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一種對每個人都有同等約束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東西，是中國古代社會無從設想的。平等？則置君父於何地？平等，豈非讓奴才們上臉上頭？這當然斷乎不可。於是便有一系列的所謂道德律令：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一則為綱，一則為目，豈能平等？
有人說，中國古代社會雖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卻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理由是：它要求每個人都必須有道德，即便貴為天子，也不例外，因此平等。這種說法，簡直就是欺人之談。如果不是別有用心，至少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哪有起點的平等可言？君臣、父子、官民、主僕，各有各的道德準則和道德要求。君應仁，臣應忠，父要慈，子要孝。義務不同，權利也不同。君可以殺臣，臣不能弒君；父可以訓子，子不能責父；官可以罰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結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說得好聽：「人皆可以為堯舜。」可是君臣主僕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氣，臣僕修「奴性」，越修越窩囊，怎麼會一樣的都是「堯舜」？
然而道德卻要求平等。原始社會之所以有一種恩格斯說的「純樸的道德」，就因為在氏族和部落內部，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沒有這種平等，就不會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義禮智信來說，仁就是愛人，義就是助人，禮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於人。但如果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所有這些就都無從談起。不平等的人怎麼相愛呢？又怎麼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見，問題並不在於或並不完全在於「以道德代法制」，還在於這種用來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這種制度的礙難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窮水盡，也就自不待言。因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問題，何況這「道德」還不一定道德！
那麼，我們又為什麼要選擇這種道德，這種制度？
因為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體意識。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體意識也未必就不好。人，畢竟是社會的存在物。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之一，或人較其他動物的高明之處，確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並不如動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馬，高飛不如鷹隼，深藏不如魚龍，唯有結成群體，才能克服個體無法克服的困難，承受個體無法承受的壓力，從而存活下來發展下去。當然，動物也有群。但動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鳥獸散」的說法。可見，自覺地意識到必須群，是人之為人的特徵之一。
問題在於，任何群體都是由個體集合起來的。否認個體的存在價值，其實也就等於否定了群體。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化犯了一個錯誤：只強調群體的意義，不承認個體的價值。群體總是偉大的，叫「一大群」。個體總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數年前，當一個「個體戶」還是有風險和被人看不起的。我們總是被告知：「大河不滿小河干，鍋裡沒有碗裡也不會有。」其實這話只說對了一半。鍋裡沒有，碗裡也確實不會有，但如果小河都幹了，則不知大河裡的水又從何而來？
否定個體的存在價值，也就必然不承認個體的獨立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就沒有自由意志，也就沒有民主和法制。這樣，賴以維繫群體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關係。那麼，這樣一種人際關係要怎樣才能維持呢？無非兩個辦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騙。這兩種手段咱們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壓和懷柔。不過，高壓和暴力難以持久，還是儘量以懷柔和哄騙為好。三綱五常這些「倫理道德」，就是用來幹這活的。
因此，中國古代社會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為非如此，便不足以維持人與人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
人與人之間既然是人身依附關係，則其中的每個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因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於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為了保證他人心悅誠服和心甘情願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遷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遷就一下他們的「集體意志」和「集體願望」，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或無法反對的「道德的象徵」，寬和仁愛，通情達理，沒有個性，還能行禮如儀。這正是劉邦能當皇帝而雍正難免捱罵的原因：劉邦幾乎沒有任何個人的主張，雍正卻個性太強。
項羽、曹操、武則天、海瑞，也一樣。
事實上，本書品評的這幾個人物之所以那麼有魅力，就因為他們有個性，而且個性很強。比方說，項羽就比劉邦有個性，曹操就比劉備有個性。所以，儘管項羽打了敗仗，曹操背了罵名，我們還是打心眼裡更喜歡項羽而不是劉邦，更喜歡曹操而不是劉備。不過實在地講，劉邦畢竟還有些個性，也還不乏可愛之處，劉備就一點也不可愛了。老劉家祖孫相去如此之遠，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實，豈止只是老劉家，整個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也都有點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漢唐，而漢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項羽比比，就不難發現他們也不可同日而語。海瑞當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卻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項羽相比，顯然成熟多了，卻遠不如項羽讓人激動，令人心儀。甚至連死，都死得不如項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畢竟是為了人和屬於人的。如果「人」越來越缺乏個性和魅力，那麼，這種文化自身還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懷疑。
這似乎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馬克思在談到物質生產的發展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係時曾說過，希臘藝術和史詩是「高不可及」的，希臘文化作為人類童年時代「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復返」的。的確，西方現代文明儘管成就輝煌，舉世矚目，但較之希臘文明，卻少了許多天真爛漫和英雄氣質。這就像一個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蓋世，也總不如青春年少那麼迷人和動人。先秦漢魏是我們民族文化「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當然應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項羽可愛，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並不奇怪。
不過，馬克思也指出，一個成年人固然不能再變成兒童，但兒童的天真卻應該使他感到愉快，他也應該「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使自己的「固有的性格」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復活著」。sup/sup這並不容易。對於我們來說，又似乎更難一點。因為我們至今還未能對我們的文化有一個科學、客觀、冷靜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盤否定，就是盲目樂觀，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無動於衷，冷漠無情，但過多地摻入感情，卻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危害甚多。
事實上，我們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點之處，卻也同樣不乏可悲可嘆之時。其最令人扼腕之處，就是對罪惡的粉飾和對人性的摧殘，以及對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並非遲至魯迅的時代才發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過沒有人去發現。大家都熟視無睹，得過且過，非弄到山窮水盡而不肯覺悟。由是之故，悲劇才會一演再演，連雍正這樣的「至尊天子」都難逃厄運。
的確，我們過去是太不重視個人的發展了。我們幾乎從來沒有想過要給每個人的個性發展以足夠自由的空間。我們只知道強調群體的利益高於一切，卻不知道如果沒有每個人充分自由的發展，也不可能有群體長足的進步。結果，群體變成了不健全的群體，個體則更無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們每個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們還能保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嗎？我們還能建立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新社會嗎？要知道，在那個新社會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和前提的。sup/sup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許，這便正是我們一代新中國人的歷史使命。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頁。
同上，第238頁。
《禮記·中庸》。
同劉邦不喜歡嫡長子劉盈而欲立趙王如意一樣，萬曆也不喜歡皇長子朱常洛，欲立皇三子朱常洵。但在與朝中那些守禮大臣僵持了十多年後，萬曆終於屈服於禮制和禮法，立朱常洛為皇太子。此為禮治戰勝人治之證。直到康熙、雍正秘密立儲，人治的願望才算部分地得到實現。
這種約法並不容易。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參加立法，也無法保證所有人意見都統一。這就要有相應的制度和原則，比如人民代表制度和少數服從多數等。所以民主總是和法制聯絡在一起。
請參看拙著《閒話中國人》第六章。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初版，第2卷第114頁。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初版，第1卷第2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