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的父親，一生走的是上坡路。作為一個女用人的私生子，他力爭上游當上了一個地位較高的官員；他死時很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從一開始就走下坡路。他沒有完成實驗中學的學業，未能通過藝術學院的錄取考試，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先在維也納，然後在慕尼黑，他過著一個提前退休者與波西米亞式藝術家的生活，既沒有職業，也沒有職業規劃。他依靠遺族撫卹金與偶爾的賣畫所得維持生計。1914年戰爭爆發時，他自願到巴伐利亞陸軍報名參戰。隨後是四年的前線服兵役。在這四年當中，他作戰勇敢，獲得了一級和二級鐵十字勳章，但因缺乏指揮才能，未能獲得一等兵以上的軍銜。戰爭結束時，他正在後方的一家軍事醫院養傷。戰爭結束後，他當了一年的「兵營居民」，他依然沒有職業計劃與前景。他當時已經三十歲了。
就在這個年齡，他於1919年秋加入了一個極右翼小黨，很快就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隨之開始了最終使其成為一個歷史人物的政治生涯。
希特勒生於1889年4月20日，卒於1945年4月30日，活了幾乎正好五十六年，比一般人的壽命要短一些。他的前三十年與後二十六年之間，似乎存在著一條無法解釋的鴻溝。在前三十年裡，他是一個古怪的失敗者；之後幾乎立刻成為一個地方政治名人，到最後，整個世界政局都圍著他轉。如何解釋與彌合這條鴻溝呢？
這一鴻溝使得人們作出了許多觀察與解釋，但它更多是表面的，並不完全是真實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個十年是支離破碎的，也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作為政治家最終還是被證明是（當然是最大級別的）失敗者，而首先是因為希特勒的個人生活，縱使在其下半生即在其作為公眾人物階段仍然是內容貧乏，可憐巴巴；而與此相反，若仔細觀察他內心的政治生活，在其表面上毫無意義的前半生，就已經顯露出許多為後來所有一切作準備的不同尋常之處。
希特勒一生的分界線，不是橫向的，而是縱向的。不能說1919年以前是軟弱與失敗，1920年以後則是力量與成就；而應該說前後都一樣，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政治生活與經歷，另一方面是非常貧乏的個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古怪浪漫藝術家，就已經像一個頭等政治家那樣融入了當時的政治生活，而後來的「元首」與總理的個人生活，卻仍是一個波西米亞式藝術家的個人生活。此人一生的決定性標誌就是其單調性。
許多傳記通常在其傳主的名字下面用「他的生活與他的時代」之類的副標題，其中的「與」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隔離，而不是聯結。傳記的章節與時代的章節相互交替；偉大的個人赫然顯現在大幅勾畫的時代背景前，他既有別於後者，又介入後者。希特勒的一生不能這樣描述。他所有的大作為都與時代的歷史融為一體，它們就是時代史。年輕的希特勒在反思時代史，中年的希特勒仍在反思它，但已經介入；晚期的希特勒則在決定著時代史。先是歷史創造了他，然後是他創造了歷史，這值得探討。希特勒生活的其他內容，基本上是空缺，1919年以前與以後都一樣。簡言之：
在他的生活中——無論「前一段」還是「後一段」——缺少所有在一般情況下能賦予人生以深沉、溫暖、尊嚴的東西，譬如教育、職業、友情與愛情、結婚、養育子女。希特勒的一生，除了政治與政治熱情之外，是一個沒有內容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雖然未必是不幸福的，但卻是輕飄飄的、無根基的且可隨意拋棄的。隨時準備自殺的心態，也一直伴隨著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最後，理所當然的，他自殺了。
眾所周知，希特勒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近來有人說，希特勒在1917年曾與一個法國女人有過一個私生子。但即便真是如此，他也沒有見到這個孩子。希特勒的一生缺乏做父親的經歷。）愛情在其一生中的角色也異乎尋常的渺小。他的一生中有過幾個女人，不多；他不把她們當回事，沒有使她們幸福。愛娃·布勞恩因為受不了他的冷落與經常性的侮辱（「他只因一定的目的需要我」）兩次試圖自殺。她的前任、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則真的自殺了——可能是出於同一原因。無論實情如何，希特勒當時正在做競選旅行，而她的死迫使他中斷了這件對他來說更為重要的事情，而這也是唯一的一次。希特勒很懷念她，但也用人替代了她。這件悲哀的事情，便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接近偉大愛情的事情了。
希特勒沒有朋友。他喜歡與他的下屬（如司機、保鏢、秘書）一連好幾個小時坐在一起，而只有他一個人說話。他在這種「司機聚會」中放鬆自己。對真正的友情他終身拒絕。他與戈林、戈培爾、希姆萊這些男人的關係，一直是冷冰冰的。他的追隨者中唯一與他在早期稱兄道弟的羅姆，讓他槍殺了。當然，主要是因為羅姆在政治上礙手礙腳。總之，兄弟情義未能讓希特勒槍下留情。考慮到希特勒對親密關係的普遍恐懼，我們簡直可以懷疑，對於希特勒來說，羅姆已經過期的友情要求反倒是一個除掉他的額外動機。
還剩下教育與職業兩點。希特勒沒有受過系統的正規教育；只上過幾年實驗學校，成績很糟糕。不過，在其遊蕩的歲月中，他閱讀了很多東西，但按其自己所說的，只是吸收了其中他自認為早已知道的知識。至於政治領域的知識，希特勒則近乎一個讀報迷的水平。他真正過硬的只是在軍事與軍事技術方面。在這方面，前線戰場上的作戰經驗，使他能夠將書本知識有批判地消化吸收。這聽起來很奇怪，但前線的經歷大概是他唯一的受教育經歷。除此以外，他一輩子都是個典型的半瓶子醋——一個總自認為比別人知道得多，而且到處兜售其所閱讀到的半生不熟的或以訛傳訛的知識，最喜歡在一群無知的公眾面前炫耀。他在「元首總部」的桌邊談話，記錄了他那不光彩的知識缺陷。
希特勒從未有過一個職業，也沒有尋求過一個職業。恰恰相反，當他本來有時間從事一個職業的時候，他簡直是故意避開了。與他對婚姻和親密關係的恐懼一樣，他對職業的恐懼是他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我們也不能把他稱為一個職業政治家。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職業。在他從政的早期，他曾稱其職業為畫家、作家、商人與宣傳員；後來他只是一個不向任何人負責的領袖，先是黨的領袖，最後是那個絕對的「元首」。他擔任的第一個職位是國家總理；從專業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奇怪的總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檔案、怎麼看、什麼時候看，都隨他。他不定時召開內閣會議，1938年以後乾脆根本不開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個最高官員，而像一個自由自在的、獨立就業的藝術家。他等待著靈感的到來，一連幾天、幾個星期，似乎是在偷懶，但當靈感到來的時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動。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希特勒第一次從事一個有規律的工作，即當軍隊最高統帥。這時，他無法躲開一日兩次的軍事會議，而這時他的靈感就越來越少了。
或許有人會說，私人生活的空虛，對於完全獻身於一個自我確定的偉大目標、擁有創造歷史雄心的男人來說，並不罕見。錯了。世界歷史上的確有幾個男人，出於不同的原因，可以與希特勒相比，但是他都比不上他們。他們是拿破崙、俾斯麥、列寧。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包括拿破崙在內，最後像希特勒那樣一敗塗地；這是他不能與他們相提並論的主要原因，但這一點我們暫且不談。我在這裡想指出的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像希特勒那樣只是一個政治家，而在其他方面是個零。他們都接受過較高的教育，在他們進入政治而名垂青史以前，都有過一段成功的職業經歷：拿破崙當過將軍，俾斯麥當過外交官，列寧當過律師。他們都結婚了，只有列寧沒有孩子。他們都曾有過幸福的愛情：拿破崙有約瑟芬·博阿爾內，俾斯麥有卡塔林娜·歐羅夫，列寧有伊涅薩·阿爾曼德。這賦予了這些偉人以人情味；沒有完整的人情味，他們的偉大就有所缺憾；而希特勒就有所缺憾。
他還有一個缺憾。在我們涉及希特勒生活中值得研究的部分之前，我們還必須略微提及，在希特勒那裡，沒有性格與個人素質的發展與成熟。他的性格早就成形了（或許更恰當地說，是停止了），而且一直驚人地一成不變，沒有新發展。這不是一個親和的性格。如果我們不把他那有時像膽怯一樣的交往恐懼看成一個和藹可親的特徵的話，他就沒有一點柔和的、可愛的、和藹的地方。他的積極性格特徵，如意志堅強、大膽、勇敢、有毅力，都是屬於「強硬」面的。他的消極性格特徵更是如此，如肆無忌憚、耿耿於懷、背信棄義、殘酷。另外，也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評的能力。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負，自始至終傾向於高估自我。斯大林把對他的個人崇拜當作政治工具，但他自己並沒有因此昏頭。希特勒不僅僅是「希特勒崇拜」的物件，而且是其最早的、最持久的、最熱烈的信仰者。
到這裡，我們已經講了足夠多的希特勒個人及其內容貧乏的身世，讓我們轉向他確實值得觀察且與其個人生活不同的、不乏發展與上升的政治生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早在其公開登臺之前就已經開始，它經歷了七個階梯或飛躍。
1.早年便專心政治，把政治當作生活的替代。
2.第一個（還是私人的）政治行動：從奧地利移民到德國。
3.決定當政治家。
4.發現自己作為大眾演講者的魅力。
5.決定當領袖。
6.決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時間計劃（這也是發動戰爭的決定）。
7.決定自殺。
最後兩個決定有別於前面的幾個決定，因為它們是孤獨的決定；其他決定的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難以分開。它們是希特勒的決定，但就像一陣風鼓起一片風帆那樣，時代精神或時代氛圍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過希特勒都在發揮作用。
希特勒十八九歲時萌發的對政治的狂熱興趣，就與時代氛圍相吻合，或者說是來源於時代氛圍。當時，希特勒當藝術家的雄心失敗了，但他把其雄心帶入了他的新的興趣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政治氣氛要比今天的歐洲高昂得多。當時的歐洲是一個帝國主義大國的歐洲——所有的大國都處在持續的競爭、地位鬥爭和戰備狀態之中，以致每個人都繃緊了神經。當時的歐洲也是一個階級鬥爭的歐洲，被喧囂與恐懼的紅色革命所籠罩的歐洲，這同樣令人感到緊張。當時，在每個中產階級聚會的餐館裡，在每個無產階級人士出入的酒館裡，人們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無休止地發表政治見解。個人生活——不僅對於工人來說，對有產人士也是如此——在當時比今天要狹小得多，貧乏得多。但是在晚間，每個人都與他的國家一樣，是一頭雄獅或一隻雄鷹，與他的階級一起，是開創偉大未來的旗手。希特勒就整天扮演著這種角色，除此以外無所事事。在當時，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幾乎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生活的替代品，而對於希特勒來說，它則是完全的生活替代品。
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強有力的發動群眾的口號。如果能夠設法把它們結合起來，它們將會迸發出何等巨大的爆炸力！希特勒在年輕時或許就已經有了這個主意，但我們不能肯定。後來他寫過，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即在1910年前後的維也納歲月裡，就奠定了其政治世界觀的「堅實基礎」；不過，至於這一世界觀是否已經被命名為國家社會主義，這還是有爭議的。但是，希特勒的真正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層的基礎，並不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合，而是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的結合。而且，反猶主義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從一開始就帶著他的反猶主義主張，猶如一個天生的駝背與之相隨。不過，他的民族主義，一種特別的、帶有種族主義與大德意志色彩的民族主義，無疑來自其維也納時期。社會主義很可能是後來的附加物。
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是東歐社會的產物。在19與20世紀之交，西歐的反猶主義正在衰退，在德國也是如此。猶太人的同化與融入受到歡迎，而且在全面進行中。但是，在東歐與東南歐，人數眾多的猶太人自願或不自願地作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裡的反猶主義是獨特的且殺氣騰騰的，目標不是同化與融入，而是趕走與消滅。梅特涅曾經說過，維也納的第三區以外就已經是巴爾幹半島了。這種屠殺性的、不給猶太人出路的東歐反猶主義，傳入了維也納市內的大街小巷。年輕的希特勒在那裡汲取了它；但是如何汲取的，我們不得而知。沒有有關他的不愉快個人經歷的報道，他自己也沒有講過此類事情。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只是基於猶太人是另類的觀察便得出結論：「b因為他們與眾不同，所以必須離開/b。」至於希特勒是如何將此結論自圓其說的，是本書後一章的任務；他又是如何將其付諸實施的，則又是再後一章的任務。這種深深與牢固地潛入這位青年心靈的、屠殺性的、來源於東歐的反猶主義，暫時沒有在希特勒古怪的生活中產生什麼實際影響。
與此不同的是其維也納歲月的另一產物，即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義。1913年，它引發了希特勒一生中的第一個政治決定，即移民德國的決定。
青少年時期的希特勒是一個奧地利人，但他不感到自己是一個奧地利人，而是一個德國人，而且是一個吃了虧的、被德國統一與德意志帝國無理開除的、撇下不管的德國人。同時代的許多德裔奧地利人，都有著與他同樣的感覺。奧地利德意志人曾以全德國作為後盾，控制並影響了他們的多民族國家。自1866年以來，他們被開除出了德國，成了自己國家裡的少數民族。從長遠來看，他們無法抗拒許多被迫成為奧地利人的正在甦醒的民族主義浪潮，他們被迫實行其力量與人數已不足以維持的（已與匈牙利人平分權力）統治。人們從這一不利的處境中得出各種結論。青年希特勒，從來就很會下結論，很早就得出了最極端的結論：奧地利必須瓦解，但在其瓦解過程中必須產生一個包括所有奧地利人的大德意志帝國，並且通過其強大的實力重新統治那些承繼奧匈帝國的小國家。在他的腦子裡，他已經不把自己當作奧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國王的臣民，而是未來大德意志帝國的國民。就此，他也為自己得出了結論，而且又是一個最極端的結論：1913年初，他出走了。
今天我們知道，希特勒從維也納逃到慕尼黑，是為了逃避奧地利的兵役。這並不是因為懦弱與膽小。當1914年戰爭爆發時，他自願報名參戰，就證明了這一點；不過，他不是到奧地利軍隊，而是到德國軍隊報了名。1913年戰爭的氣息已經瀰漫在空氣中；而希特勒不願意為一件內心已經告別的東西而戰，不願意為一個他認為無法挽救的國家而戰。當時，他離決定當一位政治家還很遠——作為一個德意志帝國的無職業的外國人，他又如何可能成為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動已經是政治行動了。
在戰爭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猶主義情緒沒有得到滿足——按照他的願望，人們應該利用戰爭在帝國國內消滅「國際主義」（他用sz拼寫，意指猶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過得很痛快——節節勝利；只有奧地利人在打敗仗。他從戰場上以知情人的腔調給慕尼黑的熟人寫道：「奧地利的前途將不出我所料。」
我們現在來講講希特勒的當政治家的決定——這被他稱為「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之一。客觀上使之成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國，像希特勒這樣社會地位的外國人，連進行政治活動的一點基礎都沒有——除非在社會民主黨那裡，但希特勒又不適合該黨，而且就對國家政治的真正影響而言，這也是一條死衚衕。革命為政黨開闢了通向國家權力的道路，而且同時動搖了原來的政黨制度，使得新建的政黨也獲得了機會——1918與1919年新建的政黨數不勝數。
希特勒的奧地利國籍，也不再是積極參與德國政治的障礙。「德意志奧地利」（當時人們對奧地利德意志部分的稱呼）加入德國雖然被戰勝國禁止，但自1918年開始就被邊境兩邊的人們所強烈期盼著，而且在內心已經提前實現了，以至於一個奧地利人在德國幾乎不算是一個外國人。社會地位方面的障礙，在一場消滅了諸侯統治與貴族特權的革命之後，對於一個德國政治家來說，則完全不存在了。
我們對此這樣強調，是因為這一點總是被忽視。眾所周知，希特勒進入政界時自稱是「十一月罪犯」的死敵，所以人們不願意將他看成革命的產物。但客觀上他是它的產物，就像拿破崙是法國革命的產物一樣，在某種意義上，拿破崙也擺脫了法國革命。沒有前面發生的革命，兩者都無法想象。兩者也沒有重建革命消滅的東西。他們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又是革命的繼承人。
在主觀上，也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就此我們可以相信希特勒的自我表白）讓他作出了當政治家的決定，儘管他到1919年秋季才作出這一決定；但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他的覺醒經歷。「再也不允許而且也不會在德國發生像1918年11月那樣的事情」，這是他在許多政治上的苦思冥想與空想之後下的第一個決心，是這位年輕的私人政治家給自己樹立的第一個具體的目標——也是他唯一真正實現的目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實沒有發生類似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事件：既沒有戰爭的及時中斷，也沒有發生革命。希特勒阻止了兩者的發生。
讓我們看清楚，「再沒有1918年11月」都包括了些什麼。其內容很多：第一點是防止將來在類似1918年11月局勢下發生一場革命；第二點卻是再造這一局勢，否則第一點無從談起。這就意味著再次挑起失敗的或被放棄的戰爭，這是第三點。第四點，這場戰爭必須在不存在可能發動革命的力量的內政狀況下重新發動。這就離第五點不遠了，即取消所有左翼黨派——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一下子取締所有黨派？但是因為不能消滅左翼黨派的後盾，即工人階級，就必須在政治上爭取他們支援民族主義。這意味著第六點，必須給他們提供社會主義，或者是b一種/b社會主義，即民族社會主義。但是，他們至此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必須消滅，這是第七點。這又意味著第八點，在肉體上消滅馬克思主義政治家與知識分子。謝天謝地，在他們當中又有一大批猶太人，因此第九點，可以消滅所有猶太人——這是希特勒最早的願望。
我們看到，希特勒的所有內政綱領在他步入政界時就已經全部形成了，在1918年11月與1919年10月間，當他成為政治家的時候，他也有足夠的時間理解一切並且自圓其說。而且我們必須承認，他不乏理解某種事物並得出結論的能力。他在維也納的青年時期就不缺乏這一能力，也不缺乏將其得出的理論性（而且是極端的）結論以同樣的極端性去付諸實施的能力。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整個思想樓閣都是建立在一個錯誤認識基礎之上，他錯誤地認為革命是德國戰敗的原因；而實際上，革命是戰敗的結果。不過，這是希特勒與很多德國人共有的錯誤認識。