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
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
《南歌子》
在大宋王朝風雨飄搖之際，李清照歷經磨難，輾轉來到了丈夫趙明誠擔任知府的江寧城，李清照在詩詞作品中，淋漓盡致地發揮家破國亡的焦灼與痛苦。李清照在江寧的那段日子，每逢下雪天氣，必然登上城樓，遠望賦詩，並邀請丈夫唱和。在《臨江仙》那首詞當中，她感慨自己人老建康城，感慨自己老去無成，對於一個身為江寧知府夫人的貴婦人而言，這樣的感慨似是無病呻吟，讓人有些不能理解。
但對於秀中有骨、性格鮮明的李清照而言，這樣的感慨卻完全能夠理解。綜觀前面幾章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李清照不僅僅是一個出身官宦之家的小女子，不僅僅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才女，更不僅僅是趙明誠的官太太，而且還是一位愛憎分明、個性獨立、不畏權勢、富有見識的女中英傑。作為一位戰亂時代的弱女子，封建時代的家庭主婦，她當然沒有機會、權力走上朝堂，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甚至親自為國家危難而獻言獻策，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關心國家的文學家，她卻可以藉助文學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憂慮，表達自己的心情。
秀中有剛鐵骨錚錚
自從靖康之變以來，李清照歷經國家覆亡、多年心血皆為煨燼、家園被毀、顛沛流離的創痛，國難家恨的一樁樁巨大變故像鞭子一樣劇烈地抽打著李清照的內心，低落愁苦、無法平伏的心情只能借文字宣洩而出。韓愈曾說過，「大凡物有不得其平則鳴」，文學創作也是如此，心中有不平則鳴，自然就會喊出昂揚之聲！對於一個偉大的作家來說，這種不平靜的心情與心態，必然會醞釀出具有卓越思想水準與藝術成就的文學作品來！
前面所提到的這首《臨江仙》就是這樣一首表達不平之鳴的作品。
她說：因為北方金人的鐵蹄踏碎了我的家園，才讓我不得不流落到南方的建康！才讓我平白增添了無窮憂愁！我衰老的不只是容顏，還有我那顆本來安寧、恬靜的心！北方金人佔據了我的家鄉，毀滅了我們多年的收藏，那是我們夫妻倆的生命！琴棋書畫、吟風弄月的美好生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只剩下衰老的身軀、憔悴的心情。還能做什麼呢？只能在寒風中默默地凋零罷了！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亡國之人，那花燈再燦爛、雪梅再俏麗，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又何美之有？
不平之鳴有很多種表達方式，這首《臨江仙》就是溫柔婉約的方式。
當年新舊黨爭之時，李清照想要請求公公趙挺之救助自己的父親，但是趙挺之並未施以援手，於是李清照在詩歌當中直言不諱地指責趙挺之「炙手可熱心可寒」。現在，當遭到破家之災，亡國之痛，李清照又如何能僅用溫柔婉約的方式表達？她必定還要來一次直言不諱，要用金剛怒目表達對金人的憎惡，更要用金剛怒目表達對當局者的不滿與憤怒！
宋人莊綽《雞肋編》卷中記載：「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雲：‘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訊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為口實矣！」
意思是說，當初趙明誠的妻子李清照亦曾作詩譏諷當朝計程車大夫。「南渡衣冠欠王導」中「衣冠」指跟隨高宗南來計程車大夫。此句李清照用了一個典故——根據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記載，東晉王朝初建的時候，從北方南渡計程車大夫們常常在一起飲酒聚會，有一次，大家望著江南山水，不禁想起北方中原風景，於是相對落淚，非常感傷。只有宰相王導拍案而起，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大家應該化悲痛為力量，不要像囚牢中的犯人一樣悲切對泣，要振作精神，籌謀收復中原失地的宏圖大業。
「北來訊息少劉琨」中的劉琨與王導同時，乃是南北朝時期北方著名的愛國志士，年輕的時候曾與好友祖逖聞雞起舞，相約要做出一番事業。西晉王朝被迫南渡之後，他以太原為根據地，在左右強敵環伺的環境下安撫流民，發展生產，加強防禦，積極抗擊北方少數民族，成為晉朝在北方敵後的主要代表與權力象徵。
李清照這兩句詩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現在跟隨宋高宗來到南方計程車大夫，不要一味沉浸在喪失國土、亡國亡家的悲痛中，要學習王導，振奮精神，積極準備北伐；而滯留在北方計程車大夫更不可放棄收復國土的決心，要學習劉琨奮勇抗戰到底的精神。
這即是剛剛歷經家園被毀，顛沛流離南竄江寧，花費畢生心血收藏的金石文物「皆為煨燼」後，李清照這樣一位柔弱女子的內心世界，就是這樣一位特殊的官夫人的錚錚鐵骨！與她相比，那些一味軟弱退讓，總是夢想通過講和來維持苟安局面的所謂士大夫豈能不汗顏？
後面兩句的意思更加尖銳。「南遊」一句是說，宋高宗君臣以及自己一家人倉皇南渡來到江南，感受到的是吳淞江水的寒冷，這裡特別提到吳淞江水的寒冷，實際上是在譏諷宋高宗君臣懦弱膽小害怕抗戰感到膽寒；「北狩」一句是說，北方宋徽宗、宋欽宗等人此時在金人控制下，也定是生活在易水一樣冰冷的環境中，忍受著現實與心靈的雙重屈辱與折磨。其實這一句也包含一個鮮明的隱意，那就是如果宋高宗君臣一味的懦弱膽小，那遠在金國的宋徽宗父子何時才能迴歸故國？北伐中原，收復故土則更是遙遙無期了！
李清照是婉約詞派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很多人都會認為這樣一介女子，不過吟風弄月而已，不過兒女情長而已，殊不知李清照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重重的一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她不僅有婉約之情，更有雄壯之氣，不僅有雄壯之氣，更有非凡的歷史洞察力、鑑別力，正是這種洞察與見識，造就了她的詩詞具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思想境界，呈現出時而豪放銳利、時而典重妍婉的美學風貌。
比如對於著名的悲劇英雄項羽，她也是大加讚揚：「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烏江》）唐代詩人杜牧曾在詩中說：「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這是一首為歷史翻案的作品，意思是說，假如項羽當初過了烏江，還有捲土重來東山再起的可能。這兩首詩對比起來，李清照的這首詩顯然更有一種壯懷激烈的英雄氣概，在李清照看來，項羽正因為不過江東，慷慨悲壯地直面死亡，方才顯示他頂天立地的人格尊嚴，這比起那些大戰一起就縮頭縮腦、苟且偷生的部分宋朝官員、將領，真是有天壤之別。顯然，李清照就是要藉著項羽這個千古大英雄來對照南宋小朝廷，來激勵更多的民眾，參與到抗金的隊伍當中去。
時局板蕩德甫失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清照奮力寫下這些壯懷激烈、金剛怒目的詩篇，怒斥那些貪生怕死的朝廷官員的時候，在她的身邊，就出現了一個貪生怕死的典型。這個人竟然就是她的夫君趙明誠！
整件事情詳細記錄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史籍上。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宋高宗建炎三年，即西元1129年，此時趙明誠擔任江寧知府已一年半。這一年的二月，御營統制官王亦率領京都部隊駐紮在江寧，這個官職比江寧知府略低，但他所率領的軍隊直屬朝廷，不歸趙明誠管轄。王亦圖謀不軌，企圖謀反作亂，他們約定以夜間縱火作為起兵的訊號。幸運的是，江東轉運副使李謨得知了這個秘密，他馬上將這個重要的資訊告知江寧守臣、兼任江南東路經制使的趙明誠。說來也巧，就在此時，趙明誠剛剛收到赴任湖州知州的調令，換而言之，此時此刻，他雖然仍在江寧城中，但按理來說，他的身份已經不再是江寧知府，而應是未真正赴任的湖州知州，是身在江寧府的湖州知州。也許正因如此，所以當聽到李謨報告這個萬分危急的秘密訊息時，趙明誠居然採取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他的道理似乎很簡單：我既已不是江寧知府了，發生在江寧府中的事變應當由朝廷任命的新上任的江寧知府來解決。換句話說，即是不管新任的江寧知府是否已經到任，趙明誠都已將相關知府的職責提前交付給他，也就是說，處理這件兵變事端的好壞結果都與趙明誠無關，而是與那個尚未到任、完全不知情的江寧知府有關。
這或許就是趙明誠處理這件事所堅持的原則立場。然而，任何一個稍有道德良心與理智的人都能看出來，這是一個多麼似是而非的道理，簡直是強詞奪理的邏輯！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多年前的一部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在戰鬥即將開始的前夜，一位連隊教導員接到了調離戰鬥部隊的調令。按道理，他完全可以離開這支即將走向戰鬥最前線的連隊，但是憤怒的連長對他說：「你可以選擇離開，但在你選擇離開的同時，你也就從此選擇了可恥的逃兵的道路。」
趙明誠所犯的錯誤正在於此。
在戰亂將起的關鍵時刻，在新任江寧知府尚未到任的時刻，在已經知曉亂兵即將謀反的時刻，江寧這座東南重鎮的最高首長，或可說已經離任但尚未離城的最高首長，卻將關係到全城百姓性命安危的大事置之腦後，不聞不問，這難道是一個有良心、有責任心的好官所當作、所當為的嗎？趙明誠做官做到如此苟且貪生，如此冷漠而無動於衷，實在讓人為之心寒。
李謨看到趙明誠不予理睬，只好自己採取單獨行動。他命令自己的部隊以及地方兵民埋伏在亂兵必經的道路兩旁，在路口搭建柵欄，阻止亂兵前進。半夜時分，亂兵果然在城中天慶觀縱火，鼓譟起兵，企圖攻佔江寧城。但是由於李謨事先採取的一系列強有力的預防舉措，亂兵始終無法攻進江寧城中，最後只好砍開南城門逃離而去。第二天天亮之後，李謨趕緊前去拜見趙明誠，想要彙報昨夜的詳情，但萬萬沒有想到，趙明誠與江寧府通判毋丘絳、觀察推官湯允恭——三位江寧城首長，居然在昨夜從城牆上吊下繩子，逃命走也！
如果說當初趙明誠本著推託敷衍的心理，打著不在其位便不能謀其政的旗號，不過問此事，或仍有道理可說。但是「縋城宵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連夜從城牆上攀繩而下，乘夜逃走，此等行為簡直就是卑鄙無恥、猥瑣醜陋！我們姑且不談城中百姓的命運如何，就是家中的妻兒老小又該如何？李清照又該如何？大批的文物又該如何？他們總不可能都隨你「縋城宵遁」吧！幸虧亂兵沒有進城，如果亂兵攻進城中，李清照等人的命運真是不堪設想，江寧城的命運真是不堪設想，文物藏品的命運更是不堪設想。
我們的心中也許會非常吃驚，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怎可能是如此不堪？
但這確是一個存在於歷史上的真實事件，而趙明誠在這個事件當中，顯然扮演了一個最不光彩、最醜陋的角色。這與他在此之前所扮演的優秀的文物鑑賞家、收藏家，與妻子相知相伴相濡以沫的光彩形象並不矛盾。換句話說，趙明誠可能是個非常優秀的學者、學問家、文物鑑賞家、收藏家，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丈夫，但卻未必是一個好官，一個有能力的官，一個有責任心的官，更不用說他有多麼高的政治道德、政治操守。事實上，正是從這件事情上，我們恰恰能夠看得出來，宋朝官員特別是知州、知府這一類的中高階官員的政治素質，趙明誠的這個經歷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特殊性，但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或許從這個側面能夠解釋，為什麼北宋王朝花費巨大的金錢供養了如此龐大的官僚群體，卻始終在遼國、西夏、金國的軍事打擊下節節敗退，終至滅亡。也許，正是因為封建時代讀書人的惟一齣路就是做官，如此一來，不管此人是否具備做官的素質，只要書讀得好，科舉考得好，便有資格做官，至於他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好官，有責任的好官，他到底適合從事什麼樣的職業，反而不是人們關注的問題了。
榮辱與共難以嚴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