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獨裁皇帝。
雍正剷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於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並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摺制度。所謂密摺，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秘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製皮匣傳遞。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摺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摺」。
密摺制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本來，君臣無私義。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只有「公文」，沒有私信。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皇帝御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於是公開信，無密可保。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別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隱，就無法勾兌。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於是他便把始於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並不廣泛的密摺，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並形成了所謂「密摺制度」和「密摺政治」。
密摺制度顯然比公文制度實用。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題本是很麻煩的。它必須用宋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內閣稽核，必須在皇帝看後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密摺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後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覆，直截了當，不耽誤事。
密摺政治也位元務政治高明。特務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帝王為了強化皇權，做了兩件事。一是取消宰相，代之以閣臣，也就是不要國務總理，只要秘書和秘書長，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由皇帝一人兼任。這個制度，清代繼承了下來。二是建立特務機關。具體地說，就是讓明代臣民談虎色變的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合稱「廠衛」。錦衣衛在明代建國之初就有了，是由皇帝倖臣管理的專事偵緝的特務機關。永樂十八年（西元1420年），又設立東廠，職司與錦衣衛相同，但由太監管理，與皇帝關係更近。到了明憲宗的成化年間，因兩個太監爭奪東廠，又設立了西廠。此外，在正德年間，明武宗因寵信太監劉瑾，還專為他設立了內行廠（劉瑾被誅後撤銷）。特務機關如此之多，明代政治也就堪稱特務政治了。
明代的特務政治極為恐怖。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有一天，甲乙兩人在酒店吃酒。談及時事，甲稱廠衛明察秋毫，乙則大罵廠衛橫行霸道。甲勸乙少說這些話，乙說：怕什麼，他們還能剝了我的皮不成？第二天，甲又上街，卻被一個陌生男子攔住，說有要事相告，要請他吃酒。甲被帶往昨天和乙吃酒的酒店。一進門，就見一張人皮釘在牆上，正是某乙。陌生人冷笑著說：看見了麼？誰說不能把他的皮剝了！某甲嚇得魂飛魄散，暗自慶幸自己昨天沒說廠衛的壞話，說的是好話。
明代的特務政治如此恐怖，自然極其不得人心，事實上也很不高明。朱元璋、朱棣他們的本意，大約是信不過手下的官員。這種擔心當然有他的道理。天子高踞九重之上，深居宮闕之中，與外界十分隔膜。政令的釋出，民情的上達，國家的管理，政權的維護，都靠官僚。這是任何帝王都不能不借助又不能不防範的力量。所以，除公開的監察機關（如御史臺、都察院）外，還要有秘密的特務機關。但特務也要有人來做。官員信不過，特務就都可靠麼？結果，官員因失去信任而心懷怨恨，特務則因權勢過重而胡作非為。一個不盡心，一個幹壞事，明王朝也就被折騰得垮了臺。
密摺政治就高明得多了。它雖然也含有不放心手下官員的意思在內，卻表現為對官員的高度信任。這就是：只有皇上信得過的人，才給予密奏權。雍正一朝，有密奏權的人儘管大大超過康熙一朝（大約十倍），副省級以上官員都可專折密奏，但仍然是一種特權。封疆大吏一旦失寵，便會失去這特權；底層小官如蒙聖眷，也可以得到這特權。特權總是令人羨慕的，直接和皇上對話更是實惠甚多。尤其是那些品級較低又遠在外地的官員，一輩子也難得和皇帝說上幾句話。現在有了「直通熱線」，有什麼說什麼，想告誰就告誰，頂頭上司也管不了，還不怕洩密，其歡欣雀躍為何如？自然積極踴躍奏寫密摺，心甘情願地充當皇帝的耳目。
皇帝的實惠也不小。廢除了人人憎惡的特務政治，既省下一筆開支，又大得人心，還能防止特權的濫用。因為大小臣僚除了上折言事外，並無其他權力，也無特定組織，不會像明代的廠衛那樣，變成帝國尾大不掉的毒瘤。但是，皇帝的耳目，卻又不因特務機關的撤銷而減少，反倒變得更多、更廣。因為副省級以上官員，都變成了皇帝的耳目。這些耳目撒遍全國，無處不在，構成了一張無所不包又極其靈通的情報網路。這些耳目互相監控，又各不知情，只有皇帝一人居高臨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足不出戶而天下事盡知。於是皇帝便成了帝國的神經中樞，成了全國唯一的全知全能者。遍佈中央各部和全國各省有密摺權的官員，是他的神經末梢，也是他手中的牌。皇帝可以用這些牌來運籌帷幄，也可以用這些牌讓官員們競爭恩寵，自己坐收漁利。總之，正因為建立了密摺制度這樣一個「經絡系統」，帝國的心臟和手足才真正聯通了，皇帝也才真正成了國家的「元首」——帝國的意志所在。
雍正的密摺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討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難題。明清以前歷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治國。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制度的原因。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於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並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另外兩件並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如果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鬆的。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閒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並不牢靠的基礎上。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汙，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麼？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何況，即便大家都是海瑞，也並非沒有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大家都是海瑞，還要皇帝幹什麼？難道真的「虛君共和」不成？沒有哪個皇帝願意成為「虛君」。封建王朝早期那些有為之君，更不願意自己和自己的後代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真的「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國家由權臣管理，皇帝只從事禮儀活動）。這種心態不能完全說是自私。因為大家都是海瑞，皇帝自然省心。但如果大家都是嚴嵩，還能省心嗎？那時候，皇帝就得考慮腦袋還長不長在自己身上的問題了。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雍正總結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並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含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因此準確地說，它應該叫作「帝治」——皇帝一人的統治。
雍正以前，中國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與禮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時期的現象，而且其主體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則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沒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證。相反，不少皇帝還無法行使治權（比如年紀太小）或主動放棄治權（比如明的萬曆）。其結果，則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長治久安」，改朝換代總是不可避免。顯然，唯一的出路，是確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為國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摺制度的意義，便正在這裡。
所以，密摺制度並不僅僅是用來蒐集情報和監控官員的，它還是一種重要的政治協商和秘密決策的手段。雍正朝許多重要的改革舉措和重大決策，比如攤丁入畝、改土歸流、疏浚運河等，都是先通過密摺廣泛徵求意見，反覆商酌再作決定，然後再由朝廷正式下達指令，向全國推行的。這種政治協商和徵求意見，為什麼不能採取御前會議等形式公開進行，而要訴諸密摺呢？這裡面有雍正皇帝很深很細的考慮。召開御前會議，公開進行討論，有諸多不利。第一，到會的都是中央部門的官員，地方上的意見聽不到。第二，發言人不是揣摩皇上旨意，便是唯首輔、宰臣的馬首是瞻，不能暢所欲言。第三，如引起爭論，有傷和氣，也容易導致門戶朋黨之爭，不利於安定團結。第四，等於將尚不成熟的考慮公之於眾，必然引起各方猜測，甚至引起騷亂和動亂，不利於朝局的穩定。
用密摺來諮詢，效果就好得多。中央的意見聽得到，地方上的意見也聽得到，此其一。因為是密摺，沒有旁人知道，發表意見的人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種種不便公開表露的顧慮、苦衷、難言之隱，都能詳盡地予以敘述，使人主對問題看得更透。而且，正因為敢說真話，不必做官樣文章，反倒可能觸及一些實質性的問題，此其二。因為密摺內容嚴格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洩漏，因此不怕官員們私下裡串聯，形成左右人主思考的輿論力量，此其三。密摺討論具有非正式性，一旦發現有所不妥，立即就可收回，不會造成任何不良影響，此其四。雍正這一手，應該說很有道理，也相當高明。
雍正利用密摺制度，不但避免了許多決策錯誤，少搞了許多「拍腦袋工程」，而且掌握了大量情況。密摺不是正式的文書，沒有什麼條條框框，也就可以無話不談。事實上雍正也是這樣要求的。他曾告諭有權密奏的官員，要他們多多彙報情況，諸如地方政事的利弊，地方官員的勤懶，頂頭上司誰公誰私，下屬官員誰優誰劣，軍營是否紀律嚴明，氣候是否風調雨順，老百姓的生計如何，風俗是否淳樸，甚至米價、菜價，冤案、奇案，「悉可以風聞入告」，而「不必待真知灼見」，只要有可以調查的線索就行。因為密摺只是反映情況，並不作為立案的依據，是非最終仍由雍正判斷，所以講錯了也沒關係。
這又是雍正的過人之處和高明之處。本來，密摺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它容易和告密聯絡在一起，甚至變成告密的一種方式，弄不好就會讓人主上當受騙。所以康熙說：「令人密奏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為所欺。」謝濟世也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誰告的），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卻把毒藥變成了良藥，玩火而不自焚。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兼聽」。也就是擴大有權密奏的範圍，廣泛地聽取意見，使自己不至於被個別人的言論所左右，從而作出正確判斷。他也允許被告申辯，只是不講原告的名字。這樣，一旦屬實，舉報者可以得到保護；萬一被誣，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則天建立告密制度，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雍正帝建立密摺制度，卻保護了不少好人。因為某官被上司彈劾，雍正卻能通過別的途徑瞭解到實情，正所謂「大吏雖欲擠之死，而皇覽獨能燭其微」。難怪章學誠要認為那些「清節孤直之臣」能生逢雍正之世實在是萬幸，是「雖使感激殺身，亦不足為報」了。
的確，對於不少人來說，遇到了雍正，真是攤上了一個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