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分重視用人問題。他多次說：「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耳！」這個道理，不少人都懂得，「尊重人才」的口號也喊了多年。問題並不難在知道用人的重要，而難在下面兩個問題：怎麼用？該用誰？這又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什麼是人才？
對於這個問題，歷來有兩種看法。這兩種看法，又可以歸結為兩個原則，即道德原則和能力原則。前者認為，德比才更重要。一個人，如果有才無德，就寧可不用。這種觀點導致的後果，往往是「寧要聽話的飯桶，不要不聽話的人才」，或「寧要奴才，不要人才」。後者則主張「唯才是舉」。只要有能力，有才幹，不仁不孝、盜嫂受金也不要緊。這種主張的後果，便難免文人無行，小人當道。當然，大家公認，最理想的還是「德才兼備」。問題在於，不能兼備怎麼辦？你是要德呢？還是要才？
雍正主張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很讚賞鄂爾泰的一段話。鄂爾泰說：「事有緩急難易，人有強柔短長。」一個人，如果用得不是地方，那麼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可能沒有效益，即便是有道德的人也可能耽誤國事。相反，如果用得是地方，那麼，即便是常人也能有所作為，即便是小人也能做好事情。總之，因才，因地，因事，因時來使用人才，那就一定能做到「官無棄人，政無廢事」（安排職務沒有不可用之人，施行政治沒有辦不成的事）。道理很簡單：人和事都各得其所麼！
這實在是太高明瞭。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麼？何況，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為了做事。所以，不能脫離事來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遠都得不出正確結論來的。顯然，問題不在於誰行誰不行，而在於會用不會用。比如朱軾，學問好，為人正派，賢良清正，但有些書生氣，雍正便讓他去教弘曆讀書。李衛，文化水平低，為人粗魯，有江湖習氣，但人很精明，膽子又大，辦事利索，雍正便讓他去抓強盜。結果兩人都乾得很好，德與才也不發生矛盾。如果反過來，讓朱軾去抓強盜，李衛去教書，肯定都是一塌糊塗。可見，抽象地討論德才問題毫無意義，而鄂爾泰在德才之外提出一個「事」來作為用人的原則，應該說是相當高明，也解決了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
當然，德才二字也不可不講，但雍正認為應該重新解釋。在他之前，包括康熙皇帝在內，歷代帝王都奉司馬昭的「三字經」為圭臬。這三個字，就是清、慎、勤，也就是清廉、謹慎、勤勉。但雍正不以為然。他在藩邸多年，深知官場習氣，早就把這三個字變了味道：清變成了裝窮，實則沽名釣譽；慎變成了怕事，實則推諉扯皮；勤變成了瑣碎，實則因小失大。結果，有著「清慎廉」美名的一些所謂「清官」，其實是「巧宦」和「循吏」。他們或者只知潔己，不知奉公，或者大錯誤不犯，小毛病不斷，總之都不做事。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但是，因為他們或自命清高，或膽小怕事，因此不會被考評為貪墨或浮躁，符合清與慎的標準。如果再能忙些雞毛蒜皮的瑣事，還能得到勤的考語。於是，朝廷即便發現某官並不稱職，甚至是飯桶草包，也奈何不得。
雍正要做事，要搞改革，當然不能容忍這種陋習。因此，他提出新的標準，即公、忠、廉、能。這四個標準，其實是一以貫之的：忠君報國者必公，公而忘私者必廉，而有此公忠之心，則必勤勞王事，而至於能。實在秉賦能力太差，也可以培養學習或調作他用。總之，一個好的官員，應該同時是忠臣、清官、幹吏、能員，並不光是隻要清廉不犯錯誤，就能保住祿位，做太平官。比如吳橋知縣常三樂，「操守廉潔」而「懦弱不振」，就應該撤銷知縣職務，改任不理民事的學官。
雍正這個皇帝，確實有點不一般。他恨貪官，也恨庸官，而且特別討厭那些因循守舊、明哲保身、尸位素餐、無所作為的「木偶官員」。他認為，國家設官任職，不是用來養飯桶的。凡是不稱職守、辦事不力、推諉扯皮、瞻前顧後的官員，統統應該罷免，騰出位子來任命能幹的人。雍正說：「朕從來用人，只論人材。」一個人，只要忠誠，又有才能，就是德才兼備。至於他的出身、資歷，是滿人還是漢人，統統不予考慮。哪怕什麼學歷都沒有，或者生活作風上有些小毛病，都沒關係。比方說李衛，根本就沒有什麼學歷。他那個戶部員外郎，是花錢買來的。可就是這個小小的郎官，卻敢頂撞親王。他當郎中時，主管戶部的某親王特別貪婪，每過手一千兩銀子，他就要吃十兩回扣。李衛也不含糊，就把這些錢裝在一個大櫃子裡，外寫「某王贏餘」四個字，放在戶部廊下，來來往往的官員人皆見之。某王被搞得十分難堪，再也不敢「抽成」。李衛之勇，也就名噪京師。雍正得知，心中暗許。即位之後，立即提拔重用李衛。元年任鹽道，二年升藩司，三年擢為浙江巡撫，四年兼理兩浙鹽政，五年授浙江總督，六年兼理江蘇盜案，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復加太子太傅銜，最後當到刑部尚書和直隸總督，真是步步高昇。
李衛這人，毛病不少，尤其是使氣任性，粗魯無禮。見上司不稱官職，叫「老高」「老楊」；對下屬動輒就罵，滿口粗話。所以告他的人不少。雍正說：「李衛之粗率狂縱，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著意予以袒護。另一個寵臣田文鏡，也是沒有學歷的，也是毛病多多，也是屢遭攻擊和議論。但田文鏡不但對雍正忠心耿耿，而且真是豁出命來幹工作。他是推行雍正新政最賣力也最得力的一個人。雍正說他「察吏安民，懲貪除弊，殫竭心志，不辭勞苦，不避嫌怨」，因此也一直在他最困難的時候給予最堅決的支援。而且，不顧田文鏡在朝野上下聲名狼藉，將他提拔為豫魯總督。
據說，尹繼善曾評論過當朝的三個「模範總督」。他對雍正說：「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的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雍正用人，取其長而不嫌其短，使之各盡其才，各逞其能，各得其所，這就決非庸主所能做到的了。
四年（西元17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雍正在直隸總督李紱的奏摺上，批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你和朕相比，確實差得很遠。為什麼呢？你只是書讀得多一點，而朕不但讀了書，還「經歷世故多年」，所以，不管是動心，還是忍性，都有不尋常之處。朕不是大言不慚的人，也不是專恃帝王權威壓服臣下的庸主。如果以為能「記頌數篇陳文，掇拾幾句死冊」，就可以輕視小看朕躬，恐怕將來就會後悔莫及。
雍正說這話，也有他的苦衷。康熙也好，雍正也好，都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們心裡很明白，在漢族知識分子內心深處，他們這些大清帝國的皇帝，都是沒文化的「野蠻人」。他們的帝國，是靠武力征服的野蠻手段建立起來的。而且，建國以後，還不得不掉過頭來學習被征服者的文化。因此，大清皇帝和漢族文人就處於這樣一種奇特的關係中：前者是政治上的勝利者，後者卻有著文化上的優越感。文化可不是靠武力和強權就可以征服的。而且，文化的傳播有一條規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優勢文化總是不可避免地會同化劣勢文化。因此，康熙和雍正都很清楚，要讓人服，得心服，而要漢族知識分子心悅誠服，就必須和他們談文化。
實際上，兩位滿族皇帝的漢文化水平，早就已非一般漢族士人可比。何況他們還懂滿文、蒙古文，熟悉滿文化和蒙古文化（康熙則還有西學學養，真正學貫東西），更非一般漢族知識分子可比。只要不帶民族偏見，都應該承認他們夠資格當中國的皇帝，至少比明代的皇帝強。中國曆代王朝的皇帝，就數明代的最差。不是昏，就是暴，要不就是懶，好一點的又平庸。好容易出了個想做事的，又氣數已盡。然而，儘管康熙皇帝已表示了他對漢文化由衷的欽慕，也表現了他一流的漢文化水平，一些人的思想還是轉不過彎來。因此雍正認為，如果不把對他們的統治深入到思想文化領域，那麼，這種統治就仍然並不牢靠。
於是，雍正做了兩件事。一是尊孔，二是談佛。
雍正的尊孔，超過了前輩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為王，他下令對孔子的名諱要像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這些事情，都是連漢族自家的帝王也沒能做到的。皇帝號稱「天子」。除對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禮，就是把孔子抬到與天地君親同等的地位，當然是無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態，確實很高。過去，歷代帝王巡視太學，都稱「幸學」，也就是帝王幸臨學府的意思。雍正認為，這雖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應改為「詣」，就是拜訪、請教的意思。王朝時代，最尊貴的就是帝王。無論他到哪裡去，都是巡幸，都是給別人賞臉。唯獨到了學校，卻不是「光臨指導」，而是「拜訪請教」，這就不但是對知識、對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對全體知識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而得天下讀書人之心，也就佔有了中國文化的半壁江山。
然而雍正還認為不夠。他深知，讀書人的心，並不那麼好征服。上述舉措，也許能讓他們感動，卻未必能讓他們佩服。要讓他們佩服，還得拿點「乾貨」出來。於是雍正便和他們談儒學。雍正曾對前來參加考試的舉子們說：你們平時總說禮義廉恥，但你們真的懂得什麼是禮義廉恥嗎？懂得儀文禮節，學會進退揖讓，那只是「小禮」。知道重義守信，能夠謹言慎行，那也只是「小義」。施教育民，敦風化俗，使天下人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才是「大禮」。開誠佈公，坦平正直，使天下人無黨無私，和衷共濟，才是「大義」。這話確實站得高，看得遠，講得深。那些士子在驚訝之餘，也只能表示心悅誠服。
雍正不但談儒，也談佛。十一年（西元1733年），他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說法，並收門徒十四人，即：愛月居士莊親王允祿，自得居士果親王允禮，長春居士寶親王弘曆，旭日居士和親王弘晝，如心居士多羅郡王福彭，坦然居士大學士鄂爾泰，澄懷居士大學士張廷玉，得天居士左都御史張照，文覺禪師元信雪鴻，悟修禪師明慧楚雲，妙正真人婁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鉉，僧超盛如川。其中，俗家八人（四親王一郡王兩學士一御史），和尚五人，道士一人。雍正自號破塵居士，又號圓明居士。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倫不類地聚在一起坐而論道，真是煞有介事。
其實，早在藩邸時，雍正便已禮佛。當了皇帝以後，日理萬機，又要照顧那些儒學大臣的情緒，談佛談得少些了，但一談就不得了。有個故事是雍正自己說的。雍正對年羹堯說：京城裡有個姓劉的道士，久負盛名，自稱有好幾百歲，會看人的前世，說怡親王前世也是個道士。朕聽了好笑，對怡王說，他是個道士，你也是個道士，這是你們生前的緣法。只有朕搞不明白，究竟是什麼緣故，你這個道士要來給我這個和尚出力？怡王不能答。朕就告訴他，什麼真佛真仙真聖人，不過是我們大家來為眾生栽種福田。那些無此力量的，「還得去做和尚，當道士，各立門戶，方使得」。也就是說，他雍正皇帝雖然沒有出家，卻比出了家的和尚道士還厲害，還要功德圓滿。他哪裡只是什麼「和尚」「野僧」，簡直就是「活佛」「教主」！
天底下居然還有這樣的皇帝！
應該承認，雍正的儒學水平和佛學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來，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確實把握了儒學和佛學的精髓。儒家講「修齊治平」，佛家講「普度眾生」，說來說去，不就是讓大家過好日子，讓大家感到幸福嗎？這就要栽種福田。而在雍正看來，這個福田，並不在西方淨土，而就在東土人間。因為現在東土已經有了一個不是釋主的釋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別人，就是朕——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禛。
現在，雍正已經從思想上（崇儒禮佛）、組織上（舉賢用人）和制度上（密摺政治）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可以給他的帝國動手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