？
雍正的上述心理，不難從他的許多硃批、上諭中看出，而他與楊名時等人的分歧，正是中國文化的悲劇所在。依照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寶貴的是道德。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就在於他們有道德。因此，有沒有道德，就成了區別君子和小人、好人與壞人，甚至人與非人的唯一標準。楊名時他們這樣認為，雍正也這樣認為。而且，雍正理解的道德和楊名時他們理解的道德，都符合中國文化的道德標準，卻又各不相同。這就不能不發生悲劇性的衝突。
楊名時、李紱、謝濟世，還有陸生楠，他們都是飽讀詩書、學問很好、滿腹經綸的人。一個人，書讀多了，便不免會思想，也不免會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們的獨立見解，卻超不出儒家學說的範圍，尤其在道德問題上，更是恪守儒家觀念。只不過，他們更願意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理解儒家學說，並身體力行。因此，他們深信，道德修養是個人的事情，即所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既然「為仁由己」，則「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自己處以公心，問心無愧，就是「仁」。至於是否獲得功名利祿，以及別人如何評價，都無所縈懷。這個「別人」，就包括皇帝在內。這正是他們敢於和皇帝唱對臺戲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支柱，即「當仁不讓」。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既然可「不讓於師」，當然也可「不讓於君」。即便被君王罷斥或殺頭，也無所畏懼。因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且，既然「仁」在自己心中，那麼，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信念、觀點、學說而死，也是「殺身成仁」。顯然，謝濟世們要求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對獨立性，與他們理解的儒家道德並不矛盾。
雍正的理解也沒有問題。儒家道德觀念認為，世界上沒有抽象的道德，只有具體的道德。這些具體的道德都存在於具體的人際關係之中，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既然如此，怎麼可能有獨立的人格？為人君者，尚且不能「不仁」，為人臣者，以「忠」為德，卻居然鬧起獨立來，那還有何德可言？所以，雍正特別痛恨那些特立獨行，以道德自律、以道義自負的文人士大夫。如果他們自許清廉，則更加痛恨。因為清廉能給他們帶來好名聲，而這些好名聲又會增加他們對君主保持獨立的資本。結果，在雍正眼裡，這些「清官」就比「貪官」還可恨。貪官只不過偷錢，清官卻要竊名，而竊名就是竊國。
雍正還有一個邏輯，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獨立。如果對君主鬧獨立，那就一定在私下裡結為朋黨。因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麼！雍正整治楊名時、李紱等人，就因為視其為朋黨領袖之故。他曾對鄂爾泰說：「朕整理科甲積習（因師生或同年關係結成朋黨的習氣），伊（指楊名時）挺身樂為領袖。」審理謝濟世時，也嚴刑逼供，要他招認是李紱指使（謝濟世的供詞則是「受孔孟指使」）。可見，雍正打擊楊名時等，是一箭雙鵰：不準臣下搞獨立，更不許他們結黨。他最欣賞的是這樣一種人：和誰都沒有私人關係，只和他一人「結黨」，比如田文鏡、李衛都是。
所以，雍正特別喜歡「孤臣」。這倒不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也和他的經歷、處境、性格有關。他是一個孤獨的人，從來就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他多次告誡臣僚：「人是最難信的。只可以自己勤慎服勞，公正清廉做去。」「他人是依仗不得的，惟求諸己好。」「只要不走聲氣，不迎合權要，一己之費能幾何，自然就容易了。」他還說：「一切總仗不得，大丈夫漢自己掙出來的方是真體面。」因此，「當取出大丈夫硬心腸，發狠做去」。他甚至要求臣下連家人後代都不要管：「兒孫自有兒孫福，且照顧自己為要。」「要看得透，萬不可被親友子孫為己累。」雍正的性格和為人如此，則他對於所謂「朋黨」，就不但有出於政治需要的反對，也有因於心理原因的忌恨。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被允許並鼓勵的，那就是「奉旨結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準大臣結交王公，卻又指示寵臣們結交怡親王允祥，因為他需要允祥來充當他與臣下溝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說：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體國，互相敬愛」，則朕又唯恐你們不能這樣。這就矛盾。到底是該交朋友還是不該交朋友呢？說穿了，就是不準別人交朋友，只准他一個人交朋友；也不準對別人有感情，只准對他一個人獻忠心。換句話說，他是要和每個臣子，單獨「交朋友」。
阿彌陀佛！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於是雍正便只能去體驗孤獨了。四年（西元1726年）端午，雍正作詩云：「九重三殿誰為友，皓月清風作契交。」這可真有點「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味道了。
但他並不後悔。雍正對自己一生所作所為，從不後悔，而且充滿驕傲。正如他向世人之所宣佈：「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田文鏡原屬漢軍正藍旗。正藍旗是下五旗。田文鏡不安於此地位，卻不敢對雍正說，只好向下屬河南布政使、漢軍正白旗人楊文乾吐露心思。後來楊文乾當了廣東巡撫，陛見時給雍正講了，雍正便讓田文鏡入了正黃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