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書卷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了。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個歲月帶不走的熟悉的姓名：項羽、曹操、武則天、海瑞、雍正。他們無疑都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最優秀的人物之一。他們的業績不可磨滅，他們的形象光彩照人，他們的故事世代傳說，他們的魅力至今猶存。對於他們的是非功過、善惡得失，人們儘可評頭論足、爭論不休，但這種聚訟紛紜，豈非恰好證明了他們的不同凡響？
然而，他們又無一例外的是悲劇性人物。
是啊，這五個人，究竟哪一個有好運氣或者好結局呢？不是身敗，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擊，就是死後背罵名，沒有一個功德圓滿。就連與他們有關的一些人，比如韓信、允禩，也都沒有好下場。
不可否認，悲劇結局的造成，與他們的性格和為人不無關係。項羽失之頭腦簡單，曹操失之奸詐狡猾，武則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闊偏執，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沒有這些缺陷，他們的命運就不會是悲劇性的嗎？恐怕難講。比如允禩的性格有什麼缺陷？沒有。但照樣身敗。申時行的為人又有什麼不妥？也沒有。但照樣名裂。可見一個人的進退榮辱、成敗臧否，並不完全由他自己決定，甚至完全由不得自己。當然，如果曹操為人忠厚老實，武則天也心慈手軟，他們確實不會留下罵名，但他們的個人前途卻很渺茫。他們的事業不會成功，他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會有什麼保障。曹操也許會在那亂世死於非命，武則天則只能在感業寺裡了此一生，這難道就不是悲劇？
看來，他們每個人都在劫難逃。
這就讓我想起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黃先生把這部書中所述，稱作「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書中涉及的人物，從皇帝朱翊鈞、權臣張居正、閣老申時行、名將戚繼光、清官海瑞、哲學家李贄，到太監馮保、貴妃鄭氏、首輔高拱、皇子朱常洵、將領俞大猷等等，統統都沒有好結果。黃先生認為，「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sup/sup正因為制度本身出了問題，所以，皇帝是勵精圖治還是偷安耽樂，輔臣是獨裁攬權還是妥協調和，文官是廉潔奉公還是貪汙舞弊，武將是富於創造還是習於苟安，思想家是極端進步還是絕對保守，都無關緊要而且沒有意義。因為「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sup/sup
這是相當深刻的見解。在此以前，我們總是習慣於把王朝的興衰、事業的成敗、歷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對錯都歸結為個人的原因，歸結為某個領袖人物或主導人物個人品質的優劣好壞。與此同時，歷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種簡單的善惡二元論，被分成好人和壞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姦臣、清官和貪官，以及好漢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於是，歷史人物無一例外地都被臉譜化了，中國歷史則變成了一個大戲臺。紅臉的、白臉的、花臉的和沒有臉只有白鼻子的，紛紛登臺亮相，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我們從來就不知道舞臺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白臉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紅臉的關公和黑臉的包公什麼時候才能出現，因為我們不知道編劇和導演是誰。我們只能寄希望於運氣和等待，相信「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卻不肯承認每一次的「善報」，往往也差不多意味著下一次「惡運」的來臨。
歷史就這樣迴圈往復著：由亂而治，由治而亂；由興而衰，由衰而興，直到有一天，這戲再也唱不下去。
現在我們知道，至少在明萬曆十五年，這戲就沒法再唱了。因為不管你唱得好還是不好，唱得有趣還是唱得乏味，結局統統一樣——沒有好下場，甚至下不了臺。也許，要把這戲再唱下去，只有換戲班子，連行頭都換過。努爾哈赤的子孫們倒是做到了這一點，可惜同樣無濟於事。我們看到，雍正皇帝，這個最賣力的演員，儘管唱功做功俱佳，臺下響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更何況，這種倒彩並不是第一次響起。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響起過好幾回。
這就不能不往深裡想想了。
的確，如果問題的癥結不在個人品質而在社會制度，那麼，我們就很想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我們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種制度？它又為什麼會走向山窮水盡？
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誠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說，用道德和禮儀來管理社會，治理國家。這樣一種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德治」和「禮治」，不是我們現在主張的「法治」，也不是通常以為的「人治」。
中國文化並不十分贊成人治，當然也不十分反對人治。因為中國文化認為，再好的法，也要人來執行。如果人不行，那麼法再好，也不頂用，這就叫「有治人無治法」（只有能治理國家的人，沒有能治理國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麼？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結束，這就叫「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sup/sup國家要長治久安，當然不能寄希望於這種「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惡，有賢有愚。如果國家的生死存亡繫於一人之身，便危險多多，極不可靠。這個「一人」是善人賢君還好說，倘若是惡棍笨蛋，則如祖宗社稷天下蒼生何？由是之故，中國文化又並不贊成人治，至少並不像時下學術界認為的那樣贊成人治。
實際上，中國文化是不可能贊成人治的。所謂「人治」，說到底，就是「個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個人的意志、魅力和權威、威望來實現治理。這種方式，歷史上也有，但卻在本質上與中國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規。我在《閒話中國人》一書中已經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個人總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無足輕重和微不足道的。即便貴為天子，也如此。他們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說是「賴祖宗神靈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業」云云。如果他不這樣說，這樣做，當真獨往獨來，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賊」，就是「獨夫」，可以「天下共誅之，天下共討之」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麼會贊成迷信和依靠個人的「人治」？
其實，項羽、曹操、武則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個悲劇的結局，就因為他們都是「人治主義者」。他們都在相當程度上，相信只要個人品質優秀，能力強，威望高，本領大，就能包打天下。項羽迷信自己的個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質，曹操、武則天、雍正則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鐵腕，一手遮天，獨斷專行。他們既然如此地與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相悖，當然也就無法得到這個文化的首肯和認同。
毫無疑問，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過人治的現象。但我們必須注意，那多半出現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比方說，在動亂年代，或建國之初。這時，禮已壞而樂已崩，德治和禮治系統失靈，便只好寄希望於「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亂改朝換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確乎可能憑藉個人的魅力，叱吒風雲，逐鹿中原，運天下於股掌之中。然而，正如可於馬上得天下，不可於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後，必須迅速將國家的運作轉移到「德治」和「禮治」的軌道上來。所以，劉邦雖然是開國領袖，但也不能違禮。儘管他十分喜愛戚夫人所生之趙王如意，最終卻只能立嫡長子劉盈為儲，和一千七百多年後萬曆皇帝的情況沒什麼兩樣。sup/sup難怪隋文帝要說「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德治和禮治高於人治嘛！
至於所謂「承平時代」，則更無人治可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舉也好，息也好，卻與個人的品質、才幹、魅力無關，也與政策本身的好壞無關，甚至與這個人的死活無關，而只與這個人的官位有關。如果是官（當然最好是皇帝），則無論蠢如劉禪，或者貪如嚴嵩，其政也舉；如果不是官，或被罷了官，則無論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舉與息，唯與官之存亡相聯絡。官存，則其政也舉；官罷，則其政也息。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據就是「禮」。因為禮規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時也規定了高貴者代表著真理和道德，卑賤者則一定愚昧無知，時時都需要接受教育。這就叫「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所以，一個人即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如果不是官，就等於什麼學問都沒有，什麼意見都不對。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總是一片頌揚：「皇上聖明。」長官的報告即便廢話連篇，上級的決定即便謬以千里，也一定要認真學習，貫徹執行。總之，皇帝總是聖明的，長官總是英明的，上級總是高明的——「三明主義」。
顯然，官治就是禮治，而禮治則本之於德治。因為德治是一種「軟控制」，如無禮法和禮儀使之具體化，就無法操作。可見禮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則是德與禮或德治與禮治的人格化。因為，官治也好，禮治也好，便都可以說是「以道德代法制」。
抽象地講，「以道德代法制」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確能代替的話。原始氏族社會就沒有法或法制，靠什麼來管理，來處理和維繫人際關係？靠道德，靠禮儀。中國古代社會的德治和禮治，其實就是從原始氏族社會繼承過來的。它既然在原始社會行之有效，就不能說在古代社會一定不可實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評說「以道德代法制」的是非對錯，而要問：第一，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要「以道德代法制」？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種什麼樣的道德？第三，這樣一種制度究竟可行不可行？
這就要說到文化了。
的確，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國文化的性質決定的。前面說過，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體意識。對於這樣一種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處理人際關係，維繫群體生存。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因為法制只能規定人們不準做什麼，不能規定人們必須做什麼。比如它只能規定不得傷害他人，卻不能規定必須熱愛他人；只能規定不得損害群體利益，卻不能規定必須為群體謀求利益。即便規定，也頂多只能規定你出力，無法保證你盡心。對於處理人際關係，維繫群體團結，法制在許多方面都是無能為力的。比方說，一個人夠不夠意思，講不講交情，能不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有沒有為群體利益獻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卻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個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薩聖賢，這樣的社會，還需要法制來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行為，還需要法制來防範或者保護某個人嗎？
顯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關鍵在於有沒有可能使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在這裡，重要的是「一個都不能少」。因為「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有一個不道德的，就可能會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最後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誰能保證一個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沒有。至少目前沒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變不了現實。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堅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上，產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個基本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夠產生法。什麼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約」。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認所有人都是單獨的、個體的、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正因為這些人都是單個的，相互之間沒有依附關係，誰也管不了誰，誰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無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約，勢必天下大亂，誰也無法生存。這就需要有一個對每個人都管用的東西。顯然，對於這些人格既獨立、意志也自由的單個人而言，只有他們自己的共同約定，才可能對每個人都管用。這就是法。換言之，法，就是某一社會中全體個人的共同約法。sup/sup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約定的，當然每個人都得遵守，同時當然也會無所偏私地保護每個人，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見，法制文化的前提，是個體意識，是人與人之間的獨立和平等。獨立，才會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確實無需乎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此，還要法幹什麼？有律就行。比方說，謀逆，凌遲；大不敬，斬立決；不孝，絞；以及「十惡不赦」（即謀反等十種最嚴重的罪行不得赦免）等等。顯然，律的作用，不過是為了統治者在實施懲罰時操作方便，同時也顯得「公平」而已。因此它又叫「刑律」「律條」。即便被稱作「法律」，也與現代意義上的法律相去甚遠，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產生不了法。因為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可商量的，只有服從，無法約定。皇帝口銜天憲，乾綱獨斷，令行禁止，說一不二，約什麼法？所以，中國古代只有「王法」，沒有「約法」。雖然也有「約法三章」的說法，但那「約法」從來就是單方面的。比如劉邦入咸陽，與秦中父老的「約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便不過是劉邦單方面宣佈的新王法。新王法比舊王法好，秦中百姓無不擁護。即便不擁護，也無可奈何，因為根本就沒有商量。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豈能置喙？
同樣，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是騙人的鬼話。王子能犯什麼法？除非是謀反。其他的，便只能叫「過失」。即便有了過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為受過。比如皇太子讀書不用功，受罰的便只能是陪讀者。春秋時，晉悼公的弟弟公子揚干犯軍規，執法官魏絳也不過只是將其車伕斬首。魏絳的「執法如山」是有名的，也不過如此而已。這就是禮，就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沒什麼平等可言。況且，如果王子犯法，便要與庶民同罪，那麼皇帝犯法又與誰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無由產生，則只能訴諸道德。
道德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和行為的準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有兩種：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關係產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關係則有賴於不平等的「倫理」。中國古代社會所謂「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就是確立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即：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明貴賤。sup/sup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規範。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沒有一種對每個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須共同遵守的「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